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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的风格特色是沉郁顿挫
杜诗的风格特色是沉郁顿挫
杜诗的风格特色是沉郁顿挫。
沉郁顿挫首先表现为深沉忧思的感情基调。
在这深沉忧思里，蕴含着一份优念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深厚感情，所以显得阔大深远。
杜甫表达感情的方法是波浪起伏、反复咏叹、百转千回。
往往感情要爆发了，却又折回去，在心中回流，象有一座感情的闸门阻拦住，让感情在受阻之后再缓慢流出，因此那感情的抒发，也就显得更加深沉。
他有一首《登岳阳楼》，开首是：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写登楼所见的一派壮阔景色。
接着是：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可以看出，面对洞庭湖的壮阔景色，他骤然百感交集：
对于身世苍凉、老病飘泊的伤怀；对于离散亲朋的眷念；对于国家灾难与人民疾苦的忧虑，全都涌上心头。
看来这百感交集的强烈感情就要爆发出来了，但是没有千言万语，只说出了一句：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强烈的感情没有一一毕陈，闸门只微微启开，汹涌的感情的海只涌流出一股潮水。
但这已经够了，虽然只这一句，却已经把心中没有吐露出来的感情份量全都包含进去了。
在感情抒发上给人以回流起伏之感。
波浪起伏、百转千回、反复咏叹，在《秋兴八首》等诗中表现得更为典型。
深沉的忧思、波浪起伏的感情表达方式，最后都通过语言、形象描写和节奏韵律，表现为诗的意境的悲壮美，构成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
蜀相的相关问题讨论
1、杜诗风格论
自古以来，人们多用“沉郁顿挫”来说明杜甫的艺术风格。
本世纪的学者则对杜诗风格的审美内涵、产生原因和流变过程作了较为细入的分析。
八十年代以前，人们多就“沉郁顿挫”这一定评本身而论杜诗风格。
如柯剑岐在《论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中首先认为，“沉郁”是杜诗的主要风格，“表现在杜甫创作中的那种深沉、锐敏的洞察力，以及由此而来的那种浩浩荡荡、波澜壮阔的生活画面；也是指那种苍老遒劲的笔触以及由于忧国忧民的伟大思想而来的忧郁色彩和悲剧气氛。
”文章还探讨了杜诗这一风格的形成过程和原因，认为它是安史之乱前后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时代风格通过杜甫具体的世界观和创作实践的反映。
759年前后是杜甫沉郁风格发展的顶峰；越到晚年则愈更增加了浓厚的悲剧气氛和衰飒情调。
类似的文章还有傅庚生的《沉郁的风格，闳美的诗篇》、安旗的《“沉郁顿挫”试解》等。
傅庚生指出，杜甫当时所说的“沉郁”，近于所谓“诗教”的“温柔敦厚”，还是属于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范畴的；后来他一步步地走向人民，发展了他的诗歌，迨到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后，诗的风格就已形成属于另一个范畴的“沉郁”。
就是说，杜诗中日益明显的人民性使它固有的沉郁的风格日趋深广。
安旗则认为，杜甫早年自称“沉郁顿挫”的含意，主要是表示学历之深厚，技巧之娴熟，希望唐玄宗能够赏识他，让他“执先祖之故事”；后来，杜甫有了更多的生活经验，特别是经历了干戈离乱，他尝了人生的艰难困苦，他对统治阶级的幻想日趋破灭，他和人民的生活与思想感情日益接近，他的创作才愈来愈成熟，他的“沉郁顿挫”的风格也才有了真正的深广的时代内容。
即“忧愤深广，波澜老成”。
而且作者又指出：
“忧愤深广，而又以含蓄蕴藉的手法出之，才能显得‘沉郁’。
仅有忧国忧民之情不一定表现为‘沉郁’。
”
八十年代以后，虽然仍有一些学者力图对“沉郁顿挫”作出新的解释，如金学智的《杜甫悲歌的审美特征》、王南的《“沉郁顿挫”论》等。
但更多的学者则从杜诗风格发展过程、分期或形成原因等方面着眼或在这一总体风格基础上分析杜诗的其他风格，如傅绍良《论杜甫诗歌的阴柔美》、刘地生的《杜诗韵字在形成风格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金诤的《试论杜诗风格的地理特征》、裴斐的《杜诗八期论》、刘宁的《杜甫诗歌的平淡美》等。
其中傅绍良文认为，杜诗虽然偏于阳刚美，但同时也具有鲜明的阴柔美的特点，即：
用谐趣和幽默摆脱痛苦命运的折磨，使人看到他带泪的笑，绝望中的希望；把自己的失意之愁、悠然之兴、超然之态化作对人生的留恋，对幽静境界的追求；细腻敏锐地感受自然，化客观景物为情思。
刘地生文的研究方法和结论都很新颖，它通过对杜诗中一系列例证的研究，认为杜诗用韵与作者为人的作风相称，惯用入声韵，惯用i元音造成的韵母，或用闭塞音[-p]、[-t]、[-k]收尾入韵。
由于i发音轻细，而[-p]、[-t]、[-k]发音短促，使这些韵字的整个发音变得微弱急促。
这些韵字的发音特点同作品的思想因素一道参与作用，构成了杜诗沉郁顿挫的整体风格。
金诤文认为，地理的差异，明显作用着杜甫的诗歌创作。
黄河流域粗放朴健的水土风沙，形成了杜甫那质实雄浑而不务奇情幻彩的艺术风格，杜诗中那些标志着古典现实主义顶峰的作品，字字句句都散发着黄土高原泥土的气息；由秦州经同谷入蜀，高山峻岭，历涉艰险，使杜甫入蜀诗篇又具有秦岭的峭拔凌厉之风；入蜀之后，杜甫一直生活在长江流域，气候湿润多雨，景物清奇峻丽，山川幽壑娟秀，这就使此后的杜诗明显的带有南国的风韵，而在创作上也转向了抒情与艺术技巧的锤炼。
裴斐文将杜诗发展分成八个时期：
即壮游时期是杜诗风格尚未形成的懵懂期；长安十年是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期；辗转兵燹是杜诗既成风格的发展期；奔逃陇蜀是杜诗风格的变化期；栖息草堂是杜诗新风格（萧淡婉丽）的形成期；流离两川是杜诗风格的再变期（即由萧淡婉丽变为雄浑悲壮）；羁留夔州是杜诗两类风格（壮美、柔美）全面发展和登峰造极的时期；落魄荆湘是杜诗发展的落潮和光辉的结束期。
这种划分不仅比传统的四期说更为细致，而且注意到杜诗不同时期的风格变化，比起笼统的以“沉郁顿挫”概括全部杜诗更能全面真实反映杜诗的面貌。
刘宁文则另辟蹊径，着重分析了杜甫诗歌的平淡美。
还有一些文章探讨了杜甫在某一特定地域、时期的诗歌风格和艺术成就，如王锡臣的《论杜甫夔州诗的艺术成就》、卞孝萱、乔长阜的《杜甫的〈夔州歌〉与刘禹锡的〈竹枝词〉－－兼论杜甫夔州诗的艺术特色及其形成原因》、何丹尼的《杜甫早期诗论》、缪钺的《杜甫夔州诗学术讨论会开幕词－－综述杜甫夔州诗》、张宏生的《杜甫夔州诗所反映的生活悲剧》、马德富的《杜甫夔州诗风格的正与变》、杨恩成的《论杜甫漫游时期的诗歌创作与审美观》、吴明贤的《试论杜甫早年的诗歌创作》等。
另外，四川省杜甫研究会于1984年4月23日至26日，在成都杜甫草堂召开了杜甫夔州诗学术研讨会，全国各地研究杜甫的专家学者八十多人参加了会议，共收到论文四十多篇，其中部分论文后来发表在《草堂》和《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杜甫夔州诗研究的发展。
甘肃省杜诗研究界则对杜甫陇右诗进行了较有成效的研究，先是在1985年出版了李济阻的《杜甫陇右诗注析》。
此后，地处陇上的甘肃省天水师专中文系的教师们一直潜心研究杜甫陇右诗，他们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收入了《杜甫陇右诗研究论文集》。
1996年9月9日至13日，中国杜甫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在甘肃省天水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及港、澳、台地区的80多位学者出席了大会。
大会共收到论文60多篇，集中讨论了杜甫陇右诗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及其在杜诗中的地位
一、杜诗意象选择的个性化与杜诗沉郁顿挫艺术风格之关系
意象是寓有作家主观情思的艺术形象，是经过诗人情感、想象、思想、美学趣味等重新处理过的感觉，来自诗人对客观事物进行“万取一收”的筛选与熔炼。
它既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又是诗人审美创造的结晶和情感意念的载体。
古今中外的诗人、学者对意象的创造及其审美作用都很看重。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曾论及“窥意象而运斤”，即指诗人当以审美意象构筑其艺术世界；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形容》明确提出“离形得似”的主张，鼓励诗人“略形貌而取神骨”，追求艺术的神似，《缜密》则说“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明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主张“意象应曰合，意象乖曰离”，指出意与象的契合与否的艺术效果；钱钟书则强调了诗与意象的相因关系：
“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
”（《钱钟书论学文选》第一卷第67页）美国诗人庞德认为意象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而韦勒克、沃伦在《文学原理》里则说成是“各种根本不同观念的联合”。
因此诗人往往善于塑造特定意象来含蓄地抒发自己的情感。
同一民族、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人往往创造出带有自己民族文化情感的特定意象，比如“鸿雁”“杨柳”“菊花”“月亮”“杜鹃”“梅花”等。
正所谓“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流沙河语）。
杜甫就是这样的一个伟大诗人！
在多年的诗歌创作实践中，杜甫推陈出新，精研覃思，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意象群。
这些意象群，都浸透着诗人伤时忧国、爱民悯生的情感，带有浓厚的悲壮色彩。
杜甫素怀大志，自许甚高。
他“七岁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立志“窃比稷与契”，要“再使风俗淳”，对自己充满信心，自觉地赋予自己以时代的使命感，流露出自致隆高、凌跨世俗的强烈愿望。
正是这种雄豪的性格、伟大的抱负、高尚的人格、阔大的胸怀，使杜甫在创作倾向上推崇笔力雄强、气象阔大之作，在创作实践上追求阳刚之美。
体现在对意象的独特选择上，就决定了杜诗的物象选择必然会倾向于具有阳刚之美的阔大物象，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价值追求。
于是体现在杜甫笔下的自然景象，则为“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等极为雄壮阔远的高山巨泽、长空大川等意象选择，表现了诗人广博的襟怀、强大的精神力量及人格魅力。
而体现在杜甫的咏物诗中，则以对凤凰、马、鹰、鹘、雕一类雄强刚猛的动物的歌咏为主。
“凤凰”是杜诗中独具个性的意象。
凤凰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据说凤凰出现则天下太平。
自从七岁咏凤凰以来，杜甫就越来越有意识地以凤凰自况。
这能带来太平祥瑞的凤凰，不就是他伟大抱负的象征，不就是他的图腾吗？
《朱凤行》里那只处境艰险，穷愁潦倒，孤无俦侣，却心系百鸟，犹“愿分竹实及蝼蚁”的仁爱善良的朱凤形象，正是诗人自身仁民爱物的象征。
诗人在诗中热切地呼唤它的降临，“干戈兵革斗未止，凤凰麒麟安在哉”（《又观打鱼》）；甚至愿献出自己的血肉之躯：
“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
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
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
”（《凤凰台》）再看诗人笔下的马：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房兵曹胡马》）这首诗“词语矫健豪纵，飞行万里之势，如在目前”（《杜诗镜铨》卷一赵汸语），借马之神清骨峻、昂藏不凡意象，言己之壮志雄心，充分表现了作者一往无前、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主义气概。
在《画鹰》里，诗人以鹰自比，不仅“竦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更期待着“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而在《王兵马使二角鹰》一诗中，诗人极写角鹰除恶鸟，分枭鸾，表现自己除恶务尽、再造升平的情怀。
诗人这种抱负和情怀，精神和气魄，至老而弥盛，更增一种不妥协之心。
如《瘦马行》《病马》《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等诗无不表现出杜甫虽至暮年而壮心不减，鞠躬尽瘁，忠心耿耿的形象。
到了《义鹘行》里虽则扶弱见刚勇，但诗人前期物象中所体现出的“万里可横行”那种目空一切的精神，因艰难时世，壮志未酬而变为“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秦州杂诗》），豪迈之中多了一些悲壮底色；而《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歌》里则发为英雄末路的浩叹了。
这些诗都将主体感情注入客体之中，诗人之情志与客观之事物有机契合，使其意象更加鲜明，内蕴更加深广。
正如黄彻所云：
“盖其致远壮心，未甘伏枥；疾恶刚肠，尤思排击。
”（《碧溪诗话》卷二）至此，诗人的致远雄心和疾恶刚肠所体现出的忠君爱国，必然升华为对人民命运深切关注的仁民爱物。
前者所体现的英雄情结与后者所体现的人道情怀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由此杜诗还表现出对微小柔弱的或被摧残遗忘的物象的歌咏与关注。
如《孤雁》：
“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
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里云。
望尽似犹见，哀多如更闻。
野鸦无意绪，鸣噪亦纷纷。
”这首诗就视觉言，“望断矣而飞不止，似犹见其群而逐之者”；就听觉言，“哀多矣而鸣不绝，以更闻其群而呼之者”（蒲起龙《读杜心解》卷三之五）。
战乱频仍，人民漂泊流离，诗人同情悲切之心流露无遗。
全篇皆以审美主体对客体的观照立言，客观物象鲜明地打上诗人主观感情之烙印，构成特色独具的意象，诗歌意蕴内藏，思想容量极大。
他如《鹦鹉》寓失羁栖之感；《鸥》则羡其闲适自得；《猿》则奇其智能全生；《麂》慨乱世之危；《鸡》表殊乡之俗；《黄鱼》悯长大难容；《白小》伤细微不免等，都在对小生命的观照中，形象地展现着作者的精神世界。
爱憎分明，至情至性，真是“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此外，病树、病桔、枯楠、枯棕、古塞、秋云、暮砧、残炬……甚至高江、急峡、危城、孤舟、啼猿、翔鸟、落花、落日、寒月等等；以及那辛苦的织女，堂前扑枣的老妇，重负下呻吟的老农，新婚成别的夫妻；那巧取豪夺的官吏，骄横跋扈的将军，粗暴无理的恶少，长安水边的丽人等，都成为颇能代表杜诗风格的意象，表现了诗人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
诚如叶燮所说：
“杜甫之诗，随举其一篇与其一句，无处不可见其忧国爱君，悯时伤乱，遭颠沛而不苟，处穷约而不滥，崎岖兵戈盗贼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杯酒抒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
”（《原诗》卷二）总之，杜甫一生不管穷与达、安与危，都始终充满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抱着以自己的生命去殉所热爱所从事的事业的坚定信念，“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其气至大至刚，其情至悲至痛；而其独具个性的诗歌意象，融自然景物、国家灾难、个人情思为一体，寄慨遥深，使真实壮阔的时代生活画面罩上了凝重深沉的忧郁色彩和悲剧气氛，感情豪壮悲怆，笔触苍老遒劲，鲜明地形成了杜诗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其意象生成的或“喷薄而出”“壮丽高朗”（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七）的阳刚之美，或“透彻温醇”“情韵缠绵”（同前）的阴柔之美，只不过是其诗歌风格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
别林斯基曾说：
“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根植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
”（《别林斯基论文学》）杜诗在其独特的诗歌意象中把家愁国恨交织起来，深刻地表现了正直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休戚相关，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典型意义，这正是“沉郁顿挫”的精神实质。
二、杜诗的风格特色是沉郁顿挫。
“沉郁”和“顿挫”，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清人吴瞻泰在他的《杜诗提要》中说：
“沉郁者，意也；顿挫者，法也。
意至而法也无不密。
”也就是说，沉郁与作品的内容主题有关；顿挫与作品的谋篇、结构、遣词造句等表达方法有关，而两者之间又是统一的。
纵观杜甫的作品：
思想内容博大精深、韵味深远；感情境界凝重深沉、忧郁悲壮；表达方式百转千回、反复咏叹。
沉郁顿挫首先表现为深沉忧思的感情基调。
在这深沉忧思里，蕴含着一份优念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深厚感情，所以显得阔大深远。
杜甫表达感情的方法是波浪起伏、反复咏叹、百转千回。
往往感情要爆发了，却又折回去，在心中回流，象有一座感情的闸门阻拦住，让感情在受阻之后再缓慢流出，因此那感情的抒发，也就显得更加深沉。
第一、丰富坎坷的人生阅历是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原因
杜甫一生仕途坎坷，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疾病缠身，穷愁潦倒，奔波衣食，但仍意志弥坚，矢志不渝，这些磨砺了杜甫，也玉成了杜甫。
因此，诗人丰富的生活和救国救民的崇高而强烈的愿望，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原因之一。
第二：
“万方多难”的时代特征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又一主要原因。
杜甫的一生，正值唐帝国由盛而衰的急剧转变的时代，既经历了繁荣昌盛的“开元全盛日”，也经历了“流血川原丹”《垂老别》的安史之乱，并看到安史乱后唐王朝一蹶不振、江河日下的败落景象。
可以说，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和他所处的那个“万方多难”的时代息息相关。
紧扣时代脉搏，同情民生疾苦，关心国家兴衰是杜诗永恒的旋律。
杜甫的一生始终关注人民：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对人民的苦难，也有深刻的感受：
“靡靡踰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北征》）；希望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对待被逼上反路的叛贼：
“不可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
“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一千二百年以前，一个曾侍候过皇帝的人，对待人民的态度竟能如此平等。
在多年饥寒交迫生活的体验中，诗人加深了对人民的同情，一想到人民的痛苦，诗人便忘怀了自己，甚至不昔牺牲自己的生命。
在“幼子饥已卒”的情况下，他却“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当茅屋为秋风所破时，他却发出了这样的宏愿：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始终敢于直面现实，讽谕时事，对统治阶级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痛加诛伐。
如《兵车行》谴责最高统治者热衷于开边扩土，致使人民流血破产；《丽人行》以华美的词藻描摹杨氏姐妹的豪华衣食和骄傲神态，看似赞赏，实乃讽刺。
诗人的一生都抱着爱国的血诚。
“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诗人对祖国是何等的热爱；“独使至尊社稷，诸君如何答升平”（《诸将》），诗人对祖国前途是何等地忧虑；“必若救疮痍，应先去蝥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这是诗人为力挽国运，拯救人民而开出的药方；“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这是诗人对朋友的殷切厚望,也是诗人的一片爱国至诚,是诗人的终身信条。
可以说：
“万方多难”的时代，“忧国忧民”的情怀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又一重要原因。
他有一首《登岳阳楼》，开首是：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写登楼所见的一派壮阔景色。
接着是：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可以看出，面对洞庭湖的壮阔景色，他骤然百感交集：
对于身世苍凉、老病飘泊的伤怀；对于离散亲朋的眷念；对于国家灾难与人民疾苦的忧虑，全都涌上心头。
看来这百感交集的强烈感情就要爆发出来了，但是没有千言万语，只说出了一句：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强烈的感情没有一一毕陈，闸门只微微启开，汹涌的感情的海只涌流出一股潮水。
但这已经够了，虽然只这一句，却已经把心中没有吐露出来的感情份量全都包含进去了。
在感情抒发上给人以回流起伏之感。
波浪起伏、百转千回、反复咏叹，在《秋兴八首》等诗中表现得更为典型。
深沉的忧思、波浪起伏的感情表达方式，最后都通过语言、形象描写和节奏韵律，表现为诗的意境的悲壮美，构成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沉郁顿挫”是杜甫诗歌已有定论的风格特征，教师在本专题的教学过程中应重点突出这一专题教学目标。
所谓沉郁，就是指情感的深厚、浓郁、忧愤、蕴藉。
所谓沉，主要是就情感的深沉而言；所谓郁，主要是就情感的浓郁而言。
正如陈廷悼所言：
“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
”“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
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
”“沉则不浮，郁则不薄。
”（《白雨斋词话》卷一）所谓顿挫，从字面上看，就是指语意的停顿挫折（间歇、转折）；从结构上看，顿挫往往表现在起承转合处，它表现为纤徐斗健，交互为用，按理循脉，或起或伏，有情有景，相间相融。
沉郁和顿挫是不可分割的。
沉郁凭借顿挫，顿挫服从沉郁。
二者有机结合，相得益彰。
杜甫极善于运用反复、重叠、对比、衬托等手段，使沉郁之情巧妙地寓于跌宕有致、徐疾相间的顿挫中，把沉郁顿挫昭然揭示在人们的面前
“沉郁顿挫”的杜甫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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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被誉为“诗史”的诗歌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充溢着诗人始终如一的爱国爱民的激情，在诗歌艺术上，杜诗“沉郁顿挫”之风格既集时代之大成，更开后世之先河。
一、形神兼备、文质兼美
——“沉郁顿挫”风格在杜诗中的体现
（一）从诗歌创作的题材选择来看，杜诗中那些悲剧题材的诗歌，最能表现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且看他困守长安十载时所作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个具有“下笔如有神”的才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的诗人，却只能“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诗人前一时期的“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画鹰》）的气概不见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浪漫生活改变了。
纵观杜甫前一时期的创作，《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应该说是体现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最早一篇了。
天宝十四年（公元七五五年），“安史之乱”爆发，这是一次各种社会危机的总爆发，国家岌岌可危，人民遭受涂炭。
于是诗人又拿起如椽大笔，描绘了一幅幅悲剧。
“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椽”（《彭衙行》），诗人和流亡的人民一起忍受国破家亡的痛苦；“是时妃嫔戮，连为烘土丛”（《往在》），长安在流血；“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悲陈陶》），中原被血洗，胡人在狂欢。
著名的“三吏”、“三别”更是六出悲剧短剧：
有不到龄即被征“守王城”的中男，有“急应河阳役”的老妪，有“暮婚晨告别”的新郎，有暮年“从军与妻别”的老翁，这是人民所遭受的战乱之苦。
当然诗人也表达了自己的爱国热情，对正义战争的支持：
“请嘱防关将，慎勿学歌舒”，诗人之心何膺膺；“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这是人民的呼声，也是诗人通过新娘之口发出的爱国号召。
这一时期，“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洗兵马》），使诗人的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可以说，他一直到死都没有忘记多灾多难的祖国和人民：
“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
（二）从内容上来看，无论是描摹现实，还是勾勒历史，杜诗都表现出厚实的思想内蕴和凝重的历史意识。
《登高》中的“艰难苦恨”四字，包含着郁积难舒的爱国情感和排遣不开的羁旅愁思。
不仅仅写出个人的漂沦西南衰老多病，鬓毛早衰止酒停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的动荡不安满目疮痍，人民颠沛流离受尽苦难。
作者的悲情凝聚于这四字之中，郁结深厚而寄慨深广。
《蜀相》中“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一联，最能全面表现武侯心境，反映武侯功业。
赤壁鏖兵、白帝托孤、六出岐山、五丈塬头，诸葛亮一生志业，尽在这耐人寻味的“老臣心”三字之中，内蕴丰赡而耐人寻味。
（三）从情感表达上来看，杜诗起伏回旋，迂折含蓄。
杜诗中的情感表达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有着隐显缓急的变化。
《登高》首句“风急天高猿啸哀”，如来自天外，将诗人的“悲秋”情绪展现于读者面前。
“渚清沙白鸟飞回”又语势舒缓，仿佛令这悲情受到限制。
“无边落木萧萧下”，又将诗人的“悲秋”心境推向一个新的层次。
“不尽长江滚滚来”滚滚而来的“长江”展现的开阔辽远的境界，又仿佛缓冲了这段悲情。
在对景物的描绘中，可以揣摩到诗人悲情世界的情感起伏。
《蜀相》首联：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诗人点出武侯祠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其间妙笔天成的一个“寻”字，使得一问一答巧相连属，写出了初至成都的诗人寻觅遗踪的急切情绪，给人的印象充满着憧憬和希望。
然而，“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颔联的情感却起了急剧的变化，“寻”的结果是祠庙的寂寥冷落悄无人迹，诗人形单影只而来，又孤寂伤怀而返。
这就形成了一种情感上的落差。
诗人倾吐的情感不是一览无余的，而是起伏张驰回旋的。
作者往往将充沛的感情隐藏于心灵深处，九曲回肠冲撞旋转，并不恣情宣泄倾泻无遗。
《登高》具有沉而悲的特色，读者从作品中读到的是一个兀立高台的穷儒形象。
然而，作者之情，悲郁深沉而并不过分，凄苦冷落而不见消沉。
（四）从语言形式来看，音节铿锵嘹亮，词句精练警策。
《登高》前三联对仗工稳，无须多说。
尾联亦用对仗，可谓难哉！
尾联“不觉为对句”细味之，声律上的精细微妙，自出机杼独具一格。
“繁霜鬓”“浊酒杯”对之甚工；“艰难苦恨”四字，恰为阴阳上去四声，抑扬顿挫节奏鲜明；“潦倒”“新停”四字，仄平交错，有为叠韵，声调悠扬意蕴绵长。
《登高》一诗，无论是节奏、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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