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後期官府校勘述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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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中後期官府校勘述论
北宋中後期官府校勘述論
2014-09-1509:
22:
43《中國史研究》汝企和
北宋文化璀燦輝煌，校勘學亦空前繁興，成就令人矚目。
筆者曾就北宋前三朝（即太祖、太宗、真宗）中央政府組織的校勘活動，撰文予以論述（註：
見《宋初官方校勘述論》，載《宋史研究論文集》，河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下同。
）。
本文即其續篇，所述為仁宗至北宋亡期間的官府校勘活動，所論則涵蓋北宋九朝。
本文所述校勘活動的範圍與前文相同，仍是朝廷中以校勘為主要目的的文獻整理活動，且為皇帝明確下詔或下令進行的。
因此諸如景右修《集韻》、嘉右編《謚法》等，其間雖確有校勘活動，然因其目的在修纂而非校勘，因此亦不予評述。
以往主要論及北宋官府校勘的論文有四篇（註：
四篇為：
陳紅艷《北宋官府校勘古籍述論》，《津圖學刊》1993年第2期；王晟《北宋時期的古籍整理》，《史學月刊》1983年第3期；肖魯陽《北宋官書整理事業的特點》，《上海師範學院學報》1982年第1期；張富祥《宋代校勘學的發展》，載《宋代文獻學散論》，青島海洋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然全面勾勒出30次校勘概貌、並從學術風氣與校勘的關系、軍政大事與校勘的聯系之角度考察者，本文尚屬首次。
一
北宋中後期中央政府組織進行的校勘，共計為30次（註：
文中校經書與第四次校史書實為一次，第五次校史書與第三次校子書實為一次，本文為撰寫之便而分計之，故總次數為30次而非32次。
）。
為便於觀察分析，仍依經、史、子、集之序述之。
仁宗朝以後對經書的校勘，見於史載者僅一次，且為與校史書同時進行的：
“景右二年九月，詔翰林學士張觀等刊定《前漢書》、《孟子》，下國子監頒行。
”（註：
《麟臺故事》（以下簡稱《麟臺》。
又本文中凡未特指為《四庫》本《麟臺》者，皆為上海涵芬樓影印《四部叢刊續編》本）卷二。
其中“景右二年”原文為“景右一年”，據《玉海》（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7年版，下同）卷四三；《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引自上海古籍出版社精裝版《四庫全書》，前言為1987年8月。
以下凡引自《四庫全書》者，皆為此版本）卷一一七，景右二年九月壬辰條改。
）
《孟子》在真宗朝曾校勘過，本次校勘的過程則不得其詳。
校後即頒行。
此期史書之校，則有八次之多。
第一次為校《後漢書》中的誌書：
“乾興元年十一月，判國子監孫奭言：
‘劉昭《補註後漢誌》三十卷……乞令校勘，雕印頒行。
’從之。
命本監直講馬龜符、王式、賈昌朝、黃鑒、張維翰、公孫覺、崇文院檢討王宗道為校勘，奭咱龍圖閣直學士馮元詳校。
天聖二年，送本監鏤版。
”（註：
《宋會要輯稿》崇儒（以下略作《崇儒》，中華書局1957年版，下同）四之五、四之六。
其中劉昭《補註後漢誌》原作《註補後漢誌》，據《宋史》（中華書局1977年版，下同）卷二○三《藝文誌》改。
）
《後漢誌》僅三十卷，校勘卻費時一年有余，參加者至少九人，且分校勘、詳校兩個步驟，可見其認真程度。
第二次為校《天和殿禦覽》：
“仁宗嘗謂輔臣曰：
‘《天和殿禦覽》可命校定模本刊行之。
’”（註：
《玉海》卷五四。
）《天和殿禦覽》是《冊府元龜》之精華：
“乾興初……於《冊府元龜》中掇其善美事，得其要者四十卷……名曰《天和殿禦覽》。
”（註：
《玉海》卷五四。
）至“天聖二年五月甲寅，內出《天和殿禦覽》四十卷……下秘閣鏤板。
”（註：
《玉海》卷五四。
）
《冊府元龜》本為類書，但“惟取六經、子、史，不錄小說”（註：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五，中華書局1965年版，下同。
），其原名為《歷代君臣事跡》，顯然偏重於史；此次摘錄為《天和殿禦覽》，仁宗也將它視為史書：
“朕聽政之暇，於舊史無所不觀，思考歷代治亂事跡，以為鑒戒。
”（註：
《玉海》卷五四。
）故本文亦將其歸入史書。
且《冊府元龜》“引書近二千多種”（註：
見劉乃和先生《〈冊府元龜〉新探•序》，中州書畫社1983年版。
），因而此次“校定”當以他校為主，而非止簡單的校對。
本次校勘值得註意之處為校新纂之書。
第三次是校《南、北史》、《隋書》：
“仁宗天聖二年六月，詔直史館張觀、集賢校理王質、晁宗愨、李淑、秘閣校理陳詁、館閣校勘彭乘、國子監直講公孫覺校勘《南、北史》、《隋書》，及令知制誥宋綬、龍圖閣待制劉燁提舉之……又奏國子監直講黃鑒預其事。
”（註：
《崇儒》四之六。
又見《麟臺》卷二；《玉海》卷四三。
）僅此處所載，參與者就已有十人之眾。
至“（天聖）三年十月，（《隋書》）版成。
四年十二月，《南、北史》校畢以獻。
各賜器幣有差”（註：
《崇儒》四之六。
又見《麟臺》卷二；《玉海》卷四三。
）。
北宋前三朝已校了正史中的前四史、《晉書》、《唐書》等，本次校勘，顯為接續前代之作。
其中《南、北史》後又復校之：
“景右元年四月丙辰，命宋祁等復校《南、北史》。
”（註：
《玉海》卷四三。
）
第四次為校前四史與《晉書》：
“（景右元年）九月癸卯，詔選官校正《史記》、前、後《漢書》、《三國誌》、《晉書》。
”（註：
《玉海》卷四三。
）其中較為突出者是校《漢書》：
“會秘書丞余靖進言：
‘《前漢書》官本謬誤，請行刊正。
’詔靖及國子監王洙盡取秘閣古本對校，逾年乃上《漢書刊誤》三十卷。
”（註：
《長編》卷一一七，景右二年九月壬辰條。
又見《麟臺》卷二；《玉海》卷四三。
）《宋史•藝文誌》中亦明載：
“余靖《漢書刊誤》三十卷。
”參加者還有：
“詳定官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郊。
”（註：
《麟臺》卷二。
又見《玉海》卷四三；《崇儒》四之一。
）
《前漢書》在太宗淳化年間就曾認真校勘過，至真宗景德元年，又命刁衍等人“復校前、後《漢書》”，結果甚豐：
“正三千余字，錄為六卷以進。
”（註：
《麟臺》卷二。
又見《玉海》卷四三；《崇儒》四之一。
）本次校勘“盡取秘閣古本”，歷時一年多，且產生三十卷的《漢書刊誤》。
對一部史書，在約四十年內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讎校，且校勘文字達三十余卷，這在我國兩千余年校勘史上亦不多見（註：
《長編》卷一一七，景右二年九月壬辰條下與《麟臺》卷二幾乎一字不差地有如下一段記載：
“至太宗朝，又摹印司馬遷、班固、範曄諸史，與六經皆傳，於是世之寫本悉不用。
然墨版訛駁，初不是正，而後學者更無他本可以刊驗。
”前四史如本文所述，在宋初曾反復認真地校勘過，絕非“初不是正”，故本文不取。
此處之“初不是正”，恐為泛指宋代以前所有正史校勘的狀況而言的。
）。
而至“神宗熙寧二年八月六日，參知政事趙抃進新校《漢書》印本五十冊，及陳繹所著《是正文字》七卷。
”（註：
《崇儒》四之十。
）即又校出不少錯謬，由此亦可見校勘工作是何等艱辛。
此處還應提及的是：
在清代錢東垣等輯釋的《崇文總目》卷二中，著錄有“《三史刊誤》四十五卷”，下有：
“初，秘書丞余靖上言：
‘國子監所收《史記》、《漢書》誤，請行校正。
’詔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祁與靖，咱直講王洙於崇文院讎對。
靖等悉取三館諸本，及……數百家之書，以相參校。
凡所是正、增損數千言，尤為精備。
逾年而上之。
靖又自錄其讎校之說，別為《刊誤》四十五卷。
”將這段文字與《玉海》、《長編》、《麟臺故事》等書的相關記載比照，有四點相同、一點相仿：
1.校書皆因余靖進言而起；2.參加者五人中，有四人相同（而不同者，一為兄宋郊，一為弟宋祁，恐為形似之誤）；3.校勘時間皆為“逾年”；4.均產生數十卷的《刊誤》。
一點相仿為：
余靖進言之內容相近。
且從情理上講，余靖亦不大可能既撰《漢書刊誤》三十卷，又為《三史刊誤》四十五卷。
故此，《崇文總目》所言當即為本次校勘。
蓋當時進呈者為《三史刊誤》四十五卷，而流傳於世者僅有《漢書刊誤》三十卷。
第五次校《國語》則是與校子書同時進行的：
“景右四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李淑言：
‘……《國語》、《荀子》、《文中子》……欲望取上件三書差官校勘、刻板，撰定《音義》，付國子監施行。
’詔可。
”（註：
《崇儒》四之七。
）本次校勘是為考試出題之需。
其結果則不詳。
第六次為“嘉右校七史”：
“六年八月庚申，詔三館、秘閣校理《宋》、《齊》、《梁》、《陳》、《後魏》、《周》、《北齊》七史，書有不全者訪求之。
”（註：
《玉海》卷四三。
）至“嘉右七年十二月，詔以七史板本四百六十四卷送國子監鏤板頒行”（註：
《玉海》卷四三。
又見《崇儒》四之十九。
）。
（其中《陳書》校定時間為八年七月，詳下文）。
本次校勘最值得註意之處是為校勘而搜求書籍，如校《後周書》：
“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
”（註：
《郡齋讀書誌》（引自《四庫全書》，下同）卷二上；又見《周書目錄序》，引自《周書》，中華書局1971年版。
）即募得兩種不同版本，才進行校勘工作。
其他書亦如是：
“臣等言‘《梁》、《陳》等書缺……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
’先皇帝為下其事，至（嘉右）七年冬稍稍始集。
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
”（註：
《元豐類稿》（引自《四部備要》，中華書局1989年版，下同）卷一一《陳書目錄序》。
《郡齋讀書誌》卷二上載：
嘉右所校七史，“政和中始皆畢”。
此說與《元豐類稿》卷一一，《玉海》卷四三、卷五二所載皆異，恐誤，本文不取。
）從中可看出：
當時為校勘而求書，時間上長達一年多，範圍遠及州縣。
第七次為校《後漢書》：
“仁宗讀《後漢書》，見‘墾田’字皆作‘懇’字，使侍中傳詔中書，使刊正之。
（劉）攽為學官，遂刊其誤為一書雲。
”（註：
《郡齋讀書誌》卷五上。
）《郡齋讀書誌》卷五上著錄有：
“《西漢刊誤》一卷，《東漢刊誤》一卷。
右……劉攽所撰也。
”《宋史》中亦載：
“（劉攽）作《東漢刊誤》，為人所稱。
”（註：
《宋史》卷三一九《劉攽傳》。
）此《刊誤》進呈時間為：
“治平三年四月……劉攽上。
”（註：
宋版《東漢刊誤》卷一，轉引自曾貽芬先生《宋代對歷史文獻的校勘》，《史學史研究》1992年第3期。
）由上述可見，此書為劉攽獨立完成的，但“刊正”者似不止劉攽一人。
（註：
劉攽的著述，《宋史》卷二○三《藝文誌》中著錄有：
“劉攽《漢書刊誤》四卷”，又有：
“《三劉漢書標註》六卷〈劉敞、劉攽、劉奉世〉。
”而《直齋書錄解題》卷四載：
“《三劉漢書標註》六卷……又本題《公非先生刊誤》，其實一書。
”（公非即劉攽之自號。
）上列三種書與本文所論之《東漢刊誤》之間倒底是什麽關系？
這是研究北宋校勘應回答的問題，然迄未見有論文明白述之。
而對此問題清《四庫》館臣曾作過考證，其結論頗合情理，特錄於此：
“蓋於前、後《漢書》初各為《刊誤》一卷，趙希弁所說（即《郡齋讀書誌》卷五上）是也；後以所校《漢書》與敞父子所校合為一編”，即為《三劉漢書標註》；“而《東漢（刊誤）》一卷無所附麗，仍為別行”，即我們今天見到的《東漢刊誤》（實為四卷）；“至別本乃以書為主，而敞、奉世說附入之，故仍題《刊誤》之名”，即《公非先生刊誤》（見《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五）。
）。
第八次為校《資治通鑒》：
“哲宗元右元年三月十九日，宰臣司馬光言：
‘秘書省校書郎黃庭堅好學有文，欲令與範祖禹及男康同校定《資治通鑒》。
’並從之。
”（註：
《崇儒》四之十。
）《資治通鑒進書表》標明進呈時間為“元豐七年十一月”，距校書時間僅一年多，自然也是校當代之書。
《資治通鑒》引書數百種，此處之“校定”，當是以他校為主。
子書之校更多達十三次。
第一次為校《內經•素問》等醫書：
“（天聖）四年十月十二日，翰林醫官副官趙拱等上準詔校定《黃帝內經•素問》、《巢氏病源》、《難經》，詔差集賢校理晁宗愨、王舉正、石居簡、李淑、李昭遘依校勘在館書籍例，均分看詳校勘。
”（註：
《崇儒》四之六。
）至“（天聖）五年四月乙未，令國子監摹印頒行。
詔學士宋綬撰《病源序》”。
（註：
《玉海》卷六三。
“宋綬”原為“宋緩”，據《長編》卷一○五改。
）其中《素問》後又校之：
“景右二年七月庚子，命丁度等校正《素問》。
”（註：
《玉海》卷六三。
）嘉右再校之（詳後）。
第二次為校“律文及疏”，亦始自天聖四年：
“十一月，翰林侍讀學士、判國子監孫奭言：
‘諸科舉人，惟明法一科律文及疏未有印本……’命本監直講楊安國、趙希言、王圭、公孫覺、宋祁、楊中和校勘，判監孫奭、馮元詳校。
至七年十二月畢。
”（註：
《崇儒》四之六。
）
北宋百余年間，曾多次刪定編敕，如鹹平、景德、慶歷、治平、熙寧年間等等，然這些整理基本上都是因過去“格敕條目繁多”，而以“刪定”、“去其繁密之文”（註：
詳見《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一至一之二六；參見《玉海》卷六六。
）為主，故本文不論。
而這次則明確指出是“校定律文及疏”。
《宋會要輯稿》載本次過程頗詳：
“七年四月，孫奭言：
‘準詔校定律文及疏……其《刑統》內衍文者減省，闕文者添益，要以遵用舊書，與《刑統》兼行。
又舊本多用俗字，浸為訛謬，亦已詳改。
至於前代國諱，並復舊字；聖朝廟諱，則空缺如式。
又慮字從正體，讀者未詳，乃作《律文音義》一卷，其文義不同，即加訓解。
乞下崇文院雕印，與律文並行。
’”（註：
《崇儒》四之七。
）
由此可見，這次整理過程可分為五個步驟：
1.減省衍文；2.增補闕文；3.詳改俗字、錯字；4.恢復前代國諱的舊字；5.作《律文音義》一卷，將俗字與正體加以對照，並對文義不同者加以訓解。
這五項工作，除“訓解”外，皆屬校勘範疇，又歷時三年多，確為一次較認真的校勘。
第三次是校《荀子》、《文中子》：
“景右四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李淑言：
‘……有《國語》、《荀子》、《文中子》，……欲望取上件三書差官校勘、刻板，撰定《音義》，付國子監施行。
’詔可。
”（註：
《崇儒》四之七。
）這裏也提到要撰定《音義》，惜乎結果不詳。
第四次為校醫書：
“（嘉右二年八月）庚戌，……（韓）琦又言：
‘醫書……請擇知醫書儒臣與太醫參定頒行。
’”（註：
《長編》卷一八六。
）仁宗接受了韓琦的建議，下詔：
“所有《神農本草》、《靈樞》、《太素》、《甲乙經》、《素問》之類，及《廣濟千金》、《外臺秘要》等方，仍差太常少卿、直集賢院掌禹錫、職方員外郎、秘閣校理林億、殿中丞、秘閣校理張洞、殿中丞、館閣校勘蘇某（即蘇頌）同共校正聞奏。
”（註：
《蘇魏公文集》（引自《四庫全書》）卷六五《本草後序》，但下詔時間為“八月三日”，恐誤。
因據《長編》卷一八六，韓琦上言為“八月庚戌”、即六日，下詔時間自當在此之後。
又據《玉海》卷六三的兩處記載，下詔之日為八月辛酉、即十七日，似得其實。
）此後“臣禹錫等尋奏置局刊校，並乞差醫官三兩人共同詳定”（註：
《蘇魏公文集》卷六五《本草後序》。
）。
於是“置校正醫書局於編修院，命掌禹錫等五人”（註：
《玉海》卷六三。
）。
至“其年十月，差醫官秦宗古、朱有章赴局祗應”（註：
《蘇魏公文集》卷六五《本草後序》。
）。
至“五年八月，補註《本草》成書，先上之”（註：
《蘇魏公文集》卷六五《本草後序》。
）。
本次校勘的最大特點是專門設立“校正醫書局”，足見其重視程度。
且為任用醫官校醫書。
參加者至少七人。
第五次為校秘閣兵書：
“（嘉右）六年四月，以大理寺丞郭固編校秘閣所藏兵書。
先是，四館置官編校書籍，而兵書與天文為秘書，獨不預。
大臣或言：
固曉知兵法。
乃命就秘閣編校，抄成黃本一百七十二冊……治平四年六月，以編書畢，遷內藏庫副使、路分都監。
”（註：
《崇儒》四之八。
其中“大臣或言”。
原為“大有有言”，據《長編》卷一九三，嘉右六年四月丙子條改。
）此文雖未言編校之書及卷數，然歷時六年，最後又“抄成黃本一百七十二冊”，可見其數量相當多。
第六次為校陰陽之書：
“（神宗）元豐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提舉司天監所言：
‘先被旨應館閣所藏及私家所有陰陽之書，並錄本校定，置庫收掌。
今編成七百一十九卷，乞上殿進呈。
’從之。
”（註：
《宋會要輯稿》職官（以下略作《職官》）一八之八四。
）此為北宋首次校陰陽之書，計七百余卷。
第七次即為校著名的“武經七書”：
“元豐三年四月一日，詔校定《孫子》、《吳子》、《六韜》、《司馬法》、《三略》、《尉繚子》、《李靖問對》等書，鏤板行之。
”（註：
《崇儒》四之十。
）“我國古代兵書著述繁富，種類繁多，然而其精華部分就是‘武經七書’”，“‘武經七書’的頒定，確立了兵書在封建社會的正統地位”，“奠定了中國古代軍事學的基礎”（註：
參見王顯臣等《中國古代兵書雜談》，戰士出版社1983年版。
）。
因此這次校定，意義甚為深遠。
第八次為校《道藏》：
“宋徽宗初，興道教，詔天下搜訪道家遺書，就書藝局令道士校定。
”（註：
《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卷五一，引自（道藏）第148冊，1926年上海涵芬樓據明正統本影印，下同。
）“我朝崇寧中，再校定《道藏》經典。
”（註：
《道德真經集註雜說》卷上，引自《道藏》第403冊。
）本次為以道士校《道藏》。
第九次為校醫書：
“《和劑局方》十卷大觀中，詔通醫刊正藥局方書，閱歲，書成，校正七百八字，增損七十余方。
”（註：
《郡齋讀書誌》卷一五，《中國歷代書目叢刊》（第一輯下），現代出版社1987年版。
）“庫部郎中陳師文等校正，凡二十一門、二百九十七方。
”（註：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三，然著錄為六卷。
而此書《四庫全書》本為十卷，今從之。
）本次校醫書，任用“通醫”、“郎中”校正，“閱歲”而成，正七百余字。
第十次為政和年間再校《道藏》：
“（三年）十二月癸醜，詔天下訪求道教仙經。
”（註：
《宋史》卷二○《徽宗本紀》。
）至六年校畢上進時，其書序雲：
“臣於前歲七月，被旨差入經局，詳定訪遺，及瓊文藏經，開板符篆。
因得竊覽經箓，殆至周遍。
”“近又……裒訪仙經，補完遺闕，周於海寓，無不畢集。
繼用校讎密藏，將以刊鏤，傳諸無窮。
”（註：
《太上助國救民總真秘要》卷首，引自《道德》第986冊。
“臣”即洞幽法師元妙宗。
）這次校勘，也是訪求於前，並任用道士校《道藏》。
且其規模宏大，在《道藏》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十一次為校《證類本草》：
“（政和年間）命臣（即提舉醫學曹孝忠）校正而潤色之……諸有援引誤謬，則斷以經傳；字畫鄙俚，則正以《字說》；余或訛戾淆互、繕錄不當者，又復隨筆刊正，無慮數千，遂完然為成書，凡六千余萬言。
”（註：
《政和新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書前序，見《四庫全書•子部》。
）此書上於政和六年九月。
其校勘包括：
1.改引語之誤；2.正俗字；3.改錯字。
其糾錯“無慮數千”，可謂成果斐然。
第十二次為校《亢桑子》、《文子》：
“政和七年八月一日，宣和殿大學士蔡攸言：
‘……《亢桑子》、《文子》未聞頒行。
乞取其書於秘書省，精加讎定，列於國子學之籍，與《莊》、《列》並行。
’從之。
”（註：
《崇儒》四之十。
）《亢桑子》又名《亢倉子》，“唐天寶元年，詔號《亢桑子》為《洞靈真經》”（註：
《郡齋讀書誌》卷三上。
）；《文子》又名《通玄真經》，二書於《四庫總目》中皆入“子部•道家類”（見卷一四六），故此次校勘亦為校道家之書。
最後一次為校《內經》：
“（政和八年）五月十三日……詔太醫學司業劉植、李庶通、元沖妙先生、張虛白充參校官，大素處士趙壬、明堂頒朔皇甫自收、黃次公、迪功郎龔璧、從事郎王尚充檢討官，上舍及第宋喬年、助教宋炳充檢閱官。
後又詔刑部尚書薛嗣昌充同詳定官。
”（註：
《崇儒》四之十一。
）本次校勘參加人數頗多，且註意任用有學術專長者。
北宋中後期校集部書僅一次：
“至天聖中，監三館書籍劉榮超上言：
‘李善《文選》……欲集國子監官校定凈本，送三館雕印。
’從之。
”（註：
《崇儒》四之四。
）至“天聖七年十一月板成，又命直講黃鑒、公孫覺校對焉”（註：
《崇儒》四之四。
）。
真宗時曾校過《文選》，後因“宮城火，二書（《文選》及《文苑英華》）皆燼”（註：
《崇儒》四之四。
），故有本次之校。
此期綜校四部之書有九次。
第一次始於景右元年：
“閏六月，以三館秘閣所藏，有繆濫不全之書，辛酉，命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祁將館閣正副本書看詳，定其存廢，偽謬重復並從刪去；內有差漏者，令補寫校對。
仿《開元四部錄》，約《國史藝文誌》，著為目錄，仍令翰林學士盛度等看詳。
”（註：
《玉海》卷五二。
又見《長編》卷一一四，景右元年閏六月辛酉條。
）
不難看出，這是一次大型綜合性整理活動，包括：
1.確定各書之存廢，刪偽去重；2.補寫校對；3.編制新目錄；4.全面審定。
其結果為：
“（景右）二年，上經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
”（註：
《玉海》卷五二。
）“（景右三年十月）乙醜，禦崇政殿，觀三館秘閣新校兩庫子集書凡萬二千余卷，賜校勘官並管勾使臣、書寫吏器幣有差。
”（註：
《長編》卷一一九。
）此後校讎工作仍在繼續：
“（景右）三年十月甲寅，以知制誥王舉正看詳、編排三館秘閣書籍。
自是常於內外制中選官充是職。
”（註：
《玉海》卷五二。
又見《麟臺》卷二。
）且“詔求逸書，復以書有謬濫不全，使命定其存廢”（註：
《玉海》卷五二。
）。
而目錄進呈時間為：
“（慶歷元年上十二月）己醜，翰林學士王堯臣等上新修《崇文總目》六十卷。
”（註：
《長編》卷一三四。
）自景右元年至《總目》上進，整理活動持續十年有余（註：
前述校《孟子》和校前四史、《晉書》兩次，時間上一為景右二年九月至三年，一為元年九月至三年，皆在本次校理四庫書的時間範圍之內。
然本次為一般性的編校四館之書，其中校經史之書八千余卷僅歷時一年零四個月；而校《孟子》和前車史等則為別下詔書、專門校勘的，故本文於計次數時分別計之。
）。
第二次為嘉右編定書籍：
“嘉右四年二月〈丁醜〉置館閣編定書籍官，以秘閣校理蔡抗、陳襄、集賢校理蘇頌、館閣校勘陳繹，分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秘閣而編定之。
”（註：
《玉海》卷五二。
其中尖括號內原文為小字，下同。
）“六月己巳，又益編校官，每館二員。
”（註：
《玉海》卷五二。
）參加者還有：
“以太子中允王陶、大理評事趙彥若編校昭文館書籍，國子博士付卞編校集賢院書籍，杭州於潛縣令孫洙編校秘閣書籍。
其後又以太平州司法參軍曾鞏編校史館書籍。
”（註：
《四庫全書》本《麟臺》卷二。
）至“六年十二月辛醜，三館秘閣上寫黃本書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補白本書二千〈一雲一千〉九百五十四卷。
二十二日壬寅，遣中使詔中書樞密院合三館秘閣官屬四十一人賜宴，以嘉其勤”（註：
《玉海》卷五二。
）。
可知參與者至少有41人。
此後編校工作仍在繼續：
“七年三月辛酉，詔參知政事歐陽修提舉三館秘閣寫校書籍，仍詔兩制看詳天下所獻遺書。
六月丁亥，秘閣上補寫禦覽書籍。
”（註：
《玉海》卷五二。
）“十二月，詔以所寫黃本一萬六百五十九卷、黃本印書四千七百三十四卷，悉送昭文館。
”（註：
《玉海》卷五二。
）
這次編定群書值得註意之處為：
“六年六月，開獻書之路，詔諸道搜訪。
《中興書目》有《嘉右搜訪闕書目》一卷，首載六年六月求遺書詔書。
”（註：
《玉海》卷五二。
）即為整理政府藏書，特別編制搜訪書目，到各道訪求。
這次整理的結束時間，《長編》卷二六○載：
“（熙寧八年二月四日）丙寅……賜館閣校勘林希、集賢校理梁燾銀絹各三十匹兩，以編校四館書籍畢也。
”而且似唯恐人不知，下面特以小字指明：
“嘉右四年二月丁醜，初編校四館書。
”（註：
《玉海》卷五二所載編校開始時間與此處完全一致。
而《長編》卷一八九嘉右四年六月己巳條下雲：
“館閣編校書籍自此始。
”與卷二六○矛盾，疑有誤。
又《玉海》卷五二載：
“以校勘功畢，明年（指嘉右八年）遂罷局”，但又以小字標明：
“或雲：
……熙寧中罷局。
”《崇儒》四之九亦為兩個時間並存。
而此處上文有六年六月才發求遺書詔書，若八年即罷局，於情理亦不合，故本文從《長編》卷二六○。
）即此次編校群書，歷時達十七年之久（註：
本次校理群書在時間上涵蓋了上文所述的校兵書與校七史，而本文仍分別計次。
請參見註一。
下同。
）。
第三次在神宗熙寧七年：
“六月二十三日，監三館、秘閣言：
‘……詔書內求訪到書籍，只各一部，並未校正，乞行校正……’從之。
”（註：
《職官》一八之四。
）本次為校勘求訪所得之書。
元豐元年十二月七日秘閣校理的上言中，提及第四次校勘：
“每歲崇文楷書補寫四庫書……遂命崇文院勘會四館書籍……”（註：
《職官》一八之五。
）本次所校則為“四館書籍”。
第五次始於哲宗元右二年：
“六月八日，秘書省言：
‘……乞在省官與供職校理分校秘閣所藏黃本書……’”（註：
《職官》一八之七。
）這次校勘延續多年，如元右五年六月四日的詔書中提及“秘書省見校對黃本書籍未了，可添一員”（註：
《職官》一八之一○。
），七年三月七日秘書省亦言：
“本省節次添差到校對黃本書籍官共五員”。
（註：
《職官》一八之一二。
）至“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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