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後期官府校勘述论.docx

1、北宋中後期官府校勘述论北宋中後期官府校勘述論2014-09-15 09:22:43 中國史研究 汝企和北宋文化璀燦輝煌，校勘學亦空前繁興，成就令人矚目。筆者曾就北宋前三朝（即太祖、太宗、真宗）中央政府組織的校勘活動，撰文予以論述（註：見宋初官方校勘述論，載宋史研究論文集，河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下同。）。本文即其續篇，所述為仁宗至北宋亡期間的官府校勘活動，所論則涵蓋北宋九朝。本文所述校勘活動的範圍與前文相同，仍是朝廷中以校勘為主要目的的文獻整理活動，且為皇帝明確下詔或下令進行的。因此諸如景右修集韻、嘉右編謚法等，其間雖確有校勘活動，然因其目的在修纂而非校勘，因此亦不予評述。以往主要論及北宋

2、官府校勘的論文有四篇（註：四篇為：陳紅艷北宋官府校勘古籍述論，津圖學刊1993年第2期；王晟北宋時期的古籍整理，史學月刊1983年第3期；肖魯陽北宋官書整理事業的特點，上海師範學院學報1982年第1期；張富祥宋代校勘學的發展，載宋代文獻學散論，青島海洋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然全面勾勒出30次校勘概貌、並從學術風氣與校勘的關系、軍政大事與校勘的聯系之角度考察者，本文尚屬首次。一北宋中後期中央政府組織進行的校勘，共計為30次（註：文中校經書與第四次校史書實為一次，第五次校史書與第三次校子書實為一次，本文為撰寫之便而分計之，故總次數為30次而非32次。）。為便於觀察分析，仍依經、史、子、集之序

3、述之。仁宗朝以後對經書的校勘，見於史載者僅一次，且為與校史書同時進行的：“景右二年九月，詔翰林學士張觀等刊定前漢書、孟子，下國子監頒行。”（註：麟臺故事（以下簡稱麟臺。又本文中凡未特指為四庫本麟臺者，皆為上海涵芬樓影印四部叢刊續編本）卷二。其中“景右二年”原文為“景右一年”，據玉海（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7年版，下同）卷四三；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引自上海古籍出版社精裝版四庫全書，前言為1987年8月。以下凡引自四庫全書者，皆為此版本）卷一一七，景右二年九月壬辰條改。）孟子在真宗朝曾校勘過，本次校勘的過程則不得其詳。校後即頒行。此期史書之校，則有八次之多。第一次為校後漢書中的誌

4、書：“乾興元年十一月，判國子監孫奭言：劉昭補註後漢誌三十卷乞令校勘，雕印頒行。從之。命本監直講馬龜符、王式、賈昌朝、黃鑒、張維翰、公孫覺、崇文院檢討王宗道為校勘，奭咱龍圖閣直學士馮元詳校。天聖二年，送本監鏤版。”（註：宋會要輯稿崇儒（以下略作崇儒，中華書局1957年版，下同）四之五、四之六。其中劉昭補註後漢誌原作註補後漢誌，據宋史（中華書局1977年版，下同）卷二三藝文誌改。）後漢誌僅三十卷，校勘卻費時一年有余，參加者至少九人，且分校勘、詳校兩個步驟，可見其認真程度。第二次為校天和殿禦覽：“仁宗嘗謂輔臣曰：天和殿禦覽可命校定模本刊行之。”（註：玉海卷五四。）天和殿禦覽是冊府元龜之精華：“乾興初

5、於冊府元龜中掇其善美事，得其要者四十卷名曰天和殿禦覽。”（註：玉海卷五四。）至“天聖二年五月甲寅，內出天和殿禦覽四十卷下秘閣鏤板。”（註：玉海卷五四。）冊府元龜本為類書，但“惟取六經、子、史，不錄小說”（註：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五，中華書局1965年版，下同。），其原名為歷代君臣事跡，顯然偏重於史；此次摘錄為天和殿禦覽，仁宗也將它視為史書：“朕聽政之暇，於舊史無所不觀，思考歷代治亂事跡，以為鑒戒。”（註：玉海卷五四。）故本文亦將其歸入史書。且冊府元龜“引書近二千多種”（註：見劉乃和先生冊府元龜新探序，中州書畫社1983年版。），因而此次“校定”當以他校為主，而非止簡單的校對。本次校勘值得註意之處

6、為校新纂之書。第三次是校南、北史、隋書：“仁宗天聖二年六月，詔直史館張觀、集賢校理王質、晁宗愨、李淑、秘閣校理陳詁、館閣校勘彭乘、國子監直講公孫覺校勘南、北史、隋書，及令知制誥宋綬、龍圖閣待制劉燁提舉之又奏國子監直講黃鑒預其事。”（註：崇儒四之六。又見麟臺卷二；玉海卷四三。）僅此處所載，參與者就已有十人之眾。至“（天聖）三年十月，（隋書）版成。四年十二月，南、北史校畢以獻。各賜器幣有差”（註：崇儒四之六。又見麟臺卷二；玉海卷四三。）。 北宋前三朝已校了正史中的前四史、晉書、唐書等，本次校勘，顯為接續前代之作。其中南、北史後又復校之：“景右元年四月丙辰，命宋祁等復校南、北史。”（註：玉海卷四三。

7、）第四次為校前四史與晉書：“（景右元年）九月癸卯，詔選官校正史記、前、後漢書、三國誌、晉書。”（註：玉海卷四三。）其中較為突出者是校漢書：“會秘書丞余靖進言：前漢書官本謬誤，請行刊正。詔靖及國子監王洙盡取秘閣古本對校，逾年乃上漢書刊誤三十卷。”（註：長編卷一一七，景右二年九月壬辰條。又見麟臺卷二；玉海卷四三。）宋史藝文誌中亦明載：“余靖漢書刊誤三十卷。”參加者還有：“詳定官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郊。”（註：麟臺卷二。又見玉海卷四三；崇儒四之一。）前漢書在太宗淳化年間就曾認真校勘過，至真宗景德元年，又命刁衍等人“復校前、後漢書”，結果甚豐：“正三千余字，錄為六卷以進。”（註：麟臺卷二。又見

8、玉海卷四三；崇儒四之一。）本次校勘“盡取秘閣古本”，歷時一年多，且產生三十卷的漢書刊誤。對一部史書，在約四十年內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讎校，且校勘文字達三十余卷，這在我國兩千余年校勘史上亦不多見（註：長編卷一一七，景右二年九月壬辰條下與麟臺卷二幾乎一字不差地有如下一段記載：“至太宗朝，又摹印司馬遷、班固、範曄諸史，與六經皆傳，於是世之寫本悉不用。然墨版訛駁，初不是正，而後學者更無他本可以刊驗。”前四史如本文所述，在宋初曾反復認真地校勘過，絕非“初不是正”，故本文不取。此處之“初不是正”，恐為泛指宋代以前所有正史校勘的狀況而言的。）。而至“神宗熙寧二年八月六日，參知政事趙抃進新校漢書印本五十冊，及

9、陳繹所著是正文字七卷。”（註：崇儒四之十。）即又校出不少錯謬，由此亦可見校勘工作是何等艱辛。此處還應提及的是：在清代錢東垣等輯釋的崇文總目卷二中，著錄有“三史刊誤四十五卷”，下有：“初，秘書丞余靖上言：國子監所收史記、漢書誤，請行校正。詔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祁與靖，咱直講王洙於崇文院讎對。靖等悉取三館諸本，及數百家之書，以相參校。凡所是正、增損數千言，尤為精備。逾年而上之。靖又自錄其讎校之說，別為刊誤四十五卷。”將這段文字與玉海、長編、麟臺故事等書的相關記載比照，有四點相同、一點相仿：1.校書皆因余靖進言而起；2.參加者五人中，有四人相同（而不同者，一為兄宋郊，一為弟宋祁，恐為形似之誤

10、）；3.校勘時間皆為“逾年”；4.均產生數十卷的刊誤。一點相仿為：余靖進言之內容相近。且從情理上講，余靖亦不大可能既撰漢書刊誤三十卷，又為三史刊誤四十五卷。故此，崇文總目所言當即為本次校勘。蓋當時進呈者為三史刊誤四十五卷，而流傳於世者僅有漢書刊誤三十卷。第五次校國語則是與校子書同時進行的：“景右四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李淑言：國語、荀子、文中子欲望取上件三書差官校勘、刻板，撰定音義，付國子監施行。詔可。”（註：崇儒四之七。）本次校勘是為考試出題之需。其結果則不詳。第六次為“嘉右校七史”：“六年八月庚申，詔三館、秘閣校理宋、齊、梁、陳、後魏、周、北齊七史，書有不全者訪求之。”（註：玉海卷四三。）

11、至“嘉右七年十二月，詔以七史板本四百六十四卷送國子監鏤板頒行”（註：玉海卷四三。又見崇儒四之十九。）。（其中陳書校定時間為八年七月，詳下文）。本次校勘最值得註意之處是為校勘而搜求書籍，如校後周書：“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註：郡齋讀書誌（引自四庫全書，下同）卷二上；又見周書目錄序，引自周書，中華書局1971年版。）即募得兩種不同版本，才進行校勘工作。其他書亦如是：“臣等言梁、陳等書缺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為下其事，至（嘉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註：元豐類稿（引自四部

12、備要，中華書局1989年版，下同）卷一一陳書目錄序。郡齋讀書誌卷二上載：嘉右所校七史，“政和中始皆畢”。此說與元豐類稿卷一一，玉海卷四三、卷五二所載皆異，恐誤，本文不取。）從中可看出：當時為校勘而求書，時間上長達一年多，範圍遠及州縣。第七次為校後漢書：“仁宗讀後漢書，見墾田字皆作懇字，使侍中傳詔中書，使刊正之。（劉）攽為學官，遂刊其誤為一書雲。”（註：郡齋讀書誌卷五上。）郡齋讀書誌卷五上著錄有：“西漢刊誤一卷，東漢刊誤一卷。右劉攽所撰也。”宋史中亦載：“（劉攽）作東漢刊誤，為人所稱。”（註：宋史卷三一九劉攽傳。）此刊誤進呈時間為：“治平三年四月劉攽上。”（註：宋版東漢刊誤卷一，轉引自曾貽芬先生

13、宋代對歷史文獻的校勘，史學史研究1992年第3期。）由上述可見，此書為劉攽獨立完成的，但“刊正”者似不止劉攽一人。（註：劉攽的著述，宋史卷二三藝文誌中著錄有：“劉攽漢書刊誤四卷”，又有：“三劉漢書標註六卷劉敞、劉攽、劉奉世。”而直齋書錄解題卷四載：“三劉漢書標註六卷又本題公非先生刊誤，其實一書。”（公非即劉攽之自號。）上列三種書與本文所論之東漢刊誤之間倒底是什麽關系？這是研究北宋校勘應回答的問題，然迄未見有論文明白述之。而對此問題清四庫館臣曾作過考證，其結論頗合情理，特錄於此：“蓋於前、後漢書初各為刊誤一卷，趙希弁所說（即郡齋讀書誌卷五上）是也；後以所校漢書與敞父子所校合為一編”，即為三劉漢書

14、標註；“而東漢（刊誤）一卷無所附麗，仍為別行”，即我們今天見到的東漢刊誤（實為四卷）；“至別本乃以書為主，而敞、奉世說附入之，故仍題刊誤之名”，即公非先生刊誤（見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五）。）。第八次為校資治通鑒：“哲宗元右元年三月十九日，宰臣司馬光言：秘書省校書郎黃庭堅好學有文，欲令與範祖禹及男康同校定資治通鑒。並從之。”（註：崇儒四之十。）資治通鑒進書表標明進呈時間為“元豐七年十一月”，距校書時間僅一年多，自然也是校當代之書。資治通鑒引書數百種，此處之“校定”，當是以他校為主。子書之校更多達十三次。第一次為校內經素問等醫書：“（天聖）四年十月十二日，翰林醫官副官趙拱等上準詔校定黃帝內經素問、巢氏

15、病源、難經，詔差集賢校理晁宗愨、王舉正、石居簡、李淑、李昭遘依校勘在館書籍例，均分看詳校勘。”（註：崇儒四之六。）至“（天聖）五年四月乙未，令國子監摹印頒行。詔學士宋綬撰病源序”。（註：玉海卷六三。“宋綬”原為“宋緩”，據長編卷一五改。）其中素問後又校之：“景右二年七月庚子，命丁度等校正素問。”（註：玉海卷六三。）嘉右再校之（詳後）。第二次為校“律文及疏”，亦始自天聖四年：“十一月，翰林侍讀學士、判國子監孫奭言：諸科舉人，惟明法一科律文及疏未有印本命本監直講楊安國、趙希言、王圭、公孫覺、宋祁、楊中和校勘，判監孫奭、馮元詳校。至七年十二月畢。”（註：崇儒四之六。）北宋百余年間，曾多次刪定編敕，如

16、鹹平、景德、慶歷、治平、熙寧年間等等，然這些整理基本上都是因過去“格敕條目繁多”，而以“刪定”、“去其繁密之文”（註：詳見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一至一之二六；參見玉海卷六六。）為主，故本文不論。而這次則明確指出是“校定律文及疏”。宋會要輯稿載本次過程頗詳：“七年四月，孫奭言：準詔校定律文及疏其刑統內衍文者減省，闕文者添益，要以遵用舊書，與刑統兼行。又舊本多用俗字，浸為訛謬，亦已詳改。至於前代國諱，並復舊字；聖朝廟諱，則空缺如式。又慮字從正體，讀者未詳，乃作律文音義一卷，其文義不同，即加訓解。乞下崇文院雕印，與律文並行。”（註：崇儒四之七。）由此可見，這次整理過程可分為五個步驟：1.減省衍文；2.增

17、補闕文；3.詳改俗字、錯字；4.恢復前代國諱的舊字；5.作律文音義一卷，將俗字與正體加以對照，並對文義不同者加以訓解。這五項工作，除“訓解”外，皆屬校勘範疇，又歷時三年多，確為一次較認真的校勘。第三次是校荀子、文中子：“景右四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李淑言：有國語、荀子、文中子，欲望取上件三書差官校勘、刻板，撰定音義，付國子監施行。詔可。”（註：崇儒四之七。）這裏也提到要撰定音義，惜乎結果不詳。第四次為校醫書：“（嘉右二年八月）庚戌，（韓）琦又言：醫書請擇知醫書儒臣與太醫參定頒行。”（註：長編卷一八六。）仁宗接受了韓琦的建議，下詔：“所有神農本草、靈樞、太素、甲乙經、素問之類，及廣濟千金、外臺秘

18、要等方，仍差太常少卿、直集賢院掌禹錫、職方員外郎、秘閣校理林億、殿中丞、秘閣校理張洞、殿中丞、館閣校勘蘇某（即蘇頌）同共校正聞奏。”（註：蘇魏公文集（引自四庫全書）卷六五本草後序，但下詔時間為“八月三日”，恐誤。因據長編卷一八六，韓琦上言為“八月庚戌”、即六日，下詔時間自當在此之後。又據玉海卷六三的兩處記載，下詔之日為八月辛酉、即十七日，似得其實。）此後“臣禹錫等尋奏置局刊校，並乞差醫官三兩人共同詳定”（註：蘇魏公文集卷六五本草後序。）。於是“置校正醫書局於編修院，命掌禹錫等五人”（註：玉海卷六三。）。至“其年十月，差醫官秦宗古、朱有章赴局祗應”（註：蘇魏公文集卷六五本草後序。）。至“五年八月

19、，補註本草成書，先上之”（註：蘇魏公文集卷六五本草後序。）。本次校勘的最大特點是專門設立“校正醫書局”，足見其重視程度。且為任用醫官校醫書。參加者至少七人。第五次為校秘閣兵書：“（嘉右）六年四月，以大理寺丞郭固編校秘閣所藏兵書。先是，四館置官編校書籍，而兵書與天文為秘書，獨不預。大臣或言：固曉知兵法。乃命就秘閣編校，抄成黃本一百七十二冊治平四年六月，以編書畢，遷內藏庫副使、路分都監。”（註：崇儒四之八。其中“大臣或言”。原為“大有有言”，據長編卷一九三，嘉右六年四月丙子條改。）此文雖未言編校之書及卷數，然歷時六年，最後又“抄成黃本一百七十二冊”，可見其數量相當多。第六次為校陰陽之書：“（神宗）

20、元豐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提舉司天監所言：先被旨應館閣所藏及私家所有陰陽之書，並錄本校定，置庫收掌。今編成七百一十九卷，乞上殿進呈。從之。”（註：宋會要輯稿職官（以下略作職官）一八之八四。）此為北宋首次校陰陽之書，計七百余卷。第七次即為校著名的“武經七書”：“元豐三年四月一日，詔校定孫子、吳子、六韜、司馬法、三略、尉繚子、李靖問對等書，鏤板行之。”（註：崇儒四之十。）“我國古代兵書著述繁富，種類繁多，然而其精華部分就是武經七書”，“武經七書的頒定，確立了兵書在封建社會的正統地位”，“奠定了中國古代軍事學的基礎”（註：參見王顯臣等中國古代兵書雜談，戰士出版社1983年版。）。因此這次校定，意義甚為

21、深遠。第八次為校道藏：“宋徽宗初，興道教，詔天下搜訪道家遺書，就書藝局令道士校定。”（註：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卷五一，引自（道藏）第148冊，1926年上海涵芬樓據明正統本影印，下同。）“我朝崇寧中，再校定道藏經典。”（註：道德真經集註雜說卷上，引自道藏第403冊。）本次為以道士校道藏。第九次為校醫書：“和劑局方十卷大觀中，詔通醫刊正藥局方書，閱歲，書成，校正七百八字，增損七十余方。”（註：郡齋讀書誌卷一五，中國歷代書目叢刊（第一輯下），現代出版社1987年版。）“庫部郎中陳師文等校正，凡二十一門、二百九十七方。”（註：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三，然著錄為六卷。而此書四庫全書本為十卷，今從之。）本次校醫書

22、，任用“通醫”、“郎中”校正，“閱歲”而成，正七百余字。第十次為政和年間再校道藏：“（三年）十二月癸醜，詔天下訪求道教仙經。”（註：宋史卷二徽宗本紀。）至六年校畢上進時，其書序雲：“臣於前歲七月，被旨差入經局，詳定訪遺，及瓊文藏經，開板符篆。因得竊覽經箓，殆至周遍。”“近又裒訪仙經，補完遺闕，周於海寓，無不畢集。繼用校讎密藏，將以刊鏤，傳諸無窮。”（註：太上助國救民總真秘要卷首，引自道德第986冊。“臣”即洞幽法師元妙宗。）這次校勘，也是訪求於前，並任用道士校道藏。且其規模宏大，在道藏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十一次為校證類本草：“（政和年間）命臣（即提舉醫學曹孝忠）校正而潤色之諸有援引誤謬，則

23、斷以經傳；字畫鄙俚，則正以字說；余或訛戾淆互、繕錄不當者，又復隨筆刊正，無慮數千，遂完然為成書，凡六千余萬言。”（註：政和新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書前序，見四庫全書子部。）此書上於政和六年九月。其校勘包括：1.改引語之誤；2.正俗字；3.改錯字。其糾錯“無慮數千”，可謂成果斐然。第十二次為校亢桑子、文子：“政和七年八月一日，宣和殿大學士蔡攸言：亢桑子、文子未聞頒行。乞取其書於秘書省，精加讎定，列於國子學之籍，與莊、列並行。從之。”（註：崇儒四之十。）亢桑子又名亢倉子，“唐天寶元年，詔號亢桑子為洞靈真經”（註：郡齋讀書誌卷三上。）；文子又名通玄真經，二書於四庫總目中皆入“子部道家類”（見卷一四六），

24、故此次校勘亦為校道家之書。最後一次為校內經：“（政和八年）五月十三日詔太醫學司業劉植、李庶通、元沖妙先生、張虛白充參校官，大素處士趙壬、明堂頒朔皇甫自收、黃次公、迪功郎龔璧、從事郎王尚充檢討官，上舍及第宋喬年、助教宋炳充檢閱官。後又詔刑部尚書薛嗣昌充同詳定官。”（註：崇儒四之十一。）本次校勘參加人數頗多，且註意任用有學術專長者。北宋中後期校集部書僅一次：“至天聖中，監三館書籍劉榮超上言：李善文選欲集國子監官校定凈本，送三館雕印。從之。”（註：崇儒四之四。）至“天聖七年十一月板成，又命直講黃鑒、公孫覺校對焉”（註：崇儒四之四。）。真宗時曾校過文選，後因“宮城火，二書（文選及文苑英華）皆燼”（註：

25、崇儒四之四。），故有本次之校。此期綜校四部之書有九次。第一次始於景右元年：“閏六月，以三館秘閣所藏，有繆濫不全之書，辛酉，命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祁將館閣正副本書看詳，定其存廢，偽謬重復並從刪去；內有差漏者，令補寫校對。仿開元四部錄，約國史藝文誌，著為目錄，仍令翰林學士盛度等看詳。”（註：玉海卷五二。又見長編卷一一四，景右元年閏六月辛酉條。）不難看出，這是一次大型綜合性整理活動，包括：1.確定各書之存廢，刪偽去重；2.補寫校對；3.編制新目錄；4.全面審定。其結果為：“（景右）二年，上經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註：玉海卷五二。）“（景右三年十月）乙醜，禦崇政殿，觀三館秘閣新校兩庫子集書凡

26、萬二千余卷，賜校勘官並管勾使臣、書寫吏器幣有差。”（註：長編卷一一九。）此後校讎工作仍在繼續：“（景右）三年十月甲寅，以知制誥王舉正看詳、編排三館秘閣書籍。自是常於內外制中選官充是職。”（註：玉海卷五二。又見麟臺卷二。）且“詔求逸書，復以書有謬濫不全，使命定其存廢”（註：玉海卷五二。）。而目錄進呈時間為：“（慶歷元年上十二月）己醜，翰林學士王堯臣等上新修崇文總目六十卷。”（註：長編卷一三四。）自景右元年至總目上進，整理活動持續十年有余（註：前述校孟子和校前四史、晉書兩次，時間上一為景右二年九月至三年，一為元年九月至三年，皆在本次校理四庫書的時間範圍之內。然本次為一般性的編校四館之書，其中校經史

27、之書八千余卷僅歷時一年零四個月；而校孟子和前車史等則為別下詔書、專門校勘的，故本文於計次數時分別計之。）。第二次為嘉右編定書籍：“嘉右四年二月丁醜置館閣編定書籍官，以秘閣校理蔡抗、陳襄、集賢校理蘇頌、館閣校勘陳繹，分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秘閣而編定之。”（註：玉海卷五二。其中尖括號內原文為小字，下同。）“六月己巳，又益編校官，每館二員。”（註：玉海卷五二。）參加者還有：“以太子中允王陶、大理評事趙彥若編校昭文館書籍，國子博士付卞編校集賢院書籍，杭州於潛縣令孫洙編校秘閣書籍。其後又以太平州司法參軍曾鞏編校史館書籍。”（註：四庫全書本麟臺卷二。）至“六年十二月辛醜，三館秘閣上寫黃本書六千四百九十六

28、卷，補白本書二千一雲一千九百五十四卷。二十二日壬寅，遣中使詔中書樞密院合三館秘閣官屬四十一人賜宴，以嘉其勤”（註：玉海卷五二。）。可知參與者至少有41人。此後編校工作仍在繼續：“七年三月辛酉，詔參知政事歐陽修提舉三館秘閣寫校書籍，仍詔兩制看詳天下所獻遺書。六月丁亥，秘閣上補寫禦覽書籍。”（註：玉海卷五二。）“十二月，詔以所寫黃本一萬六百五十九卷、黃本印書四千七百三十四卷，悉送昭文館。”（註：玉海卷五二。）這次編定群書值得註意之處為：“六年六月，開獻書之路，詔諸道搜訪。中興書目有嘉右搜訪闕書目一卷，首載六年六月求遺書詔書。”（註：玉海卷五二。）即為整理政府藏書，特別編制搜訪書目，到各道訪求。這次

29、整理的結束時間，長編卷二六載：“（熙寧八年二月四日）丙寅賜館閣校勘林希、集賢校理梁燾銀絹各三十匹兩，以編校四館書籍畢也。”而且似唯恐人不知，下面特以小字指明：“嘉右四年二月丁醜，初編校四館書。”（註：玉海卷五二所載編校開始時間與此處完全一致。而長編卷一八九嘉右四年六月己巳條下雲：“館閣編校書籍自此始。”與卷二六矛盾，疑有誤。又玉海卷五二載：“以校勘功畢，明年（指嘉右八年）遂罷局”，但又以小字標明：“或雲：熙寧中罷局。”崇儒四之九亦為兩個時間並存。而此處上文有六年六月才發求遺書詔書，若八年即罷局，於情理亦不合，故本文從長編卷二六。）即此次編校群書，歷時達十七年之久（註：本次校理群書在時間上涵蓋了

30、上文所述的校兵書與校七史，而本文仍分別計次。請參見註一。下同。）。第三次在神宗熙寧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監三館、秘閣言：詔書內求訪到書籍，只各一部，並未校正，乞行校正從之。”（註：職官一八之四。）本次為校勘求訪所得之書。元豐元年十二月七日秘閣校理的上言中，提及第四次校勘：“每歲崇文楷書補寫四庫書遂命崇文院勘會四館書籍”（註：職官一八之五。）本次所校則為“四館書籍”。第五次始於哲宗元右二年：“六月八日，秘書省言：乞在省官與供職校理分校秘閣所藏黃本書”（註：職官一八之七。）這次校勘延續多年，如元右五年六月四日的詔書中提及“秘書省見校對黃本書籍未了，可添一員”（註：職官一八之一。），七年三月七日秘書省亦言：“本省節次添差到校對黃本書籍官共五員”。（註：職官一八之一二。）至“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