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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摘要]《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1954年9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后的讲话,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阐明辛亥革命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

《纪念孙中山先生》是毛泽东为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撰写的文章,这篇纪念文章是在中国共产党成功引导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对孙中山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所作的一次新的全面、科学的历史评价。

这两篇文章是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重要代表性著作。

[关键词]毛泽东;孙中山;辛亥革命[中图分类号]a4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528(2011)09-0014-007《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1954年9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后的讲话。

现已收入《毛泽东文集》第6卷。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准备阶段,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就开始了,“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

这个革命,按其社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

”[1](p667)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辛亥革命性质所作的科学判断。

但是,在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时,一部分党外民主人士对共产党人讲“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觉得不妥,在感情上有些过不去。

为此,毛泽东在宪法草案通过后发表了这个讲话,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阐明辛亥革命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

《纪念孙中山先生》是毛泽东为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撰写的文章,发表在1956年11月12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现已收入《毛泽东文集》第7卷。

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是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

毛泽东对孙中山始终怀有崇高的敬意,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多次高度评价孙中山的历史贡献和革命精神。

这篇纪念文章是在中国共产党成功引导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对孙中山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所作的一次新的全面、科学的历史评价。

毛泽东一生酷爱历史,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诸多评说。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和《纪念孙中山先生》,是他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两篇重要的代表性著作。

一、人类历史上几次性质不同的大革命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呈现出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的总趋势。

为了阐明辛亥革命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毛泽东提到了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几次不同性质的大的革命。

1.奴隶主推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指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的革命,是奴隶主推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人类社会的最初形态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它占据了人类社会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

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虽然没有剥削,没有阶级,但人类使用的生产工具相当简陋,生产力十分低下。

由于社会产品仅能满足社会成员的最起码的生活需要,没有剩余,原始氏族部落之间相互打仗时捉到的俘虏就通通杀掉。

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力的提高,在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已经有少量剩余。

这时,氏族部落首领不再把俘虏杀掉,而是占有这些俘虏,让他们做工。

氏族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

氏族部落首领成为了奴隶主,俘虏以及部分氏族内部成员成为了奴隶。

人类走出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进入了有阶级、有剥削的奴隶社会。

奴隶制是十分残酷的。

奴隶主对奴隶有生杀予夺之权。

不过,奴隶虽然没有人身自由,甚至被刺瞎眼睛或砍伤手脚,生活状况十分悲惨,但是他们毕竟不再通通被杀掉了,他们的生产劳动为整个社会创造和积累了财富,使奴隶社会的生产力比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有了明显的提高,并且开始形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促进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等的发展。

因此,剥削的出现、阶级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着进步的意义。

正如毛泽东所说:

“现在一讲奴隶制,人们就觉得它很坏,其实奴隶制的产生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进步”,[2](p344)“使人类的生产和社会大进了一步”。

从此,人类社会进入了“文明时代”。

中国古书里,关于史前时代的传说是很丰富的。

“传说里反映出来的中国的太古社会是没有阶级、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剥削的原始公社制度社会。

”[3](p505)1930年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有关理论,最早提出殷周之际是中国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的观点。

[4](p111)到了商朝,中国的历史有了当时留下来的文字记录。

商朝已经是奴隶社会,有很多奴隶从事劳动生产,奴隶主死后埋葬,要有很多奴隶陪葬;奴隶的主要来源是俘虏和罪人。

2.封建地主革奴隶主的命奴隶社会后期,铁的发明和应用,大大改进了生产工具,提高了社会生产力。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原有的奴隶主不仅占有土地,而且占有奴隶的生产关系受到冲击,奴隶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开始解体。

奴隶制受到奴隶起义的震撼和打击。

地主代替奴隶主成为统治阶级,奴隶得到解放成为农民。

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地主收取农民生产的作物作为地租。

这就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即地主占有土地、以收取地租剥削农民为主要特征的封建生产关系。

农民虽然被束缚于土地上,对地主有某种人身依附关系,但已经有了自己的生产工具和私有经济,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关于古代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即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中国史学界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讨论,形成了“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等观点。

[4](p91)郭沫若认为,可以以春秋、战国之交为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界限。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表述:

“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

”[1](p623)这是一种包容性的观点,时限比较长,在某种意义上,照顾了上述的多个观点。

1954年9月,毛泽东在讲话中针对“历史学家们还在争论不决”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一方面以政治家的学术关怀,主张“今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可以不去作结论”,可以由历史学家们继续自由争论;另一方面,又表示“我个人是比较相信郭沫若副总理的在春秋战国时代产生封建制的主张的。

”[2](p344-345)毛泽东认为:

“在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发生了大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从那时起,开始允许土地私有,允许土地收租。

大概是在鲁宣公时代‘初税亩’,第一次开始收地租。

”“这证明当时的社会制度已经开始变革,不再是实行井田制,而是采用收土地税的办法了。

”[2](p345)这就是说,在春秋战国时期,一种完全区别于奴隶制的新的生产关系出现了,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也相应发生重大变革,奴隶制让位于了封建制。

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3.资产阶级革封建地主的命毛泽东所说的人类历史上第三次大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封建地主的命,也就是民主主义革封建主义的命”。

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日趋发达,封建制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新的生产关系在成长。

“凡是在货币关系排挤了人身关系和货币贡赋排挤了实物贡赋的地方,封建关系就让位于资产阶级的关系。

”[5](p450)“随着商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随着货币流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即资本家阶级。

从商品中,从商品交换中,从货币权力的出现中,产生了资本权力。

在18世纪(更正确些说,从18世纪末起)和19世纪,世界各地发生了革命。

”[6](p286)资产阶级所代表的新的生产力起来反抗封建土地占有者所代表的旧的生产秩序,打碎了封建桎梏,革了地主阶级的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取代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

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手工业生产工具过渡到机器,手工业、工场手工业转变为机器工业,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资产阶级在革封建地主命的时候,无疑义地是当时最进步的力量,资本主义在其上升时期曾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的推动力量。

正如毛泽东所说:

“中外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发展都有作用。

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也有唯物论,不是历来都是唯心论。

”[2](p489)毛泽东指出,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就是辛亥革命。

二、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评价1.对改良派的作用应该联系具体的历史环境进行分析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有过改良派。

改良与革命,都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变革的两种不同的方式、手段。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总是交替采取渐变和突变这两种形式,也就是说表现为改良和革命这两种形式的交替。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究竟采用哪种方式进行社会变革,是不以任何阶级、政党或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民族的历史状况以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和阶级力量的对比等具体因素。

在通常的情况下,社会以渐变的方式演进。

这时的改良对历史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当社会矛盾空前尖锐,不推翻现存的反动政权就不能改变陈腐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推动变革的社会力量也相应地成长起来了,革命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并成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

这时,改良的主张就可能成为革命的阻力,失去原有的进步性。

这就是说,对改良派的作用应该联系具体的历史环境进行分析,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而不能离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从概念出发,抽象地加以绝对的否定或绝对的肯定。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多种改良思潮和流派,他们之间的主张虽有所不同,但是都贯穿了一条爱国救亡的主线,起过重要的启蒙作用。

这是19世纪后半期中国的进步思潮。

1898年的戊戌变法,就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发动的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

维新派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改革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度,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亡,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维新派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自由平等、社会进化观念,批判封建君权和封建纲常伦理,从而把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壁垒打开了一个缺口,有利于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

所以毛泽东说:

“对改良派也应该估计有进步的一面。

”由于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还十分微弱,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还相当狭窄,维新派存在自身的局限;加上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戊戌变法最终失败了。

戊戌变法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登上历史舞台,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在这个革命的准备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广泛传播民主革命思想,革命形势日益成熟。

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坚持走改良道路,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这样,改良派就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发生了尖锐的对立。

2.辛亥革命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

”“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大步”。

[2](p345)为什么说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革命呢?

第一,辛亥革命的直接打击目标是清王朝。

从兴中会的誓词到同盟会的纲领,孙中山始终把“驱除鞑虏”,即推翻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以满族贵族为主把持的清王朝作为革命的首要目标。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这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地主阶级的命,民主主义革封建主义的命。

第二,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后建立的是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革命政权──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这个政权中占有领导和主体的地位。

孙中山还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废除了君主专制制度,确认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这个政权和这部法典,贯彻了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等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基本原则,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色彩。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

“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

”[2](p325-326)第三,辛亥革命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在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是先进的、有生命力的。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以振兴实业为目标,设立实业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以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随后的几年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

第四,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

1915年底至1916年初,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只延续了83天;1917年7月的张勋复辟更是只存在12天。

这说明,“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

”[2](p346)君主专制制度从此在中国绝迹。

总之,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2](p346)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不是意味着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和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人物都是资本家、是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分子,而是由于他们的主张在当时并没有、也不可能越出资本主义所可以容纳的界限,而这些主张一旦付诸实施将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事实上,这样的主张和实践,在当时的中国是革命的、进步的,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所以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判断是科学的、符合历史实际的。

这绝不是贬低它的历史意义,所以不应该有“在感情上过不去”的问题。

3.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是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人物从青年时期起,毛泽东就以十分尊敬的态度,对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革命精神作出崇高评价。

如果以时间为序,毛泽东对孙中山的称谓先后有:

伟大领袖、处在半殖民地国家的大革命家、伟大革命家、中国民族革命的领袖、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或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等。

其中,“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的称谓,最足以反映孙中山开创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的历史地位。

[7]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着重提出,孙中山有三个值得纪念的地方。

这就是:

“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

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

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8](p156)这三句话中又连用了两个“丰功伟绩”。

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对孙中山崇高历史地位评价的集中体现。

孙中山头一个值得纪念的,是在民主革命准备时期,同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

这个时候的改良派,已经从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转变成辛亥革命前夕的立宪派。

立宪派介绍了许多西方近代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努力争取速开国会,实行立宪;但他们竭力反对革命,维护清朝统治,成为革命发展的阻力。

在孙中山领导下,革命派坚决批驳并战胜了立宪派反对革命的种种谬论,为辛亥革命的开展扫清了道路。

孙中山的伟大,最重要的在于他开创了近代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国。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1](p563)从1894年建立兴中会起,特别是1905年组建中国同盟会后,孙中山始终高举反清革命的大旗,制定了以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为核心的革命纲领,成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在他的领导下,革命派发动了武昌起义,得到全国范围的响应,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中华民国,翻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

这是孙中山先生第一个丰功伟绩。

“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1](p700)这是孙中山的又一个丰功伟绩。

在孙中山的一生中,贯穿着两个方面的革命精神。

一是他坚定顽强的革命精神。

“孙先生总是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再接再厉。

当着多少追随者在困难与诱惑面前表现了灰心丧志乃至投降变节的时候,孙先生总是坚定的。

”[9](p112)二是他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前进的革命精神。

他说过: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他始终与时代一同前进,是从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

他不仅提出了三民主义,而且发展了三民主义。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内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在晚年实现了伟大的转变,将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实现了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掀起了国民革命的高潮。

这是孙中山在晚年对于中华民族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是孙中山留给后人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

[9](p112-113)三、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1.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孙中山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

虽然在这之后的10年多时间里,孙中山一直为保卫民主共和、反对封建专制进行着不屈不饶的斗争,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

历史已经无情地证明,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走到了尽头。

历史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的重任交付给了中国共产党人。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必须首先进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才能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建设社会主义。

正因为如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把自己视作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东说:

“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

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

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

”[10](p344)“从孙中山起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

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

”[2](p489)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辜负历史和人民的重托,他们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完成了他未竟的事业,取得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而后来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着完成的。

当然,同样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于领导力量、指导思想等的不同,前者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后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完成了孙中山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而且把这个革命进行到彻底,并使之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了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总之,“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从不忘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许多革命先驱者的业绩,而辛亥革命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以前的一次最重要的革命。

如果脱离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全过程来观察问题,也许会把辛亥革命看作不过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但它并不是不结果实的。

”“可以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这些胜利也是辛亥革命最后结出的丰硕果实。

”[11](p5-6)2.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人类社会作出过巨大贡献。

但是,从19世纪中叶起,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向东方的殖民扩张,使古老的中国遇到空前严重的挑战,面临着极其深刻的生存危机。

孙中山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并为实现这个目标奋斗了一生。

孙中山对中华民族始终满怀着期待。

他认为,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责任。

这是一个革命家的世界情怀。

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有益于世界人民。

一个崭新的中国,将是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实现了民族复兴的中华民族将给整个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而且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这种关注全人类的远大志向和博大胸怀。

毛泽东认为,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

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8](p157)但是,“事情总是发展的。

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天,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

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

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中国应当这样。

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8](p156)这个伟大的预言正在逐步变为现实。

四、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1.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因此,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历史作用,同时也积极评价个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但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和个人崇拜的思想。

[4](p67)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过一个又一个杰出人物和领袖人物。

这些历史人物都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和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在不同的时期作出过各自的贡献;他们的思想行为,不仅在当时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的发展,而且对后人仍然产生着重大影响。

他们留下了一份份沉甸甸的珍贵遗产。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凡是在历史上作出过贡献的人物,我们都应该认真总结、研究,继承好这些历史遗产,从中获取有益的历史启迪。

即使是在历史上起过反面作用的人物,也应当予以总结,作为历史的鉴戒。

2.划清是推动还是阻碍历史潮流前进的界限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首先应当把他们放到社会发展的总进程中去考察,注意弄清楚他们是在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历史的前进呢,还是在逆时代潮流而动、阻碍历史的发展?

人类社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都是处于阶级社会。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其思想行为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因此,在评价某个历史人物时,首先要判断他的思想行为代表着哪个阶级的利益。

代表没落的反动的阶级的利益,则阻挡着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的发展;代表新兴的革命的阶级的利益,则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的发展。

这是对阶级社会中每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的基本判断。

3.对历史人物的缺点“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不可以苛求于前人”唯物史观认为,任何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都无法超出历史时代加以他们的限制,必然会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局限。

[4](p70)即使像孙中山那样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也会有他们的缺点。

“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失败了。

为什么失败?

就是因为孙中山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有缺点。

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有过自我批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上曾经说,当时向袁世凯妥协是不对的。

”[2](p346)毛泽东反复强调:

“人总是有缺点的,总是要犯错误的,只是不要错得太多就是了。

”“人,包括圣贤在内,总是有过的,有过必改就好了。

”他还重申曾经说过的话:

“不要造成偶像,就是不要说谁不能批评,而要说可以批评,但批评要正确,对于批评要分析。

”[2](p346-347)对于历史人物这样那样的缺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他们的缺点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中去考察,要从当时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加以说明。

列宁早就说过: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12](p154)我们既反对把历史人物任意拔高,把事实上没有的思想硬挂到他的名下,也反对以现代的标准对历史人物提出苛刻的要求。

自然,说不可以苛求于前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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