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编版高中历史下册医疗与公共卫生三中国古代的医药学成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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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高中历史下册医疗与公共卫生三中国古代的医药学成就
本专题全文引自“历史课标解析与史料研习·经济与社会生活”（复旦大学出版社，何成刚主编），经何成刚老师授权发布。
内容仅供参考，如引用，请以实际出版物为准。
诚挚感谢何老师对中学历史教学园地的大力支持!
选择性必修二经济与社会生活
专题六医疗与公共卫生
中国古代的医药学成就
（一）周、秦、两汉时期的医药学成就
西周至东汉末一千二百余年，中国医学理论体系逐渐形成，用药经验日益丰富，出现两大名著，一属基础理论性巨作《黄帝内经》，二为药物专书《神农本草经》。
且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临床医学经典《伤寒杂病论》。
1.《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
李经纬在《中医史》（海口：
海南出版社，2015年，第52—53页）中认为，在很一段时间内，它都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也是至今一直地位最高的中医经典理论巨著，是我们的先人对世界医学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但1973年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一批医书后，这个结论就慢慢站不住脚了，因为据学者研究，《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等，显然都比《内经》早。
现在，我们只能说《内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理论比较完整的医学著作。
之前有观点认为《内经》成书于黄帝时代，不过所以用黄帝冠书名，是后世出于对黄帝论医学的崇敬心理和借以提高该论著权威性的举措。
当时还有许多不见文献记载的医学著作，如马王堆出土的14种医书等。
而《内经》中所引用的已佚古医书也多达20余种，如《上经》《下经》《从容》《五色》《黄帝扁鹊之脉书》《揆度》《奇恒》等。
这表明，《内经》是在为数众多的更古老的医学文献基础上成书的。
作为一部总结性医学理论著作，不可能出自一时一人之手。
一般认为，这部书大约在战国至秦汉时期由许多医家搜集、整理、综合而成，其中甚至包括东汉乃至隋唐时期某些医家的修订和补充。
谢尔登·沃茨在《世界历史上的疾病与医学》（张炜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80页）一书中认为，《黄帝内经》是由不同作者写于不同时期的文章合集，其中一些文章的作者反对合集中较年长者的说法。
1975年在墓葬中发现的《黄帝内经》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没有在宋朝时期（960—1279年）被弄混，因为当时心血来潮的官僚编辑了大量《黄帝内经》，这些都早已经被现代学者知晓。
陈邦贤《中国古代医学上的成就》（载《历史教学》1962年第7期）一文认为，《内经》是根据古代阴阳五行的学说，解释人的生理和病理的变化，疾病诊断和治疗以及四时养和预防疾病，等等。
它的最大贡献是在医疗实践的基础上，用朴素唯物论的哲学思想，武装了古代的医疗保健原则，从而给中国医学奠定了较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
历史上一些著名医家的重要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创新多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
如东汉张仲景撰写的《伤寒杂病论》，晋代皇甫谧编写的《针灸甲乙经》等。
王振国和张大庆主编《中外医学史》（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年，第32—37页）指出，《内经》作为中国古代医学文献中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
书中充分反映出中医学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两大特点，对人体的生理、病理，以及诊断、治疗、预防、养生等内容，有着比较全面的论述。
《内经》的成书，标志着中国医学从经验积累的阶段上升到理论总结的阶段，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不仅如此，《内经》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亦有不可忽略的影响。
历史上，朝鲜、日本等国都曾把《内经》作为医学教科书，其主要内容曾被译成日、英、德、法等国文字。
谢尔登·沃茨在《世界历史上的疾病与医学》（张炜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80页）认为，《黄帝内经》最古老的文章展现的第一个革命性突破是，个人的健康或疾病状况不是由恶魔或祖先决定的。
它是由自然界的事件引发的，通过人的“理性”，人类是可以对其进行研究和理解的。
2.《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或《本草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
“本草”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平帝纪》，因此考据家认为《神农本草经》是东汉末年的作品。
书名冠之以“神农”，既与汉代一度盛行的尊古托古之风有关，也与古时神农“尝百草”而发现药物的传说有关。
张登本、孙理军、汪丹在《<神农本草经>的成书与沿革——<神农本草经>研究述评之一》（载《中华中医药学刊》2015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神农本草经》成书于汉代的理由是充足的，不过称为《神农本草经》的时间稍晚。
汉代及其之前，已经有了《本草》专著，并有专司本草的官职官衔，即“本草待诏”。
汉代及其此前，已经将“本草”“医药”与“神农”联系在一起，不但认为炎帝是教化民众稼穑的“神农”，而且是医药（主要是药物，即本草）的创始人。
《神农本草经》作为书名最早见于西晋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西晋张华《博物志》中认为与《山海经》齐名的《神农经》虽不能断然肯定就是世传的《神农本草经》，但两者传载的内容如出一辙。
经过长时期药物知识的积累，两汉时期人们掌握的药物知识已经十分丰富，这是临证医学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
随着临证医学的总结，药物学也逐步进入整理和总结阶段。
张大萍和甄橙主编《中外医学史纲要》（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9页）指出，《神农本草经》共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大多是临床常用药物。
在药物分类上，提出了上、中、下三品分类法。
陈邦贤《中国古代医学上的成就》（载《历史教学》1962年第7期）一文分析指出，上品种，久服可以轻身益气，不老延年。
中品种，可以抗疾病，补虚弱。
下品种，可以除寒热邪气，破积聚。
合共种。
上品为君，中品为臣，下品为佐。
其中以植物药品为主，包括草、谷、菜、果、木等；动物次之，包括家畜、虫、鱼等；矿物又次之，包括金石等。
书中所述疗效，如麻黄治喘，大黄泻下，常山治疟，黄连治痢，人参、黄芪补气，当归、熟地补血，雷丸杀虫，雄黄治疥，海藻疗瘿等，疗效都很确实，可见都是从实际经验而陆续写出的。
它注意到生药的采收时期和贮藏方法。
这是中国现存第一部药学专书。
王振国和张大庆主编《中外医学史》（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年，第38—39页）认为，《神农本草经》最早著录于梁代阮孝绪的《七录》及《隋书·经籍志》，但是均未提及成书年代与作者。
关于该书的成书年代，曾有战国、秦汉、东汉等不同说法。
一般认为，它与《黄帝内经》一样，是劳动人民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积累的药物知识，经秦汉以来许多医药学家不断搜集、整理，直至东汉时期才最后加工、总结成书的，有学者认为本书成于汉代本草官之手。
原著已于唐代初年亡佚，现存多种版本的辑佚本，都是后人从《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等书中辑录出来的。
目前通行的有清代孙星衍辑本、顾观光辑本等。
张大萍和甄橙主编《中外医学史纲要》（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9页）还指出，《神农本草经》集东汉以前药物学之大成，在药物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中国古代药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至今仍具有参考和研究价值。
3.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
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有两次巨大的变革，一次是以《内经》为标志的医学理论的总结，还有一次就是以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标志的临床诊治辨证体系构建及方剂创制之法。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被后世医家奉为圭臬，极为推崇。
东汉末年，社会动乱，战火绵延，加之天灾频仍，导致了连年疾疫，这不仅使当时的医家们面临“拯救天枉”的历史责任，也为他们经验的积累提供了大量的实践机会。
同时，战乱与分裂也增加了交流，人们思想上的禁钢也相对减弱，这些也给当时医学的发展带来很大影响。
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后汉医学家，南阳湟郡（今河南南阳）人。
自幼嗜好医学，年轻时曾跟同郡张伯祖学医，得其所传。
经过其自身多年刻苦钻研医术和多年行医积累的丰富临床实践，成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医学家。
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撰写出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对中国医学史影响深远，张仲景也被后人尊称为医圣。
《伤寒杂病论》是张仲景最大的成就。
李经纬《中医史》（海口：
海南出版社，2015年，第52页）认为，中医学的“伤寒”并非现代医学的“肠伤寒”，广义的是指多种外感热病的统称（包括现代医学的多种急性传染病）。
伤寒在古代曾一度严重流行，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危害，从而很早就引起了医家的重视。
《伤寒杂病论》原书16卷，成书后很快散佚于战乱之中。
至西晋王叔和重新搜集方得保存，但六朝隋唐时秘藏而不显，故唐代孙思邈有“江南诸师秘仲景方不传”之叹。
且后世史志所载书名、卷数等颇为纷乱。
直到北宋，经校正医书局林亿等校定，始有今传本《伤寒论》和《金匱要略》两书，前者专论伤寒，后者专论杂病。
但《伤寒杂病论》原书的全貌，已不可确知了。
鲍艳举、花宝金、苏庆民则在《为<伤寒论>内涵正名》（载《浙江中医杂志》2008年第1期人）一文中认为，北宋林亿等人将《伤寒杂病论》内容分为《伤寒论》和《金匾要略》以后，使人误解为《伤寒论》专论伤寒（外感），而《金匾要略》则专论杂病，这种看法一直流传至今，以致后来形成“外感法仲景，内伤宗东垣”之说。
但伤寒与杂病二者是由人体患病后，正邪交争所反映出的症状所确定，其发病规律是一致的，即正邪交争，二者不能截然分开。
张仲景的六经辨证是辨万病的总纲，六经理明，万病理通，而《伤寒论》全书内容又详述了伤寒、杂病方证，因此，用《伤寒论》的理论和方证治疗杂病，是早已存在的事实，若将其限定在外感病范畴，将《伤寒论》定格在外感病的范畴，有违仲景的本意，亦没有真正理解《伤寒论》之内涵。
虽然目前我们已无法知晓《伤寒杂病论》的全貌，但张仲景对于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刘瑛、孙金立、孙艳在《漫谈医圣张仲景的贡献与成就》（载《兰台世界》2012年第6期）中认为，《伤寒杂病论》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临床治疗方面的巨著，作为对中国医学史发展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奠定了中医辨证诊治的重要医学思想。
即根据病因、病机的不同，将病、证、症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以决定治疗原则的临床治疗模式。
症作为病、证的临床具体表现，依症辨病是明确疾病、诊断辨病的重要内容。
李经纬《中医史》（海口：
海南出版社，2015年，第52—53页）认为，《伤寒论》比较正确地反映了急性传染病发展变化的一些规律，比较系统全面地总结了东汉以前对急性传染病诊治的丰富经验。
由于仲景注重理、法、方、药的契合，选录的方剂又多实用有效，故本书有着很高的临床实用价值和影响，至今仍为国内外医学家临床治疗的依据和研究的课题。
张仲景之后至今近两千年来，对《伤寒杂病论》的注解多如牛毛，各种版本层出不穷。
李经纬《中医史》（海口：
海南出版社，2015年，第52页）指出，据统计，目前在国内可以看到的《伤寒论》的各种版本多达600种，刊刻次数在1000次以上。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不仅在国内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在世界上尤其是在“中国文化圈”范围内更有很大影响。
直至今日，日本还有不少医家专门研究《伤寒杂病论》，他们以汤证为主来进行实验分析，在临床广泛采用伤寒原方治病，其中某些方剂还照原方制成成药。
总之，张仲景之学的魅力及其影响，可谓跨越古今，千古一人。
称其跨越古今不肖多言，说其是千古一人，是因为他既是“儒医”，又是“医圣”，古今只此一人而已。
4.华佗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人，东汉末期著名医家。
华佗在医学上的创造和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最大成就，是最先使用“麻沸散”进行全身麻醉。
虽然目前麻沸散的配方仍然是个谜，但通过对古文献中具有麻醉作用药物的了解，人们大致可以窥见它的基本情况，其主要组成药物大致包括乌头、附子、莨菪子、闹羊花、曼陀罗花等。
甄雪燕、王利敏、梁永宣在《华佗与麻沸散》（载《中国卫生人才》2013年第8期）一文中认为，麻沸散产生于东汉时期，此时人们已经对如何使用麻醉药物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早期医学帛书中就记载了用乌头来止痛的方法。
不仅如此，其中还提及麻醉药的使用剂量，认识到出现麻醉效果后，就不能再多服用了，因多服则令人死。
历史事实也能证明这一点，如西汉宣帝时，宫廷女医淳于衍与大将军霍光的夫人合谋，曾用乌头、附子等药毒杀了许皇后。
林梅村则在《麻沸散与汉代方术之外来因素》（载《学术集林》卷十，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一文中认为，麻沸散在梵语中的实际含义是解毒剂，多指丸药；麻沸散实为天竺胡药。
林梅村先生还结合了新疆的考古发现，推断华佗的外科术应是源于西域。
钱超尘、温长路在《华佗研究集成》（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71—1074页）一书中指出，日本学者松木明知认为麻沸散源自里海，产于里海的大麻是其主要原料，而中国的大麻主要用于食用，而且并未出现麻醉和幻觉，所以不可能是麻沸散的主要成分。
华佗在医学上的杰出成就除了麻沸散之外，还有他所进行的一系列外科手术，被誉为“中医外科的鼻祖”。
但对于华佗的外科手术问题，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
于赓哲《被怀疑的华佗——中国古代外科手术的历史轨迹》（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一文认为，由其生前的声名隆盛到后世对他的怀疑，再到近代西学东渐之后传统医界对他的“重新发现”，华佗外科术的声誉在一千多年里经历了一个马鞍形历程。
华佗身后不久，主流医学已开始逐渐将外科手术排斥在外。
“残存”的外科手术绝大多数是体表型小手术，腹腔外科手术付之阙如。
人们对华佗的事迹感到难以置信，甚至有将其归为神怪传说者。
直到接触近代西方外科医学的成就，才使国人相信华佗外科术确实可能存在过。
基于重塑自信的需求，部分知识分子以西学中源论为基调对华佗进行褒扬，影响深远。
华佗也并非世界及中国最早实施外科手术之人，而且其技术又后继乏人，以致细节已经不清。
现代国人对华佗外科手术的推崇，应该说是西方近代医学在外科方面的巨大成就对中国传统医学界的刺激所致。
“华佗”在这里已然是一个符号，对其外科术的推崇包含着近现代中医界和民众重压之下激发出的民族情感，同时还包含着些许惋惜，即对外科手术在中国未能持之以恒的惋惜。
李经纬《中医史》（海口：
海南出版社，2015年，第77—78页）则指出，尽管古代手术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失败率也可能较大，但华佗做过这类手术是确定无疑的，有关史书的记载是可信的。
《后汉书》与《三国志》中对手术步骤、手术当中的具体要求及术后护理等的描述，都是比较合理而正确的。
《后汉书》与《三国志》的作者都不是医生，绝不可能虚构出如此确切的一些病例，应该是根据事实的翔实记载。
同时，两部史书及其演义中尚有其他一些有关手术的记载，如司马师目上生瘤，医师为之割去；关羽左臂中箭毒，医师为之刳肉刮骨等，说明东汉、三国时在麻醉下进行手术并非罕事。
另一方面，其后六朝隋唐时有关外科手术的记载更为精确，表明其时中国外科手术有了更高的水平，而如果没有从汉晋以来的一个学术上的继承发展关系，那是不合逻辑而无法理解的。
总之，华佗在中国外科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否认的杰出的成就，从而成为后世外科医家的一面旗帜。
除此之外，华佗还精通内科、妇科、儿科、针灸各科。
王振国和张大庆在《中外医学史》（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年，第38—39页）中认为，史书中记载了许多华佗“妙手回春”的病案和传说。
曹操患有头风病，屡治无效，其他医生束手无策，华佗用针能当即止痛。
华佗重视体育锻炼，人为适当的运动可以帮助消化，畅通气血，不但能预防疾病，还可以延长寿命。
因此，他吸取了古代“导引”的精华，模仿虎、鹿、熊、猿、鸟等动物活动姿态，创造了“五禽之戏”。
华佗的“五禽戏”是很好的锻炼方法和体育疗法，开创了中国医疗体育的先河。
（二）三国至隋唐五代时期医学成就
继战国秦汉时期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之后，三国至隋唐五代时期中医学有了较快发展。
在临证医学和药物学方面有突出成就，医学基础理论也有一定的发展。
西晋医家王叔和总结了三世纪以前的脉学知识，著成《脉经》10卷，使脉学理论和方法更加系统化。
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和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做了系统全面论述，在医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1.王叔和与《脉经》
王叔和，名熙，高平人，魏晋时期著名医学家，生卒年代尚无确考。
曾任太医令。
李经纬《中医史》（海口：
海南出版社，2015年，第101页）认为，由于王叔和与张仲景时代相距不远，余嘉锡先生认为王叔和可能为仲景亲授弟子（见《四库提要辨正》），然无确证，存疑待考。
王叔和对医学的贡献，首先是他整理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使之得以流传。
一般认为，现行成无己本《注解伤寒论》中之《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三篇和书后部分《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以下八篇，均系王叔和所增。
张大萍和甄橙主编《中外医学史纲要》（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6页）认为，王叔和在医学上的另一贡献，是编著了一部中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脉经》。
脉诊在中医诊断方法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切脉是中医诊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脉诊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
王叔和博通经方，精意诊处，在临床实践过程中逐步认识了诊脉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王叔和总结《内经》《难经》以来逮于扁鹊、华佗、仲景等经论要旨，旁及古代有关说脉之篇，并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著成《脉经》10卷，97篇，约10万字。
李经纬《中医史》（海口：
海南出版社，2015年，第103—104页）认为，《脉经》集两晋以前脉学之大成，总结了3世纪以前的脉学知识，并充实了新的内容，使脉学理论与方法统一化、系统化、规范化，并保存了一部分古代诊断学的文献资料。
本书对后世影响较大，如唐代太医署医学生的必修基础课程中就有《脉经》一书，而本书所论述的脉学理论与方法大部沿用至今。
本书对世界医学也有一定影响，如著名的阿拉伯医学之父阿维森纳所著的《医典》，其中关于脉学的详细记载，许多脉象的资料即采自《脉经》。
其后，波斯（伊朗）学者兼医生阿尔哈姆丹尼主持编纂了一部波斯文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
书中包括有脉学内容，并附有切脉部位图，而且还特别提到了王叔和的名字。
中国脉学还经由阿拉伯传到了欧洲，其后并广泛传播世界，对欧洲医学——现代医学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其中王叔和的《脉经》对此有着较大的贡献。
2.葛洪与《肘后备急方》
葛洪（284—364年），宇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
出生于官僚家庭，早年曾一度参战镇压农民起义，但为时很短，后曾悲观厌世，弃戎从医，专事医药研究与炼丹制药及文学著述，直至终年。
张大萍和甄橙主编《中外医学史纲要》（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1页）认为，葛洪的主要医学成就是留于后人一部《肘后备急方》。
这是葛洪编著而成的一部医学手册。
该书涉及古代急救、传染病和内、外、妇、五官、精神、伤骨各科，以及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等。
对病种、病源和症状的描述简洁扼要，选方实用，疗法简便。
所选药物体现验、便、廉的特点。
此外，《肘后备急方》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古代传染病资料，卷二中的“虏疮”，是世界上关于天花的最早记载。
李经纬《中医史》（海口：
海南出版社，2015年，第97—98页）认为，《肘后备急方》虽然是一部手册性质的医著，但其内容总结了中国晋以来医疗发展方面许多先进成就，有的还是十分突出的。
例如急性传染病的记述，包括现在所说的多种流行性传染病，如疟疾、痢疾、狂犬病、结核病、丹毒、恙虫病等。
记载了一些很有意义的防治方法。
例如他指出在被狂犬咬伤之后，杀死该狂犬，取其脑组织敷在伤口上，以预防狂犬病的发作。
虽然这种方法在操作和实际效果上也许还有些问题，但这种用同一类疾病的机体组织来防治这种病的思想，可以说是中医免疫思想的萌芽，也是中国此后首先发明人痘接种术的先声。
3.孙思邈与《千金方》
唐代名医孙思邈，是一位伟大的医药学家。
京华兆原（今陕西耀州）人，生于隋开皇元年（581年），卒于唐永淳元年（682年），享年102岁。
他从小勤学苦读，博览群书，7岁能日诵千言，20岁已能通晓诸子百家之说。
18岁时立志学医，渐精于医道，成为大医。
隋文帝曾征召他为“国子博士”，他却“称疾不起”，拒绝天子之聘，后唐太宗、唐高宗先后征召他进宫为高官，皆被推辞。
晚年隐居于太白山，从事医学著述。
张大萍和甄橙主编《中外医学史纲要》（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2页）认为，孙思邈取得的医方、药物学方面的重大成就，在《千金方》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
《千金方》包括《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
孙思邈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吸收当代名医名著的精华，以及民间的有效单、验方，并结合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于唐高宗永徽三年，著成《备急千金要方》30卷。
该书载方5700多首，方论3500首。
后三十年又完成《千金翼方》30卷，收方3000多首。
李经纬《中医史》（海口：
海南出版社，2015年，第150页）指出，两部《千金方》篇卷浩大，内容详博，医史学者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
张大萍和甄橙主编《中外医学史纲要》（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2页）还指出，除了医药学著作留世外，更难能可贵的是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还特别重视医德修养，论述医德规范。
《备急千金要方》中的“大医习业”和“大医精诚”篇系统地论述了医德。
孙思邈特别强调医家的职业道德，把医德归纳为两个方面：
第一是技术要精湛；第二是品德要高尚。
（三）宋元明清时期医学
宋金元时期，由于社会比较稳定，各朝政府比较重视医药学，加之经济发展较快，科学技术进步较大，医药学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成为中国医学发展史上一个全面大发展的时期。
到了明代，医学的发展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产生了有重大意义的医学创造和发明；二是编撰了大量的医籍，而且出现了集大成者。
清代中医药学传统理论经过长期历史的检验和积淀，臻于完善和成熟，无论是对总体理论的阐述，抑或是临床分科和实际诊治方法，均已形成完备的体系。
1.唐慎微与《证类本草》
唐慎微（约1056—1093年），字审元，宋代蜀州晋原（今重庆）人。
后师事李端伯迁居成都，行医多年，遂称为华阳人。
唐慎微出身世医之家，学习刻苦，举止朴实，具有精湛的医术，对经方尤为专长，成为一代名医。
翰林学士宇文虚中曾称其“治病百不失一”。
唐氏医德高尚，长期在民间行医，治病不分贵贱贫富，不避风雨寒暑，有求必应。
在临证中，他常常不取报酬，只求病者供给良药验方。
这些都为唐氏获取广博知识，积累丰富经验，创造了有利条件。
张大萍和甄橙主编《中外医学史纲要》（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7页）认为，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的出现，把宋代本草学的成就推随了高潮。
《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约成书于元丰五年（1082年），书中除系统收集上自《本经》下迄唐宋各家医药名著外，还收集经史外传、佛书道藏、地志、诗赋等书中有关药物的资料，共选辑书目达247种，其中药物书目有17种，广泛汲取民间和历代文献上有关药物记载，保存了大量古代民间用药经验。
该书的文献价值甚高，成为宋代最著名的药物学著作。
2.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明清时期的本草学著作，从数量上看已超出了元以前历代本草学著述，从内容看不仅收载药物多，而且对药物的性能功效主治与治疗经验的叙述皆更为详细。
编写的侧重面也各有特色。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李时珍和他的《本草纲目》。
李时珍（1518—1593年），字东璧，晚号濒湖山人，蕲州（今湖北蕲春）人，生于世医之家。
祖父为铃医；父李言闻，为当地名医，曾封太医院吏目。
李时珍14岁中秀才，以后3次乡试未中，弃举子业，矢志医药，医名鹃起。
其间因诊断治愈楚王府里小儿“虫癖”怪病，被聘为楚王府奉祠正，掌管良医所。
后被荐为北京太医院院判，然李氏无意官场，一年后托病辞归。
行医过程中，李时珍发现以往本草著作存在不少错误，立志编著一部新的本草著作，即《本草纲目》。
王振国和张大庆主编《中外医学史》（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年，第38—39页）认为，《本草纲目》有如下成就：
第一，集明以前本草学之大成。
该书以《证类本草》为蓝本，结合实地考察与临证实践编纂而成。
全书记载了1892种药物，除去《证类本草》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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