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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教授演讲
读书的“风景”与“爱美的”学问
2009-08-20
主讲人:
陈平原 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双聘教授、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
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
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获全国高校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等。
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等著作三十种。
今天的演讲,就从一首小诗说起。
现代诗人卞之琳在上世纪30代写了一首长诗,改来改去不满意,最后长诗不要了,截取其中一段,就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名的意蕴丰富而又朦胧的短诗《断章》,只有这么四句:
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毫无疑问,在这首诗里,“风景”是个关键词。
只是该如何解读,当时的文坛众说纷纭。
批评家李健吾站出来,说这首诗“寓有无限的悲哀,着重在‘装饰’两个字”。
卞之琳听了,说不对呀,“装饰”不是着重点,我想强调的是“相对”。
主客之间互相对立、互相借景、互相装饰,这才是我要表达的。
请记住,这是一个北大英文系出身、对哲学很有兴趣的现代诗人,有对社会人生、万事万物普遍存在着关联性的哲学思考。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我”和“青山”之间,互相对峙,互相观赏,“青山”是我的风景,反过来,“我”也是青山的风景。
马上,你又会想到一篇名文《西湖七月半》。
那是明末张岱《陶庵梦忆》中的一则。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
看七月半的人,可分为五类:
有人看风景,有人看人,有人希望人家注意到他在看风景……也就是说,不管你有心招摇,还是无意表演,你都成为人家的风景。
我想强调的是,在一个注重知识、欣赏休闲、标榜品味的年代,“读书”会成为风景,“行旅”会成为风景,“踏青”也会成为风景。
这一道道靓丽风景的背后,蕴含着我们对于知识、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新理解。
当然,“风景”有大小、高低、雅俗之分。
就让我们沿着这个思路,讨论这一道道“风景”是如何酝酿、怎样浮现、可否转化,以及是不是“即将消逝”的。
“读书”为何成为“风景”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考试或谋取功名而“头悬梁锥刺股”,而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全凭个人兴趣的“漫卷诗书喜欲狂”。
这样的“读书”,方称得上“风景”;这样的“风景”,方值得你我好好追怀。
就好像今天,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发现身边无所不在的、让人感动不已的“阅读”场面。
先说“读书”是如何成为“风景”的。
抗日战争中,在重庆,有一天国民党元老陈铭枢请学者熊十力吃饭。
熊十力面对浩浩长江,大发感慨,而陈铭枢则背对长江,看着熊十力。
熊觉得很奇怪,说这么好的风景你怎么不看?
陈答曰:
“你就是最好的风景。
”熊十力听了很高兴,哈哈大笑。
北大百年校庆时,我曾写过一篇小文,题目叫《即将消逝的风景》。
说的是,那些学养丰厚、有精神、有趣味的老学者,是大学校园里最为靓丽的风景。
当年我念中大、念北大,都看到过很多这样的风景。
老教授们在校园里闲谈、漫步,望着他们的身影,你会特感动,觉得这校园很有文化。
对于学生来说,在大学念书,不仅阅读书本,也阅读教师。
某种意义上,教师也是学生眼中的“文本”,要经得起他们的鉴赏或挑剔,还真不容易。
我们这一代教授,是否还能成为学生们茶余饭后的审美对象?
不知道,反正我有点担心。
当然,这里有技术原因,中年以下的教师,大都住在校外。
再过若干年,大学校园里,再也没有老教授的身影了。
因此,明知“江山代有才人出”,我还是感叹,这道风景即将消逝。
现在看来,这话得略为修正:
只要有心且努力,老教授是风景,青年学生也可以成为风景;大学校园里有风景,郊野乡下的读书场景,同样可以成为风景。
但有一点,这些风格迥异的“风景”,需要有心人去发掘、去鉴赏、去追怀。
当然,我说的“读书”,不是为了应付考试或谋取功名而“头悬梁锥刺股”,而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全凭个人兴趣的“漫卷诗书喜欲狂”。
这样的“读书”,方称得上“风景”;这样的“风景”,方值得你我好好追怀。
为什么强调这一点?
因为,在我看来,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阅读史”,一部人类借助书籍的生产与阅读来获取知识、创造知识、传播知识的历史。
加拿大学者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写过一本书,叫《阅读史》。
这书讲的是人类——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到当代——是怎样读书的,以及读书又是如何成为整个知识生产的中心的。
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再到我今天着重讨论的,将“读书”这一社会行为作为审美对象。
换句话说,我关注的不是图书的生产过程或阅读效果,而是“读书”是怎样成为“风景”的,这道“风景”又是如何被文人所描述、被画家所描摹、被大众所记忆的。
先从庞贝古城的一幅壁画说起。
我们都知道,庞贝城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公元79年毁于维苏威火山大爆发。
经由考古发掘,公元1世纪古罗马人的生活场景,赫然呈现在我们面前。
你看,这位女性手持纸莎草纸制作的“书籍”,正在认真地阅读。
可见,古罗马人已将“读书”视为十分重要的日常生活。
只有当人们觉得“读书”这姿态很优雅时,才会将其作为壁画题材。
下面这几幅图,同样值得品味:
16世纪曾出版过一本叫《各种人工机械装置》的书,其中提到这么一个发明,可同时阅读多本书的转轮。
这发明人肯定是书痴,读一本不够,还希望同时读好多本书!
不仅广搜博览,还希望一目十书,这是多么疯狂的阅读梦想!
18世纪法国版画“当众朗读”,不只看书,还要讲书。
之所以当众朗读,可能是为了传播知识,但也可能是炫耀自家的阅读能力。
总之,“读书”是一个很美好的场景,你看,这是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画家弗拉戈纳的绘画:
阅读中的少女,场面静谧,光线柔和,举止优雅,引诱你再三凝视。
跟这构图很接近的,是20世纪法国女作家科莱特在花园里读书的照片。
搬一把椅子,在花园里坐下来,手捧一本书,请照相师给拍照,为什么?
就因为这场面感人。
不管是壁画、版画、油画、照片,将“读书”这一瞬间凝固下来,作为风景,悬挂在书房或卧室中,时刻提醒你,“读书”,这是一件值得夸耀的好事。
相比之下,下面这幅照片更让我震撼:
1940年10月22日伦敦遭德军轰炸,很多房子倒塌了,这间西伦敦荷兰屋图书馆,墙壁也已倾颓,地下满是砖石,竟然有人不顾敌机刚刚离去,又在书架前翻检自己喜爱的图书。
或许,越是这种艰难时刻,越需要书籍作为精神支撑。
这照片录自我刚才提及的《阅读史》。
可惜这位加拿大学者对中国历史很不熟悉,整本书中,只用了一幅中国插图,那就是16世纪的木刻“秦始皇焚书”。
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人更多的时候是写书、刻书、读书,而不会只是“焚书”。
就好像今天,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发现身边无所不在的、让人感动不已的“阅读”场面。
“行旅”同样可以入画
匆匆忙忙的一生里,只有在途中,才能真切体会人生的实况。
“旅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审美过程,一种生命境界,本身就有独立价值。
与“读书”相似,“行旅”也可以入画。
为什么?
因为旅行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行为,对于风景的发现、知识的收获,以及阅历、美感等的形成,都是很重要的途径。
若从文化史角度考察,你会发现,旅行需要凭借各种工具,乘车船,骑毛驴,坐飞机,不同时代旅行工具的变化,带来一系列感知及审美方式的差异,这同样值得关注。
陆游的“此身合是诗人未?
细雨骑驴入剑门”,不同于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更不同于你我的今日北京明日纽约。
黄遵宪之所以写《今别离》,也是意识到交通工具的进步,影响了旅行者的心态,改变了旅行这一行为的社会意义。
古人旅行很危险,路上可能遭遇各种妖怪,必须配带辟邪的灵药——这跟我们今天出门上路,需要带点常用药品大致相近。
这很有意思,看得出一个时代的知识水准。
江绍原写《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专门讲古人旅行时的迷信,比如碰到鬼、妖的可能性,以及各种回避的办法,包括如何借佩带各种灵药来辟邪。
有关旅行的文化史著述,还可以举出地图研究。
今天资讯很发达,我们出远门时,照样习惯带上地图。
古代更是如此,千山万水,乡野驿站,你怎么上京赶考,或外出经商?
出门第一站,该走到哪里,有多少路程,中间长亭短亭,晚上歇什么地方,住宿的店铺以及酒菜的价格等,这些信息都很重要。
这种实用性很强的图书,不入高人眼,但出门时必带。
唐宋我不清楚,翻看明代类书如《一统路程图记》、《士商类要》等,有各种简要地图及详细的资讯。
古人远行确实不易,难怪有悲悲切切的“长亭送别”。
到了晚清,社会发生巨大变迁,很多人自愿或被迫远游海外。
这种海外游历,大大拓展了中国人对世界地理及人类文明的理解与想象。
所谓“开眼看世界”,很大程度是借助旅行来实现的。
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上路”不再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了。
很有仪式感的“长亭送别”,也随之逐渐消失了。
不知不觉中,“旅行”变得没有风险,很舒服,也很优雅,甚至让人心旷神怡。
这样一来,“旅行”竟成了重要的“象征资本”。
每当有人向你喋喋不休地讲述其远游见闻时,千万别打断。
不说人家在炫耀,起码也是自我表彰——它代表着闲暇、金钱、眼界、趣味等。
那么,文人学者是如何看待“旅行”这一社会行为的?
就以三个现代中国作家为例,看“旅行”是如何成为热门话题的。
北大英文系高材生梁遇春,英年早逝,著作不多。
1935年开明书店版散文集《泪与笑》中,有一则《途中》,大意是说,我们平时都很忙碌,只有在路上,在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我们的步伐是悠然的。
匆匆忙忙的一生里,只有在途中,才能真切体会人生的实况。
在这个意义上,车中、船上、人行道,这是人生博览会的三张入场券。
可惜很多人没有很好地利用它,把它当废纸扔掉,空走了一生的路。
旅行不仅让我们了解人生、亲近自然,而且,旅行本身很有诗意,像雨雪霏霏,杨柳依依,都很浪漫。
这种境界,只有有福的人才能享受。
作者开列了一大堆中外书名,说明很多杰作都是以“旅行”为骨架的。
跟爱情一样,旅行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另一个著名散文家,也写《旅行》,可他把话倒过来,称“我们中国人是最怕旅行的一个民族”。
我说的是梁实秋。
这篇《旅行》就出自他四十年代末刊行的《雅舍小品》。
中国人之所以怕旅行,那是因为“真正理想的伴侣是不易得的”。
朋友见面聊天,很容易相谈甚欢;可长途旅行就不一样了。
太脏了不行,洁癖也不行;睡觉打呼噜不行,整天沉默也不行;油头滑脑不行,呆头呆脑也不行。
“要有说有笑,有动有静,静时能一声不响的陪着你看行云,听夜雨,动时能在草地上打滚像一条活鱼!
这样的伴侣那里去找?
”换句话说,作者不是低估旅行的价值,而是希望旅行者调整心态——包括对旅伴的要求。
说到旅行者的心态,我推荐冯至的《山村的墓碣》。
这位北大德语系毕业、后曾留学海德堡大学的“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四十年代出版散文集《山水》,中间就收录了这篇《山村的墓碣》。
文章很短,说的是德国和瑞士交界处,到处是山谷和密林,林径中有一墓碣:
“一个过路人,不知为什么,走到这里就死了,一切过路人,从这里经过,请给他作个祈祷。
”蜿蜒的林间小路,静静地躺着一块墓碑,记录着一个生命的消逝,一段旅程的终止。
那人是谁?
因何死去?
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
这就是人生,或万里无云,或波涛汹涌,最终都将消失在旅途中。
这既是写实,也是象征,乃诗人对于“在路上”这一人生境况的体会与思索。
读书人足不出户,单靠冥思苦想,是很难成就大学问的。
这一点,古人很清楚,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也。
古今中外的读书人,都曾借助“上路”来求学问,交朋友,并传播自己的名声。
可是,“行路”不一定非跟“读书”结盟不可。
某种意义上,“旅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审美过程,一种生命境界,本身就有独立价值。
不说诗文,就说绘画吧。
在中国,山水之所以入画,很大程度是因为旅人。
先有“旅人”,后才有“景观”。
不妨欣赏宋人范宽《溪山行旅图》、五代关仝《关山行旅图》,以及明人戴进的《关山行旅图》,表现的对象是山水,题名却都是“行旅”,就因为旅人的眼光赋予了山水审美的意义。
旅人不是一般的动物,景观也并非简单的地貌,二者相逢,互相对峙与对视,方才有所谓的“风景”。
重峦叠嶂,山路蜿蜒,中间有一赶路人。
别看这小人在画面上很不起眼,却是点睛之笔。
好山好水,好树好屋,可观可赏,可居可游,这是中国山水画的特点。
2004年春天,作为“中国文化年”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在巴黎大宫博物馆举办了《神圣的山峰——中国博物馆馆藏精品展》。
众多精彩展品中,就包含清人黄向坚的组画。
黄向坚是苏州人,比他的善画山水更有名的,是他的万里寻亲。
黄向坚的父亲在昆明当小官,明清易代,其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
于是,黄孝子从苏州出发,于干戈载道之中,跋涉山川,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把父母接回老家奉养。
清人顾公燮《消夏闲记》中,记载此万里寻亲故事;诗人归庄据此撰有《黄孝子传》,戏剧家李玉则编有《万里圆》传奇,后者还进入各种文学史。
至于黄向坚本人,其所撰《寻亲纪程》、《滇还纪程》,兼及图文。
作为山水册页的特例,这组兼及叙事功能的《寻亲纪程图》,引起我极大的兴趣。
这位万里寻亲的孝子,一路诗文,一路画画,而每幅山水里,都有一个挟着雨伞步履匆匆的行人,那就是他本人。
跟他的同乡徐霞客借“游记”摹写大好河山好有一比,同时代画家中,难得有黄向坚那么“见多识广”的——万里寻亲的另一面,便是饱览了西南大好河山。
若“丽江花甸”的入画,若“莲峰旭日”的绚丽,都让人刮目相看。
撇开“孝子寻亲”的道德意义,单是作为纪录旅程的山水册页看待,黄君的《寻亲纪程图》也值得珍惜。
而我关注的是,“旅人”之所以“入画”,就因为旅行这一社会行为,对于“风景”的发现来说,意义十分重大。
暮春者,春服既成
春游中,我们对外发现了自然的美,对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最近两年,因先后在云南大学、安徽师大、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和华东师大等处演讲“文学课堂的追怀与重构”,屡次提及汪曾祺所撰关于西南联大的文章,如《泡茶馆》、《跑警报》、《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中文系》等,蓦然间想起,汪先生去世已经十多年了。
我喜欢汪先生的小说、散文及评论文字,当然,更喜欢他那作为“最后一个士大夫”的生活姿态。
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汪先生写过一篇小文,题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
文章有一节讲的是中国人的“生活趣味”:
“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
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
《论语》中的孔夫子是一个活人。
他可以骂人,可以生气着急,赌咒发誓。
”汪先生的自我概括很有趣:
“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
“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这说法不是很准确,但有味道。
记得九十年代初,有一回在北京郊区给文学青年上课,他讲小说创作,我讲文学评论。
晚上,汪先生喝了点酒,随意捡起一根破毛笔,给我写了幅中堂,是抄他的旧作。
诗好,字好,更好的是那种洒脱的精神状态。
不端架子,不讲纸笔,不避重复,不假思索,写完了,还自己欣赏了好一阵子,问我:
怎么样,还不错吧?
此情此景,如在眼前。
一直想写点怀念汪先生的文字,只是苦于不得其门而入。
忽然想起刚才提及的汪先生那篇自述,其中提及:
“我很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我以为这是一种很美的生活态度。
”文章还引述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树,依依墟里烟”、宋儒的“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等,都是一些充满生气与诗趣的“人境”。
暮春三月好天气,新缝单衣上了身,约上弟子若干,结队前往沂水边游玩歌咏,乘兴而去,兴尽而归,确是极高的乐处,也是最大的风流。
在大学教书,我原本也喜欢带学生踏青,因北京的春天来去匆匆,格外值得珍惜。
可如今不敢贸然,因学校再三提醒:
带学生出游,不管远近,安全第一,最好预先买保险。
确有大学生外出游览时不幸遇难,家长兴师问罪的,难怪学校胆战心惊。
说到这里,岔开去,讲点文人逸事。
据说诗人陈梦家当年在西南联大教书,每回讲《论语》,朗读到“暮春者,春服既成”时,便挥动双臂,长袍宽袖,飘飘欲仙,很有魅力。
有调皮的学生故意请教:
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有几人结了婚?
几人没结婚?
这问题本来无解,没想到陈梦家信口回复:
“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故三十个贤人结了婚;童子六七人,六七得四十二,四十二个没结婚,三十加四十二,正好七十二贤人。
”此番对答,虽是歪解,却一时传为佳话。
这与陆侃如的故事很相似:
据说当初在法国博士考试时,导师问:
为何“孔雀东南飞”?
才思敏捷的陆侃如随声应曰:
因为“西北有高楼”。
二者都是《古诗十九首》中名句,谁都知道,这只是起兴而已;如此巧对,更多的是表现学者的才情。
“逞才使气”中,也可见那一代读书人的自信、潇洒与从容。
又到了“暮春三月”,想起了丰子恺一幅彩色漫画《春日游,杏花吹满头》。
画题借用韦庄的《思帝乡》,画面上桃红柳绿,扶老携幼,踏青去也。
为什么要踏青?
硬要说是为了“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实在多余;不为什么,就是喜欢。
正是在其乐融融的春游中,我们对外发现了自然的美,对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专深很好,博雅更佳
教育的主要目标:
到底是培养专家,还是养成人格。
读书、行旅、踏青,有何意义?
硬要辩解,都可说是为了获取知识。
但在我看来,比“知识”更重要的,是“趣味”与“心情”。
这就回到了教育的主要目标:
到底是培养专家,还是养成人格。
当下中国,高等教育日益大众化,无论校长、教师还是学生,都应调整思路及立场。
我的立场很明确:
大学应该与职业学校拉开距离,上岗前培训一下就行的专业技能,大学不该教。
所谓“专业对口”,社会需要什么我们教什么,不是好趋势。
关键在于,培养出来的学生,脑袋是否灵活,肯不肯学习,有无接受或创造知识的能力。
因此,我反对人文学科往实用方面转。
至于为了“生产自救”,在校园里打“国学”旗号办各种“董事长训练班”,更不是长远之计。
目前的状态是专业化成为潮流,反而是另一句话,即读书的目的是成为“博雅君子”,基本上落空了。
目前中外大学授予的最高学位是博士。
所谓“博士”,在我看来,最名不副实,不是指博大精深、博古通今、博闻强记、博物君子,而是指“术业有专攻”。
按我的语感,在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中,最好听的是“学士”。
因为,汉语的“硕士”二字,除了是第二级学位,还有就是品节高尚、学问渊博之士。
至于“博士”和“学士”,在古代都曾经是官名。
明清两代,讲官衔,“学士”比“博士”大多了。
还有一点,在古代中国,“博士”有时是指具有某种技艺或从事某种职业的人,有点像我们今天称的“师傅”。
比如,明清小说中常见的“酒博士”、“茶博士”,就不是官。
说“学士”,不会有这样的误解。
另外,在古代,“学士”有时泛指读书人。
这多好,管你是不是博通古今,只要肯读书,就可以叫你“学士”。
所以,我很喜欢“学士”这个称呼,因其不势利,指向的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
刚才说了,“学士”最好,指向读书的心境,不讲功名,故多有趣味。
可大部分情况下,“读书”这一行为,还是跟某种特殊利益,比如升官发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学问渊深的专家,很可能并非博雅君子。
现在大家推崇的,都是专业成就,看重各种虚虚实实的头衔,比如博士生导师呀,科学院院士呀,诺贝尔奖获得者呀,等等。
只要有了这些耀眼的光环,从政府到企业,到处有人请你“莅临指导”。
正因此,请大家关注鲁迅的忠告:
“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的”;“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
这是鲁迅1935年在《名人和名言》中的说法。
此外,鲁迅还不止一次对“专家”表示不以为然。
周氏兄弟,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最为博学深思的“读书人”。
我把“读书人”看得比“专门家”还高,除了学问,还有趣味。
周作人《我的杂学》分20节,总结自己一生所学,从《诗经》、陶诗到中国旧小说,从希腊神话到文化人类学,从生物学到性心理学,从医学、宗教学到妇女学,从日本俗曲到佛经文本,几乎每个领域周作人都有论述。
周作人说自己“国文粗通,常识略具”,这样的“常识”,可不容易具备呀。
至于鲁迅的读书趣味及知识结构,可参看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以及周启明的《鲁迅的青年时代》。
不仅周氏兄弟,清末民初很多读书人,在古今中西之间挣扎、奋斗、求索,大都眼界开阔,趣味广泛,志向高远,很值得今人追怀。
这个时候谈“博览”,当然是别有幽怀,主要针对正变得日益机械化的学术生产机制。
为自己,也为别人;为学问,也为文章;为研究业绩,也为生活趣味,请大家关注那些有专业能力而又趣味广泛的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
为什么说“晋人不可学”
所谓“不可学”,可能那东西不好,怕你学坏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东西太好,你学不来。
大体说来,法度技艺可学,才情韵致难以承传,故不可学。
不知是哪位同学,在网上披露我在北大课堂上的说法:
“记得好像是陈平原老师讲过,宋人可学而晋人不可学。
魏晋风度,是从性情里出来的,是自然的,所以一学必歪,放到现在就跟有精神病一样,而宋人讲究理性礼制,也就是规矩、规范和法度,就是现在所说的按套路出牌,所以宋人是可以学的。
”这话确实是我说的,大意没错。
学生们或许心存疑虑,我写过《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为什么会说“晋人不可学”?
其实,可学与不可学,有时是价值评判,有时是工作策略。
所谓“不可学”,可能那东西不好,怕你学坏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东西太好,你学不来。
有的东西事关天赋,强求不得。
谈诗词,讲书法,常有“可学”与“不可学”之分;大体说来,法度技艺可学,才情韵致难以承传,故不可学。
清人钱泳《履园丛话》中的《书学》,力贬宋人书法,其“宋四家书”条云:
“总之,宋四家皆不可学,学之辄有病,苏、黄、米三家尤不可学,学之不可医也。
”苏东坡天分绝高,随手写去,修短合度,是其不可及处。
可那东西不可学,一学就“毛疵百出”。
至于米书过于纵,蔡书过于拘,都不可学。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可不予置评。
我只是说,钱泳所理解的“不可学”,属于价值判断。
可还有另外一种“不可学”,不是不好,而是境界太高,浑然天成,常人达不到,故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有格”、“规矩”、“正道”作为模仿对象。
比如王国维《人间词话》就说:
“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
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则祖梦窗,以白石、梦窗可学,幼安不可学也。
”辛弃疾(字幼安)的词为什么不可学,就因其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而模仿者往往只得其粗犷滑稽。
诗词书画,为什么有的可学,有的不可学,明人董其昌《画眼》说得很明确:
“画家六法,一曰气韵生动。
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
”这是从宋人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那边套过来的。
换句话说,有些东西,跟天赋、才情、境界有关,不能靠“巧密”和“岁月”而习得。
就像中国画的最高境界“气韵生动”,只可意会,难以言传,靠的是天资神悟,而不是学习与积累。
记得十几年前读明人笔记《假庵杂著》,对其中一句话印象很深,那就是“宁为宋人毋为晋人”。
由此,我才推导出宋人可学,晋人不可学——后者之旷远、放达、率真,天成,很好,永远值得追怀,但常人学不到,一学就歪。
也就是说,在我看来,文人学者中,有积累型的,也有天才型的,二者所走的路大不一样。
明清史专家谢国桢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印《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已刊明黄宗会《缩斋文集》和明归昌世《假庵杂著》等22种。
谢先生为后者作跋:
“读归文休先生之《假庵杂著》,如读张山来《幽梦影》;而其谓为人当有偏至,而不可为中庸,尤有见地。
”归昌世字文休,号假庵,乃著名古文家归有光的孙子。
据说十岁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