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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教授演讲
读书的“风景”与“爱美的”学问
2009-08-20
主讲人：
陈平原 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双聘教授、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
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
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获全国高校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等。
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等著作三十种。
今天的演讲，就从一首小诗说起。
现代诗人卞之琳在上世纪30代写了一首长诗，改来改去不满意，最后长诗不要了，截取其中一段，就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名的意蕴丰富而又朦胧的短诗《断章》，只有这么四句：
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毫无疑问，在这首诗里，“风景”是个关键词。
只是该如何解读，当时的文坛众说纷纭。
批评家李健吾站出来，说这首诗“寓有无限的悲哀，着重在‘装饰’两个字”。
卞之琳听了，说不对呀，“装饰”不是着重点，我想强调的是“相对”。
主客之间互相对立、互相借景、互相装饰，这才是我要表达的。
请记住，这是一个北大英文系出身、对哲学很有兴趣的现代诗人，有对社会人生、万事万物普遍存在着关联性的哲学思考。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我”和“青山”之间，互相对峙，互相观赏，“青山”是我的风景，反过来，“我”也是青山的风景。
马上，你又会想到一篇名文《西湖七月半》。
那是明末张岱《陶庵梦忆》中的一则。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
看七月半的人，可分为五类：
有人看风景，有人看人，有人希望人家注意到他在看风景……也就是说，不管你有心招摇，还是无意表演，你都成为人家的风景。
我想强调的是，在一个注重知识、欣赏休闲、标榜品味的年代，“读书”会成为风景，“行旅”会成为风景，“踏青”也会成为风景。
这一道道靓丽风景的背后，蕴含着我们对于知识、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新理解。
当然，“风景”有大小、高低、雅俗之分。
就让我们沿着这个思路，讨论这一道道“风景”是如何酝酿、怎样浮现、可否转化，以及是不是“即将消逝”的。
“读书”为何成为“风景”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考试或谋取功名而“头悬梁锥刺股”，而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全凭个人兴趣的“漫卷诗书喜欲狂”。
这样的“读书”，方称得上“风景”；这样的“风景”，方值得你我好好追怀。
就好像今天，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发现身边无所不在的、让人感动不已的“阅读”场面。
先说“读书”是如何成为“风景”的。
抗日战争中，在重庆，有一天国民党元老陈铭枢请学者熊十力吃饭。
熊十力面对浩浩长江，大发感慨，而陈铭枢则背对长江，看着熊十力。
熊觉得很奇怪，说这么好的风景你怎么不看？
陈答曰：
“你就是最好的风景。
”熊十力听了很高兴，哈哈大笑。
北大百年校庆时，我曾写过一篇小文，题目叫《即将消逝的风景》。
说的是，那些学养丰厚、有精神、有趣味的老学者，是大学校园里最为靓丽的风景。
当年我念中大、念北大，都看到过很多这样的风景。
老教授们在校园里闲谈、漫步，望着他们的身影，你会特感动，觉得这校园很有文化。
对于学生来说，在大学念书，不仅阅读书本，也阅读教师。
某种意义上，教师也是学生眼中的“文本”，要经得起他们的鉴赏或挑剔，还真不容易。
我们这一代教授，是否还能成为学生们茶余饭后的审美对象？
不知道，反正我有点担心。
当然，这里有技术原因，中年以下的教师，大都住在校外。
再过若干年，大学校园里，再也没有老教授的身影了。
因此，明知“江山代有才人出”，我还是感叹，这道风景即将消逝。
现在看来，这话得略为修正：
只要有心且努力，老教授是风景，青年学生也可以成为风景；大学校园里有风景，郊野乡下的读书场景，同样可以成为风景。
但有一点，这些风格迥异的“风景”，需要有心人去发掘、去鉴赏、去追怀。
当然，我说的“读书”，不是为了应付考试或谋取功名而“头悬梁锥刺股”，而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全凭个人兴趣的“漫卷诗书喜欲狂”。
这样的“读书”，方称得上“风景”；这样的“风景”，方值得你我好好追怀。
为什么强调这一点？
因为，在我看来，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阅读史”，一部人类借助书籍的生产与阅读来获取知识、创造知识、传播知识的历史。
加拿大学者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写过一本书，叫《阅读史》。
这书讲的是人类——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到当代——是怎样读书的，以及读书又是如何成为整个知识生产的中心的。
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再到我今天着重讨论的，将“读书”这一社会行为作为审美对象。
换句话说，我关注的不是图书的生产过程或阅读效果，而是“读书”是怎样成为“风景”的，这道“风景”又是如何被文人所描述、被画家所描摹、被大众所记忆的。
先从庞贝古城的一幅壁画说起。
我们都知道，庞贝城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公元79年毁于维苏威火山大爆发。
经由考古发掘，公元1世纪古罗马人的生活场景，赫然呈现在我们面前。
你看，这位女性手持纸莎草纸制作的“书籍”，正在认真地阅读。
可见，古罗马人已将“读书”视为十分重要的日常生活。
只有当人们觉得“读书”这姿态很优雅时，才会将其作为壁画题材。
下面这几幅图，同样值得品味：
16世纪曾出版过一本叫《各种人工机械装置》的书，其中提到这么一个发明，可同时阅读多本书的转轮。
这发明人肯定是书痴，读一本不够，还希望同时读好多本书！
不仅广搜博览，还希望一目十书，这是多么疯狂的阅读梦想！
18世纪法国版画“当众朗读”，不只看书，还要讲书。
之所以当众朗读，可能是为了传播知识，但也可能是炫耀自家的阅读能力。
总之，“读书”是一个很美好的场景，你看，这是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画家弗拉戈纳的绘画：
阅读中的少女，场面静谧，光线柔和，举止优雅，引诱你再三凝视。
跟这构图很接近的，是20世纪法国女作家科莱特在花园里读书的照片。
搬一把椅子，在花园里坐下来，手捧一本书，请照相师给拍照，为什么？
就因为这场面感人。
不管是壁画、版画、油画、照片，将“读书”这一瞬间凝固下来，作为风景，悬挂在书房或卧室中，时刻提醒你，“读书”，这是一件值得夸耀的好事。
相比之下，下面这幅照片更让我震撼：
1940年10月22日伦敦遭德军轰炸，很多房子倒塌了，这间西伦敦荷兰屋图书馆，墙壁也已倾颓，地下满是砖石，竟然有人不顾敌机刚刚离去，又在书架前翻检自己喜爱的图书。
或许，越是这种艰难时刻，越需要书籍作为精神支撑。
这照片录自我刚才提及的《阅读史》。
可惜这位加拿大学者对中国历史很不熟悉，整本书中，只用了一幅中国插图，那就是16世纪的木刻“秦始皇焚书”。
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人更多的时候是写书、刻书、读书，而不会只是“焚书”。
就好像今天，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发现身边无所不在的、让人感动不已的“阅读”场面。
“行旅”同样可以入画
匆匆忙忙的一生里，只有在途中，才能真切体会人生的实况。
“旅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审美过程，一种生命境界，本身就有独立价值。
与“读书”相似，“行旅”也可以入画。
为什么？
因为旅行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行为，对于风景的发现、知识的收获，以及阅历、美感等的形成，都是很重要的途径。
若从文化史角度考察，你会发现，旅行需要凭借各种工具，乘车船，骑毛驴，坐飞机，不同时代旅行工具的变化，带来一系列感知及审美方式的差异，这同样值得关注。
陆游的“此身合是诗人未？
细雨骑驴入剑门”，不同于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更不同于你我的今日北京明日纽约。
黄遵宪之所以写《今别离》，也是意识到交通工具的进步，影响了旅行者的心态，改变了旅行这一行为的社会意义。
古人旅行很危险，路上可能遭遇各种妖怪，必须配带辟邪的灵药——这跟我们今天出门上路，需要带点常用药品大致相近。
这很有意思，看得出一个时代的知识水准。
江绍原写《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专门讲古人旅行时的迷信，比如碰到鬼、妖的可能性，以及各种回避的办法，包括如何借佩带各种灵药来辟邪。
有关旅行的文化史著述，还可以举出地图研究。
今天资讯很发达，我们出远门时，照样习惯带上地图。
古代更是如此，千山万水，乡野驿站，你怎么上京赶考，或外出经商？
出门第一站，该走到哪里，有多少路程，中间长亭短亭，晚上歇什么地方，住宿的店铺以及酒菜的价格等，这些信息都很重要。
这种实用性很强的图书，不入高人眼，但出门时必带。
唐宋我不清楚，翻看明代类书如《一统路程图记》、《士商类要》等，有各种简要地图及详细的资讯。
古人远行确实不易，难怪有悲悲切切的“长亭送别”。
到了晚清，社会发生巨大变迁，很多人自愿或被迫远游海外。
这种海外游历，大大拓展了中国人对世界地理及人类文明的理解与想象。
所谓“开眼看世界”，很大程度是借助旅行来实现的。
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上路”不再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了。
很有仪式感的“长亭送别”，也随之逐渐消失了。
不知不觉中，“旅行”变得没有风险，很舒服，也很优雅，甚至让人心旷神怡。
这样一来，“旅行”竟成了重要的“象征资本”。
每当有人向你喋喋不休地讲述其远游见闻时，千万别打断。
不说人家在炫耀，起码也是自我表彰——它代表着闲暇、金钱、眼界、趣味等。
那么，文人学者是如何看待“旅行”这一社会行为的？
就以三个现代中国作家为例，看“旅行”是如何成为热门话题的。
北大英文系高材生梁遇春，英年早逝，著作不多。
1935年开明书店版散文集《泪与笑》中，有一则《途中》，大意是说，我们平时都很忙碌，只有在路上，在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我们的步伐是悠然的。
匆匆忙忙的一生里，只有在途中，才能真切体会人生的实况。
在这个意义上，车中、船上、人行道，这是人生博览会的三张入场券。
可惜很多人没有很好地利用它，把它当废纸扔掉，空走了一生的路。
旅行不仅让我们了解人生、亲近自然，而且，旅行本身很有诗意，像雨雪霏霏，杨柳依依，都很浪漫。
这种境界，只有有福的人才能享受。
作者开列了一大堆中外书名，说明很多杰作都是以“旅行”为骨架的。
跟爱情一样，旅行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另一个著名散文家，也写《旅行》，可他把话倒过来，称“我们中国人是最怕旅行的一个民族”。
我说的是梁实秋。
这篇《旅行》就出自他四十年代末刊行的《雅舍小品》。
中国人之所以怕旅行，那是因为“真正理想的伴侣是不易得的”。
朋友见面聊天，很容易相谈甚欢；可长途旅行就不一样了。
太脏了不行，洁癖也不行；睡觉打呼噜不行，整天沉默也不行；油头滑脑不行，呆头呆脑也不行。
“要有说有笑，有动有静，静时能一声不响的陪着你看行云，听夜雨，动时能在草地上打滚像一条活鱼！
这样的伴侣那里去找？
”换句话说，作者不是低估旅行的价值，而是希望旅行者调整心态——包括对旅伴的要求。
说到旅行者的心态，我推荐冯至的《山村的墓碣》。
这位北大德语系毕业、后曾留学海德堡大学的“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四十年代出版散文集《山水》，中间就收录了这篇《山村的墓碣》。
文章很短，说的是德国和瑞士交界处，到处是山谷和密林，林径中有一墓碣：
“一个过路人，不知为什么，走到这里就死了，一切过路人，从这里经过，请给他作个祈祷。
”蜿蜒的林间小路，静静地躺着一块墓碑，记录着一个生命的消逝，一段旅程的终止。
那人是谁？
因何死去？
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
这就是人生，或万里无云，或波涛汹涌，最终都将消失在旅途中。
这既是写实，也是象征，乃诗人对于“在路上”这一人生境况的体会与思索。
读书人足不出户，单靠冥思苦想，是很难成就大学问的。
这一点，古人很清楚，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也。
古今中外的读书人，都曾借助“上路”来求学问，交朋友，并传播自己的名声。
可是，“行路”不一定非跟“读书”结盟不可。
某种意义上，“旅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审美过程，一种生命境界，本身就有独立价值。
不说诗文，就说绘画吧。
在中国，山水之所以入画，很大程度是因为旅人。
先有“旅人”，后才有“景观”。
不妨欣赏宋人范宽《溪山行旅图》、五代关仝《关山行旅图》，以及明人戴进的《关山行旅图》，表现的对象是山水，题名却都是“行旅”，就因为旅人的眼光赋予了山水审美的意义。
旅人不是一般的动物，景观也并非简单的地貌，二者相逢，互相对峙与对视，方才有所谓的“风景”。
重峦叠嶂，山路蜿蜒，中间有一赶路人。
别看这小人在画面上很不起眼，却是点睛之笔。
好山好水，好树好屋，可观可赏，可居可游，这是中国山水画的特点。
2004年春天，作为“中国文化年”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在巴黎大宫博物馆举办了《神圣的山峰——中国博物馆馆藏精品展》。
众多精彩展品中，就包含清人黄向坚的组画。
黄向坚是苏州人，比他的善画山水更有名的，是他的万里寻亲。
黄向坚的父亲在昆明当小官，明清易代，其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
于是，黄孝子从苏州出发，于干戈载道之中，跋涉山川，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把父母接回老家奉养。
清人顾公燮《消夏闲记》中，记载此万里寻亲故事；诗人归庄据此撰有《黄孝子传》，戏剧家李玉则编有《万里圆》传奇，后者还进入各种文学史。
至于黄向坚本人，其所撰《寻亲纪程》、《滇还纪程》，兼及图文。
作为山水册页的特例，这组兼及叙事功能的《寻亲纪程图》，引起我极大的兴趣。
这位万里寻亲的孝子，一路诗文，一路画画，而每幅山水里，都有一个挟着雨伞步履匆匆的行人，那就是他本人。
跟他的同乡徐霞客借“游记”摹写大好河山好有一比，同时代画家中，难得有黄向坚那么“见多识广”的——万里寻亲的另一面，便是饱览了西南大好河山。
若“丽江花甸”的入画，若“莲峰旭日”的绚丽，都让人刮目相看。
撇开“孝子寻亲”的道德意义，单是作为纪录旅程的山水册页看待，黄君的《寻亲纪程图》也值得珍惜。
而我关注的是，“旅人”之所以“入画”，就因为旅行这一社会行为，对于“风景”的发现来说，意义十分重大。
暮春者，春服既成
春游中，我们对外发现了自然的美，对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最近两年，因先后在云南大学、安徽师大、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和华东师大等处演讲“文学课堂的追怀与重构”，屡次提及汪曾祺所撰关于西南联大的文章，如《泡茶馆》、《跑警报》、《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中文系》等，蓦然间想起，汪先生去世已经十多年了。
我喜欢汪先生的小说、散文及评论文字，当然，更喜欢他那作为“最后一个士大夫”的生活姿态。
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汪先生写过一篇小文，题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
文章有一节讲的是中国人的“生活趣味”：
“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
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
《论语》中的孔夫子是一个活人。
他可以骂人，可以生气着急，赌咒发誓。
”汪先生的自我概括很有趣：
“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
“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这说法不是很准确，但有味道。
记得九十年代初，有一回在北京郊区给文学青年上课，他讲小说创作，我讲文学评论。
晚上，汪先生喝了点酒，随意捡起一根破毛笔，给我写了幅中堂，是抄他的旧作。
诗好，字好，更好的是那种洒脱的精神状态。
不端架子，不讲纸笔，不避重复，不假思索，写完了，还自己欣赏了好一阵子，问我：
怎么样，还不错吧？
此情此景，如在眼前。
一直想写点怀念汪先生的文字，只是苦于不得其门而入。
忽然想起刚才提及的汪先生那篇自述，其中提及：
“我很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我以为这是一种很美的生活态度。
”文章还引述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树，依依墟里烟”、宋儒的“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等，都是一些充满生气与诗趣的“人境”。
暮春三月好天气，新缝单衣上了身，约上弟子若干，结队前往沂水边游玩歌咏，乘兴而去，兴尽而归，确是极高的乐处，也是最大的风流。
在大学教书，我原本也喜欢带学生踏青，因北京的春天来去匆匆，格外值得珍惜。
可如今不敢贸然，因学校再三提醒：
带学生出游，不管远近，安全第一，最好预先买保险。
确有大学生外出游览时不幸遇难，家长兴师问罪的，难怪学校胆战心惊。
说到这里，岔开去，讲点文人逸事。
据说诗人陈梦家当年在西南联大教书，每回讲《论语》，朗读到“暮春者，春服既成”时，便挥动双臂，长袍宽袖，飘飘欲仙，很有魅力。
有调皮的学生故意请教：
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有几人结了婚？
几人没结婚？
这问题本来无解，没想到陈梦家信口回复：
“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故三十个贤人结了婚；童子六七人，六七得四十二，四十二个没结婚，三十加四十二，正好七十二贤人。
”此番对答，虽是歪解，却一时传为佳话。
这与陆侃如的故事很相似：
据说当初在法国博士考试时，导师问：
为何“孔雀东南飞”？
才思敏捷的陆侃如随声应曰：
因为“西北有高楼”。
二者都是《古诗十九首》中名句，谁都知道，这只是起兴而已；如此巧对，更多的是表现学者的才情。
“逞才使气”中，也可见那一代读书人的自信、潇洒与从容。
又到了“暮春三月”，想起了丰子恺一幅彩色漫画《春日游，杏花吹满头》。
画题借用韦庄的《思帝乡》，画面上桃红柳绿，扶老携幼，踏青去也。
为什么要踏青？
硬要说是为了“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实在多余；不为什么，就是喜欢。
正是在其乐融融的春游中，我们对外发现了自然的美，对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专深很好，博雅更佳
教育的主要目标：
到底是培养专家，还是养成人格。
读书、行旅、踏青，有何意义？
硬要辩解，都可说是为了获取知识。
但在我看来，比“知识”更重要的，是“趣味”与“心情”。
这就回到了教育的主要目标：
到底是培养专家，还是养成人格。
当下中国，高等教育日益大众化，无论校长、教师还是学生，都应调整思路及立场。
我的立场很明确：
大学应该与职业学校拉开距离，上岗前培训一下就行的专业技能，大学不该教。
所谓“专业对口”，社会需要什么我们教什么，不是好趋势。
关键在于，培养出来的学生，脑袋是否灵活，肯不肯学习，有无接受或创造知识的能力。
因此，我反对人文学科往实用方面转。
至于为了“生产自救”，在校园里打“国学”旗号办各种“董事长训练班”，更不是长远之计。
目前的状态是专业化成为潮流，反而是另一句话，即读书的目的是成为“博雅君子”，基本上落空了。
目前中外大学授予的最高学位是博士。
所谓“博士”，在我看来，最名不副实，不是指博大精深、博古通今、博闻强记、博物君子，而是指“术业有专攻”。
按我的语感，在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中，最好听的是“学士”。
因为，汉语的“硕士”二字，除了是第二级学位，还有就是品节高尚、学问渊博之士。
至于“博士”和“学士”，在古代都曾经是官名。
明清两代，讲官衔，“学士”比“博士”大多了。
还有一点，在古代中国，“博士”有时是指具有某种技艺或从事某种职业的人，有点像我们今天称的“师傅”。
比如，明清小说中常见的“酒博士”、“茶博士”，就不是官。
说“学士”，不会有这样的误解。
另外，在古代，“学士”有时泛指读书人。
这多好，管你是不是博通古今，只要肯读书，就可以叫你“学士”。
所以，我很喜欢“学士”这个称呼，因其不势利，指向的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
刚才说了，“学士”最好，指向读书的心境，不讲功名，故多有趣味。
可大部分情况下，“读书”这一行为，还是跟某种特殊利益，比如升官发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学问渊深的专家，很可能并非博雅君子。
现在大家推崇的，都是专业成就，看重各种虚虚实实的头衔，比如博士生导师呀，科学院院士呀，诺贝尔奖获得者呀，等等。
只要有了这些耀眼的光环，从政府到企业，到处有人请你“莅临指导”。
正因此，请大家关注鲁迅的忠告：
“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的”；“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
这是鲁迅1935年在《名人和名言》中的说法。
此外，鲁迅还不止一次对“专家”表示不以为然。
周氏兄弟，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最为博学深思的“读书人”。
我把“读书人”看得比“专门家”还高，除了学问，还有趣味。
周作人《我的杂学》分20节，总结自己一生所学，从《诗经》、陶诗到中国旧小说，从希腊神话到文化人类学，从生物学到性心理学，从医学、宗教学到妇女学，从日本俗曲到佛经文本，几乎每个领域周作人都有论述。
周作人说自己“国文粗通，常识略具”，这样的“常识”，可不容易具备呀。
至于鲁迅的读书趣味及知识结构，可参看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以及周启明的《鲁迅的青年时代》。
不仅周氏兄弟，清末民初很多读书人，在古今中西之间挣扎、奋斗、求索，大都眼界开阔，趣味广泛，志向高远，很值得今人追怀。
这个时候谈“博览”，当然是别有幽怀，主要针对正变得日益机械化的学术生产机制。
为自己，也为别人；为学问，也为文章；为研究业绩，也为生活趣味，请大家关注那些有专业能力而又趣味广泛的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
为什么说“晋人不可学”
所谓“不可学”，可能那东西不好，怕你学坏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东西太好，你学不来。
大体说来，法度技艺可学，才情韵致难以承传，故不可学。
不知是哪位同学，在网上披露我在北大课堂上的说法：
“记得好像是陈平原老师讲过，宋人可学而晋人不可学。
魏晋风度，是从性情里出来的，是自然的，所以一学必歪，放到现在就跟有精神病一样，而宋人讲究理性礼制，也就是规矩、规范和法度，就是现在所说的按套路出牌，所以宋人是可以学的。
”这话确实是我说的，大意没错。
学生们或许心存疑虑，我写过《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为什么会说“晋人不可学”？
其实，可学与不可学，有时是价值评判，有时是工作策略。
所谓“不可学”，可能那东西不好，怕你学坏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东西太好，你学不来。
有的东西事关天赋，强求不得。
谈诗词，讲书法，常有“可学”与“不可学”之分；大体说来，法度技艺可学，才情韵致难以承传，故不可学。
清人钱泳《履园丛话》中的《书学》，力贬宋人书法，其“宋四家书”条云：
“总之，宋四家皆不可学，学之辄有病，苏、黄、米三家尤不可学，学之不可医也。
”苏东坡天分绝高，随手写去，修短合度，是其不可及处。
可那东西不可学，一学就“毛疵百出”。
至于米书过于纵，蔡书过于拘，都不可学。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可不予置评。
我只是说，钱泳所理解的“不可学”，属于价值判断。
可还有另外一种“不可学”，不是不好，而是境界太高，浑然天成，常人达不到，故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有格”、“规矩”、“正道”作为模仿对象。
比如王国维《人间词话》就说：
“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
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则祖梦窗，以白石、梦窗可学，幼安不可学也。
”辛弃疾（字幼安）的词为什么不可学，就因其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而模仿者往往只得其粗犷滑稽。
诗词书画，为什么有的可学，有的不可学，明人董其昌《画眼》说得很明确：
“画家六法，一曰气韵生动。
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
”这是从宋人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那边套过来的。
换句话说，有些东西，跟天赋、才情、境界有关，不能靠“巧密”和“岁月”而习得。
就像中国画的最高境界“气韵生动”，只可意会，难以言传，靠的是天资神悟，而不是学习与积累。
记得十几年前读明人笔记《假庵杂著》，对其中一句话印象很深，那就是“宁为宋人毋为晋人”。
由此，我才推导出宋人可学，晋人不可学——后者之旷远、放达、率真，天成，很好，永远值得追怀，但常人学不到，一学就歪。
也就是说，在我看来，文人学者中，有积累型的，也有天才型的，二者所走的路大不一样。
明清史专家谢国桢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印《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已刊明黄宗会《缩斋文集》和明归昌世《假庵杂著》等22种。
谢先生为后者作跋：
“读归文休先生之《假庵杂著》，如读张山来《幽梦影》；而其谓为人当有偏至，而不可为中庸，尤有见地。
”归昌世字文休，号假庵，乃著名古文家归有光的孙子。
据说十岁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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