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对中国有什么启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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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对中国有什么启示

作业1：

阿拉伯之春对中国有什么启示？

“阿拉伯之春”，指自2010年12月份突尼斯一些城镇爆发动乱以来，阿拉伯世界一些国家民众纷纷走上街头，要求推翻本国的专制政体的行动，西方媒体称之为“和平抵抗运动”，并乐观地把“一个新中东即将诞生”预见为这个运动的前景，认为这个“阿拉伯之春”属于谙熟互联网、要求和世界其它大部分地区一样享有基本民主权利的年轻一代。

这些运动多采取公开示威游行和网络串连的方式，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从2011年初开始至今尚未完全结束。

　　这场运动以北非国家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被民众抗议推翻为肇始，形成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众反政府运动，如潮水般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稳坐江山数十年之久的政治强人和独裁者如多米诺骨牌般接二连三地倒下。

革命运动浪潮随后波及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阿尔及利亚、约旦、沙特、阿曼、巴林、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卡塔尔等其他阿拉伯国家乃至非阿拉伯国家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发生了一些抗议示威活动，但大都逐渐平息。

　　导致这些动荡的主要原因包括：

国家以专政或以君主制的政府来进行统治、侵犯人权、贪污腐败、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生活贫困、以及人口结构因素，例如在人口内有大量受过教育但不满足的青年人；领导人长期执政，高度集权、不思改革、不足够透明的政治与经济分配、青年被拒绝接受国家现状；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加剧了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困难，导致物价上涨等等。

中国应从“阿拉伯之春”吸取深刻教训

“阿拉伯之春”是发生于中东、北非地区的民众运动，其基本的要求是推动社会改革，因而具有明显的时代意义和进步意义。

对此，中国领导人也明确表示“理解和支持”。

诚然，这场运动掺杂了复杂的国际因素，某些国家在西方的插手下，“街头政治”演变成一场内战，甚至成为西方军事干预的牺牲品。

但要看到，“阿拉伯之春”之所以会发生，内部因素的影响还是主要的，这场运动的主体是那些国家的人民，而不是什么其他的东西。

“阿拉伯之春”会在中国发生吗？

美国和西方国家当然希望如此，而中国的某些官员则断言决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其实，这是两种绝然相反的愿望，最终会不会发生，取决于中国执政者的努力，也取决于人民的选择。

从当下情况看，重视从“阿拉伯之春”中吸取深刻教训，尽可能使我们的工作得到改进，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高度信赖关系，却是更重要、更现实的问题。

相比冷战结束初期的“苏东巨变”，今天出现的“阿拉伯之春”，可以说具有更强烈的民众性和自发性。

当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纷纷倒向西方，这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破产，也是东欧国家摆脱前苏联长期控制甚至压迫的必然选择，民众在这场巨变中固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前提还是苏联自身的崩溃，直接造成了“决堤”效应。

相比之下，“阿拉伯之春”则基本上是一场自发的民众运动，其矛头直指家族统治、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公，人民强烈要求更换领导者来改变国家命运和民众的境遇，由此在那些拥有古老文明、人们习惯于“各安天命”的国度掀起一场接一场迅猛的政治风暴。

“阿拉伯之春”改变了中东、北非地区许多国家的面貌，也改变了那些地区的政治和战略格局，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冲击和影响，现在仍在继续，结果也很难料定。

对于远在东亚的中国来说，我们庆幸改革开放已经搞了34年，中国这个古老的但在很长时间依然贫穷的发展中大国，现在焕发出无限生机，中华民族重新走上复兴之路。

现在回过头来认识邓小平关于“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的论断，每个中国人都会有更加深刻的感受，同时对“阿拉伯之春”也会产生发自内心的认同。

然而，中国的改革正方兴未艾，要走的路还很漫长，尤其是对改革和发展中所暴露出的那些问题，决不可有任何的掉以轻心，重视吸取“阿拉伯之春”的教训，在时下的中国显得非常紧要，非常迫切。

中国现在自然不存在“家族统治”问题，但“新权贵阶层”却是众目睽睽的社会现象，权力“寻租”、权钱交换造成的权力异化，以及日益兴盛的腐败之风，已经严重损害了执政者的形象，严重动摇了共和国的政治基础，严重削弱了政府与民众的信赖关系。

对于这样的“生死存亡”问题，我们喊了很多年，也的确采取了许多实际的甚至严厉的措施，但客观的说，收效并不大。

在腐败的道路上“前仆后继”者大有人在，“新权贵阶层”还在不断发展壮大，这种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不值得我们下更大的决心，用更大的气力去加以解决么？

中国古话说得好，“清生廉，廉生威”，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要想真正赢得他们的信赖，我们的“吏治”就必须不断强化，我们的官员从上到下都要甘愿做人民的“驴子”，谁不愿意充当这样的角色，谁就应当从执政者的队伍中清除出去，在这方面不能有任何的手软。

中国的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这是大家都能看到的问题，改革的实惠并没有让人民完全享受到，老百姓心里都很清楚。

今天的中国，老百姓的确是富了，但相比那些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这个差距有多大？

据说中国现在80％以上的财富集中在不到10％的人手中，这种现象正常吗？

反思改革中发生的问题，采取切实的办法去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的确到了不可或缓的时候了！

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古今中外，同此道理。

执政者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执政为民”是否能真心为人民谋幸福，并且让人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这种幸福，这无疑是中国今后深化改革中必须着力解决的大问题。

如果从“阿拉伯之春”中能够引为教训，刻骨铭心、刻不容缓的去着手解决民众所痛恨、所失望、所关切、所期待的那些问题，中国的改革就会大有希望，中国的发展也会大有希望，“阿拉伯之春”就会在中国催发一个新的“春天”，并把3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那个“春天的故事”，继续讲下去，讲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听！

阿拉伯之春，为转型中的中国有许多警示意义，就像当年的苏联，国内民情都和中国多少有些相似之处，面临许多相似的问题。

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爆发这些危机，中国就没有预防和应对危机的机制。

中国阿拉伯外交，既有这层考虑，更是现实政治的需要。

作业2：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改革的失败与启示？

2006年11月26日，94岁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辞世。

一时间，怀念弗里德曼的文章见诸报端。

一代自由市场经济宗师的辞世，引起学者们对其学问、思想的梳理和对其人格的怀念，本来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

但是，在怀念弗里德曼的潮流中，暗中涌动着另外一种潮流，这就是歌颂和吹捧新自由主义的潮流。

有些人借缅怀弗里德曼的名义，对新自由主义思想极尽溢美之词，甚至将其作用夸张到了不应该有的程度。

其实，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思想武器，其目的是把发展中国家拉人自己控制的世界经济体系。

在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作为正处于改革进程中的社会主义中国，一定要吸取拉美国家的惨痛教训，坚决摒弃新自由主义的侵袭，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和民族独立的价值观念，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一、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地区的改革方案

　　1973年，智利总统皮诺切特将军领导军队发动政变。

推翻了原来的民选总统阿连德。

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弗里德曼以及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毕业的一些其他人员被邀请到智利，共同制定了被称为“休克疗法”的改革方案。

以此为开端，新自由主义的触角逐步在拉美地区蔓延开来，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新自由主义更是将拉美地区确定为自己“施展才华”的主要阵地。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派们认为，拉美地区之所以在80年代陷入危机，主要原因在于长期实行内向发展模式，保护主义色彩严重，对外资缺少鼓励，资源不能有效配置，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私营部门过于弱小等。

为此，他们为拉美设计了以“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为主要特征的改革方案。

（1）贸易领域的自由化改革。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实施的第一项经济改革是贸易领域的自由化。

尽管拉美各国进行经济改革的起始时间不同，但它们毫无例外地选择以贸易领域作为自由化改革的突破口，通过降低关税、简化税则、消除非关税壁垒等措施逐步开放国内市场。

自1985－1990年的5年内，拉美地区的平均关税从40％降低到15％，最高关税从83．7％降低到41％。

拉美的贸易自由化改革不仅幅度大，而且速度快。

许多国家需要几十年才能达到的贸易自由化目标，拉美国家居然在2－3年内就迅速完成了。

智利由过去的高保护转向10％左右的平均关税，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而墨西哥原定5年完成的贸易自由化改革方案也只用了18个月便宣告完成。

如此迅速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导致国内企业在外来商品的激烈竞争面前无力适应，在生产和经营上陷入困境，甚至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宣告破产。

（2）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同贸易领域的改革一样，新自由主义对拉美国家金融领域改革的宗旨仍然是“市场化”和“自由化”，以市场的作用取代政府的干预。

其内容主要包括利率市场化、国有银行私有化、减少存款准备金和开放资本市场等方面。

通过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外国资本（尤其是跨国公司）在拉美资本市场中的自由度和流动性不同程度地得到加强，从而增强了拉美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

90年代拉美最大的500家企业中，跨国公司所占的企业由初期的149家增加到后期的230家，其销售额所占的比重也由27％增加到43％。

　　外资进入拉美的目的是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其投资形式以并购现存资产为主，新增就业和生产能力并不多，在改善当地的就业和收入方面也难有作为。

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是拉美吸收外资最多的三个国家，但其实际平均工资却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其中阿根廷2002年的实际平均工资与1992年相比下降了17个百分点。

　　盲目引进外资的结果是进口急剧扩张和经常账户的赤字剧增。

出于弥补贸易和经常项目赤字的需要，拉美多数国家的外债呈现大幅度上升的趋势，90年代，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乌拉圭等国的外债总额都翻了一番。

1991年底，拉美的外债余额为4610亿美元，2000年年底，增加到了7405亿美元。

巨大的债务不仅成为拉美经济发展

本文原文的沉重负担，而且使拉美的经济政策进一步受制于外部因素。

　　除了引进外资的数量激增之外，90年代拉美利用外资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外资的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

由于利用外资的风险意识淡薄，拉美政府在外资的引进上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引进的外资中不仅有用于投资的长期外资，而且有大量用于投机的短期资本，从而增加了外资在拉美市场上的流动性和风险性。

一旦外资流入形势逆转，就会给拉美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90年代中期以来拉美国家中先后出现的金融危机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问题。

（3）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

　　新自由主义对拉美国有企业改革的宗旨是私有化。

国家通过直接出售、股市出售、企业内部出售、合资、清理出售和租赁等六种形式进行私有化改革，这种改革从80年代末在拉美国家蓬勃兴起，90年代初达到顶峰。

与贸易自由化改革一样，拉美的私有化改革同样表现出改革过程短、涉及领域广、改革幅度大的特点。

以阿根廷为例，据美洲开发银行统计，1990－1995年期间，阿根廷共对123家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私有化领域不仅包括了整个国有企业系统，还包括了一大部分社会服务部门，如电信、民航、石油、化工、铁路、公路、天然气、电力、军工等等行业。

私有化使阿根廷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阿政府的一部分领导人却从削价出售的国有资产中中饱私囊，捞取回扣。

如此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政府从相关领域退出后，传统的各种支持政策也被取消，原来由政府投资的公共部门呈现出了真空状态。

　　除了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之外，拉美地区还对价格进行了市场化改革，政府放松对价格的控制，减少定价的范围和对价格补贴的幅度，逐步实现商品价格完全由市场加以调节。

二、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主要特点

从上面对拉美地区改革方案的分析可以看出，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特点是极端性、片面性和激进性，即改革目标是极端的，改革内容是片面的，而改革过程是激进的。

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排除一切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把反对国家干预推到了某种极端，而把自由市场的功能无限地加以夸大，被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

正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目标的极端性决定了其改革政策的片面性和改革过程的激进性。

新自由主义要求拉美国家进行“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改革，而且往往不顾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强调推行千篇一律的政策措施。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改革进程又往往是极其激进的，追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摧毁原有的国家干预的经济基础，建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对这一改革带来的代价却讳莫如深。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舆论误导，似乎只要进行了彻底的市场化改革，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就会自动出现，改革的步伐越快，经济繁荣就到来的越早。

正如美洲开发银行行长伊格莱西亚斯所说的那样：

“市场经济本身变成了目的，为了这个目的什么都可以牺牲。

”

三、对中国的几点启示

从拉美的经济改革在经历了短载的繁荣之后，已经演变成了一场大的灾难；而这场改革的始作俑者——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弟子们，也由自由市场经济的宗师变成了“婴儿杀手”，他们把拉美这个应该有着光明前途的地区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在短暂而狂热的崇拜之后，拉美人民逐渐清醒，而弗里德曼们赢得的却是长久的骂名。

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中国，弗里德曼这个名字同样炙手可热，我们在缅怀逝者的同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后果是惨痛的，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必须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思潮，保持独立自主地发展方向，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1）必须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思潮

　　新自由主义是新的形式下的古典自由放任主义的复兴，它从新古典经济学经济理性人的假设出发，迷信市场机制万能，主张减少或取消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和手段。

而且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结构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所以，发达国家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时，对不同国家的要求也有所不同。

他们在发达国家的国际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却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洞开国内市场，体现了其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险恶用心。

目前，一些学者在祭奠和缅怀弗里德曼的同时，大肆歌颂和散布新自由主义思潮，夸大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功能。

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弗里德曼用负所得税代替贫困补贴的政策体现了对穷人的关怀，是用市场机制让穷人脱贫的典范；有的学者认为，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哲学暗合了我们今天建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政治主张，因此应该作为我们今天法律改进的根本目标；还有的学者“祈祷”弗里德曼“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能否长期持续表示悲观”的预言能够落空，弦外之音是集权和计划是万恶之源，而新自由主义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福音。

这些言辞置新自由主义的危害于不顾，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决不能成为我们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

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结构和关系中，处于弱势和不利的地位。

如果我们完全否定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管理，全盘接受作为发达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工具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就会像拉美国家那样，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2）必须防止对外资的过度依赖性

　　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资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

外资的大量流入一方面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导致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加深，从而增加了经济体系的易变性和脆弱性，多年经济增长的成果往往随着外资的撤出而付之东流。

拉美地区的经济危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把握住经济全球化的有利机遇，又要避免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必须制定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善相关的制度体系，对外资进行有效的管理。

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要立足于提高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实现引进外资和增强民族产业竞争力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3）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

　　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是西方国家在拉美债务危机深重、陷入经济衰退不能自拔的时候，作为解决债务问题的前提条件提出来的。

换句话说，拉美的经济改革是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形式，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改革。

受美国等发达国家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在对拉美国家提供贷款的同时，要求其进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其目的是使这些国家抛弃自己独立的经济政策，在面临外部经济动荡和内部经济衰退时，只能受制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因此，作为经济实力落后于发达国家、并且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树立民族独立的价值观念，决不能屈服于发达国家的新殖民主义统治。

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这一点已经逐渐被拉美国家和人民所认识。

2005年12月，埃沃·莫拉莱斯和米歇尔·巴切莱特先后当选玻利维亚和智利总统，这二者都是左翼领导人，有关部门预测这意味着整个拉美局势的“左转”。

这一变化是与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失败密切相关的，左翼政党由于经济上采取更为务实的措施，更加关注社会生活而得到广大民众的青睐。

（4）必须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

　　任何一种改革模式要想取得成功，必须以本国的根本利益为前提，必须考虑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特点和问题，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而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地区推行的改革恰恰反了一厢情愿的错误，它们不顾拉美国家的具体国情，强制性地推行千篇一律的政策措施，最后造成了改革的失败。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改革面临的内外环境是十分错综复杂的，改革的道路也是十分漫长的，我们必须要立足于自己的具体国情，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探索改革的规律，照搬照抄他国的方案只可能适得其反。

学生：

马娟利

2012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