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统治者都喜欢通过树立外部敌人转移国家内部矛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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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统治者都喜欢通过树立外部敌人转移国家内部矛盾

 底层人民没有祖国，没人能剥夺他们本身没有的东西

全世界的统治者都喜欢通过树立外部敌人转移国家内部矛盾，好让那些过得不好的人把愤怒全部发泄到外部的敌人中去。

纳粹时代的德国，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军国主义下的日本，还有如今的朝鲜莫不如是。

特别是二战末期，面对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步步逼近的苏联人，日本军国主义头目东条英机在多个场合提出了“一亿玉碎，本土决战”的说法。

训练女人，孩子扛枪上战场，希望牺牲一切捍卫“日本国之精神”，痛击外来侵略者给日本国带来的伤害。

这一行为更是将他们军国政府发动战争的罪责转移得干干净净，事实上比起美国的轰炸，军国政府对日本人的伤害显然要大得多。

（原子弹之前。

）

接受训练的女孩

幸好在每个时代都有一些明智的人，他们明确指出了如果统治者无法给人民以幸福的生活，或者说基本的生活保障，那他们口中的“祖国”就只是一种阶级统治的工具，就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

比如马克思就曾经说过：

“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什么他们要废除祖国，废除民族（nationalité）。

工人没有祖国。

决不能剥夺他们原来没有的东西。

既然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national）主导阶级，确立为民族（nation），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national），不过这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意思。

”

在他看来，无产阶级首先得拥有国家，或者至少拥有国家的一部分，无产阶级的利益至少要有一部分和国家利益一致，然后再来和我们说什么爱祖国爱民族。

我既然从来没拥有过这个国家，又怎么谈得上剥夺国家？

我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个X国人。

既然国家从各项制度，到法律，暴力机关都在为资产阶级剥削工人服务，那我比起国家，还是更认同我的工人朋友们，无论他们来自英国，德国还是遥远的美国。

在当前时代下，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一切利用民族感情转移矛盾，剥削底层劳工的现象。

虽然这种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越来越少，但随着各国民族主义者上台，势必会有抬头的迹象。

那些别说受教育，就连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没有的底层人士，你说他们又有什么祖国呢？

（更别说国家和政府其实也是两样东西，但是在这里说不合适。

）

3，贫穷是一种不幸，而不是一种罪恶

我国这些年，时常有人会说些有关穷人原罪的问题。

类似于穷人好吃懒做，咎由自取之类的观点。

比如在号称“中产阶级聚集地”的知乎，有人问出过这么个问题：

是否应该取消对穷人的补贴和福利以激励他们上进？

努力工作。

我当时的回答是：

总有那么一二三四个逗货否认阶级壁垒的存在，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不够努力。

这样的人要么傻要么坏。

很多人看到身边一个两个好吃懒做领闲钱的人就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不努力，这是一种既危险又可怕的想法。

一个是因为中国确实有许许多多的人甚至连受教育的权利都没有。

且不说许多老一辈人甚至连普通话都不会说，就说我们这一代，201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平均受教育年数为7年，而中国有6亿多的农村人口。

事实上全中国只有3亿人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剩下人的贫穷究竟是懒惰还是一种不幸呢？

二个是因为突破阶级壁垒真的很难。

马化腾的岳父是盐田港公司上市董事，97年时开着奔驰给马化腾做账。

柳传志的父亲是国贸委高层。

王石岳父则是广东省副省长。

中国这些年大的企业家中，真正完成阶级突破的可能就是XX掌门人李彦宏。

然而李彦宏是北大本科，纽约大学计算机硕士，是万千人中出一个的天才，也是教育的意义所在。

在中国，如果你能读完高中，参加高考，甚至有机会出国念书，那就是几十分之一的机会。

获得这种机会应当对自己的幸运多一分敬意，少一些毫不自知的得意。

巴菲特在他授权的传记《滚雪球》中提到一个概念：

“卵巢彩票”。

他说：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各方面的条件就很优越。

我的家庭环境很好，因为家里人谈论的都是趣事；我的父母很有才智；我在好学校上学。

我认为，我的父母是世界上最好的。

这非常重要。

我没有从父母那里继承财产，我真的不想要。

但是我在恰当的时间出生在一个好地方，我抽中了‘卵巢彩票’。

”

他说：

“我的财富还要拜以下三点所赐：

生在美国，一点幸运基因，以及广泛的兴趣。

我和我的孩子都有幸赢得了我所说的“卵巢彩票”（以我为例，上世纪30年代能够出生在美国的几率是30:

1，加之作为一名白人男性，我得以规避当时社会许多人不可逾越的障碍）。

而生活在这样一个间或产生扭曲结果的市场体系（尽管整体上看这个体系为我们的国家谋得福利），不得不说我的幸运更凸显出来。

”

当时巴菲特来参观中国很穷的地区，看到河上做苦力的纤夫，想到：

“这些人中间可能会发现下一个比尔盖茨，但是因为出生在这里，可能一辈子都得靠拉船过日子。

而我则幸运得多。

”

那么，当你吹着空调，坐着地铁，上过大学，用过电脑，在城市里做着还算体面的工作时，面对着这些为了基本的生存挣扎的底层人民又有什么立场说“应该取消穷人的福利来激励他们上进”呢？

他们可能正不得不为了明天的一顿饭，在流水线上做着千篇一律的工作，在黑煤窑里冒着生命危险拉煤，在珠穆朗玛峰上用生命搭成人梯，为前来登山的富豪们运送行李。

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是实打实的阶级。

“美国专栏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在1998年，为了体验底层美国人民的生活，选择了六个地方，在不同的城市去打工。

为了确保她能真实体验当地底层人民生活，每到一处她隐瞒自己身份，断绝和过去朋友来往，全靠1000美元的积蓄开始。

不过她还是给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必须要有一部自己的车子，否则太不方便了。

在美国养车成本真比国内便宜太多，这个有车族一样可以是穷人。

在这些地区，一个没有学历的普通人能找到的工作一般时薪是6~7美元，一天八小时工作下来，也就是50美元，一个月工作25天也就是1250美元。

但是如果想离工作地点近一点的话，往往房租就得占到600美元以上，这对一个月收入1000多美元的人负担太重了。

所以她不得不到离工作地点几十公里的地方租房，但这样养车的成本，还有吃便宜且没有营养的快餐，一个月还得400~500美元买食物和汽油。

然后，然后就所剩无几了。

在一个陌生城市最开始找工作的几天会更难，因为还没找到稳定的住处，不得不去旅馆过渡几天，这几天的住宿会很快把1000美元积累耗光，等找到工作，拿到第一笔薪水，钱得赶紧支付房租。

芭芭拉在不同的城市，换了六种工作，有零售，有清洁，有老人服务，但是结局都一样：

她发现自己陷入一个困局。

–>因为没钱，不得不住在偏远地方

–>因为住在偏远地方，所以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在路上

–>因为花费很多时间在路上，她用于提升自己和发现更好工作机会的时间越来越少

–>为了应付房租和生活成本，她不得不说服自己承担更多小时工作或者兼职

–>因为花了太多时间做各种劳苦的工作，她渐渐成为一个工作机器，无力做任何其它的事情，直到情绪爆发离开

然后换一个地方，进入下一个循环。

是的，换了六份工作，不管多么努力，也不能换来一个未来，在沃尔玛也不行。

一个可笑的事实是，她们这些在沃尔玛做服务的人，买不起在沃尔玛做促销的商品。

原先英国人也认为贫穷是因为懒惰，是种罪孽，

比如《贫困法》要求接受救济的穷人必须在贫民工厂（PoorHouse）干活，工作条件比普通工厂恶劣得多、获得的薪酬也低得多。

目的就是刺激这些穷人走出去自食其力。

一位英国教授回忆，他小时候家边有个贫民工厂，有些老人谈之色变、甚至不要走近那里，看到那房子就魂不附体。

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意进去。

后来经济危机一来，许多被大家公认勤劳节俭的“体面”家庭也破产，流离失所，和之前那些贫困的人没什么两样。

终于他们意识到，贫穷不是一种懒惰，不是罪孽。

贫穷是一种不幸，需要救助。

或者用杨绛在《老王》一文的结尾说道：

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

那是一个幸运（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4，其实我们离底层也没有那么远，中产还只是一个梦而已

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取消福利的话往往都是从一些新兴中产阶级口中说出来，他们有着收入不算高但还算体面地工作，辛辛苦苦攒了十多年钱，终于还清了房贷，车贷，成功从一个底层后代变成了一个中产阶级，转而自信心爆棚，开始指责世界上的穷人为何不努力工作，改善自己的生活。

其实一场天灾，一场人祸或者一场大病就能让他们上演“一夜之间中产变访民”的闹剧。

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原来自己既没有很快重新聚集起财富的能力，周围也没有真的可以无私帮助自己的中产朋友。

自己有的只有一双勤劳的手，以及不断辛苦劳动攒下的点点积蓄。

哦，原来我们都是底层。

身为被统治阶级，总要站在统治阶级的角度说话。

身为普通工人，却非要把自己当作资本家。

先是拼命揭露穷人原罪——“好吃懒做”，“穷凶极恶”，“穷，丑的男人肯定也花心”“弱的人往往喜欢道德绑架”，迅速和底层人民划清界限，然后现在又抛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懒惰，不努力工作”的论调，开始诛底层人民的心，试图取消他们最后的福利。

其实“懒惰”，“贪婪”，“喜爱道德绑架他人”这些点和穷关系不大，这是人类都有的缺点。

偏偏各类文章都爱把它们和穷，和弱联系在一起。

于是那些起早贪黑，为了生存努力挣扎的底层人民就这样被他们打入了懒惰，贪婪，不值得帮助，没有智商没有情商活该灭亡的无间地狱，仿佛把他们打到底层还不够，还要踩上千万只脚才罢休。

现在没什么事，假装资本家也是晴天，到时候如果真出了什么事，不知道自己该和什么人抱团，那这些精神资本家，在那一刀砍到自己头上之前一定会记得下面这句话：

“灰烬与尘埃为什么要相互憎恨呢？

”

再想想你们讨厌的那些个“道德绑架”，“懒惰”，“丑陋”的所谓穷人究竟哪里对不起你们了，如果你们有一点点的不如意，和他们是否有半毛钱关系。

他们究竟能妨害到你什么？

如果没有，那又何必如此卖力地屠戮底层人民。

你们终究不姓赵不是吗？

5，鸡蛋和高墙相撞，我一定站在鸡蛋那边

看一组漫画,来源于微博@zhuangpeiyuan。

村上春树曾经说过这么一段我当时不理解如今深以为然的话：

若要在高耸的坚墙与以卵击石的鸡蛋之间作选择，我永远会选择站在鸡蛋那一边。

是的，而且往极端了说，不管那高墙多麼的正当，那鸡蛋多麼的咎由自取，我总是会站在鸡蛋那一边。

就让其他人来决定是非，或许时间或是历史会下判断。

但若一个小说家选择写出站在高墙那一方的作品，不论他有任何理由，这作品的价值何在？

不仅仅因为鸡蛋脆弱而高墙坚硬出于同情，也不仅仅因为鸡蛋永远不会主动撞向高墙，如果鸡蛋和高墙相撞，一定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

更因为即使你再站在鸡蛋这一边，相撞过后，高墙都不会有任何损害，而如果你站在高墙那一方，鸡蛋真的就只是一枚鸡蛋了。

博尔赫斯说，小说家应该像书写者那样写，而不是像时代那样写作。

台湾作家唐诺也说：

文章要对抗着一个时代写，而不是附庸着时代写。

所以我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鼓吹丛林法则，鼓励底层之间互相倾轧的作品，讨厌任何不由分说揭露穷人，弱者原罪的作品。

不论那作品写得多么冠冕堂皇，辞藻多么华丽，有多少人赞同，都只是一把血淋淋的刀。

舆论保护弱者是这个时代的政治正确，也是人类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基础。

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更因为我知道我就是那枚鸡蛋。

归根结底，我们都是那枚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