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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的研究
我国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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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的研究
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人力资本重要性的增强引发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思考，以下是推荐的一篇探究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欢迎阅读查看。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意指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即60岁及以上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并且超过国际上公认的10%或者7%的水平。
有学者指出，人口老龄化将会如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一般使人们的生活发生巨变。
人口老龄化也日益表现出全球化的趋势性特征，起初只在发达国家表现突出，现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尤其对于我国而言。
据联合国预测，到本世纪中叶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比例将达到惊人的30%以上①,届时，政府及社会的养老负担将史无前例的庞大。
很多学者指出，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红利将趋于消失，经济增长等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经典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会使居民家庭的养老负担加重，进而抑制家庭消费支出和对子代的教育投资，并最终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用。
内生增长理论则表明，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内生变量，人口老龄化致使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红利趋于消失，但是能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这是一种质量对数量的替换，从长远来看，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有利的。
按照发展经济学家们的观点，物质资本的投资回报通常会呈现出递减规律，而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常常能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人力资本积累的回报要远远大于物质资本，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定量研究后发现，美国二战后的农业生产的增长，物质资本积累的贡献只有20%,由教育以及与教育密切相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科技进步的贡献占到80%.由此可见，人力资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对于我国而言，30多年的高速发展过程中，人口红利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近年来，我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增速开始放缓，进入战略转型期，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是否会成为“倒逼”我国从人口数量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催化剂是我们关注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人力资本重要性的增强引发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思考，二者的关系也成为众多学者们考察的焦点问题。
人口老龄化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既是微观经济问题也是宏观经济问题。
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微观家庭的教育投资决策，同时也会对公共教育投资形成一定的挤占效应，即会对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
目前关于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尚未形成一致认识。
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教育投资产生不利影响。
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家庭和社会的养老负担会加重，这将导致向年轻一代投入的教育资源下降，从而形成老龄化对教育资源的挤占效应;另一方面，预期寿命的提高意味着退休后的生活将更长，理性行为人预留给自己老年期消费的工作阶段的储蓄会增加，从而减少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PeccheninoandPollard,2002）[1].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将诱发人力资本投资对物质资本投资的替代（蔡昉，2004）[2].在研究的过程中，一般认为老龄化会通过储蓄、教育投资、人力资本形成等中间变量影响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
已有的文献中，汪伟和钱文然（2011）[3]就人口老龄化对储蓄影响效应的文献做了详细的总结概述，袁蓓和郭熙保（2009）[4]就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进行了梳理，然而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方面还未有比较详细的综述总结，基于此，本文尝试做这样一个工作，即选取了国内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献，试图梳理总结人口老龄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研究进展与成果，以期获得一些启示性结论。
二、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负效应
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个人人力资本的投资，另一个则是社会公共财政的支出。
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对家庭或个人人力资本投资是有益还是有害?
政府面临不断加剧的老龄化问题又会怎样平衡财政支出中养老支出和公共教育支出?
人口老龄化对政府的公共教育投资是否会产生挤出效应?
人口老龄化与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这一系列问题引发了学者的争论与思考。
在以知识经济为核心的21世纪，人力资本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之一。
人口老龄化与人力资本积累之间关系的研究不仅关乎经济增长的宏观范畴，而且也是在老龄化不断加剧的挑战下，如何保持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
1.人口老龄化对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效应
人口老龄化对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国外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实证研究，例如，Poterba（1997）[5]研究表明，0-17岁孩子的比例每增加1%,则人均教育支出就会减少1%,最终的总教育支出不会变化;而65岁及以上人口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人均教育支出会减少大约0.3个百分点，即人口老龄化会对教育资源形成挤出效应.之后,LaddandMurray（2001）[6]在此研究基础上进行了拓展，即将研究对象的范围缩小，在郡县一级的层面上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教育支出的挤出效应，得到的结果与Poterba的显着不同，他们的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老龄化加剧并没有直接给教育支出一个下行压力，而18岁以下人口比例对教育支出的影响也不足Poterba结论的二分之一。
但当成年人或者适龄儿童中少数名族比例增大时，人均教育支出会降低。
得到这种结论的假设前提是，老龄人口没有子女在学校接受公共教育，并且他们也不会从教育支出中受益，增加教育支出只会使他们的税负更高，削弱了当期的效用水平。
Razin,etal.（2002）[7]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劳动税率和社会转移与人口老龄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他们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负相关关系。
Fougèreetal.（2009）[8]对加拿大1971-2000年人力资本存量测量方法进行了更新，在假定教育回报率和劳动者的经验水平与2001年水平相当的情况下，人力资本与之前相比将会以一个更慢的速度增长。
此外，他们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是人力资本存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回报率的假定值，同时，由于人力资本回报会很大程度受要素回报率变化的影响，因而忽视人口转变来考察人力资本积累将是有偏的。
这说明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会显着地影响人力资本积累。
2.人口老龄化对公共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效应
对于人口老龄化究竟会如何影响公共人力资本积累的问题，学者们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且大都认为，在老龄化不断加剧的压力下，如若将年轻一代的教育投资挪用到用于年老一代的养老保险上，那一定是短视行为。
经济增长在人力资本投资的生产率提高效应和社会保障储蓄率降低效应的双重作用下，究竟会如何变化取决于二者效应的相对大小，而通过提高教育投资的方式会改善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Lloyd-Sherlock,2000[9];VanZon
Muysken,2001[10];Pecchenino
Pollard,2002[11];Zhangetal.,2003[12];Gradstein
Kaganovich,2004[13]）。
具体的研究中，Rubinfeld（1977）[14]、Miller（1996）[15]和Poterba（1997）[16]等认为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投票决策人口中老龄人口比例的增加，使得资源更多地流向了养老项目上，进而削弱政府财政对公共教育的支持。
Harrisetal.（2001）[17]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综合，他们进一步缩小研究范围，采用街道（district）层面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公共教育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确实对教育支出有负效应，但影响程度要远小于州层面数据的估计结果，系数估计值是Poterba估计值的40%左右（-0.096）。
而且发现在州政府与当地政府之间，老年人更倾向于州政府减少教育支出，这也正是他们的研究结果与Poterba不同的原因。
由此可见，研究对象的范围会显着地影响研究结果，州层面的数据高估了人口老龄化对教育支出的负效应。
Zhangetal.（2003）[12]通过对成年人死亡率和公共教育投资关系的研究发现二者之间是倒“U”型非线性关系，他们的解释是，在死亡率降低的初期，人力资本投资的储蓄提升效应大于人口老龄化的人力资本降低效应，而当死亡率进一步下降时，两个效应的力量对比将完全逆转，因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从较高的死亡率逐渐下降时，净效应是促进经济增长，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本身死亡率已经较低，如若死亡率再进一步下降，则净效应将是抑制经济增长。
3.人口老龄化对广义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广义的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包含教育投资，还包含医疗服务投资。
VanZonandMuysken（2001）[10]就从广义人力资本角度入手，将健康投资和教育投资均看成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并且认为健康投资的报酬是递减的，而教育投资的报酬是递增的。
通过建模分析，他们发现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会使得人们对健康投资的偏好增强，同时由于代际间替代弹性的下降、贴现率的上升以及健康部门的低效率最终会使得经济增长趋于消失。
尤其，他们提出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路径是不断提高健康部门的效率以及致力于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
Lloyd-Sherlock（2000）[9]对人口老龄化和医疗保障政策研究后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大量资源都被所谓的“富贵病”占用，如若将更多资金投入到基本医疗保险中，则老龄人的健康状况将大大改善，那么对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将是有益的。
从建模方面来看，大多学者通过构建一个三期或二期的世代交叠模型，来探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教育投资的影响效应，得到的结论大都认为，预期寿命的延长（即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会降低教育投资率，人口老龄化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
近年来，学者们又另辟蹊径，对原有理论模型做一些修正，如FantiandGori（2011）[18]在一个生育率内生、小型的开放经济中研究了生育率以及人力资本积累（主要是通过公共教育来形成）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政府实行育儿津贴不仅没有有效地提高生育率，而且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
Ludwigetal.（2012）[19]在标准的OLG模型中加入内生的人力资本积累，建模与数值模拟结果均表明，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加能大幅减轻人口结构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社会中，劳动力供给会不断减少，物质资本则会变得相对丰富，利率也会下降，但是当考虑人力资本积累的变化时，这些效应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例如，他们的研究显示，当人力资本积累不能调整时，美国2005年的代表行为人的福利会减少12.5%,而人力资本能调整时，这一损失最大也只有8.7%.
三、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正效应
1.人口老龄化对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正效应持“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会产生积极效应观点”的学者们主要是认为成熟劳动力的增加会提升有工作经验劳动力的比例，生育率的降低会提升年轻人受教育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
一些学者已经验证了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有显着的正效应。
然而，随着老龄化的加深，这一作用可能会发生变化。
一方面，随着婴儿潮一代人的逐渐老去，人力资本的经验成分会增加，另一方面，教育对人力资本增长的贡献是不确定的，主要原因在于年轻一代将继续作为劳动力的一小部分，这样一来就会减轻教育对人力资本的贡献，而劳动力的相对稀缺会使得实际工资以及人力资本的回报上涨。
此外，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会对生命周期收益产生影响，进而减少教育回报的净效应。
为此，很多学者们针对这一命题进行了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
在理论建模方面，首次将人口结构引入到经典的宏观经济模型中进行研究的是布兰查德（Blan-chard,1985）[20],1985年他发表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文章里尝试了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分析人口结构特征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效果，并证实了非利他的行为人若可以无限期存活，则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李嘉图等价将不再成立。
贝克尔（Beckeretal.,1990）[21]在假定子代人力资本存量是父代教育投资线性函数的情况下，分析得出在人力资本超过某一特定值时，则宏观经济会达到高增长率、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理想均衡状态。
埃里希（EhrlichandLui,1991）[22]在探讨了代际转移、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后，得出老龄化可以使经济达到更大的稳态增长率。
其他一些学者也认同人口老龄化会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
例如，佛格勒（FougèreandMérette,1999）[23]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虽然会带来资本存量的减少和劳动力的短缺，但是存在哪一个减少幅度更大的问题，鉴于劳动力减少的幅度大于资本存量的减少幅度，这会引起资本回报率的降低和工资的上升，最终带来对子代更高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CiprianiandMakris（2006）[24]通过一个寿命内生化的世代交叠模型验证了预期寿命和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在数值模拟方面，FougèreandMérette（1999）[23]通过对OECD国家1954-2050年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数值模拟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会通过增加子代人力资本的投资机会来促进经济增长。
其影响机制则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物质资本的收入递减提升了未来工资的收入预期，从而促使人们不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来代替物质资本投资;另一条路径是人口老龄化会引起工资收入税率的变化，进而使得年轻一代逐步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中年一代则增加老龄供给以此来维持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平衡。
卡内罗（Carneiro,2003）[25]等模拟了美国婴儿潮以来人口老龄化和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发现人口老龄化会引发大学生工资上涨。
瑟波奈姆（Sebnem,2002）[26]在研究了生育率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时指出死亡率的下降会激励家庭增加对子代的教育投资。
另外，在自利行为人的假定下，学者们又构造了一个两期交叠模型考察了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该模型与之前模型最大的不同在于人力资本的决定函数上，它同时受父代教育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的影响，即行为人对子代的教育投资不仅具有“消费”性质，还具有“投资”性质。
安德森（Andersson,2001）[27]在贝克尔的人力资本模型基础上，将年龄结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概括为“人口转变-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即年龄结构会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则声称生育率和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人口转变和刺激经济增长。
Fougèreetal.（2009）[28]在贝克尔和赫克曼的研究基础上，通过构建一个可计算的动态世代交叠模型考察了加拿大地区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给年轻一代创造了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机会。
并且指出，在他们之前的研究学者们常常忽略了人口老龄化对时间分配的影响。
换句话说，大多数研究均把人口老龄化对个人用于工作和人力资本形成之间时间分配问题给忽略了。
事实上，人口老龄化会导致生产要素回报率的显着变化，而这些变化会对生产能力产生重要作用。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加拿大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口转变冲击能够很好地解释八九十年代劳动力供给以及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即加拿大在过去25年内教育投资水平的显着上升。
他们还通过动态的CGE世代交叠模型计算了受更多教育的劳动力对生产能力的长期影响。
最终模拟表明，将更多的时间花费在教育上，起初会降低生产能力，但是随着年轻一代成长为更有效率的劳动力，生产能力就会显着提高，最终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弥补了人口老龄化的负担效应，即从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是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
2.人口老龄化对公共人力资本积累的正效应GradsteinandKaganovich（2004）[13]驳斥了传统认为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会使得政府将更多财政支出放在养老上，从而对其他公共服务例如教育等产生挤出效应的观念，他们根据美国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一个简单的OLG模型，其中每一期人口包含了工作人口和退休人员，并且组成了投票群体来决定对年轻一代的教育投资水平，退休人口由于已经享受不到教育投资的回报而倾向于将教育投资减少到一个最低的水平，工作人口则倾向于增加教育投资，一方面在于他们预期到这样一来将来的储蓄回报率会更高，另一方面由于寿命的延长，他们能享受未来回报的概率也变大了。
因此，最终的净效应取决于这两方作用力的相对大小。
他们的结论认为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以及预期寿命的延长，公共教育的投资会增加，即人口老龄化有利于公共人力资本的积累，但这些只适用于联邦制的国家，其他制度的国家可能并不适用。
经验证据也表明，在美国以及其他OECD国家，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公共教育的投资并未减少。
四、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学术界对这一议题的关注也与日俱增，国内许多学者也开始探讨在我国的特定环境下，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与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
得出的结论也存在很大分歧，有的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代表人物包括邬沧萍、邹至庄、郭熙保等），有的学者则论证了二者有正相关关系（代表人物包括郭建雄、郭振威等）。
总的来说，学者们使用的方法、研究的对象均有所差异，这也是导致结论不一致的主要原因之一。
具体的研究中，王德文（2004）[29]指出，人口转变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一个重要挑战，在人口结构发生转变的过程中，生命周期以及代际间的转移均会通过影响劳动供给、储蓄以及技术进步等来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
郭剑雄（2005）[30]在研究人力资本、生育率和城乡收入差距时指出，较长的预期寿命（即人口老龄化）会给人们带来一种额外的刺激，从而激励人们接受更多的教育，进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
郭震威（2008）[31]研究后指出，作为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人口健康素质和受教育程度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人力资本的迅速积累，弥补了人口数量红利的消失，即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人力资本的积累。
刘永平（2008）[32]通过构建一个三期的世代交叠模型，考察了微观家庭消费、储蓄、子代教育投资决策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指出，虽然人口老龄化会减少家庭储蓄，但是却提高了教育投资水平，最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毛毅和冯根福（2012）[33]通过构造一个两期的世代交叠模型，分析验证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教育投资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教育投资率呈负相关关系，但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会促使父母增加其对子女的教育投资。
瞿凌云（2013）[34]从人口数量与质量替代效应视角探讨了在儒家传统文化和人口政策对生育率约束的双重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低生育率尽管会加剧人口老龄化，但会促进人均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这说明了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净效应为正。
王云多（2014）[35]以贝克尔的时间分配理论和赫克曼的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构造了一个动态的世代交叠模型，即将时间分配视为内生变量，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时间分配的影响。
在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后得出结论认为，就短期而言，人口老龄化会导致人力资本投资时间的增加和劳动供给的减少，从而导致生产能力的下降和经济成本的增加;但在长期内，人口老龄化会使得更年轻一代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成为更熟练的工人，劳动生产率水平大幅提升，最终降低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成本。
邹至庄（2005）[36]认为人口政策致使老龄化加剧，制约了人力资源总量的增长，而且加重了家庭和社会的养老负担，进而减弱了对年轻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
邬沧萍和王萍（2009）[37]、蒋正华（2004）[38]等学者们甚至认为人口老龄化是生育率降低的必然结果，人口政策的放松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进一步加重当代人的负担，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郭熙保等（2013）[39]研究后认为，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不利于资本的积累，并且还会使创新精神衰退和技术进步减缓。
Zhangetal.（2015）[40]采用中国1990-200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人口年龄结构转换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年龄结构会通过特定行业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生产率等影响行业的转型升级，并且劳动年龄人口每增加1%,人均产出会增加1.57%,劳动年龄人口中非熟练劳动力向熟练劳动力每转换1%,人均产出会增加1.43%,他们还指出，尽管中国已经放开单独二胎政策，但人口的不断老化仍然使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遭受损失，可能需要进一步放松人口控制政策以便中国能平滑地进入老龄化社会。
综上可知，在人口结构发生转变，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积累、劳动生产率水平、储蓄率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等都会发生变化，而且不同的养老模式也会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而言，由于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家庭养老模式几乎已经完全被社会养老模式取代了，而在中国，社会保障的不健全，居家养老模式仍是主流，这些都会影响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路径。
不同的研究背景及方法也造成了研究结果的大相径庭。
五、未来的研究展望与启示
从以上的梳理中可以看出，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人口老龄化与人力资本积累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理论建模与实证检验均较为丰富，而且在实证检验时，不仅有从州际层面、郡县层面的，还有从社区层面进行研究的，体系和范围较为完善。
而国内的研究中，大多停留在理论探讨、建模及数值模拟上，且理论建模也只是将国外的模型做一些浅层次的改造，例如将生育率设定为内生、同时考虑教育投入的“消费”和“投资”属性以及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等。
实证检验相对来说较少，且由于过去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缺失，仅有的实证检验也都较为粗糙。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的理论模型在分析人口老龄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时，经常将利率、工资增长率等看成是给定的，也几乎都不考虑人口迁移的情况，更没有考虑城市化的作用，显然，对于中国的情况而言，这样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尤其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特征比较明显，人口的迁移会直接影响到各区域老龄化的水平以及城市化水平，城乡之间较大的人力资本积累差异和老龄化差异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也为此提供了非常广阔的试验场。
尤其，随着近年来一系列微观数据的逐步开放，人口老龄化和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空间大为拓展，未来还有许多研究工作需要展开和可以展开。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经济增速开始放缓，步入“新常态”后人口老龄化更是快速加深，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挑战进一步加大，中国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在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劳动力结束“无限供给”之前，充分挖掘“长寿红利”,创造条件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和劳动者素质，以此来抵消由于人口老龄化而带来的劳动力数量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风险。
在老龄化日趋加剧的今天，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是化解人口老龄化危机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的挑战，中国必须在人口年龄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之前，完成从年龄结构性优势向人口质量优势的转变。
通过加大教育投资来提高整体劳动者素质以及劳动生产率，并推动产业结构由传统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转变，是实现中国经济转型与升级的根本道路。
另外，根据学者们近年来的研究，在中国现有的“统账结合”养老保障模式下，加大个人账户缴费率比例有助于激励人口老龄化的人力资本投资作用，因此，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当进一步改革养老保障制度，增加整个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激励居民更多地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并通过逐步延长受教育时间及退休年龄来抵消劳动力供给日益下降的风险。
在经济转型和人口结构转变的重要节点期，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一方面可以在老龄化全面爆发之前及时作出反应，将人口老龄化的负效应降到最低;另一方面还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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