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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组织理论综述

 

产业组织理论综述及最新进展

产业组织理论源远流长,但是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一般认为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

马歇尔(A.Marshall)是最早提出产业组织概念的人(1890),张伯伦(N.W.Chamberlain)和琼.罗宾逊(J.Robinson)提出的“垄断竞争理论”(1933)为以后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分析基础,他们被看作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者。

“同一产业内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垄断与竞争关系,曾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然而随着理论研究的逐渐深入,其研究范围已经扩展到企业内部的组织制度,以及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1]。

本文的目的是对产业组织理论的流派及其代表性观点进行梳理与简评,同时介绍了产业组织理论的最新进展。

(一)哈佛学派与SCP范式

产业组织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对企业生产与市场价格之间关系的分析。

在斯密之后,古诺、伯川德先后提出了奠定产业组织学的两大基本分析模型—产品数量竞争模型与产品价格竞争模型。

马歇尔(1890)在其《经济学原理》中强调生产要素不同组织方式导致不同的生产效率,高效的组织方式可以降低企业的单位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其结果是竞争市场中垄断因素的出现,而垄断在降低规模报酬的同时,又会导致市场的效率损失。

从此,产业组织理论开始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该时期许多学者,如约翰.克拉克(J.B.Clark,1887),亨利.亚当斯(H.C.Adams,1903),艾利(R.T.Ely,1900)等的研究为后来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张伯伦和罗宾逊为代表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发展起来,1933年他们分别发表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和《垄断竞争理论》两部著作,对垄断竞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理论研究。

1938年,梅森在哈佛大学建立产业组织研究小组,提出产业组织分析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向,并于1939年出版的《大企业的生产价格政策》一书。

1940年克拉克(J.M.Clark)提出“有效竞争”概念,哈佛学派直接受克拉克“有效竞争”理论的影响,认为市场竞争与实现规模经济存在矛盾。

实现有效竞争,即形成既有利于维护竞争又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作用的竞争格局,就要通过政府的公共政策。

哈佛学派的理论正是在寻求如何判断市场的有效竞争程度,和政府应当从何管起而发展起来的。

如梅森根据有效竞争的定义和实现有效竞争的条件归纳出两大类基本的有效竞争标准:

市场结构标准和市场绩效标准。

继梅森的研究之后,一些经济学家将有效竞争的标准进一步扩展为市场结构标准、市场行为标准和市场绩效标准。

梅森的弟子贝恩则通过对个别产业的具体分析和实证研究,提出市场结构决定市场绩效的观点。

谢勒(1970)吸收和发展了贝恩的观点,在《产业市场结构和经济绩效》一书中,进一步揭示了市场行为与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总结了有关市场行为特别是价格形成、广告活动、研究开发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弥补了贝恩对市场行为论述的不足,并考察了微观和宏观周边条件对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影响。

至此哈佛学派的“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范式(即SCP分析框架)形成,这三个要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单向因果关系:

市场结构决定企业的市场行为,而企业行为产生市场绩效。

哈佛学派主张通过公共政策(产业组织政策)来调整和直接改善不合理的市场结构,以便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

在SCP分析框架中,作为市场结构指标之一的集中度和作为市场绩效基准之一的利润率之间关系的研究处于核心地位。

贝恩通过对美国制造业中42个产业的研究得出结论:

如果存在着集中的市场结构,厂商就有可能成功地限制产出,把价格提高到正常收益以上的水平。

在哈佛学派看来,在具有寡占或垄断市场结构的产业中,由于存在着少数企业间的共谋、协调行为以及通过高进入壁垒限制竞争的行为,削弱了市场的竞争性,其结果往往是超额利润的产生,破坏资源配置效率。

这就是“集中度—利润率”假说。

哈佛学派的两个重要特征:

分析框架中突出市场结构,研究方法上偏重实证研究。

有效的产业组织政策首先应该着眼于形成和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并对经济生活中的垄断和寡占采取管制政策。

SCP范式的最大吸引力在于,一旦接受了他的因果关系假设,就很方便的了解其中的规律性并制定政策,并不需要探究理论模型中不可预测的市场主体行为过程。

SCP范式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控制者产业组织学的研究阵地。

但是SCP范式在理论基础上与技术上有不可避免的缺陷。

从理论上,缺乏深刻而明确的理论基础,正是由于“旧产业组织学”与30年代就被普遍接受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不能很好地融合以及它对大型企业的成长与行为和日益突出的产业集中趋势缺乏解释能力,才导致SCP范式在70年代后期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地位不断衰落[2];从技术上,该范式崇尚跨部门的经验性研究,由于大多数据的口径与绩效衡量等存在很大的问题,加之一些部门之间的相关性不是很强,导致统计结果解释与模型的失真。

(二)芝加哥学派的效率观点

芝加哥学派是在批判哈佛学派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理论上继承了奈特(F.Knight)以来芝加哥大学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奉自由市场经济中竞争机制的作用,相信市场力量的自我调节能力。

尽管绝对的市场均衡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但是,不受人为干预的竞争过程会始终推动市场趋向这种均衡[3]。

由于芝加哥学派特别注重市场结构和效率的关系,所以也可以称之为“效率主义学派”(刘志彪,2003).

芝加哥学派对哈佛学派的“集中度—利润率”假说进行了批判,指出统计上的正相关关系,并不等于经济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哈佛学派通过市场集中度与利润率的正相关关系来证明市场结构决定市场绩效是难以成立的,因为起决定作用的也许是市场绩效,而不是市场结构,不同的企业效率可能形成不同的市场结构。

芝加哥学派以斯蒂格勒(J.Stigler)、德姆塞茨(H.Demsetz)、波斯纳(R.Posner)和佩尔兹曼(S.Peltzman)为主要代表,对政府产业规制的分析,开创了经济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规制经济学,从政府管制制度的政治背景入手,运用价格理论对政治市场的交易及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4]。

鲍莫尔(W.J.Baumol)、帕恩查(J.C.Panzar)和韦利格(R.D.Willig)等人在芝加哥学派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于1982年合作出版了《可争夺市场与产业机构理论》一书,系统阐述了所谓的“可争夺市场理论”。

该理论以完全可争夺市场和沉没成本(sunkcost)等概念为中心,来推导可持续的、有效率的产业组织的基本态势及其内生的形成过程,对贝恩的进入壁垒理论提出了强烈批评,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进入壁垒,而在于是否存在人为的进入壁垒,这一理论对80年代鲍莫尔(1982)提出的“进退无障碍理论”(ContestabilityTheory,又译“可争夺性理论”)有很大影响。

按照可争夺市场理论,在近似的完全可争夺市场上,自由放任政策比通常的反托拉斯政策和政府管制政策更为有效;政府的竞争政策与其说应该重视市场结构,倒不如说更应该重视是否存在充分的潜在竞争压力[5]。

可竞争市场理论对近20年来美、英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管制政策思路的转换及措施调整产生的重大影响[6]。

芝加哥学派虽然正确指出了哈佛学派在推理上的不严密,也认识到对企业行为进行合理且合乎逻辑的分析的重要性,但却缺乏适当的分析工具[7]。

芝加哥学派相对于哈佛学派并没有太大的突破,仍然以经验研究为主。

且这两个学派都是静态、单向的传导机制,方法上以实证、经验归纳为主。

(三)最新进展

1.新产业组织理论(NIO)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可争夺市场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博弈论等新理论、新方法的引入,尤其是博弈论的应用,“使产业组织学成为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学中最富生机、最激动人心的领域”[8]。

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手段和研究重点等发生了实质性的突破,大大推动了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

在冯·诺依曼、摩根斯坦恩(1944)以及纳什等研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博弈论,20世纪70年代起被一些经济学家,如泽尔腾、海萨尼、泰勒尔、克瑞普斯等引入到企业战略行为的分析中,从而弥补了芝加哥学派在分析工具上的缺陷。

博弈论给产业组织理论带来的不仅仅是研究方法上的变化,在研究结论上也与芝加哥学派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是否定了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因此被称之为“新产业组织理论”。

新产业组织理论具有这样几个特征:

在研究方向上,不再强调市场结构,而是突出市场行为,并寻求将产业组织理论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更紧密地结合;在研究方法上,主要运用数学方法以及博弈论建立一系列的理论模型,以此来研究企业行为;突破了单向、静态的研究框架,建立了双向、动态的研究框架。

如果说经济计量学方法主要适合于实证研究的话,那么博弈论方法则主要适用于理论分析,80年代以法国学者泰勒尔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就应用博弈论分析的方法对整个产业组织理论体系进行了再造。

现在博弈论已成为产业组织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研究工具,常用于研究寡头垄断、不完全市场的定价、企业兼并、反垄断规制等问题,也正是由于博弈论的应用,才使产业经学成为经济学中进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之一,并吸引了一大批一流经济学家投身其中,“我们开始找到一个对丰富多彩的行为的某些方面进行处理的理论方法,……我们现在有了能从策略性行为和信息方面对种种现象给出解释的理论模型,这些现象包括:

价格战、不真实广告、限制性定价、各种默契合作与合谋、讨价还价的破裂与协议的延误、担保和服务合同的作用、寡头垄断企业选择的定价方式、供货商与顾客之间的合同性质、各种交易制度的采用等,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在五年前几乎是无法得到的……”[9]。

但是博弈论分析方法在不完全竞争中存在一些不足:

产业组织理论毕竟属于应用经济学的范畴,应用经济学的研究价值的高低取决于其对于现实世界的解释能力,博弈模型的演绎在推理上固然没有逻辑性的问题,但是模型对于参与人行为的假设超出了现实人的理性范围。

同时,在不完全信息的假设下,多阶段博弈往往存在多重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这使得结果预测上收到了质疑。

Steffen.et[10]、Dyuti[11]、Luca[12]的动态模型中,均出现了多重均衡解问题。

2.新制度产业经济学

近年来崛起的“制度经济学”从全新的视角理解产业组织,以科斯(R.H.Coase)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从制度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的“新制度产业经济学”,也被称为“后SCP流派”,其代表人物有科斯(R.H.Coase)、诺斯(North)、威廉姆森(O.E.Williamson)、阿尔钦(Alchian)等人[13]。

主流产业组织理论注重产业组织之间的关系,新制度经济学则将研究重点深入到产业组织内部(企业内部),引入交易费用说明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关系,从而彻底地改变了只从技术角度考察企业和只从垄断与竞争角度考察市场的传统观念,从企业(公司)内部产权结构和组织结构的变化来分析企业行为的变异及其对市场运作绩效的影响。

3.新奥地利学派

新奥地利学派(Neo-Austrian)以竞争为基本的分析前提,认为市场竞争是一个动态过程,不能用传统的静态的方法来分析[14]。

代表人物有熊彼特(Schumpeter)、博克(R.Bork)、布罗曾、德姆塞兹等,新奥地利学派注重个体行为的逻辑分析,在理解市场时着重过程分析,而不是新古典主义的均衡分析,其研究目标是从个人效用和行为到价格的非线性因果传递,而不是为人熟知的新古典主义数学函数的相互决定。

该学派极力否定作为经济分析工具的现代数学方法,主张经济现象应运用人类行为科学的方法,按“人类行为是实现其目的的合理行为”这一公理,通过语言进行阐述[15]。

从不完全信息出发,把竞争性的市场过程理解为分散的知识、信息的发现和利用的过程,而市场不均衡就是因为存在着未被发现的信息或信息不完全而造成决策失误所导致的利润机会的丧失。

在政策上,新奥地利学派对传统的哈佛学派的反垄断政策基本持批判态度,强烈反对政府干预,认为政府的信息也是不完备的。

市场竞争源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只要确保自由的进入机会,就能形成充分的竞争压力,唯一能真正成为进入壁垒的就是政府的进入规制政策和行政垄断。

因此最有效的促进竞争的政策首先应该是废除那些过时的规制政策和不必要的行政垄断,实行自由放任政策。

尽管新奥地利学派极端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经济生活中是不现实的,但他们关于市场作为一种过程的理论分析不失有价值之处[16]。

4.实验经济学

最近,比较引人瞩目的是实验经济学的兴起。

实验经济学正是在人们对理论模型前提假设的怀疑中产生的。

用实验方法研究与经济相关的问题,“如果从1783年的‘彼得堡悖论’算起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受控实验’还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17]。

史密斯(Smith)在1962年发表了《竞争性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是实验研究范式的奠基之作,这篇文章体现了实验经济学核心的诱导价值思想和比较制度分析思想等重要的实验理念,主要观点是竞争性市场上的交易制度是有作用的,它不仅可以影响到市场是否均衡,而且还能够市场趋于均衡的路径。

此后的学者如Plott和Holt等人在产业组织中,都将市场制度做为实验设计的一个重要控制变量。

普劳特(Plott)的实验方法和80年代得到很大发展并被广泛应用到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去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是近年来出现的对今后实证研究工作来说很有发展前途的方法[18]。

在产业组织学中,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比较广,以传统的伯川德模型为例,Martin和Uri[19],对经典的伯川德模型提出了质疑,设计了伯川德实验。

Aurora和Nilcolews[20],对实验中的信息披露进行了放松,结果显示伯川德模型存在若干纳什均衡。

实验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微观经济环境,使得必要的变量控制得以保持,既不同于传统的理论推导也不同于传统的实证分析。

但是实验经济学有不足之处:

当实验的结构参数和制度参数比较复杂时,实验不能掌握其策略空间,主观交易成本高;其次是,非对称的激励设计时,存在实验被试之间以及被试对自身的角色认同问题。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实验经济学在产业组织学会有越来越广的应用范围。

(四)结束语

产业组织学作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稳定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其发展动态主要表现在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上,在研究方法上,博弈论的应用使新产业组织理论的推理过程相当严密,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生命力,但分析工具在解释现实时面临很多困难,因此经验研究在80年代后期又重新受到重视。

产业组织学新一轮的突破很可能就在经验研究方面。

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作为新的市场主体出现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为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开辟了新领域。

知识经济的到来也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产业组织理论中关于市场结构、竞争与垄断的分析,也需要根据知识经济的新情况加以充实”[21]。

网络型基础产业往往受到政府的管制或直接由政府所有实行垄断经营,这方面的研究包括拉丰和泰勒尔建立起的管制经济学的初步研究框架以及对电信行业的研究,纽伯里(1999)关于制度禀赋、产权形式对解决网络型基础产业的所有制和管制问题的研究[22].新产业组织理论对交易费用理论的应用,演绎推理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微观化和动态化的研究视角,对政府行为的系统化研究等,不仅考虑到了行为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的噪音,更将信息时代的“模块化”产业组织结构研究作为新的课题。

种种迹象表明,未来产业组织研究的取向必将发生调整和改变(青木昌彦,2002),向其它学科的渗透趋势必将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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