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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就业的影响与应对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就业的影响与应对

徐平华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课程前言

今天给大家讲的题目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就业的影响与应对》,这几年咱们国家经济发展的主线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现在我们的经济已经到了一个节骨点,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必须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会对就业带来影响。

我们必须要采取一系列的政策,加以妥善地应对。

今天这一课,我想讲这么三点内容:

第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性,为什么要转?

第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就业的影响,有哪些影响?

第三,就是主要对策,针对转方式对就业带来的一些主要是一些负面影响,我们采取什么对策。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性

下面就先讲第一部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这30多年来,我们GDP的年均增长率是9.8%,这个在主要经济体,大的经济体里面都是比较少见的。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们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初步进入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国行列。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很少有产量在世界排第一位,但是到今天,我们主要的工业品可以说从这个主要品种来看,我们大部分在世界上在产量上已经排第一位了。

你比如说,大家看这个表,78年的时候我们只有棉布排第一位,因为我们人多吗,改革开放的时候。

但是到今天,除了原油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资源,排在第四位,大家看一下其他的工业品的产量都是排第一位,现在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制造业大国,或者说是世界工厂。

最近世界银行出了个报告,就是按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他们认为今年中国就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头号的经济大国。

把这个美国从19世纪70年代占据的这种头号的经济大国的地位从宝座上拉下来。

原来预计是到2019年的时候,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这一时间还大大提前了。

(一)我国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

那么我们发展速度很快,但是也有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30多年的增长,主要采取的是一种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主要是依靠拼资源、拼环境、拼劳动力,实现这样的快速增长。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我们看这个图啊,这个是我们改革开放20年以后,我们人均固定资产原值的一个表,我们看到05年的时候,我们人均是多少钱呢?

这个固定资产原值是11.2万元,这是一个平均数,是我们制造业一个平均值,那么在这个图的右边都是低于这个平均值的,也就是说人均占有的固定资产比值较小的那些个行业。

在这个平均值的左边就是这些个行业人均的固定资产原值高于平均值,也就是人均占有固定资产原值比较高的行业。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些年我们主要是哪些行业发展快,那么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这30多年实际上我们发展很快的是处于平均值右边的这些行业,也就是说,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人均占有资本比较少的那些个行业,你像微机、手机、卷烟、汽车、钢材、电冰箱、空调、化纤、纱,像这些行业都处在平均值的右边,所以总体上,在咱们国家这些行业还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那么这些年来这些产业发展很快,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些年发展的产业主要是一些低附加值,在国际的分工体系中,我们处在一个获利较低的一个位置,那大家都知道有名的微笑曲线,那么在这个微笑曲线里面,获利较高的都是两头,那一头是技术、专利,一头是品牌和服务,而我们呢处在中间,就是获利处于低位的也就是组装和制造,现在我们的确在说我们是世界工厂,但是更精确地说我们是组装工厂,那些个跨国公司跨国企业他们主要是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一些微利的那些个生产环节转移到我们国家,而一些个高附加值的,你像技术啊,品牌服务啊留在他们本国。

所以我们这么一种增长方式我们从我们的出口也能看得出来。

你像我们的出口里面,现在中国号称是全球头号的出口大国,我们已经早就超过了德国了,登上了头号出口大国的这种位子上了,但是我们仔细看一看,我们有55%是属于加工产品出口,也就是为别人加工的,加工以后能够出口,并不是正常的这种销售出口,而且这种加工还是一种低附加值的加工。

大家都知道苹果手机现在是非常火了,非常红,那么苹果手机主要是在中国生产,但是生产一个ipad或iphone,利润的94%给苹果公司拿去了,而我们作为生产这个手机的我们的代工企业,我们只拿到6%的利润。

所以这些年尽管我们发展很快,但实际上我们采取的是一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主要是靠拼资源,拼环境,拼劳动力,靠一种高消耗低工资,靠这么一种方式来推动我们经济快速增长,那么这种高速增长搞了30多年,到现在已经是难以为继了,就是非转不可了。

(二)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地转变增长方式,我们的经济增长就会一路下行,为什么这么说呢?

1、资源约束强化

首先,资源的约束强化了,过去我们的经济总量小,所以我们没有感受到这个资源对我们的约束,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成为全球头号的制造业大国,我们很多产品的产量在世界排第一位,而且有的时候这种第一跟第二的差距还不是一般意义的差距。

你比如说钢铁我们排第一,第二位是谁呢?

第二位是日本,那么日本一年的钢产量呢,它是刚刚突破一亿吨,而我们现在是七亿多吨,占了全球将近一半的比重,像我们现在的很多产品的产量不单是排第一位,而且占全球相当的比重,你不如说像除钢铁以外,你比如说水泥,还有一些电子产品,你比如说像洗衣机、电脑等等,这个产量都是超过一半,所以这样的就带来了对原材料和人员的巨大需求,这些年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迅猛地上涨,是翻着跟头地上涨,你像原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等等。

那么为什么长得这么快?

过去一些个经济体他们崛起的时候,这些个原料产料价格涨得没这么快,那么现在涨得这么快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经济的需求太大了,所以一下子把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都拉上去了。

前几年,华尔街日报曾经发了一篇文章,它说现在是什么价格都在涨,但是有一样产品的价格它觉得是没有上涨,什么产品呢?

就是可可,那么它进一步分析为什么可可的价格不涨呢?

是因为中国人对可可不感兴趣,只要中国人对什么东西感兴趣,这个东西的价格一定上涨。

那么这些年,我们制造业迅猛发展,我们要大量的资源,要大量的人员,所以现在人员的价格暴涨。

另一方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谁来供给中国?

中国如此庞大的一个产出水平,有谁能够给中国提供原料?

提供人员?

而且现在我们这个发展水平还比较低,我们现在的GDP,去年我们才6700美元,那跟美国跟欧美差得很远,所以我们要达到欧美那种水平,那全球就更没办法满足中国对原材料和人员的巨大需求,所以现在这个资源的约束,对我们经济增长的约束越来越强化,这是第一。

2、环境约束强化

第二就是环境约束,这些年特别是最近这十年的迅猛发展,可以说环境的这种压力也越来越大,现在中国已经取代了美国,成为全球头号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和二氧化硫排放国。

在90年代的时候,发达国家当时商量就是怎么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当时他们在日本的京都签了一个《京都议定书》,那个时候他们认为都没有中国的事,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经济总量还不是很大,我们的排放量还不是很大,所以他们都是发达国家自己签一个协议,但是今天情况完全变了,如果这方面没有中国参与,可以说他们这些协议没有任何意义,所以现在在环保方面,他们特别是减排方面可以说矛头都针对中国,因为你中国现在排放量最大,你像我在中央党校这几年也接待了几批来党校访问的团体,有的是大学的,有的来自于一些个政治组织的,那么有相当部分交流的内容是环保问题,那么他们的观点就是中国必须减,中国不减的话就没什么意义。

因为你的量太大,不仅如此,你还在以一种非常快的速度在增加排放,他觉得这个更可怕。

因为现在我们人均的排放,现在我们只有美国的1/3,只有日本的1/2,所以他们认为你如果中国不减排,那这个减排工作就没什么实际意义。

所以现在把这个矛头都针对中国。

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我也经常跟他们说,有一次我就开玩笑,跟芬兰的一个学者开玩笑,我问他我说你们家有几台车,他说有四台车,我说你家里有几口人啊,他说四个人,然后我跟他说我家里是三口人一台车,到底是你该减呢我该减呢?

他不吭声了。

你这四个人四台车你不减,我这三个人才一台车,我们还得减,这个肯定是不合理。

所以我们在减排方面,我们的原则是什么?

我们要承担责任,但是这个责任跟发达国家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在目标上我们只是承诺减少单位产出的排放量,但是总的排放量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因为我们现在处在重化工业阶段,我们没有办法跳跃这个阶段,你必须要排放,如果你不排,那就等于是中断你的工业化进程,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清楚,就是由于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太大,而如果真的按照过去一些经济体,他们在工业化过程中那么一种排法,恐怕全球的环境还真的受不了,所以必须减排,所以现在的这个环境对我们经济发展的约束可以说是越来越强了。

这几年,我们在北京也是深有体会,北京的这个大气污染感觉上就是有这么一种污染增强的趋势,所以我们要减排不仅仅是说我们是对全世界负责,也是对我们自己负责,除了大气污染以外,水土污染也很严重,现在全国七大水系中有将近一半的河段受到不同程度污染,三河三湖,也就是淮河辽河海河,湖呢?

太湖、巢湖、滇池,那么有三分之二的水域水质在4类以下,有超过1/3的水域水质为劣5类。

我曾经去过西部地区的一个县,去那边去调研,据当地的一个同志对我说,由于这个县的水污染情况非常严重,有的村庄十年没有出生过小孩,所以这种水污染可以说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生活影响非常大,我们不能在这么污染下去了,这是第二。

3、人口红利消失

第三呢,就是人口红利消失,这些年支撑我们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无穷无尽的廉价的劳动力,咱们中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咱们总有个观念,就是咱们什么都缺,但是就是不缺人,不缺劳动力。

长期以来我们政府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庞大的就业人口,怎么安置他们,怎么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所以在计划经济的时候,我们安置不了怎么办?

实行上山下乡。

那么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起来了,就业情况安置的相对好一点,但是后面由于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我们的就业压力还是一直是非常大大,所以很长时间我们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不缺劳动力,我们为什么中国的产品能够在世界战无不胜呢?

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低廉的劳动力,廉价而且素质很高的劳动力,所以我们生产的产品在全球的价格是最低的,它就是一个全球价格,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没有办法以比这个价格更低的价格生产出这种产品出来,所以只要中国生产什么产品,其他国家就没有办法生产。

但是这样一种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资源这些年在逐渐地消失了,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我们的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我们劳动力的供求已经从过去的无限供给、供大于求的状态逐渐转为供不应求的状态,也就是经济学上叫做刘易斯转折点。

那么这个刘易斯转折点在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到来了。

所谓刘易斯转折点呢,它指的是一些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向工业、服务业转移,不断的转移总有一天,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会被工业、服务业吸纳干净,劳动力就会从过去供过于求的状态转为供不应求的状态,这样一种劳动力从供过于求向供不应求转变的转折点就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那么日本在60年代中期,韩国在80年代中期出现了刘易斯转折点;那么咱们国家在最近10年,尤其是最近几年,刘易斯转折现象越来越明显,应该说也进入了这个刘易斯转折点。

它的主要表现主要是两个:

一个就是招工难;第二个呢,就是工资水平持续大幅上涨。

所以我们从统计数字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现在这种转折点已经到来了,我们看呢从2010年一季度以后,我国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已经是大于1了,这个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过去我们的求人倍率都低于1。

求人倍率是个什么概念呢?

它指的是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的比例,用我们通俗话来讲,就是100个劳动力到市场上去面对的岗位数,我们来看这个图,在2001年一季度的时候,求人倍率是0.65,什么意思呢?

就是100个劳动力在市场上的岗位只有65个,也就是劳动力严重过剩,那么在这以后,求人倍率在持续地上升,但是都低于1。

在2010年的时候,求人倍率首次突破1,就是1.04,也就是100个劳动力市场上岗位是104个,就劳动力首次出现了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

那么这些年求人倍率大体上在1.0到1.1之间波动,所以基本上是一种需略大于供给的这么一个局面。

换句话来说,长期以来我们的这个人口红利现在是消失了,劳动力处在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

而且这么一种供不应求的局面不仅仅发生在东部地区,现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劳动力的这个供求状况,可以说也是一种需求大于供给的局面。

我们看这个求人倍率,2013年东部地区求人倍率是1.09,中部地区是1.08,西部地区是1.16,换句话来说,西部劳动力供求矛盾甚至比东部地区还要严重。

过去我们经济增长靠的就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但是这种状况可以说已经是一去不复返,这是第三。

4、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第四就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过去我们经济增长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出口,所以我们经过20多年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已成为全球头号的出口大国。

现在,国际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可以说现在主要的是针对中国。

这些年特别是我们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产品像汪洋大海一样涌向世界各地,很多国家他们把他们经济不景气归咎于中国,认为主要是由于中国的产品太廉价,使他们的产品卖不出去,所以他们经济不景气,失业高涨。

你比如说在南欧一些国家,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我前几年去西班牙访问,然后我访问之前呢,西班牙当时发生了一个事,就是西班牙人焚烧中国的鞋城,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太不公平了,我们到那里去卖鞋子,好好地,我们遵纪守法,凭什么就烧我们的鞋子,烧我们的这个商场,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西班牙人素质有点低。

到了西班牙以后,我就能体会到为什么人家要烧这个鞋子。

因为中国的鞋子太便宜了,西班牙可以说它的主要的强项是它的手工业,在欧洲,欧洲的经济是分成两块的,像西欧是以制造业以工业比较发达,那么像南欧像意大利、西班牙啊,他们主要是以手工业擅长,而我们的产品呢,首先冲击的是南欧,中国的产品不但便宜而且量大,一下子涌进到西班牙,把他们的制鞋业冲的一塌糊涂,所以他们就有一些人就把这个怨恨发泄到这些各商场上面。

所以现在全球40%的反倾销调查70%的反补贴调查都是针对中国,贸易保护主义的这个矛头主要针对中国,那么像这些个贸易保护主义没有办法阻挡中国产品涌向世界。

那么现在这些个发达国家又想出了一些新的招数,最有影响的就是由美国牵头的他们正在谈的两个贸易协定,一个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叫TPP,就是美国纠集了环太平洋国家,你像日本、韩国,还有东南亚、澳大利亚、秘鲁,那么他们进行谈判,进行新一轮的区域性的这种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谈判。

而在这轮谈判中,他们把中国排除在外。

因为他觉得中国太厉害了,不能跟你谈。

那么在这个谈的过程中,他涉及了一系列高的标准,你比如说劳工保护,知识产权保护还有环境保护一系列标准,这些标准都是针对我们国家来的,这些标准定得很高,让你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标准,从而没有办法进入他们这个自由贸易体系里面,这是第一。

第二也是由美国牵头的,跟欧盟他们又在谈一个协定叫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简称叫TTIP,那么他们也是确立了一系列高标准,同时也是把中国排除在外。

所以这两个协定一旦签署了,可以说全球主要的经济体除了中国以外,可以说都进入到新一轮的自由贸易体系里面,而我们被排除在外,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他们认为WTO那样一个体制没有办法束缚中国,在那个体制下我们的贸易迅猛的增长,对他们的经济冲击很大。

所以他们就想通过这些个协定把中国撇到一边。

换句话来说,过去我们靠出口导向的那样一种发展模式现在也是难以为继了,像过去那种每年贸易出口增长百分之二十几的、百分之三十几的,那么一个情况也是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经济增长方式我们必须要转,否则的话,我们的经济很有可能就是掉入什么呢?

就是中等收入陷阱里面。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呢,是指有一些国家,特别是南美洲一些国家,他们在经济高速发展一段时间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突然不发展了。

那么现在我们国家我们现在也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业了。

但是我们现在也面临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各种制约因素越来越多,我们经济增长率在持续地下滑,去年的经济增长率是7.7%,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那个是至2000以后最低的经济增长率。

今年的经济增长率政府的目标是7.5%,应该说实现7.5这个目标,我们还得下一些功夫,那么即使实现了7.5的这么一个增长目标,实际上那也是最近这20多年最低的经济增长率。

我们的这个经济增长从2010年以后,这个经济增长率在逐年逐年的再往下走,所以有一些人就认为我们有可能会滑到中等收入陷阱里面,他的依据就是我们现在制约的因素太多,就我前面讲的这些因素。

那么这些是不是事实呢?

都是事实,但是我们不一定会滑到中等收入陷阱里面。

我们会不会掉进去还是我们能够持续地保持一种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你比如说7%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它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我们能不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如果我们能够转,那么我们这种次高速的这么一个增长还能够持续一二十年,我们还有这么一个潜力,因为我们人均GDP还不到7000美元呢,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转,确实也不排除我们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甚至掉入这个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啊,可以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势在必行。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就业的影响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以说,它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

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对就业方面的影响,所以第二部分我们就来谈一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就业的影响。

那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就业的影响,一说这种影响大家想到的呢首先是消极影响,实际上不是,这种影响是两方面的,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化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必由之路

1、结构性就业矛盾的表现

我们先来看积极的方面,可以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们化解当前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必由之路。

我们现在总体上,从咱们国家的就业形势上来看总体上还是基本上是稳定的,供求基本平衡,甚至需求有的时候还是略大于供给。

但是在这样一个供求总量平衡的现象下面,结构性的就业矛盾还是非常突出的,这里面集中表现在大学生就业难和用工荒并存。

(1)大学生就业难

我们来看一下去年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求人倍率情况,我们看一下,就是从文化程度来看这个求人倍率。

我们看到职高、中专、技校以下文化的求人倍率都大于1,其中职高、中专、技校求人倍率最高,就是1.38,什么意思呢?

就是100个毕业生市场上需求量是138个,劳动力严重供不应求,那么高中的求人倍率是1.17,100个高中生市场上需求量是117个,初中以下文化包括小学文化、没文化的求人倍率也大于1,就是1.09,也基本上是一种供不应求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大学和大专的求人倍率是低于1,大学本科饿求人倍率是多少呢?

是0.87,也就是说100个劳动力只有87个岗位,大专的是0.84,所以现在就有一个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这个大学生就业难啊,是我们就业领域现在最突出的矛盾,这种就业难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我们叫三低,第一个低就叫就业率低,从2002年以后,这个大学生的就业率可以说是单边下跌,从原来的90%多一直跌到了百分之六七十,2011年大学生的初次就业率,我们说的这个是初次就业率,是74%,这个是有关部门规定的。

那么这两年呢,相关部门没有公布初次就业率,但一般认为呢大概在75%上下,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一个大学生到7月底的时候,大学生的签约率就是75%,换句话来说就是四个大学毕业生到七月底的时候,还有一个人的工作没有落实,那么这么一个失业率是相当高的,就25%的这么一个失业率是非常高的,今年的高校毕业生是727万人,可以说创历史的新高,所以今年的大学生就业形势非常的严峻。

第二低呢就是工资水平低,由于大学生就业难,所以与之相适应的就是他的工资水平也偏低,根据有关的统计,大约有20%的大学毕业生,他的工资连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水平都达不到。

第三低呢叫就业满意度低,就是已经就业的这些大学生对它们的就业岗位实际上有相当部门是不满意的,这个全国平均下来本来的就业满意度只有50%。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统计数字,就是这些个大学毕业生他们的专业对口率低,很多专业高校毕业生他们就业也就是凑合做,先找个工作再说,他们从事的工作跟他们原来学的专业没有任何关系。

那我们看啊,历史学学历史的他那个对口率只有47%,换句话来说,有53%的毕业生毕业以后从事的工作跟他学的专业没有任何关系,法学对口率只有48%,也就是说有52%的学法律的这些个毕业生毕业以后从事的工作跟法律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热门专业,除了法学还有生物学,像医学,实际上就业也都相当困难,这是一个方面,就大学生就业难。

(2)招工难

另一方面呢,同这个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现在招工难,也就是说现在是用工荒这么一种情况,企业普遍感觉到现在很难招到自己满意的工人或者说足够数量的工人,那么这种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就是从2004年开始的,首先是在东南沿海一些地方首先出现,然后向中西部蔓延,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现象。

这个图这个是2006年的时候春季各个地区实际招工情况,那我们看全部招满的在全国企业的比重只有31.7%,这就是全部招满的,其中闽东南只有14%,也就是说只有14%的招工能够招满工人,珠三角是23.9%,长三角是23.4%,环渤海好一点是47.5%,实际上也是不到一半,所以我们看到全国各个地方在春季招工的时候一半以上的企业是招不满工人的。

2、结构性就业矛盾产生的原因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什么呢?

就一方面就是大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就是企业招工难,是这么一种结构性矛盾,那么这种结构性矛盾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多方面的,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你比如说大学生就业难,它很大程度上跟我们90年代末期的高校扩招是有关系的,那个时候当时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我们为了应对这场金融风暴,我们当时采取的办法就是高校扩招,根据计算说是扩招一个高校毕业生,可以扩大需求的一万块钱,所以我们从99年开始,我们大规模地扩招,那么这一年我们就扩招了高校的学生是40%。

2000、2001年又按30%的速度扩招,所以这些人到了02年以后就陆陆续续要毕业了,所以大学生就业难实际上是从02年开始的,所以扩招这是个因素。

你比如说用工荒,用工荒的产生也有很多具体因素,其中有这种结构性的因素就是现在的我们的这些劳动力,特别是这些个农民工,相对他的文化素质偏低,培训、受教育的这种比率偏低,所以导致了一些企业想找到合格的工人很不容易,所以有他各种具体的因素。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是跟我们这些年粗放式的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是密切相关的,就是我们30多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实际上主要发展的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但这些就业岗位主要是低端的,结果这些岗位大量创造出来以后,所以劳动力大量地向制造业转移,农民工数以亿计,现在两亿多农民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转移到制造业里面,不但转移过来,现在人还不够了,因为岗位创造的很多,但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创造的岗位都是低端岗位,由于我们的发展可以说是一种粗放式的发展,我们创造的高端岗位不多,所以没有为大学生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所以尽管我们这些年经济发展很快,我们岗位创造也不少,但是由于我们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我们的高端岗位创造的不多,所以大学生就业难,这个是根本的原因。

3、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根本途径

那么要解决现在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矛盾,根本的途径是什么?

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就是调整你的经济结构,推动产业升级,那么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向这些个产业升级。

那么升级以后,一方面我们可以减少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可以有效地缓解用工荒,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创造出高端的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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