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章太炎国家结构形式观及其演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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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章太炎国家结构形式观及其演变

目录

绪论……………………………………………………………………………………………………………………………………1

一、“道县制”时期（1903～1915年）……………………………………………………………………2

（一）集权型单一制思想提出的背景、原因分析………………………………………………2

（二）集权型单一制之内容及分析……………………………………………………………………………5

（三）集权型单一制之小结……………………………………………………………………………………8

二、联省自治时期（1916～1924年）………………………………………………………………………9

（一）联省自治主张的由来………………………………………………………………………………………9

（二）联省自治各阶段内容及分析…………………………………………………………………………12

（三）联省自治之小结………………………………………………………………………………………16

三、结语……………………………………………………………………………………………………………………………17

参考文献…………………………………………………………………………………………………………………………20

后记……………………………………………………………………………………………………………………………………22

试论章太炎国家结构形式观及其演变

绪论

国家结构形式是在国家机构体系内纵向配置国家权力行使权并规范其运用程序的制度模式，具体而言指反映国家的整体与部分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纵向权力关系。

国家结构形式一般可以分为单一制与联邦制两种基本形式，是西方近代的产物。

单一制可以分为中央集权型和地方分权型等类型；联邦制也可以分为集权型和分权型等。

传统中国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讨论主要集中于郡县制和“封建制”两种范畴内，自秦汉以来一直实行大一统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虽然间或有“封建制”和郡县制利弊的争论，但在实质上并未有任何改变。

直至清末民初，在西方政治文化的冲击下，仁人志士在探讨构建何种近代政体的过程中，国家结构形式问题才开始以观念形态在政治生活中凸现出来，正如近世学者李剑农所言：

“无论立宪、革命两派的志士都有将来须仿效联邦制度的观念。

”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和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等都在国家结构形式问题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章太炎作为清末民初一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与政治活动家，对于这一问题，也曾作过较为深刻的理性思考。

本文所讨论的章太炎国家结构形式观涉及到的有关概念和某些问题，一些论著中或多或少已有所论述。

如，关于其“道县制”主张，一般讨论省制问题的文章都会有所涉及；研究章太炎颇有心得的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王玉华先生在其著作和一些文章里对“五权分立”和“道县制”都有大篇幅的讨论。

关于章氏联省自治的主张，多数讨论“联治”运动的文章或著作都有所涉及。

但总体而言，学术界目前，如姜义华、唐文权、罗福惠等权威专家以及其他时贤的论著，对章氏国家结构形式观的研究是不完整的，或是集中于某一方面，或是集中于某一时段，缺乏系统、全面地论述。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全面地探讨章氏国家结构形式观的发展、演变的脉络，对其有关言论和思想，提要勾划，理清其嬗变之迹；同时探讨其在国家结构形式观演变过程中的“变”与“不变”，以便准确把握章氏思想特质及其与时代变化的关系。

1903年之前，章氏在传统“封建制”和郡县制范畴内提出了地方分权的主张。

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他认为中国地方上的一切权力受制于中央，“外轻”会加重危机，所以实行“封建制”将会“有造于齐州”，当然他认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和地方分权的“封建制”各有优劣，“化有进退，时有险易，其世不同者，其法未可以一也。

”“然后知封建有其韪，而郡县有其非也。

”其关于“藩镇”，“分镇”的论述仍属于传统“封建制”和郡县制讨论的范畴，虽然这与近代国家结构形式观一样都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讨论，但是无论理论体系，还是理论背景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以1903年之前章氏有关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论述，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然而从思想的完整性来看，这些论述无疑开启了稍后他对近代国家结构形式理论探索之先河。

根据章氏近代国家结构形式主张的变化脉络，可将其分为两个时期：

“道县制”时期（1903～1915年），总体上主张集权型单一制；联省自治时期（1916～1924年），这一时期他大体围绕着分权型联邦制展开讨论。

一、“道县制”时期（1903～1915年）

（一）集权型单一制思想提出的背景、原因分析

近代中国可谓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这必然影响及深处其间的人们。

由于“单一制和联邦制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国家结构的两大基本形式，可以看作民族主义的两种不同的实现方式。

”富有浓烈爱国主义情操和民族主义情绪的章太炎进行了一系列救国救民的探索，其中西方宪政概念的国家结构的构建也是其救国方案之一，1903～1915年大体上主张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其以“道县制”为核心，以中央集权为特征。

章太炎之所以主张集权型的单一制，主要是基于对国情的认识，对现实政治形势的估计，以及对传统政治文化习惯的认同。

具体的原因，笔者分析如下。

1、自然因素。

国家结构是国家整体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形式，它是一种权力关系，是以地理因素，即以权力的地域分布为基础的权力关系，因而具有明显的地理特征和重要的空间意义。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广人众的国家，一般而言，容易构成经济文化上分割的特殊性，即使民族相同，也难免彼此产生矛盾，即使在中央权威强大的时候，地方政治往往出现封建割据的状况。

20世纪早期，中央政权已经非常软弱，很多省实际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的状况，并且，由于交通落后，各个区域之间存在严重的相互疏隔的倾向，“南人视北人则有异，荆、扬、益三州人，视岭外人则有异，”若是坐视中央权威继续衰弱下去，那么则“湖南、江苏、安徽比邻之民，又且相视若戎狄，滨海通商之地，其民羯夷不均，顾反有贱其宗国而厚爱欧美人者。

”

有他看来只能促使中国走向分裂，这与他所主张的“辑和民族，齐一语言，调度风俗，究宣情志”的民族主义宗旨格格不入，为了克服中国自然因素所带来的“地理的结合力弱的事实”以及提高政府政策的运作效率，并以一致之虑来推行国家的政令，保证中国政制在其转换过程中做到有序的政治运作，明显表现出集权型的单一制，自然也成为章太炎这一时期构建观念形态的国家结构形式的题中之义。

2、传统的政治文化因素。

章太炎以中华文化继承者以及守卫者自认，他说“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

”自小接受系统精深的传统文化的培训，其学说带有浓烈的传统思想特色。

章太炎顺应了学习西方先进政治制度的时代潮流，但他在构建观念形态的国家结构形式时，其精深熟知的传统政治习惯自然也在深刻考虑之列了，他说：

“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如悉与习惯相反，必不能行。

”

中国自秦汉以来便实行绝对主义王权为表征的权威中央集权专制政政制，而且儒家“定于一”的伦理观，早在春秋之后，就薰陶着国人的意识，形成了“文化的结合力强”的事实，加之秦皇汉武等力强能多君主的统治技巧以及逐代完善、愈来愈有效率的官僚制度，成功的强化了国人对“权威”政治的惯性以对中央集权大一统局面的向心力，“纵然当时的情形是分裂割据的，但国人的思想习惯却是定于一的独尊式的”。

“章太炎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既熟知中国的历史，也重视中国的现实”，因而国人的权威习惯，对国家一统的渴望，成为他构建以“道县制”为核心的集权型单一制所考虑的重点。

章太炎一生崇尚权威，他曾经说道：

“政平而无威，则不行”，他又说道：

“经营构画，在强有力之政府。

”由于他主张创造一种“权威政制”，“这种‘权威政制’，在避免传统的‘绝对主义’的王权政治的弊病之同时，又继承了传统政制中官僚政治的优良传统，并引进了西方‘分权学说’，建立起一个制度的分权体系来制约‘权威’，这样做，由于它符合中国的政治传统，符合于国人的习惯，所以，它便易于国人的接受，操作起来，便不会带来更多的麻烦。

”所以这一时期构建单一制的理念时，政治文化的传统，习惯，在他考虑之列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3、章太炎中意的权威人物的出现，也是他主张集权型单一制思想的重要因素。

章太炎崇尚“权威”，他在《代议然否论》提出推举总统，必须是“尝任方面与为国务官”的人中挑选“功伐既明，才略既著”者。

辛亥革命前后，外国侵略者，尤其是沙俄和日本，利用中国动荡的政治局面，在东北和蒙古地区加紧进行侵略和分裂活动，而这一时期的袁世凯不仅是“尝任方面与为国务官”者，而且还是手握重兵的权威型人物，被章太炎寄望也是情理之中。

他认为面对“外部瓜分之结果”将现，如果中国内部继续“争攘不己”，势必“国土破碎”，因而要推翻清廷，完成统一，“假人袁氏，势自然也。

”此时的袁世凯是章太炎之主张能实现的最优人选，他说：

“夫国人所以推袁项城者，岂以为空前绝后之英乎？

亦曰国家多难，强敌乘之，非一时之雄骏，弗能安耳”，并认为袁没有“帝王万世之心”。

袁世凯是当时万众瞩目的人物，其被推上民国最高位置，虽非必然，亦非偶然，是诸多合理因素共同促成的。

事实上孙中山对袁世凯也未有坏印象他说：

“余信袁世凯系一有力量之人物，能制驭现局，建设巩固之政府，可邀世界列强之承认。

”其他一些革命党人也认为：

“项城赞成共和，则兵弭而中国可以不亡，项城若效忠清廷，则祸乱结而中国必无幸存。

”由此可见，在总统人选问题上，章太炎的思想和当时不少革命党人的观点是相吻合的。

他们都认为袁世凯在维护统一，巩固民国政权上举足轻重的。

就章太炎而言，其对符合尝任“国务官”的袁世凯的信心，与其崇尚权威，认为“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秕政”的观念有关，同时与其个人经历也有着极大关系，其从小受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长期过着士大夫的书斋生活，甲午战争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走出书斋，投身到爱国救亡政治运动中去，他对传统政治思想，学术文化，典章制度十分迷恋和崇拜，他也表示膺服民权、民生主义，但民族主义则始终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

他寄希望于袁世凯是符合其一贯思想内核的发展的。

所以就在民国刚成立不久，他提出“中央之权略重，地方之权略轻”的“道县制”，认这实行一有利于集权的制度，中国“始能有统一之望”。

并使集权型单一制完善化，其目的无疑是为能具体操作，之所以如此与袁世凯进入其视线无疑是有着莫大关系的。

章太炎构建观念形态的国家结构形式之集权型的单一制所依据如自然地理和政治文化习惯与稍后所主张联邦制之诸因素可以说是完全相同，而其主张发生变化的更为重要还是针对中央衰弱，地方权重的局面所采取的不同措施，才是其主张相异的真正原因，这一时期其主张限制、消出地方分权，而后一期则是承认和利用这一局面——其目的却是相同的：

维护国家统一，安定局势，都是其爱国主义激情和民族主义思想的体现。

（二）集权型单一制之内容及分析

章太炎的集权型单一制主张，表现为中央实行“五权分立”，其中突出总统的权威；地方上实行“道县制”，即中央、道、县三级行政级次的行政区划。

它们都体现了章氏这一时期强调加强中央集权的构思。

所谓“五权分立”的思想，即行政、司法、立法、教育、监察等分立，以实现权力制衡的目的。

这种“五权分立”思想，反映了西方“分权学说”对其巨大的影响，但同时这一制度也明显的保留了中央集权的特征。

在章氏创制的这一“五权分立”的政制架构里，只有“立法权”属于非常设机构，孟德思鸠曾经说：

“如果立法机关长期不集会……决议将由行政机关来做，而行政权将要变成专制的。

”这样看来，行政权的扩大，赋予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权以“专制”的权力，即前文所说的“权威政制”。

对此章太炎并不讳言，并说过他所创设的政制是一种“奇瓠之专制”，当然这已经是一种“新专制”了，所以他又说道：

“此政体者，谓之共和，斯谛实之共和矣”。

在时代的潮流中，章氏迎头赶上，同时浓厚的传统色彩未有丝毫褪掉。

他认为“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

”所以分吸收传统政治和西方政治各自的优势，而避其缺陷，创建富有中国特色的第三种民主政体。

这种政体，根据王玉华先生的认识，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为了明平等，建立一个“专制”的政府，确立“总统”的权威，其目的是为防止“阶级”；第二、是为了重秩序，在这一个强有力的“权威”领导下，以“一致”之虑来推行国家政令，从而构建中国旧政制向新政制转换过程中的秩序，避免国家政治陷入无序的混乱状态；第三，提高政治运作效率，避免争论不休，却拿不出具体且有意义的方案来。

虽然行政权扩大，总统权威加重，但它与“绝对主义”的专制王权毫无限制，唯我独尊是迥然相异的，因为这一“权威”在领导进行政治远作的过程中，不能够超越国家法律所许可的权力范围之外，否则它将会受到“司法权”和“监督权”的弹劾与惩治。

这一政体除“明平等”、“重秩序”、“求效率”之外，也是为了实现“中央之权略重，地方之权略轻”的中央集权之目的，因为这种政体突出“行政权”的权力，事实也就有利于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避免“若一日分为联州，其逖离则逾甚，而南北美之战争，将亟见于汉土”。

为了密切地方政治同中央政治的关系，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章氏提出一个独特的“道县制”政治方案，其基本主张是“废省存道”，“废府存县”，也就是中央（部）、道、县三级行政级次的行政区划。

在传统的“行省制度”下，“省”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枢纽，是最大的地方单位，督抚为各省之最高长官，举凡一省之庶政及百官，均归其节制。

总督、巡抚之设置肇始于明代，其初设之精神，是代表中央监临地方，随着时代的演变，成为了地方行政长官。

且章太炎认为以“省”作为地方政治的基本单元过于庞大，“一省所辖，大者百余县，小亦不损六七十县”。

它地广民众，长官又独揽一省大权，容易产生同中央抗衡的力量。

清末，自对太平军的镇压起，地方督抚权力不断上升，逐浙形成“朝廷皆拱手而待之督抚”之局面，民初地方政局仍是清末之延续，这显然不利于集权型单一制的贯彻，所以他认为中央与“省”，“名与联邦异，实与联邦同”。

再者，他认为庞大的省区，以省长直辖各县，那么的省区的各机关设置只能和中央各机关设置相同，否则政策法令就不能直通各县，“以一省长直辖诸县，非行省官制与中央政府等夷，不能无废事。

”元、明、清三代设置“行省”，“终以土地广隃，不能纤悉，其治不逮前世甚远”，这样，他主张废“省”也自是顺理成章的了。

他认为明清两代虽然设置了“省”，但政事仍然差强人意，是因为省、县之间多了“府”，“以府领县，以省领府，然后其事不劳。

”然而“废省”之后，若“府直隶于中央政府则过小。

”对此章太炎认为：

“汉时以郡国直隶政府，其数一百有三；宋时以州军直隶政府，其数亦二百有余也。

汉之疆域，兼及安南，视今本部为广；宋之疆域，不及燕云，视今本部为狭。

以郡国州军直隶政府，纤悉具知，未尝失御。

”可见这一时期章太炎对汉、宋以郡（州）作为地主政治的基本单元，实行三级行政级次的政治规设非常赞赏。

对于这一时期中国应实行如何的三级行政级次，他认为“省”过大，“府”过小，因而主张按照清朝的“分巡道制”，开“道”为地方政治的基本单元，废“省”亦废府，即“废省存道，废府存县，县隶于道，道隶于部”，也就是中央（部）、道、县三级行政级次的行政区划。

“道”本为监察地域的名称，如唐全国设十道。

依清制，在中央设“诸科”，以监察中央各部官员；在地方设“诸道”，以监察地方百官。

作为监察区的“道”，清代“道”远小于唐代的“道”，只涉及几个“府”，依照章太炎的规划“道”由监察区升为地方行政的基本单元，其辖区域较“省”小，较府为大，他主张“剖一省为数道，隶于中央”，全国可分为“六七十道”，每道领二三十县，他认为“（道）所领不过二三十县，则地方之治不纷；其隶于中央政府者，不过六七十道，中央之政令易行也。

”

由于中国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对政治哲学自古便“集中于治国平天下的中央政治方面，而把地方政治置于不值一顾的地位”之传统，章太炎对中央官制的行政、司法、立法、教育、监察等各机关的权力配置制约论述得非常详尽，对外官制（地方官制）论及最为明显的是军民分权，同样是为了集权于中央。

他说：

“鄙意以为军府建牙，所领宜大，而无干与民政之权，虽兼二三省兵符可也。

”“其各省督抚都督等，改为军官，不与民事，隶陆军部。

”军政与民事分开，无疑利与中央集权。

建立兼二三省军事力量的军区，直隶陆军间，同样有利于中央掌控全国的军队。

章太炎关于“废省存道”，“废府存县”的主张，他认为应当先施行于本部，东三省、新疆、内外蒙古、青海、西藏，由于“地广人稀，未应分画，而军民二政，亦未可分”，“应有特别治法，俟交通便利，人民同化，再行改归一律。

”章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不强求全国整齐划一，其维护国家统一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章氏认为实行“道县制”至少有五利：

“地皆连附，无犬牙相错之忧，民情易洽，一也；中央之政令，直行边远诸道，其民接政令愈近，则政事知识愈开，二也；道有肥瘠，瘠道苦经费不足，其士民不得不倡行实业，愿加地税，名为中央集权，乃愈促地方进化，三也；幅悃之民集，而自治丁口易悉，生产易知，四也；中央对于边道，不至坐忘，号令直行，不得不力筹交通之便，五也。

”他认为建立“道县制”的地方政治结构，由于行政级次的减少，无疑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地方本身之治理；同时有利于中央同地方的关系，有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无疑会有利于国家政治的统一和稳定。

（三）集权型单一制之小结

章氏之“五权分立”的第三民主共和政体，其出突出了总统的行政权，同时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实行“道县制”，二者都反映章氏这一时期高度重视中央集权，无论各机关的纵向权力分配置，还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都突出了地方隶属于中央，中央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同时也表明了他在构建集权型单一制之国家结构形式，有较为完整系统的考量，并希望通过对集权型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创建，以实现“厝中夏于泰山磐石之安，而复一等国之资格。

”

这一时期章太炎构思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时，染着浓厚的传统色彩，同时注入了近代西方宪政政治的灵魂，体现了章氏对“新专制”，“新权威”的崇尚，是对传统绝对主义王权的弊端的避免，并汲取其优点，同时也对西宪政政治扬其长而避其短，进行适应中国的改造，建立的这种章氏政治框架，有类于韦伯所说的“法制的权威。

”这也反映了章太炎对西学的态度和方法是学习与改造相结合，对待传统文化则是，守护与发展相统一。

其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国家统一、稳定的诚挚，对中华民族重振声威的强烈渴望终其一生。

这一时期他否定联邦制，对单一制之国家结构形式进行系统的构思，他当然不仅是观念上的构想，更希望其得以实际操作，这一时期构建的集权型单一制，突出了中央集权的特征，而这需要有类于拿破仑“权威”人物的推动，以便“保证政治变动的秩序化”，从而他看上了“一时之雄骏”的袁世凯，袁无无疑是当时的政治权威人物，章氏又认为其称帝与否，“不在其心而在其势”，其为时事所裹，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他认为“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其寄望袁世凯也是顺理成章；同时相当程度上拥袁，也符合其“人主独贵”的新权威思想以及“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秕政”的看法之内在逻辑。

当然他拥戴的新权威人物必须是：

“慎固边疆，抚宁南服”即对外能抵抗列强侵略，维护领土完整，对内能团结，以恢复中国“一等国之资格”，而不是对袁世凯有任何特别的好感或章氏民主思想的倒退，封建专制思想的沉渣泛起。

后来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什么“贿赂公行，割弃领土”以及刺宋（教仁），称帝，与章氏一贯向往的统一安定，廉明守法，“持法为齐”的政治思想相去已远，与袁世凯绝裂也是势所必然，随着他被袁所囚，其通过集权型单一制救国的思想也被囚禁，不久其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倡导起虚置中央政府中国化的联邦制——联省自治。

二、联省自治时期（1916～1924年）

（一）联省自治主张的由来

袁世凯未死之时，地方势力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其死后，天下失驭，其部下各将形成新军阀以及各地恃武者也各据一方，他们拥兵自重，或为扩展地盘，或为排出异己，混战不休。

盘踞中央政权的北洋军阀也企图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武力统一；孙中山则打起“护法”旗号，企图联合西南地方小军阀进行北伐推翻；西南小军阀想依靠孙中山的政治影响谋求自己的生存，并借机向外伸张自己的势力。

三派力量纷争不已，局势变得更加混乱，甚至比清末更糟糕，“兵火所及，祸连百姓，财物被掠，妻女遭污，田地荒芜，民居灰烬，哀鸿遍野，流离失所。

”

面对如此纷扰的世局，陷于水深火热的百姓，有良心的人士必都在滴血，为了国家一统，时局稳定，他们纷纷出谋划策，其中联邦制被认为是承认现实，而又能解决问题的良方。

李剑龙指出，袁死后，地方势力，已非中央所能制，而此统一之被破坏，非由联邦分权之说，实由中央集权之误，所以中国要想统一，必须“以制定联邦宪法为起点，以废去督军为止境”，然而因种种因素之牵扯，“欲废督必先裁兵，欲裁兵必先统一，欲统一必先确定联邦制”，他也积极投身到湖南省宪的实际工作中去。

王祉伟说：

“国事俶扰越十年矣，牛鬼蛇神，瞬息万变，民亦劳止，百孔千疮……欲求久安长治之方，惟有仿北美合众国及欧洲瑞士之制。

”

湖南谭延闿首举联省自治的大旗，开始了“联治”运动的实际运作。

因为湖南为南北交通要冲，是南北军阀必争之地，自“二次革命”后乃至护国战争多次成为南北军阀交战之地区，迭遭兵火，人民“辗转哀号，救死不暇”，“无日不受炮火或戒严的支配。

”湖南长期处在北洋军阀汤芗铭、傅良佐、张敬尧的残暴统治之下，人民饱受蹂躏之苦，湖南绅民担心，北洋军阀再度祸湘，因此谋求自治的愿望特别强烈；湖南的实践和学者们的倡导结合在一起，掀起了波及数省的轰轰烈烈的联省自治运动。

联省自治运动是有良心和责任感的各界人士，有感于中央集权的单一制不能解决政治不进步，国家不强盛的症结，转而激发了地方意识，承认清末已形成的强大的地方势力，希望以联邦制的整合功能实现政治进步国家强盛的目的，因而这次运动“更多出于现实政治斗争中的感受和目的，具有直接政治功利色彩。

”可这样说联省自治是地方实力派，各界人士面对时局，出于不同的目的，而掀起的运动，反映了各界人士，对当时政局混乱，军阀混战的强烈不满以及对国家统一、局势稳定的渴望。

章太炎是时局中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其一生信奉的至高原则，面对地方势力的膨胀，起先他主张通过新权威以集权型单一制解决之，但残酷的现实使其不得不另辟蹊径。

如前文所述章太炎崇尚权威，力求中央集权，但现实的碰鼻，使其舍弃相较符合传统以及转型时期中国的中央集权单一制，而另辟蹊径，以为联邦制或许能摆脱军阀混战的痛苦，以新力量解决中国政治纠纷，走出混乱。

他认为中央积弱不振之时，以地方力量抵御列强之入侵，“莫若分镇”，也不失为一良策，如有大权在握的封疆大臣左宗堂时“白人虽觊觎，犹敛戢勿敢大肆。

”何况“瓜分而授之方镇”当然强于“瓜分而授之外人”，因为无论是“分镇”的地方分权，还是中央集权，总之是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同一文化，地方各自修内政，求发展壮大，在列强环伺之际，“则外人不得挟政府以制九域”，不至于因为列强挟制了中央政府，而导致全沦为亡国奴。

在“分镇”论中，地方与中央之关系非常松散，“其布于邻国，则曰‘斯吾封建（重印本为“附庸”）之国也’，交会约言在是，天室弗与知。

”

这与他在1915年之后，主张“联省自治虚置（中央）政府”在思想脉络上是一致的，有前后相承的关系，只中是在新的时期融入了新的思想，新的内容。

二者都是在其希望中央集权，在强有力的“权威”领导下实现民族复兴，国家重振，对内有序，高效率完成政治革新，对外抵御列强，但求而不得，转而求诸地方，以求“天下少安”或以联省自治“内以自卫土著之人民，外以共保全国之领土，卫人民则无害于统一，保领土则且足以维持统一。

”

可见“分镇”或“联省自治”在精神上都是以地方维护国家统一，从而为复兴自强存下一线希望，甚至期望以此完成其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宿愿，总而言之其实质都反映了章氏一贯的心愿，其思想上无疑是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