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词鉴赏》周兴陆第十四讲豪放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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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诗词鉴赏》周兴陆第十四讲豪放词
第十四讲、豪放词
诗庄词媚，词以婉转妩媚、含蓄不尽为正格。
但是，始终如此浅酌低唱，代言寓意，路子必然太窄，前途也就不远。
在北宋时期，苏轼的词，就是传统的音律所束缚不住的，被人讥为“以诗为词”。
南宋辛弃疾等人更是大放其体，词不仅直接抒情，还可以发议论，讲道理，简直是“以文为词”，风格上元气淋漓，发扬踔厉，远远突破了婉约词的风格。
对于这类词，苏轼自己就说是“诗人之雄，非小词也。
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与陈季常》之十三）。
后人一般用“豪放”来概括这类词的风格。
毛泽东1958年8月1日评注范仲淹词时说：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
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
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
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
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
范仲淹的上两首（按，指《苏幕遮》“碧云天”和《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
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
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
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
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
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
后来有不少学者对此持有异议，认为词史上不存在豪放“派”，也就是说，偏于豪放风格的词人词作是不少的，然而并没有成为一个流派。
这种看法是合理的，我们可以根据风格，把词大致分为婉约词和豪放词，但两者并不是两个流派。
婉约依然是词的正宗风格，豪放是词在特定时代的产物，是意气俊爽的词人的产品。
一讲到豪放词，一般首先想到的是苏轼。
其实在苏轼之前，李白的《忆秦娥》词就具有悲壮凄厉之美，与晚唐五代婉约词风格迥异。
忆秦娥
李白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
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
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宋人黄升称此词为“百代词曲之祖”。
然这首词是否李白所作，还是有问题的。
最早是邵博《闻见后录》记述秋日饯客咸阳宝钗楼上，有歌者歌此词，一座凄然。
可见是在南宋初才开始出现的。
这首词富有历史的沧桑感。
词中的秦娥是秦缪公的女儿，地点是咸阳古道，表现的是伤别和怀古的意绪，词人将闺怨离别主题置于苍茫的历史感伤中，且用入声韵，促急崭决，悲凉跌宕，愀然凄怆。
刘熙载《艺概·词概》曾称赞说：
“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唯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
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
”
苏轼既有大量婉约含蓄的小词，也有一些在一般人开来是变调的豪放词，除了我们熟悉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大江东去）、《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之外，还可以举出一些。
水调歌头
快哉亭
苏轼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
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
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
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一千顷，都镜浄，倒碧峰。
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
堪笑兰台公子，未解荘生天籁，刚道有雌雄。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苏轼的词近乎诗，大气飘举，一意横行，正如他所说，“行于所当行，止乎不可不止”。
词的上片，由今日的快哉亭，想到昔日在扬州寓居欧阳修的平山堂，将张怀民的襟怀与欧阳修的风雅相比拟。
下片“忽然浪起”跌宕生波，就“快哉”生发，抒写自己养浩然正气，参与天籁万吹的志趣。
关于宋玉《风赋》的典实，苏轼曾多次论及。
他曾批评柳公权对文宗问“有美而无箴”，不如宋玉雄雌二风之答，蕴含着讥刺。
这体现了苏轼“言必中当时之过”的思想主张。
这里他进一步驳斥宋玉何必给风强分雄雌，赞与的是庄子的天籁自然，万吹不同，而皆使其自已。
万物自在流行，各有其道。
主体养浩然之气，便能领略大自然快哉之风。
临江仙
苏轼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彷佛三更。
家僮鼻息已雷鸣。
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縠纹平。
小舟从此去，江海寄余生。
贬谪是古代文人非常重要的经历，几乎没有不遭遇贬谪的文人，很多伟大的作品，都是产生于贬谪之中。
这就应了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话。
贬谪，对于文人来说就是一剂清凉散，从对功名的热衷中清醒过来，重新打理自己的人生。
苏轼的《临江仙》写于贬谪黄州时期，深夜醉酒倚杖听江声，远离了世俗人事，使得他能够更清醒地反思过去的人生道路。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二句，汩没于喧嚣的尘世中的人是说不出来的。
这是庄子思想在人生失意之时对世人的启悟，并为世人开拓了一条出路，出路就是“江海寄余生”，彻底摆脱外物、己身的束缚，放弃“营营”纷扰的生活方式，像屈原笔下的渔父一样，寄身江海，才是真解脱。
据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记载，人们读到苏轼此词末数句，以为苏轼真的“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还曾虚惊一场。
到他居所一看，“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
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
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患得患失的人，必然畏首畏尾。
苏轼这首词可能是生活中的一个真实场景，道中遇雨，没有雨具，同行者狼狈不堪，他却“一蓑烟雨任平生”，一场暴雨过去后，“山头斜照却相迎”。
这未尝又不是人生的隐喻。
人生中有“暴雨”也有“斜照”。
关键是自己的态度，心中无道，没有主宰的人，自然会迷失自己，唯苏轼“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故而能“也无风雨也无晴”，风雨和晴朗，都不挂怀抱。
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说：
“此足征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倚声能事尽之矣。
”
苏轼的这些词，与北宋词坛主流的婉约风格是不一致的。
苏轼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说：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
呵呵！
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
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
苏轼虽然欣赏柳永的词风，但是对自己这些词，他也肯定“自是一家”。
他说自己的《江城子》令“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且吹笛“击鼓”以为节奏，显然不是歌楼舞榭可以传唱的软媚曲子。
俞文豹《吹剑续录》说：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
“我词比柳词何如？
”对曰：
“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外，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公为之绝到。
这个比喻很绝妙，很形象地说明苏词的豪放风格特征。
对于苏轼的这些豪放词，当时人就有不同看法。
陈师道《后山诗话》持批评态度，说“子瞻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所谓的“本色”就是婉约词的婉媚含蓄的正宗风格。
李清照也讥讽苏轼等人词是“句读不葺之诗”。
但是晁补之《词评》为苏轼辩护，说：
“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
”王灼《碧鸡漫志》说：
“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胡寅《酒边词序》说：
“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说：
“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
”用“豪放”来概括苏轼的特点，并给予肯定的评价，在南宋以后越来越成为主导性声音。
苏轼以诗为词，提升了词的品格，开拓了词的境界，沿此道路者，不乏其人。
六州歌头
贺铸
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
肝胆洞，毛发耸。
立谈中，死生同。
一诺千金重。
推翘勇，矜豪纵。
轻盖拥，联飞鞚，斗城东。
轰饮酒垆，春色浮寒瓮，吸海垂虹。
间呼鹰嗾犬，白羽摘雕弓，狡穴俄空。
乐匆匆。
似黄粱梦，辞丹凤。
明月共，漾孤蓬。
官冗从，怀倥偬，落尘笼，簿书丛。
鹖弁如云众，供粗用，忽奇功。
笳鼔动，渔阳弄，思悲翁。
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
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目送归鸿。
贺铸祖上六世为武官，他自己文武全才，然空有报国志，未获尺寸功。
这首词作于元佑三年（1088），时西夏犯边，朝廷抵抗不力。
贺铸身为武官，却不能赴沙场杀敌，心情郁愤。
词的上阕，气势轩昂，飞扬跋扈，回忆自己年轻时在汴京的豪侠生活，令人想起曹植《白马篇》中的“幽并游侠儿”。
下阕“似黄粱梦”句陡然一转，落入现实，十多年来，官务冗杂，案牍劳形。
虽然身边有如云的武官，但仅供粗用，何谈立奇功！
此时西夏入侵，边尘不定，但词人却不能请缨出征，连身佩之宝剑都要发出怒吼，更何况一个武士。
怎能够安心过着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的悠然生活！
上阕神采飞动，下阕慷慨悲凉，抒发了词人在国家危难时刻报国无门的愤激。
这种情感，在南宋词中是比较普遍的。
我们在随后的辛弃疾等人词中，可以感受到同样的痛苦。
临江仙
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
陈与义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
长沟流月去无声。
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凉。
闲登小阁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陈与义出生于洛阳，也算得上是贵公子孙，特别是早年一首《墨梅》诗受到徽宗的赏知，名声耸动京师。
虽然仕途并不得意，但并无多少坎坷。
然而，靖康事变，迫使这位皇城根儿携妻儿南下，流离奔波，尝遍了世间艰苦。
就像汉末的王粲，“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陈与义后期的诗词，多抒写家国之恨。
这首《临江仙》也是如此。
上阕是回忆早年在洛阳时满座英俊、意气洋洋的豪酣生活。
“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这是王公贵族家少年的潇洒雅兴，但是，“仰承‘忆昔’，俯注‘一梦’，故此二句不觉豪酣转成怅悒”（刘熙载《艺概·词曲概》）。
联系上下文读起来，并不觉得豪兴满怀，而觉得有几分凄凉。
下阕抒怀。
“二十余年如一梦”兜转上文，上阕昔日的豪兴不过是今日的“一梦”。
“此身虽再堪凉”，句中有顿挫，是饱经散乱人语，就像杜甫的“相对如梦寐”。
末二句，抚今追昔，然无穷的感慨，都隐于言外，余意不尽。
张炎《词源》赞曰：
“真是自然而然。
”这首词感慨深沉，意境超旷，与苏轼豪放词的风格是相近的。
豪放词在南宋时期的兴起，是时代使然。
金主的铁骑早已跨过黄河，淮河以北都成了异族的天下，金兵还一度南下。
大宋简直成了南唐了，抱着江南一小块土地，把杭州作汴州。
国势衰危沉沦，必然激起有志之士收复山河的斗志，所以爱国主义精神在宋代特别高涨。
另一方面，宋高宗很软弱无能，朝廷中恶人当道，这些高涨的爱国情绪是得不到实现的，反而受到打压抑制，这便是明末清初黄宗羲所谓的阴气在上，阳气在下，相互激荡，化而为雷。
豪放词就是这雷声，是被当权的主和派所压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反抗意识的喷薄怒吼。
在内容和风格上与婉约词具有明显的差异。
婉约词是阁楼舞榭中的浅酌低唱，基本主题是相思恨别，惜春叹逝；豪放词，则是志士坎壈不平的悲愤怒号，基本主题是抒写爱国之志和对苟安卖国者的痛恨。
好事近
胡铨
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
空使猿惊鹤怨，误薜萝秋月。
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
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
《宋史·胡铨传》记载胡铨上疏奏秦桧、孙近等可斩。
被除名，编管新州。
绍兴十八年（1148），“新州守臣张棣讦铨与客唱酬，谤讪怨望，移谪吉阳军”。
吉阳军，在今海南岛最南端，在宋朝可谓是最远的贬谪。
胡铨就是因为这首词而遭此远斥的。
词写于绍兴八年至十八年之间。
上阕写怨，下阕抒愤。
自己本无心追求富贵，却轻别故乡，有愧于那一片佳山水。
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有一把硬骨头，在阘茸疲软的朝廷中锋芒外露。
“不道甚时节”和“有豺狼当辙”，表达对秦桧弄权祸国、残害忠良的愤慨。
这不是文人之词，而是志士之词。
杨万里《胡澹庵先生文集序》称赞曰：
“灵均以来，一人而已。
”
六州歌头
张孝祥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
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
黯销凝。
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
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
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
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
笳鼔悲鸣，遣人惊。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蠧，竟何成！
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
渺神京。
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
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
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
若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张孝祥在宋南渡之初主和与主战的矛盾中持两可观望的态度，为时论所非。
当时张浚主战，汤思退主和，张孝祥出入二人之门而两持其说，《宋史》本传论曰：
“张孝祥早负才畯，莅政扬声，迨其两持和战，君子每叹息焉。
”然总体上是倾向于主战派的，如年轻时曾上疏为岳飞鸣冤，遭到秦桧的忌恨。
这首《六州歌头》，写于隆兴元年（1163）符离集之战失利之后，当时朝廷中主和声调高扬，给主战的张浚造成很大的压力。
张孝祥就是在张浚席上作了此词，据说当时张浚读之“罢席而入”。
“六州歌头”曲调，本是鼓吹曲，用羽调，音节悲促，内容多写古今兴亡事实。
张孝祥采用此曲调，表达的正是慷慨忠愤、感恨淋漓的抗战主题。
上阕写的是当时金兵南下占领淮河以北且正觊觎江南的危急形势。
特别是“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尤为惊心动魄。
中原礼乐文明的发祥地竟然任凭金人狂肆践踏！
下阕抒写自己的报国之志，表达对主和派的唾弃和对中原遗民的同情。
整首词，淋漓痛快，兴酣笔畅，即使有“忠愤气填膺”的发露，然酣歌悲唱，不嫌其直。
文学史上一般称张孝祥是辛派词人的先驱，是苏轼和辛弃疾之间的桥梁。
辛弃疾出生于山东济南，当时已是沦陷区，为金人占领。
青少年时期就目睹中原同胞遭受异族的欺凌，激起他的反抗情绪。
二十二岁就参加了当时反抗金人压迫的耿京农民军，曾经有过亲手擒缚农民军叛徒张安国的壮举。
投奔南宋后，辛弃疾曾上的《美芹十论》，但未获重视。
先后在江阴、滁州、江西、江陵、福建等地做地方官，从29岁到42岁，13年调换14任职位，穿梭似的，虽然有过不少善举仁政，但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抱负，一直没有机会实现。
在他65岁高龄时，宁宗皇帝召见他，准备北伐，却又遭受谗毁而未果，三年以后遗憾地死去。
辛弃疾是一个有胆有识、有军事才干的词人，但是一生除了年轻时候在沦陷区一试身手外，来到南宋后就基本没有打过仗。
因此，一生唯一值得自豪的，就是年轻时的那番豪举，词中对此念念不忘。
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唱叹：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鹧鸪天》也是追忆少年之作。
鹧鸪天
辛弃疾
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
燕兵夜娖银胡䩮，汉箭朝飞金仆姑。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
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这首词是辛弃疾退闲以后追纪其少年事也。
上阕意气俊爽，回忆年轻时候领数十精兵闯入金营，手缚张安国。
这件事在整个宋代的战争史上都是值得夸耀的，显示了辛弃疾的英勇胆识。
下阕笔调陡转，那次豪迈的壮举不过是唯一的一次“往事”而已，叹如今，胡须都花白了，哪有少年豪兴呢！
如果说深入敌营活捉张安国是“武略”的话，“万字平戎策”可谓是“文韬”，然而无人注意，更无人赏识，只落得个归耕垄亩的结局。
其实，对于辛弃疾来说，并非是“春风不染白髭须”，他暮年出山，不还是以廉颇自许吗！
真正的症结是主和派把持朝政，排挤主战派使他们空怀报国志，愧对中原民。
“道男儿，到此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辛弃疾是一个硬汉子。
在词中，他常常以古代的壮士和英雄人物自比，如范蠡、屈原、荆轲、曹操、刘备、孙权等都是经常出现在他词中的人物。
然而辛弃疾后大半生其实没有多少壮举，特别是还断断续续有过十七八年的退隐生活，因此，他词中另一个经常出现的人物是“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
贺新郎
辛弃疾
邑中园亭，仆皆为赋此词。
一日，独坐停云，水声山色，竞来相娱，意溪山欲援例者。
遂作数语，庶几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
甚矣吾衰矣，恨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
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
问何物、能令公喜？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情与貌，略相似。
一樽搔首东窗里。
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
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
回首叫、云飞风起。
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知我者，二三子。
辛弃疾一生忧患，忧患的不是个人的穷通得失，而是国家的命运，沦陷区人民的困苦。
因为“有志不获逞”（陶渊明《杂诗》其二），他与陶渊明在精神上多有相通之处。
虽然陶渊明也是“带性负气之人”（朱熹语），但是毕竟大多数诗歌都是渊默肃穆的。
而辛弃疾，是怎么也改变不了自己的狂态。
这首《贺新郎》感慨年岁空老，空怀抱负，表达自己愿意像陶渊明归隐田园一样抱道而居，悠然自得地生活，可惜的是志同道合者少，词中依然鼓荡着豪放不羁的狂傲之气。
据清人徐釚《词苑丛谈》卷三载，“稼轩守南徐日，每开宴必命侍姬歌其所作《贺新郎》，歌竟，拊髀自笑，顾问坐客何如”。
南徐，就是镇江。
嘉泰四年（1204），辛弃疾65岁，知前线军事重镇镇江府，准备北伐。
此时歌《贺新郎》，或许是老当益壮的自负。
辛弃疾的豪放词风，在南宋词坛上产生了很多很大的影响。
陈亮是他的密友，刘过是他的追随者。
在词作风格上，发扬踔厉，豪迈飒爽，是比较接近的。
这里仅看陈亮的一首词。
水调歌头
送章德茂大卿使虏
陈亮
不见南师久，漫说北群空。
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
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
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容。
万里膻腥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
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章森是南宋时期主战派的人物，曾举荐张浚、岳飞等，在宋弱金强的形势中，宋人不愿意出使金国受辱，而章森先后多次出使，不辱使命。
陈亮、陆游、杨万里等都给予很高的评价。
陈亮在《与章德茂侍郎》书中称赞章森“开豁亮直，足以起士气；高明宏远，足以壮天朝”。
这首《水调歌头》就是一首壮行词，词中没有多少悲伤哀婉，而是通过议论和直抒胸臆的手法，表达了对金侵略者的蔑视，和对大宋最终胜利的期望。
词风激昂奋迅。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称赞“尧之都”数句“精警奇肆，几于握拳透爪。
可作中兴露布读。
”露布，就是声讨的檄文。
同时陈廷焯又遗憾地说：
“就词论，则非高调。
”陈廷焯论词主张沉郁顿挫，对于这种豪气怒张的词风，当然是有遗憾的。
清代修《四库全书》时,也不能容忍陈亮对大清祖先的谩骂。
所以《四库全书》本《龙川词》中这首《水调歌头》“一个半个耻臣戎”改为“一个半个仗孤忠”；“万里腥膻如许”改为“万里干戈如许”；“胡运何须问”改为“天运何须问”。
这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明陈亮《水调歌头》的力量。
词在明代时衰微不振的，明代几乎没有什么著名的词人。
到了清初，词又重新振兴起来，成为清代文坛上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一直延伸到晚清民国。
这里先看陈维崧的《南乡子》：
南乡子
刑州道上作
陈维崧
秋色冷并刀，一派酸风卷怒涛。
并马三河年少客，粗豪，皂栎林中醉射雕。
残酒忆荆、高，燕赵悲歌事未消。
忆昨车声寒易水，今朝，慷慨还过豫让桥。
陈维崧与朱彝尊、纳兰性德被称为清初词坛三大家，开创阳羡词派，有清一代影响深巨。
陈廷焯称誉说：
“国初词家，断以迦陵（陈维崧号）为巨擘。
”陈维崧词气魄浩大，豪情激荡，但是能放而不能忍，显得有些剑拔弩张，不如辛弃疾之抟气内运。
这首《南乡子》，是陈维崧踏上燕赵悲歌之地，感慨而作。
上片写秋风中三河少年弯弓射雕的豪侠英武形象。
下片转入怀古，在这片苍茫平原上，古往今来上演了多少忠义豪侠、英雄传奇的故事！
引得这位江南游子（陈维崧是江苏宜兴人）感叹不已，也激起他的慷慨悲歌的热情。
虽然诗歌中并没有直接抒写情感，但是“感慨无端悲怨深”，还是有一种英雄失路的悲哀。
最后看近代女侠秋瑾的一首豪放词。
据陈象恭《秋瑾年谱》记载，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她二十八岁。
这年中秋，秋瑾曾身穿男装到戏园观戏，轰动当时北京社会，招来丈夫王廷钧一顿打骂。
她一怒之下，走出阜成门外，在泰顺客栈住下。
王廷钧只得央请吴芝瑛把她接到吴家新宅纱帽胡同暂住。
秋瑾愤激之余，填《满江红》一阕，词曰：
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
为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拭。
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
苦将侬、强派作蛾眉。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
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
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
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
心比男儿烈的女子，在整个文学史上都是孤独的，难觅知音。
然而伟大的孤独者，正是时代的预言家，秋瑾被誉为近代妇女解放的民主革命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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