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散曲的语言特征及其形成原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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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散曲的语言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元代散曲的语言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内容摘要:

元代散曲语言不同于前代的文学语言,有其自身独特的语言特色。

元代散曲在民间俚曲的基础上,受到了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大众化文学样式。

本文通过对元代散曲语言特征的归纳,分析元代散曲独特风格背后的形成原因。

　　关键词:

元代散曲语言特征形成原因

　　十二世纪前期到十三世纪中叶,我国传统的诗、词等艺术样式逐渐走向衰落。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诗歌形式――散曲。

散曲是元代文学的重要标志,与唐诗宋词鼎立,成为我国诗歌史上的里程碑。

　　元代散曲是在北方俗谣俚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吸纳了宋金时期诸宫调、赚词、金院本等说唱文字,以及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歌曲的语言。

从而形成了散曲,融民间语言和文人语言于一体的特殊语言特色。

散曲的语言特色可以概括为:

用词生活化;风格自然化;修辞丰富化;语言散文化。

　　一.散曲的语言特色

（一）用词生活化

　　散曲语言的生活化,即在元代散曲中语言呈现出的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

这些语言多采用社会生活中大众化流行化的用语,而非鄙俗粗陋的语言。

　　元代曲家周德清《中原音韵?

作词十法》说:

“造语必俊,用字必熟,太文则迂,不文则俗,文而不文,俗而不俗,要耸观,又要耸听……”这是对散曲语言的总体要求。

所谓“文而不文”是说散曲可采用传统的书面文学语言,但要化雅为俗,不宜过深。

所谓“俗而不俗”是说散曲可以采用通俗语,但要炼俗为雅,不应过于粗鄙。

散曲,是一种同音乐结合的长短句歌词,通俗浅显的生活化用语,既能满足演唱者演唱的需求,又方便普通百姓欣赏、传唱。

生活化的散曲语言,不仅不会影响散曲意义的表达,更能以通俗浅显的生活用语表达深刻警世的意义。

　　例如:

[般涉调?

哨遍]《高祖还乡》套曲中用俚俗生动的庄户人口语,痛快淋漓,幽默恢谐地揭露最高统治者的无赖本质。

“春采了俺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从而公然嘲笑封建帝王。

而在“匹头里几面旗舒;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了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一面旗鸡学舞,一面旗狗生双翅,一面旗蛇缠葫芦……辕条上都是马,套顶上不见驴。

”一段中用大量方言俗语,把“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旷世盛典写成一场滑稽可笑的闹剧。

（二）风格自然化

　　王国维在《宋元戏剧考》中说:

“元曲之佳处何在?

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

”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四）。

返璞归真、追求天然绝俗也是语言变化中值得重视的趋向。

语言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情感、文律交互作用。

元代散曲受元代文人寻求归隐自然的社会风气的影响,风格上也呈现出自然化的特点。

散曲用语的通俗化,也将元代散曲同前代曲高和寡的高雅文章区分开来。

　　元代散曲的这种自然化风格并非刻意求新,而是取材现实生活中的自然用语、自然内容,从而成就中国古代诗歌语言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周德清在《中原音韵?

自序》中指出“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

”其中“守自然”、“通天下”指出了元曲通俗自然的特点。

　　例如:

马致远《南吕?

金字经》:

“夜来西风里,九天鹏鹗飞,困煞中原一布衣。

悲,故人知未知?

登楼意,恨无上天梯”,语浅意深。

　　白朴[中吕?

喜春来]《知己》:

“知荣知辱牢缄口,谁是谁非暗点头。

诗书丛里且淹留。

闲袖手,贫煞也风流。

”一切似乎自然天成,丝毫不见雕刻之工。

　　（三）修辞丰富化

　　所谓修辞,就是修饰文字词句,运用各种表现方式,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五版）通常意义上的修辞格,包括夸张、比喻、拟人、对偶、排比等。

这些修辞方法在散曲作品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广泛的运用的。

　　例如:

无名氏[正宫醉太平]《讥贪小利者》:

“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

鹌鹑嗉里寻豌豆,鸳鸯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刮脂油,亏老先生下手!

”夸张的手法发挥到了极致,尽显贪小利者的性格特征。

　　此外,刘熙载《艺概?

词曲概》有云:

“词如诗,曲如赋,赋可补诗之不足者也。

”散曲较多地使用了排比手法,所谓排比就是将句式相同或相似语气一致,内容密切关联的一组句子或词组排列在一起,以增强语言的气势和表达效果。

诗词受于格律的限制,很少使用排比句。

散曲则相反,句式比较自由灵活,常常用排比来增强表达效果。

　　关汉卿的套曲[南吕?

一枝花]《不伏老》就用了很多排比句。

例如:

“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

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

”这里用一连串的排比句展示了作者兴趣的丰富,表现其狂放不羁的性格。

　　（四）语言散文化

　　纵观诗歌发展史,曲体语言的散文化在我国古代诗歌语言中是绝无仅有的。

古代诗词中,由于受字数的限制,因而形式较为呆板。

散曲中衬字的使用使散曲走向散文化的发展趋势。

所谓衬字,就是在曲调规定的每句字数的定额以外所增的字。

语言散文化不仅适应了散曲体裁口语化、通俗化的要求,同时也展示了散曲句子长短变化的格律特征。

　　例如:

[正宫?

塞鸿秋]“断桥流水西林渡,暗香疏影梅花路。

蹇驴破帽登山去。

夕阳古寺题诗处。

树头啼翠禽,水面飞白鹭。

伤心和靖先生墓。

”

　　[正宫?

塞鸿秋]“战西风几点宾鸿至,感起我南朝千古伤心事。

展花笺欲写几句知心事,空教我停霜毫半晌无才思。

往常得兴时,一扫无瑕疵。

今日个病恹恹,刚写下两个相思字。

”

　　同是[塞鸿秋]但后一部分运用了衬字,更淋漓尽致地抒情叙事,更自由灵活地表达作品的思想内容,句式更加贴近生活,增强语言的生动性,使呆板的文字变成生动活泼的口语。

　　二.散曲语言风格的形成原因

　　语言不是关在屋子中苦思冥想出来的,它与社会环境、历史发展、风俗习惯、文化承传等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散曲语言风格之所以一改前代典雅脱俗的风格,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内在原因。

（一）社会政治原因

　　由蒙古族统治的元代封建王朝,带来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蒙汉文化交流的繁荣,也造就了文学史上盛极一时的散曲艺术。

散曲语言风格的形成是各民族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南宋后期,宋词的发展由于渐趋凝固化,因而曲高和寡,给散曲的出现创造了时机。

在散曲形成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的“胡夷之曲”对散曲的影响比较大。

陶宗仪在其《南村辍耕录》里列举了“蒙古摇落四”、“哈八儿图”、“起土苦里”等曲名,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韵》等书里所载曲调“者剌古”、“阿纳忽”、“唐兀歹”等,从名称就很显然看出是蒙古及北方其他少数民族的乐曲。

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考》里就明确地说:

“北曲黄钟宫之‘者剌古’,双调之‘阿纳忽’、‘古都白’‘唐兀歹’、‘阿忽令’,越调之‘拙鲁速’,商调之‘浪来里’,皆非中原之语,亦当为女真或蒙古之曲也。

”王骥德在《曲律》里也说:

“元时北虏达达所用乐器,如筝、琵琶、胡琴、浑不似之类,其所弹之曲,亦与汉人不同。

不知其音调词义如何,然亦各具一方之制,谁谓胡无人哉。

”可见散曲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受到了少数民族,特别是作为强势统治阶级文化的蒙古文化的影响。

　　当有新的曲调出现之后,旧词必不能很好的配合新乐的需求。

因而能够配合新乐曲而唱的唱词也就应运而生了。

明徐渭在其《南词叙录》中论述了这种转变与配合,他说散曲:

“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

宋词既不可被弦管,南人亦遂尚此。

上下风靡,浅俗可嗤。

”徐渭指出散曲具有马上民族“壮伟狠戾”的特色,继宋词后南北崇尚,上下风靡,说明了散曲的特色和形成轨迹。

另明人张楚叔在《衡曲麈谭》中也说:

“自金元入中,所用胡乐,嘈杂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制新词以媚之,……大江以北渐染胡语。

”王世贞在《曲藻序》中说:

“曲者,词之变。

自金元入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

大抵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

”进一步说明蒙古女真进入中原后,带进了自己的音乐。

这独具特色的音乐与原来中原的歌词不能适应,乃需要有新的歌词配合,所以另作新词以谐和,其中还夹杂不少“胡语”,于是形成了散曲这种新的艺术形式。

（二）心理状态影响

　　散曲最初只是知识分子娱乐时的消遣之物。

到了元朝统治时期,由于蒙古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造成社会秩序混乱,更是给广大知识分子带来了灭顶之灾。

蒙古贵族大多尚武轻文,不注重文化发展,元代知识分子处于“九儒十丐”的社会最底层。

加之战争频繁,科举制度废除近八十年,大批文人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可又不甘碌碌无为,不甘寂寞潦倒。

　　特殊的时代酝酿着特殊的情绪,特殊的处境也决定这特殊的处世态度,“以纡其怫郁感慨之怀,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胡侍《真珠船?

元曲》）。

因此,很多知识分子借助新兴的艺术形式――散曲,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抒发自己内心的愤懑之情。

特别是散曲那种自然朴素、豪放不羁的风格,深得文人青睐。

散曲中也正是由于有这一大批文人的加入,使得原本通俗起家的散曲夹杂着文雅的内蕴。

　　知识分子历来被认为是千里马,而到了元代为生活所迫,许多文人不得不走上为人驱使的道路。

很多前朝遗老们,一方面心存亡国之痛,不满少数民族的统治,另一方面又苦于无人赏识。

元代文人的骨子里有一种“两难情绪”。

　　蒙古贵族的压迫,社会政治的黑暗,对少数民族统治的不满,知识分子地位的地下,骨子里两难的情结,所有这些混合在一起,融入了散曲之中。

在散曲语言上展示出来的便是通俗的语词中不俗的修辞和风格。

　　（三）文学发展态势

　　刘勰《文心雕龙?

通变》有云: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

凡诗赋书记,各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

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

”可见文体的发展,语言的变化,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散曲是文学通俗发展的产物。

唐宋以后,变文、话本、小说、讲唱文学相继出现,中国文学发展中产生了通俗化的倾向。

到了宋代后期,文学语言与生活语言较大的脱节,使得这种产生于群众间的艺术样式却不能回归广大群众之中。

到了宋代后期,可以说文学语言已经趋于末路。

而口语、方言、俚语和俗语,在宋元人的生活中,可以说是人们普遍熟悉的语言。

作为文学语言,因为传统与习惯的原因,却又排斥这人们熟悉的语言。

　　元代,散曲这种新兴的文学样式的出现,极大的满足了群众的需求。

散曲通俗性与包容性的特点,又将人们普遍熟悉的口语、方言、俚语和俗语吸纳进来,使得语言通俗晓畅,渐近“言文一致”。

这种通俗的语言不但适于传唱,而且更利于在广大群众中的推广,让文学语言又回归到群众之中。

　　胡适曾言:

“文学革命至元代而极盛,其时之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

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现。

倘此革命潮流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遭前后七子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已成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可无疑也。

……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

”显然胡适也是着眼于语言上论断元曲的地位和价值的,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参考资料:

　　1.梁扬、杨东甫:

《中国散曲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7月。

　　2.王星琦:

《散曲语言对正宗文学语言的偏离》,《南京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

　　3.王广超:

《论元代散曲语言配置形态及其影响》,《作家文学研究》,2008年第4期。

　　4.陈爱华:

《摭谈关汉卿散曲的语言特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2009年9月。

　　5.李迎新:

《论元代散曲的语言特色》,《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7年7月。

　　6.姜汪维、龙晓滢:

《论元散曲中恋情类作品的语言表达方式》,《中国古代文学研究》,2007年第1期。

　　张鲁明,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教师,主要从事语言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