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粉色字为不确定读音的字浙江博物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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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粉色字为不确定读音的字浙江博物馆
越地长歌第四单元
1、唐钱镠金书铁券
铁券是历史上皇帝颁赏赐给臣子的信物和凭证，是外形如筒瓦状的铁制品，其上信词用金填写，又称“金书铁券”。
钱鏐是吴越国的开国者，曾倍受唐王朝恩宠，昭宗乾宁二年（公元895年），为朝廷平定节度史董昌在越州的叛乱，昭宗于乾宁四年（公元897年）特赐铁券以示嘉奖。
该铁券横52厘米，纵29.8厘米，厚0.4厘米，上嵌金字楷书333个，现仅存100余字。
券文中有“卿恕九死，子孙三死”一句，故俗称“免死牌”。
铁券曾几经周折，最终为钱氏后裔所藏，并于20世纪50年代初捐赠给浙江省博物馆。
1959年铁券被移交给国家博物馆收藏。
现陈列展示的是其复制品。
2、唐“官”款白瓷花口盘
吴越国王钱鏐的父亲钱宽死于唐乾宁二年（公元895年），光化三年（公元900年）归葬临安明堂山。
钱宽夫人水邱氏，死于唐末天复元年（公元901年），也葬于同处。
两墓中出土了很多精美的“官”款白瓷。
人们根据窑址的考古调查资料，认为这些“官”款白瓷的产地在安徽。
“官”款瓷器在河北、辽宁、内蒙古、、湖南、浙江、陕西、河南等地陆续出土，五代宋初是其烧造的鼎盛期。
“官”款之“官”字，是窑工对节度使和州府一级官府的称谓，在瓷器和窑具上刻“官”字，是为了将官方订烧的瓷器与其他商品瓷加以区别。
“官”款瓷器一部分供朝廷使用，其余的则为达官贵族所拥有。
这件“官”款白瓷花口盘出自钱宽墓，高3.5厘米，口径14厘米。
口沿为十瓣花口，浅腹矮圈足，外底心草刻“官”字。
3、五代越窑“秘色瓷”龙纹罂
钱元瓘，吴越国第二代君主，他的墓中出土的均是制作工整的青瓷，这批青瓷应属于越州秘色瓷。
所谓秘色瓷是指碧玉般的青瓷，秘（bì）（第四声）色是碧色的同意词。
现陈列的瓷罂是秘色瓷中的精品之作，出土于杭州玉皇山五代天福七年（公元942年）钱元瓘墓中，残高29.5厘米。
瓷罂圆肩深腹，圈足外撇，肩颈部安对称双股双腹系，器身浅浮雕双龙戏珠，周绕云纹。
造型浑厚庄重。
通体施青绿色釉，釉层匀净润泽。
出土时龙鳞上残附着三片金箔，这印证了文献中所谓“金银陶器”和“金棱秘色瓷器”的有关记载。
4、五代越窑委角青瓷方盘
这套方盘出土于杭州玉皇山钱元瓘墓中，釉色精美，造型新颖，也是秘色瓷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盘口边长12.7厘米，底边长13厘米，高6厘米。
盘呈委角正方形，敞口，平底，下承委角须弥座式圈足。
座四壁每面饰一起线捆门，并镂一水滴形孔。
同墓出土数件，可单件使用，也可套叠组合，又可称“套盘”。
5、五代錾花银盂
这件吴越宫廷洁具出土于临安市板桥，通高23.1厘米，口沿宽24.3厘米，底径9.5厘米，重619克。
器物大盘口，小球腹，分别錾刻云中飞鹤和缠枝牡丹团花各四组，团花之间填以双叶花朵。
此器器形乖巧，工艺精致，反映了吴越国银器加工工艺的高超水平。
6、五代吴越《宝箧印陀罗尼经》
吴越国末代国王钱（弘）俶（chù）曾于后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北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北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三次主持雕印《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每次皆言印“八万四千卷”，虚指印经数量之多。
《宝箧印经》实物为小幅经咒，卷首前刊刻题记，次为扉画“礼佛图”，之后为经题、经文，图文并茂。
这卷北宋乾德三年印本是1971年绍兴市区物资公司工地出土，原藏于同出的钱俶于同年铸造的铁阿育王塔内，此卷保存完整，全卷长182.8厘米，卷端题“吴越国王钱俶敬造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永充供养（永充供养四字连读）时（时单读）乙丑（公元965年）岁记”，此卷字体精美，用纸洁白，扉画清晰，印刷上乘，是吴越印本佳品。
7、五代吴越钱镠、钱弘俶批牍合卷
吴越二王批牍合卷分别是钱镠发给崇吴禅院长老（长老连读）僧（僧单读）嗣匡（嗣匡连读）的牒文及钱俶批字的宝庆寺僧崇定上奏的表文，二件文书合装成一手卷，1959年由象山钱氏后裔钱渭昌捐献给国家，今藏浙江省博物馆。
钱镠批文发于五代后梁龙德二年（公元922年）十二月，纵29.4厘米，横75厘米，内容是褒奖嗣匡在主持崇吴禅院期间的功绩。
钱俶批文写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闰七月，纵30厘米，横26厘米，内容为批准宝庆禅院动用寺院周围树木用以修缮、扩建禅院。
合卷卷首有程应魁所题“钱王手泽”四字，卷尾有抄录的钱尚德、钱直孺等题跋24处。
这二件文书上留有钱镠与钱俶的签名花押，是两位善于书法的吴越国王留在世上极为罕见的墨迹，同时这二件文书也是研究吴越国佛教的重要史料，弥足珍贵。
8、吴越钱镠63岁告水府文银简
吴越国王钱镠曾下令在“洞府名山遍投龙简”，以祈求“风雨顺时军民乐业”。
杭州西湖、绍兴鉴湖、苏州太湖等地曾经陆续发现吴越国王钱镠、钱元瓘、钱弘佐、钱弘俶的银简，为研究吴越国的历史、社会、风俗提供了实物史料。
现陈列的钱镠63岁告水府文银简是1957年疏浚西湖时发现的，当时是以金龙作驿使投递告文的。
1、南宋“建炎后苑造作之印”
南宋初期印印文有少数加“行（xíng）在”或年号。
《宋史·舆服志》记载，靖康之难，宋室“南渡之后，有司印记多亡失，彼遗此得，各自收用，尚方重铸给之，加‘行在’二字，或冠以年号以别新旧”。
这方南宋官印就是此类印，方形，边长5.6厘米，高1.4厘米，印文为九叠篆“建炎后苑造作之印”，“建炎”二字为宋高宗的年号；背款“少府监铸”，指明铸印机构，少府监是北宋管理宫廷手工业的官署，也管铸印，南宋后归属文思院。
后苑造作所，属入内内侍省，掌制造宫廷及皇属婚娶名物。
少府监的主要职事巳划归文思院和后苑造作所。
3、宋徵州修城砖
北宋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十月，方腊在青溪县帮源峒（dòng）（今淳安县叶家公社洞源里村）首举义旗，点燃了北宋末年农民起义的燎原烈火，建立了“永乐”农民革命政权，威镇东南半壁。
起义军在宣和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攻克歙州，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五月十六日重被宋军占领，五月二十四日北宋王朝改歙州为徽州。
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知州卢宗原于旧州城修筑罗城,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完工。
卢宗原特别烧制了这种十一斤重的城砖，纵38.1厘米，横18.7厘米，厚5.8厘米。
砖上印有76字铭文，文为：
后唐石埭洞贼方清破陷州城，次年秋始平。
至大宋宣和庚子，威平洞（威平洞三字连读）贼（贼单读）方腊窃发，攻陷徽州，烧劫净尽，盖缘城不壁修。
至壬寅年，制砖缮完，可保永固。
异时微有损圮，宜加补治。
直猷阁领郡事卢记。
铭文中也记录了唐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正月苏州方清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打歙州，永泰二年（公元766年）五月十七日，官军攻破义军坚守的歙州石埭城的一段历史。
砖背面凿长方形砚池，在流传过程中曾作砚台使用。
这块修城砖是研究方腊起义及徽州城建历史的珍贵资料。
1、宋马远台榭侍读图纨扇
马远活动于南宋光、宁朝（公元1189——1224年）前后，字钦山，杭州人，祖籍山西永济。
擅人物、花鸟，而以山水名世。
所作山水，多以一角半边小景表现无限空间，人称“马一角”。
此图绢本设色，纵23厘米，横23.6厘米，图中画临江台榭，巍峨耸立，台上有人读书，另有侍者数人。
山中古树盘曲桠杈，剩余画面留白，以表现寥廓的江天。
书法严谨，一丝不苟。
画左下角署有“马远”款。
2、宋夏圭山阴萧寺图纨扇
夏圭活动于南宋宁宗朝（公元1195——1224年）前后，字禹玉。
杭州人。
工人物，擅山水。
取景以半边一角表现广阔空间，有“夏半边”之称。
此图绢本设色，纵25.8厘米，横27.3厘米，图中画远山烟雾，寺院萧森，古树参天的园林小景。
山水布置精当，皴法苍古而简淡。
传此画为夏圭作。
画上方钤朱文方印“怡亲王宝”。
朱家溍捐献。
3、郊坛下官窑乌龟山窑址标本
郊坛下官窑是南宋朝廷设立的窑场，位于杭州乌龟山西麓，宋人顾文荐的《负暄杂录》名其为“官窑”，咸淳《临安志》谓之“青器窑”，今人则将它称作郊坛下官窑。
据宋人赵彦卫的《云麓漫钞》的记载分析，此窑约设立于宋宁宗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或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窑址出土标本的热释光测定结果与之吻合。
所烧器物以灰胎、黑胎乳浊厚釉青瓷为主。
兼烧少量陶质祭器。
部分制作精致的青瓷器堪与内窑青瓷媲美。
4、一组南宋官窑陶祭祀器残片
南宋官窑是宋室南迁后为为朝廷烧造陶瓷器的窑场的统称。
近年杭州的密渡桥、河坊街、中河路、万松岭等地陆续出土了一些南宋陶器残件，器型有贯耳壶、觚等，这些土黄色陶器残片质地细腻，胎体中部呈灰黑色，器表大都模印繁缛的饕餮纹、夔龙纹和雷纹等，它们是根据朝廷的特殊需要而定向生产的陶质祭器。
陶质祭器一般用于天地二郊，即礼家所谓“扫地而祭，其于质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宋代陶质祭器出现于五代纷乱之后，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高宗锐意复古，祭器改制时烧造大量的陶质祭器，在宋代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陶质祭器的使用在高宗绍兴中期到达鼎盛。
5、南宋“建宁军节度使之印”
宋印刻款大概是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年开始，均施于印背两边，左边刻铸造机构，右边刻铸造时间，也有的印章仅刻铸造年月而不刻铸造机构，印钮顶部多刻“上”字，以指明钤印的方向。
这方铜印是典型的宋印，出自杭州半山韦谦墓中，是韦谦的官印。
印方形，矩形把手，边长5.9厘米，高5.4厘米，印文为九叠篆“建宁军节度使之印”，北宋太宗端拱元年（公元988年），于建安县设建宁军节度使，统辖闽北部西部七县；背款“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文思院铸”，顶款“上”。
韦谦，开封（今属河南）人。
宋高宗母韦太后之侄。
高宗朝为建康军节度使，除太尉，封开国公。
由此印可知韦谦在高宗朝也曾为建宁军节度使，可补史料之阙。
《宋史·舆服志》：
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诏自今臣僚所授印，亡殁并赐随葬因而行用者，论如律”，这是赐官印随葬的规定。
此印出自韦谦墓中正可印证这条记载。
6、南宋建炎四年款“宣抚处置使司随军审计司印”
宋代高、中品级官员的官印都由中央统一铸造，官印的称谓依官职品级的高低而有“印”与“记”之分，《宋史·舆服志》云：
“监（jiān）司、州县长官曰印，僚属曰记，又下无记者止令本道给以木朱记”。
低级地方官吏印信可由地方机构镌刻和颁发，道一级行政机构有权给其隶属小官颁发木质官印。
这方杭州西湖出土的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款的“宣抚处置使司随军审计司印”，由印文看，此印是由地方机构铸造和颁发的，但此印铜质而非木质，称“印”而不称“记”，不合宋代印制。
此印铸于建炎四年二月，即宋高宗因金兵大举南下，出奔东海返回越州之前所铸，实为罕见。
对于这一情况，可有两种解释：
一是南宋初年，时局动荡，政令不行，个别机构擅自越权为下属铸印。
二是因统一铸印不便，朝廷允许一些机构暂时便宜行事的结果。
7、宋练鹊衔蜻蜓玉饰
这对玉饰采集于杭州文三街，长6.9厘米，高4厘米。
玉饰双面纹透雕，羽冠略翘，尾羽飘逸，双翅舒展，蜻蜓肢节、眼、翅刻划逼真，造型生动，线条流畅，是一对精妙绝伦的玉器精品。
3、元陶骑马俑
这件陶骑马俑是杭州涌金派出所所在地出土，通高8.3厘米。
勇猛骄悍的蒙古骑兵跨坐战马之上，左手提缰，右臂腋下夹宋兵战俘，昂首挺胸，面带胜利者的微笑。
表现的正是元兵南下，一统中原，胜者王侯败者寇的气概。
4、元铜火铳
火铳是中国元代和明代前期对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通称，有时又称火筒。
火铳是中国古代第一代金属管形射击火器，它的出现，使火器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火铳以火药发射石弹、铅弹和铁弹，是在南宋长期使用的各种火枪的基础上，随着火药性能的提高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是元明时期军队的重要装备。
火铳用铜或铁铸成，铜铸较多。
由前膛、药室和尾銎构成。
通常分为单兵用的手铳、城防和水战用的大碗口铳、盏口铳和多管铳等。
这件元铜火铳系黄铜合铸，1955年杭州西湖疏浚时出土，全长56厘米。
5、元铜八思巴字官印
元官印统一由中书礼部铸造，使用的文字有汉字和八思巴字两种。
汉字印多出现在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以前。
至元六年，元世祖命国师八思巴创制八思巴字颁行天下。
从此以后元官印便以八思巴字为主。
元八思巴字官印的特点是，印钮继承宋官印钮式——橛钮，但比宋官印的橛钮较高。
印面尺寸也增大，一般为6-8厘米见方。
印文为八思巴字篆体，也模仿汉字九叠篆采用叠篆的形式。
印背有刻款，形式与宋金官印不同，一般是印背右侧刻八思巴字印文的汉字对译，左侧刻铸印的年月和铸印机构。
这方元八思巴字官印通高6.3厘米，边长7.2厘米，汉文意为“管军千户印”，为中书礼部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五月日造。
6、元“皇庆元年”铜权元“大德四年”铜权
元代立国时间不长，前后只有九十多年，加上是少数民族蒙古族所建，所以遗留下来的文物不多，而有明确纪年的元代文物更是难得一见。
权，即秤锤，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计量工具，无论手工业或是商业活动中经常要用到。
元代度量衡器的标准。
都是由政府统一制定并颁布实施的，铜权的生产受各地地方政府监督并校勘。
本馆藏有数量不少的元代铜权、铁权，形状基本为覆钵圆塔式，其中元“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铜权、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铜权、元“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铜权、元“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铜权等有明确纪年的铜权是研究元代度量衡制度及其商业状况的珍贵的实物资料。
1、宋仿商铜尊
中国的青铜时代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
青铜器中的礼器无疑就是三代时形成的礼制的最好载体，这对于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深远，以至后世有仰先贤文化，慕三代遗风的复古风潮。
宋代好古，特别是徽宗、高宗两朝，对三代的向往，以仿制三代实物明志，达到亦步亦趋的程度，主要是仿制用于国家宗庙祭祀的青铜礼器，鼎力打造“新成礼器”。
杭州环城西路武林门城墙下曾经出土一批尊、蒜头壶、贯耳壶、爵、鼎、钫等仿商青铜器。
这件仿商铜尊通高29.5厘米，外表在雷纹上饰有叶脉纹、兽面纹，造型庄重典雅，风格神秘繁丽，与徽宗在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仿《博古图》中商代祖戊尊重制的宣和山尊颇为神似，宣和山尊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1、南宋龙泉窑青瓷鬲式炉
南宋至元代是龙泉窑发展的极盛时期。
此时龙泉窑品种丰富，专以造型和釉色取胜。
日常生活用瓷应有尽有。
新出现了大量仿制古代铜器和玉器的琮式瓶、贯耳瓶、鬲式炉等器皿。
鬲式炉始烧于宋代，仿商周铜鬲的式样制作，是焚香用具，南宋时期来自海外的香料很多，焚香的风尚盛行，各种焚香用具应运而生。
这件龙泉窑青瓷鬲式炉制作工整，造型优美，釉色青碧，釉层厚润，炉肩、腹部凸棱，以“出筋”这种装饰手法来美化器具。
2、南宋龙泉窑“河滨遗范”款青瓷碗
龙泉窑常用压印文字的方法来美化瓷器。
“河滨遗范”四字中的“河”指的是黄河，范就是模子。
《周礼·考工记》云：
“有虞氏上陶”。
有虞氏是远古部落的名称，该部落居于蒲坂（今山西永济蒲州镇），五帝之一的舜为其领袖。
因有虞氏部落崇尚陶器，故后世便有“舜陶河滨”之说。
龙泉窑的工匠用“河滨遗范”四字来激起人们的怀古幽情，真可谓妙极。
3、南宋龙泉窑青釉堆塑龙瓶
龙瓶是冥器，俗称“蟠龙瓶、招魂瓶”。
出土资料证明，龙瓶与虎瓶通常成对随葬，习惯上称它们为龙虎瓶。
用龙虎瓶随葬，祈祷冥福灵魂安宁升天，护佑子孙风调雨顺，长命富贵。
瓶的形式多种多样，装饰手法和纹样也丰富多彩。
龙虎瓶上堆塑的各种飞禽小兽，生动活泼，艺术价值高。
4、南宋龙泉窑五管瓶
五管瓶是宋代浙江青瓷中常见的器型，因腹部伸出五支圆管而得名，以龙泉窑产品最为著名。
这类器物造型奇特，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情趣。
龙泉地区自北宋起便常在墓葬中出现多管造型的随葬用器。
五管瓶或是受这种多管瓶造型习惯启发的产物。
至于五管瓶的用途，是生活用品、装饰品或随葬品，仍存在不同的看法。
这件五管瓶是宽矮式的小口瓶，瓶口为蕈状脣，十分精致，五管直接安在肩部，比北宋时期的龙泉窑多管瓶流短而又呈圆形，短直流，管内中空，与腹相通，腹壁削刻重瓣上仰的莲瓣纹，莲瓣中稜突起处成「出筋」现象，闪灰青色厚釉，全身布满纹片。
这件五管瓶通高10.1厘米，口径2.3厘米，造型典雅，体态优美，实属一件艺术精品，美不胜收。
相似的作品也见于四川遂宁南宋中期的窖藏和韩国新安海底的元代沉船中。
5、元龙泉窑青瓷舟形砚滴
南宋至元代，龙泉窑进入了它的全盛期，产品量大质优，造型奇妙之器时有所见，舟形砚滴便是其中一种极具审美价值的文具。
这件龙泉窑舟形砚滴龙泉县上严儿出土，高9.1厘米，通体施接近水天之色的滋润厚釉，舟的一端开有滴水的小口，船舱内一对情侣在窃窃私语，船舷上一位艄公欲取船篷上的斗笠，这俨然是春季江南水乡雨天的情景，它令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唐人韦庄的《菩萨蛮》词：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这种充满诗情画意的舟形砚滴，南方人拥有了它，便会愈加依恋眼前的山山水水，而北方人端详摩挲着它，心中更会增添几分对江南旖旎风光的憧憬。
6、元龙泉窑青瓷龟荷纹碗
五代北宋越窑和元代龙泉窑等瓷器上常见的龟荷纹，源于《史记》的“龟千岁乃游莲叶之上”的记述。
古人认为这种龟“能导引致气，有益于助衰养老”，它“千岁乃满尺二寸。
”而龟荷纹中的龟，从比例上看却要小得多。
宋人范成大的《吴郡志》记载：
“咸平元年夏四月，崑山县有渔妇李氏，张罾河上，得一白龟，如钱大，其色玉莹，朱眸电尾，宫画粲然……按孙氏〈瑞应图〉云：
‘龟千岁，巢莲叶之上。
’是龟之质，固可巢于莲叶。
而其出也，又将以应于千岁之运乎”。
据此可知，瓷器上所饰的正是这种“小型化”了的具有更神奇功能的龟。
7、元龙泉窑缠枝牡丹纹双耳瓶
元代龙泉瓷器的装饰饰技法达到了中国青瓷装饰史上登峰造极的程度。
各种技法在元代瓷器上几乎都有运用，除传统的刻花、划花、印花、贴花、铁褐点彩等技法外，还新创了露胎贴花、露胎印花、铜红点彩、镂雕等技法。
这件元龙泉窑缠枝牡丹纹双耳瓶通体罩一层肥厚温润的豆青色釉，造型端庄，胎体厚重，是元代典型之器。
颈部装饰龙首衔环。
腹部用模印贴花技法，装饰缠枝牡丹，线条流畅，层次感强。
胫部刻饰仰莲瓣。
1、南宋“仪凤桥湖州石三”
湖州镜是宋代最流行的铜镜种类，始于北宋中晚期，盛行于南宋初期和中期。
据目前发现的考古资料看，带有铭款的湖州镜，绝大部分出于南宋的墓葬。
宋代商业繁荣，铜镜业竞争激烈，为防止冒牌和区别其它铸镜者，受欢迎的铸镜者和商铺往往在铜镜商标铭记上冠以“真”或“真正”的字样和镜铺具体地址。
这面八瓣葵花形湖州镜镜铭为“湖州仪凤桥南酒楼相对石三真青铜照子”。
据嘉泰《吴兴志》载：
“仪凤桥在湖州府治西南，唐仪凤中置，因年号名也。
解放后，在桥边河床旁的泥土里发现许多铜渣屑，据专家推测可能与古代铸镜有关。
2、南宋“湖州真石家念二叔”铜镜
宋代湖州石家镜倾销全国，产量之大为全国之首。
湖州石家镜中以“念二叔”和“十五郎”镜为最多，镜铭多为“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湖州石十五郎真炼铜照子”等。
“念二叔”和“十五郎”是宋代铸镜名师，铸技精良，其子孙开设镜铺都用父名标榜以招揽生意。
铭文中不仅标明了品牌，而且还注明了店铺的地址，甚至于还有点现代市场营销的广告意味，以正宗湖州铜镜为荣。
当时石家镜的店铺就设在仪凤桥南堍。
6、南宋绍兴辛巳刻本《道川禅师金刚经颂》
宋代雕版印刷技术成熟精湛，印刷事业发达昌盛。
北宋时杭州就已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
南宋建都杭州，一时良工云集，杭州遂成为当时印刷业最盛之地。
杭州刻本以字体方整、刀法圆润、校勘精准等诸多优点而成为宋版中最好的本子。
杭州印刷业的繁荣又影响带动了其他两浙地区。
温州也是当时刻书业兴盛发达的地方，刻印的佛经也是宋版精品。
1960年丽水碧湖宋塔中出土的七卷刻本佛经均单线版匡，体现了早期刻版的特点，卷本用墨精良，刻印精工，俱是印版精品，体现了当时的印刷成就，是研究早期印版书的经典实例。
《佛说观世音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金光明经》、《大方广圆觉经》等这四卷为五代吴越末期杭州刻本，北宋晚期或南宋初期重印，而《金光明经》更是“宋元二本俱无此经”的稀见之本。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北宋初期或太宗（公元960—997年）时刻本，并且是初印本，版式宽阔，字大疏朗，浓墨如漆，有官刻之风，从这卷印经可见北宋早期刻本字体俊俏秀丽、字形瘦劲有角等特点。
《金刚经颂》为南宋绍兴辛巳（公元1161年）刻本。
《佛顶心陀罗尼经》是南宋孝宗时（1163—1172年）刻本。
1、五代飞霞寺铜塔
飞霞寺铜塔出土于天台国清寺附近，是一座单层重檐仿木构建筑的方形小塔，通高42.5厘米，塔身四面开龛镂刻“西方三圣”题材，基座底部边沿两侧镌刻“（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岁次己（读挤）亥六月，再舍入飞霞寺，永充供养。
吴越国王记。
”的造塔题记，可知此塔是吴越国第二代君主钱元瓘发愿铸造的。
五代时上承唐风，从飞霞寺铜塔四平八稳的造型、粗犷豪放的线条尚可寻唐代建筑中刚健宏伟的气势。
2、五代吴越铜阿育王塔
阿育王塔是五代时吴越国王钱（弘）俶效仿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故事而铸造的一类小塔。
这类小塔相传作藏经之用，中藏《宝箧印陀罗尼经》，故又可称“宝箧印经塔”。
金涂塔乃是因其外表涂金所得的俗称。
这类小塔为方形单层塔，乃仿宁波鄮县阿育王寺释迦舍利塔而铸，是异域佛塔的造型。
诸塔的形制大同小异，塔身均模铸（或镂刻）摩诃萨埵舍身饲虎、快目王舍眼、尸毗王割肉贸鸽、月光王施宝首等四则佛本生故事，惟山花蕉叶上模铸（或雕刻）的内容有别，大部分只是简单地装饰坐佛和护法力士，少部分装饰佛传故事。
阿育王塔的制作材料就目前所见仍以铜、铁等普通金属铸造最多，雷峰塔地宫出土的内奉“佛螺髻发”的鎏金银阿育王塔以及天宫出土的内置金舍利瓶的银阿育王塔是目前仅见的两座银阿育王塔。
由阿育王塔上的造塔题记铸铭可知，钱俶主持造塔主要是集中在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和北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完成的。
1957年金华万佛塔曾一次性出土十五座阿育王塔，是历年来发现阿育王塔数量之最，并且全部藏于本馆之内，是集中研究五代吴越阿育王塔的宝贵资料。
3、北宋金书《宝箧印陀罗尼经》、北宋银书《妙法莲华经》
1966年瑞安慧光塔内出土了很多写本佛经，佛经书写良莠不齐，从保留下来的写经题记可知供养人多为寺僧、平民等，真实地反映了宋代佛教深入民间，向世俗化发展的概貌。
当然此中亦不乏精品，精者用纸坚白，书写工整，封套金书题签，包首内外金绘团花、草叶、蝴蝶等图案，更有耗巨资写就的通篇金丝栏金书《宝箧印陀罗尼经》、金丝栏银书《妙法莲华经》等。
以金银承写佛经，可谓不惜工本，并且书写庄严考究，尤其珍贵，特别是精心缮写在瓷青纸上的泥金、泥银写经金碧辉煌，异常精美。
这卷金丝栏金书写经，全卷长650厘米，以檀木为轴。
经卷里外均金绘花卉。
以泥金写《宝箧印陀罗尼经》，经文后无题记。
出土时供养在识文描金檀木经函内。
这卷金丝栏银书写经，全卷残长683厘米。
以泥银将《妙法莲华经》精心缮写在瓷青纸上，佛、菩萨、世尊、如来等字皆金书。
卷尾有大宋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的题记。
4、北宋彩塑泥太阴天子立像、北宋彩塑泥观音坐像、北宋彩塑泥菩萨立像
1965年温州白象塔内一次性出土了四十二身北宋彩塑泥造像。
这批彩塑造像题材丰富，形态毕肖，敷彩描金，精彩绝伦，极具绚烂之美。
彩塑其材料易于造型，更适合表达宋代写实的造像风格，因而彩塑成为宋代流行而普及的一种造像形式。
宋塑是以世间人物为模本来塑造佛像，着力表现世俗社会的审美倾向，塑像人体结构把握准确，肌肤柔润匀称，衣纹写实简约。
这批彩塑造像充分体现了宋塑的典型特征，同时其制作工艺也体现了“瓯塑”的地方特色，的确是宋塑的典范之作，泥塑中的珍品。
其中彩塑泥菩萨立像、彩塑泥观音坐像、彩塑泥太阴天子立像等三尊造像藏于本馆内，被奉为国宝。
5、北宋鎏金舍利瓶银龛
这件独具匠心的佛教艺术品是1966年瑞安慧光塔出土，通高10.3厘米，重68.2克。
金瓶内贮舍利，瓶身上阴刻题记“冲汉舍（是读三声）瓶，道清舍（是读三声）金”。
瓶外覆鎏金银龛，下连基座，造型奇巧新颖，纹饰富丽繁密，制作精工细致，基座上攒刻北宋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的施主题记。
6、北宋玲珑银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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