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第三章古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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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三章古诗

第三章古诗

学习提示：

本章的内容是叙述古诗的发展历程和总体面貌，包括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

五言古诗兴起于东汉以后，《古诗十九首》是五言古诗的第一个高峰。

魏晋南北朝是五言古诗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作家众多，风格多样，而以陶渊明成就最为突出。

唐代以后五言古诗屡经变迁，杜甫作为承前启后的诗人，其创作构成了五言古诗的第三个高峰。

七言古诗的出现虽与五言古诗差不多同时，但兴盛较晚，鲍照是第一个大力写作七古的诗人。

唐代以后，七言歌行名家辈出，而以李白成就最高，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

唐代的杜甫、韩愈、白居易，宋代的苏轼、陆游，金代的元好问，在七言古诗方面均有特出成就。

古诗，即古体诗，是相对唐代兴起的近体诗来说的。

与近体诗有严密的格律限制不同，古诗在格律和句式上都无严格要求。

根据每句字数的不同，古诗可以分为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

关于古诗所包括的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分法。

广义的古诗，包括了四言诗、乐府诗、楚辞、五古、七古、杂言古等体裁。

狭义的古诗，则仅仅包括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

之所以把《诗经》、楚辞、乐府诗排除在狭义的古诗之外，是因为这几种诗体各有其特殊性，不宜与五古、七古相提并论。

本章所说的“古诗”，指狭义的古诗。

另外还有几种情况需要注意。

一是齐梁时代一部分诗的归属问题。

由古体诗到近体诗，齐梁是一个过渡期，其中一部分作品，注重声律、对偶，已经具备了律诗的某些因素。

但律诗的真正确立是在初唐。

基于这一事实，我们仍将齐梁时代的这部分诗视为古诗。

二是歌行体的归属问题。

歌行体是受乐府诗影响产生的一种诗体，通常以五、七言为主，间以杂言。

按照惯例，凡唐以前的这类作品，仍归入乐府诗。

在唐代七言诗兴盛的背景下，这类诗中七言诗甚多，通常称为“歌行”或“近体歌行”，分类时一般归入七言古诗。

如李白的七言歌行《梁甫吟》、《乌夜啼》等，虽用乐府旧题，仍可归入古诗。

杜甫的“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等新题乐府，也往往归入五古或七古。

只有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一类作品，才很少被归入古诗。

但也有另一种情况。

在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产生以后，一部分学者以“即事名篇”、讽喻时事作为“新乐府”的基本特点，认为杜甫的“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等诗也符合这个标准，因此往往将它们归入“新乐府”范畴。

对于这种诗体分类中的复杂情形，我们应有适当的了解。

本书在古诗和“新乐府”中都提到了杜甫的这些作品，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第一节五古：

从《古诗十九首》到庾信

五言古诗，即每句为五字的古诗，是汉、魏时期形成的一种新诗体。

它是中国古典诗歌长期发展的产物。

一、五言诗的渊源与形成

虽然五言句式在《诗经》中就已出现，但五言古诗作为一种诗体则是产生于汉代。

西汉武帝时期的乐工李延年曾经写过一首歌：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又如《汉书》中记载的《戚夫人怨歌》（《吕后传》）、《邪径》（《五行志》）、长安之歌（《尹赏传》）等民间歌谣，在形式上已粗具五言体式。

东汉时期，乐府民歌中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五言之作，如《孔雀东南飞》、《陌上桑》、《上山采蘼芜》、《十五从军征》、《江南》、《艳歌行》、《长歌行》、《陇西行》等。

由于五言诗在句式容量、节奏和表现力等方面比四言诗更为优越，在西汉末东汉初开始引起文人的注意。

关于文人创作五言诗的起始，曾有过苏武、李陵、班婕妤等多种不同说法，但六朝时人刘勰就已指出：

“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

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

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

”（《文心雕龙·明诗》）目前比较可靠的说法，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是东汉史学家班固的《咏史》。

诗叙汉文帝时孝女缇萦上书救父故事：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

太苍令有罪，就逮长安城。

自恨身无子，困极独茕茕。

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

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

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

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

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全诗平铺实叙，不假雕饰，因而在艺术上被认为“质木无文”（钟嵘《诗品序》）；然而从体式上看，全诗十六句，从头至尾已完整运用上二下三的五言诗典型句式，是一首典型的五言诗。

班固之后，五言诗渐兴，张衡、秦嘉、郦炎、赵壹、蔡邕、孔融等人都有五言诗传世。

按照钟嵘的说法，在汉末魏晋时期，五言诗已“据文词之要”（《诗品序》），成了当时文坛的流行诗体。

二、《古诗十九首》与五言古诗的体制特点

在文人创作的五言古诗中，产生于东汉中后期的《古诗十九首》被认为是其最高典范。

《古诗十九首》最早出现在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卷二十九“杂诗”类，部分作品曾被认为是枚乘所作（《玉台新咏》卷一），但此说常受质疑。

从十九首诗作的内容来看，大约都是下层文人的创作，包含了中国诗歌传统中相互交错的两大主题——游与思，而其表现的重心则在于浪子之游和怨妇之思，在风格和语言上保留了乐府民歌真率、朴素的传统。

浪子之游，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建立功业，追求显达。

《今日良宴会》写道：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

”人生短促，追求富贵，摆脱苦辛，是许多人向往的生活。

然而反观自己，却是四处漂泊，衣食无定。

虽说是“良宴会”，仍不免油然而生感愤之情，更何况还有知音难遇的惆怅和挥之不去的乡思。

感叹知音难遇，如《西北有高楼》：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抒发缠绵的乡思，如《涉江采芙蓉》：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因而即便是明月皎皎的长夜，也不禁发出“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明月何皎皎》）的感喟。

浪子远游，虽然有知音难遇的感喟，怀乡思人的惆怅，却也有“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青青陵上柏》）、“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东城高且长》）的欢愉与放纵。

然而对于留在家中的妻子来说，有的只是无尽的思念和等待。

游子、思妇的主题，在《诗经》中就已存在。

如《王风•君子于役》写妇人思念久役于远方的丈夫：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

”久役无休，归期不定，思念之情尤显真切。

《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尽管心态各异，时而有“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行行重行行》）的苦叹，时而有“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青青河畔草》）的牢骚，但盼望游子早日归家的心情却始终如一。

作为成熟的五言古诗，《古诗十九首》在语言和艺术上均有很高成就，钟嵘称其“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诗品》卷上），刘勰标举为“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明诗》）。

从中也可以看出五言古诗体制上的一些特点：

一、句数不限；二、是否对仗没有严格要求；三、不限平仄；四、用韵自由。

唐代以后，随着律诗的兴起，古诗在体制上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故意与律诗格律相背，多用拗句，不拘粘对，在声律上往往使用“三字尾”（仄平仄、仄仄仄、平仄平、平平平）；二、律化情形十分普遍，被称为“入律古风”，多出现在七言古诗当中。

三、曹植：

第一个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言古诗获得了很大发展，产生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诗人。

其中，曹操之子、曹丕之弟曹植可以说是第一个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

“三曹”之中，曹植文才最盛。

谢灵运曾经这样评价曹植：

“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宋佚名《释常谈》卷中）曹植文学创作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他的个人性情以及政治上的失意有很大关系，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正如刘勰所说：

“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

”（《文心雕龙·才略》）

曹植现存的九十多首诗一半以上是五言诗。

从风格上说，前期豪迈奔放、慷慨激昂。

如以游侠为题材的《白马篇》，以英侠自诩，那种“名编壮士籍”、“视死忽如归”的气概，表达了诗人建功立业的豪情。

黄初元年（220年）以后，随着曹操去世、曹丕继任魏王，曹植与其他诸王受到迫害和打压。

在这种环境中，曹植的诗在格调上趋于哀婉深沉，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赠白马王彪》。

诗分七章，是曹植与异母弟白马王曹彪朝会后返回封地途中的赠别之作。

诗末章写道：

苦辛何虑思？

天命信可疑。

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

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

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

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

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

曹植的诗中存有不少以游仙为题材的作品，如《仙人篇》、《五游咏》、《游仙诗》、《远游篇》、《升天行》等，然而在“变故在须斯”、“离别永无会”的现实面前，一切都只能是虚无缥缈的幻想，作者不由发出“天命信可疑”、“松子久吾欺”的感慨。

曹植后期作品中充溢的悲愤苦闷心情，也反映在他那些以思妇、怨女自喻的作品当中。

如《七哀》：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

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

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

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

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

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

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

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诗写思妇怀念远行游子，沉郁哀怨之中含有责备之情。

这首诗的题材虽与汉乐府相同，但在风格上有明显的文人化倾向，更加注重文辞的雕琢。

因此，钟嵘评其诗云：

“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诗品》）

曹植的五言诗历来评价很高。

钟嵘认为：

“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

”（《诗品》）明人胡应麟则认为他的《鰕䱇篇》、《远游篇》等作，是左思、郭璞、阮籍、陆机等人作品的渊源所自，并说：

“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

”（《诗薮》内编卷二）

四、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年辈早于曹植、主要活跃在汉献帝建安时期（196~220年）的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七人，史称“建安七子”。

其中以王粲成就最高，刘勰誉之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

王粲于建安十三年（208年）归顺曹操，今存诗二十三首。

作为生活在东汉末年的诗人，加上曾经流落荆州等地，对于汉末战乱给社会造成的破坏感受尤为深切。

代表作品有《七哀诗》三首，第一首尤其著名：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诗纪王粲初平三年（192年）避难荆州途中所见所感。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两句，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表现得淋漓尽致。

沈德潜称之为“杜少陵《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之祖”（《古诗源》卷五）。

东汉末年，“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心雕龙·时序》）。

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人，面对社会动荡、生民困苦的现实，既流露出人生苦短的哀叹，又表现出建功立业的信念和慷慨悲壮的气概。

曹操的《短歌行》、《步出厦门行》等，可以说是建安精神的典型表现。

刘勰概括这一时期诗歌的特点，“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文心雕龙·时序》），准确道出了“建安风骨”的核心内涵。

建安、黄初以后，尤其是到了魏齐王正始时期（240~249年），受政律苛严、玄风盛行等因素的影响，诗歌领域兴起了一股以抒发个人忧愤为主的风尚，词旨渊永，寄意遥深，慷慨之气渐少，感嗟之词日多，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谓的“正始之音”。

其中的代表人物为“竹林七贤”，而阮籍、嵇康尤为杰出，宋人严羽称其诗为“正始体”（《沧浪诗话·诗体》）。

阮籍长于五言，而嵇康以四言成就最高。

阮籍的五言诗以《咏怀诗》八十二首为代表，其间充溢着对现状的不满和无法排解的苦闷，大多属于“感慨之词”（钟嵘《诗品》）和“忧生之嗟”（《文选》卷二十三李善注）。

如《咏怀诗》第一首：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帏鉴明月，清风吹我衿。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

忧思独伤心。

诗人何以会深夜不能成寐？

忧思伤心所为何事？

诗虽未明言，但这并不妨碍读者对诗句所传达的苦寂悲凉心绪的理解。

在阮籍的诗中，孤鸿、寒鸟、离兽、孤鸟等是经常出现的意象，诗歌所写时序也多以岁暮、残秋、晚春、寒冬为主。

从景到情，都透着一股忧伤、悲凉之气。

阮籍诗往往借香草美人、求仙访道为喻，词旨隐晦，即便是抒发感愤，也多难以确指。

对此，李善分析说：

“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

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

”（《文选》卷二十三）这一点，与阮籍的为人一致，《晋书·阮籍传》称他“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

见于诗歌创作，风格上虽然仍有“建安风骨”（《沧浪诗话·诗评》）的余绪，但总体来说更为婉曲含蓄，即钟嵘所谓“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

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

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卷上）。

五、陆机、潘岳、左思与太康诗坛

正始之后，两晋时期著名的五古作者有陆机、潘岳、左思等人。

钟嵘概括这一时期的文人群体说：

“太康中，三张（张协、张载、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

”（《诗品序》）陆机和潘岳是太康诗坛的代表人物，陆机被称为“太康之英”。

陆机、潘岳诗歌，秉承“诗缘情而绮靡”的创作理念，诗风缛丽。

陆机诗如《又赴洛道中》二首其一：

揔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

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

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

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

山泽纷纡余，林薄杳阡眠。

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

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

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

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

钟嵘称陆机诗“源出于陈思”（《诗品》卷上）。

其诗在曹植注重辞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语言更加华美，文辞更显婉曲。

从句式来看，已经开始注意对偶和押韵，开启了五言律诗的先声。

潘岳诗在风格上与陆机类似，文辞绮丽，铺写繁复。

长于抒发个人情感，不乏真挚动人之处。

代表作有《悼亡诗》三首，其一云：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

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

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

僶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

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

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

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

怅怳如或存，周遑忡惊惕。

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

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

春风缘隙来，晨霤承檐滴。

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

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悼亡诗》为潘岳悼念亡妻所作，笔触细腻，情真意切，然而不免重复繁冗，并开始注重对偶与押韵。

对此，清人陈祚明指出：

“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剌剌不能自休。

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所嫌笔端繁冗，不能裁节，有逊乐府古诗含蕴不尽之妙耳。

”（《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

潘、陆之外，太康诗坛的另一位重要诗人是左思。

左思的五言诗以《咏史》八首为代表，借咏史以咏怀，抒写个人怀抱。

《咏史》其二云：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虽然题为《咏史》，但与班固《咏史》直叙史事不同。

左思旨在借古讽今，抨击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

钟嵘评其诗云：

“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

”（《诗品》卷上）胡应麟评左思《咏史》诗，也称其“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干云，遂为古今绝唱”（《诗薮》外编卷二）。

左思另有一首《娇女诗》，写两幼女的天真形象，活泼生动，质而不野，饶有情趣。

六、陶渊明和他的田园诗

西晋后期至东晋前期，玄言诗风盛行，“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钟嵘《诗品序》）。

这种状况，直到东晋末年陶渊明出现后才得以改变。

陶渊明早年有济天下之志，有过“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的豪情；中年失意，也仍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读山海经》其十）的执着。

但总体来说，陶渊明一生以恬淡自适为基调，在彭泽县令任上，曾因“不能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隐。

陶渊明生前声名不彰，钟嵘《诗品》仅列其诗入中品。

后经萧统将陶渊明作品编订成集并为之写序、作传，方才逐渐受人重视，并最终确立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陶渊明欲仕还隐的人生经历和不羁于时的精神追求，使他对隐逸、闲适的田园生活有发自内心的企慕和向往，是一种“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的自然天性。

因此，即便是他先后出任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职时期，田园之思仍萦绕心头，“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田园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陶渊明的五言诗涉及田园、行旅、酬答、山水等多种题材，其中以田园诗成就最高，被后世奉为田园诗派的鼻祖。

陶渊明的田园诗包含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对田园村居生活的描绘。

既有田间劳作的闲适，“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归园田居》其一）；也有邻里相处的惬意，“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

陶渊明笔下的田园生活，充满恬美、简朴、悠闲的气息。

第二重境界，对为官生活的厌恶。

田园生活虽然也不乏辛劳，“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然而一想到官场的羁绊，“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归隐之心就愈发强烈，“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一旦得以归返田园，便有一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的快慰。

二者相互映衬，更加凸显其诗的田园意趣。

第三重境界，在田园生活、自然风光之中发现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生哲理。

与东晋初期的玄言诗相比，陶诗虽然也蕴含玄理，但并非那种“平典似道德论”（钟嵘《诗品序》）的简单说理，而是将理趣与自然结合，融理于景，理与情谐。

如《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情、景、事、理浑融天成，既富生活情趣，又蕴含了深厚的人生哲理。

因此清人潘德舆称其“任举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养一斋诗话》）。

七、谢灵运与山水诗的兴盛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发展的转折期，其中两个重要现象是山水诗和宫体诗的兴起。

刘勰概括其时诗歌的演变说：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文心雕龙·明诗》）清人沈德潜也认为：

“诗至于宋，情性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

”（《说诗晬语》卷上）这一时期的五古诗人，主要有谢灵运、沈约、谢朓、阴铿、何逊、庾信及以萧氏父子等为代表的宫体诗人。

谢灵运出身于世族家庭，祖父谢玄为东晋名将。

优裕的生活，仕途的挫折，加上当时玄风盛行等因素影响，谢灵运纵情于山水，创作出大量以自然景物为描摹对象的山水诗。

谢灵运的山水诗大多写于出任永嘉太守之后，政治上颇感失意，因而寄望以山水的清新淡雅来消解现实的苦闷。

与陶渊明的田园诗不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加注重对自然实景的描写，诗人的情感往往从诗中隐退。

如他那首著名的《登池上楼》：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

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

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

徇禄反穷海，卧痾对空林。

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

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

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谢灵运五言诗的长处在于对景物的刻画极尽工巧，即所谓“情必极貌以写物”（《文心雕龙·明诗》）。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联，历来为论者称赏，即在于它能够准确传达初春时节自然界的细微变化。

此外如“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石壁精舍还湖中作》），“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等，刻画工巧，犹如一幅幅精致的工笔画，自然清新。

据《南史·颜延之传》记载，颜延之曾经问鲍照自己诗歌与谢灵运诗的优劣，鲍照回答说：

“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

”钟嵘则称谢灵运的诗“名章迥句，处处间起；典丽新声，络绎奔会”（《诗品》卷上）。

如钟嵘所说，谢灵运的诗也十分注重辞句的雕琢。

如“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登池上楼》），“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石门岩上宿》）等，都是精心结撰的句子，这体现了南北朝时期五言诗发展的新风尚。

八、永明体的兴起与谢朓、何逊、阴铿等人的五言诗

南朝齐梁时期，五言诗的发展出现了重要转折，这就是“永明体”的兴起。

《南史·陆厥传》记载：

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

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

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永明为齐武帝年号（483—493年），沈约、谢朓、王融均为“竟陵八友”中人。

在“永明体”产生的过程中，沈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四声说开始兴起，周颙撰有《四声切韵》，王斌撰有《四声论》。

沈约曾撰写《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襟，穷其妙旨”（《南史·沈约传》）。

虽然陆厥、钟嵘等都对沈约所谓“独得之悟”提出质疑，但就将声律自觉运用于五言诗的创作来说，确实是从沈约以后开始的，因此即便是陆厥，也承认“前英已早识宫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论所申”（《南齐书·陆厥传》）。

沈约虽然在“永明体”的形成上有开创之功，但若论创作成就，则当以谢朓最为杰出。

因谢朓与谢灵运同擅山水诗，文学史上以“大小谢”并称。

又因他曾做过宣城太守，还被称为谢宣城，著有《谢宣城集》。

谢朓的五言诗题材广泛，以山水诗成就最高。

谢朓的山水诗一方面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极貌以写物”的细致、清新，另一方面在抒情与写景的结合上更加紧密，开始摆脱玄言诗的影响，开启了唐代山水诗派的先河。

如其名篇《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

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

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

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

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

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

诗写于离京赴任宣城太守途中。

政治上的前途未卜，远离家乡的离愁别绪，与自然景物的明艳秀美相互映照，更有一种“一去不复返”的悲伤。

数百年后，李白在《金陵城西楼月下吟》诗中赞叹说：

“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

”

谢朓五言诗，在词句的雕琢上同样甚为用力。

如“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余雪映青山，寒雾开白日”（《高斋视事》）等，清新工稳，别具匠心。

钟嵘评其诗“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诗品》卷中），李白也有“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的赞语，因此王士禛才会说：

“青莲才笔九州横，六代淫哇总废声。

白纻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谢宣城。

”（《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其三）

谢朓之外，梁陈时期重要的“永明体”诗人有何逊、阴铿等人。

何逊五言诗多以羁旅、酬答为题材，境界较狭，用语整练，风格清畅。

如“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空室”（《临行与故游夜别》），“野岸平沙合，连山远雾浮”（《慈姥矶》），“繁霜白晓岸，苦雾黑晨流”（《下方山》）等，均属情景交融的佳句。

陈代诗人阴铿与何逊齐名，人称“阴何”，杜甫有诗云：

“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

阴铿诗风与何逊相似，意境清幽。

如“鼓声随听绝，帆势与云邻”（《江津送刘光禄不及》），“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晚出新亭》）等，自然贴切，清新如画。

杜甫称何逊、阴铿二人的诗“尚清省”（《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颇为恰切。

九、宫廷诗人集团的形成与宫体诗的兴起

南朝时期五言诗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宫体诗的兴起。

宫体诗，顾名思义就是与宫廷有关，以艳情、咏物为主要内容。

其渊源可以上溯到汉赋，同时又受到南朝民歌的影响。

宫体诗的兴起，反映了诗歌发展求新求变的内在要求。

《梁书·徐摛传》记述“宫体”的产生，称徐摛“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后来与萧纲游处，“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