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帕森斯论法律与社会体系的关联.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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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帕森斯论法律与社会体系的关联
第六章帕森斯论法律与社会体系的关联
一、前言
在当代社会学理论里面，首推结构——功能论源远流长，冲击面既深且广，最具影响力。
尤其是梅尔顿（RobertMerton）与帕森斯（TalcottParsons1902-1979）的功能论语社会体系论，不但成为美国1940年代与1950年代一枝独秀的社会学说，也是影响全球社会思潮一股澎湃激越的湍流。
虽然后来被1960年代末美国学潮所淹没，而于1970年代与1980年代陷于退潮状态，但就20世纪几种重大的社会理论加以比较而言，结构——功能论不失为势头汹涌、波澜壮大的重大思潮。
1959年金斯理·戴维斯（KingsleyDavis）在美国社会学会就任会长的演讲中，直指功能论可以与社会分析相提并论，从而凸显社会学界对功能论的瞩目。
他指出功能论一方面在论述社会的部分对社会整体的关系，他方面也致力于观察社会部分与其它部分之间的关系。
一个部分怎样来发挥其功能，以及对整体社会的需求能够加以满足，便成为社会功能论研究的对象。
由是可知功能论与结构功能论有相当程度的关联，都是把社会当程一个体系来看待。
这个体系是由分歧的和关联的结构组合而成，每个结构各负责特定的功能。
当这些不同的功能结构及其功能共同或个别操作时，便会造成社会整体的运转、持续和不断地经营下去。
这一理论的典范（paradigm）集中其注意力于下述三个焦点之上：
（1）功能上的无上命令（functionalimperatives），也就是体系赖以存活与发展所需的条件及其需要。
（2）相互关联的结构（社会次级体系、典章制度之类）。
（3）各种典章制度重组的方式，使体系保持其和谐与平衡。
因之，“讨论一个制度对社会或社会中其他制度的功能，就无异讨论在（社会）体系中那种制度是必要的、关系重大的。
”
在考察社会体系如何保持或恢复其平衡之际，功能论的学者便会留意到社会成员共享的规范与价值。
因为这种规范与价值对社会是基本的、不可或缺的。
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家倾向于强调“共识”的存在，也就是社会成员对现存社会的结构，采取认可、接受的态度。
对功能理论者而言，自愿的合作和一般的共识是社会体系所以能够运作不息的凝聚力之力源。
因之，在共同生活中，任何的冲突或骚扰都要迅速地、有效地制止与解决，这样社会体系才能保持其秩序与稳定。
要之，结构功能理论是以整体论的眼光来看待社会。
他们视社会为一整合的体系，由各个不同的结构，各司专职的部分，既分工而又合作地操作，目的在使整个体系能够保持其均衡，必须采取两种方式。
其一，满足体系的需要；其二，克服社会体系中骚扰或动乱。
二、社会学与人类学中功能论的起始
（一）孔德与斯宾塞
功能论不只肇事于社会学，也与人类学对原始部落的考察有关。
一般而言，孔德在生物学影响之下，把社会比喻为有机的生物，不只是体系论的开端，也开启了社会学理论中的结构功能理论。
他说：
“我要把社会有机体看成是众多的组合，家庭就像（生物体）组织的细胞或基本的元素；其次阶级或教阶，就像生物的组织，最后，城市与社区就成为真正的器官。
”
就像孔德一般，斯宾塞也广泛使用生机说的比喻，不过其强调的则是社会的分歧。
他指出社会有机体在往前发展的过程中，其规模与密度不断增加，就会造成越来越大的分歧，也就是造成体系中不相似的部分更特殊、更歧异的发展，但这也造成部分与部分之间越来越紧密的相互依赖。
他这种看法显然是从生物学的功能论引伸而得出。
（二）涂尔干
在古典社会学家中，要数涂尔干对社会功能论分析最为深入。
他视社会应当自成一类，是一个特别的范畴，也就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无法化约为其构成部分。
他认为每一部分，也就是每一社会事实都在“满足社会有机体的一般需要”。
即便是像带有仪式的处罚行动，也有凝聚集体情绪的作用，使受伤害的社会可以从惩罚行动之中得到补偿与复原。
换言之，惩罚满足了社会基本的需要，也就是社会连带关系的需要。
他说，“我们称为‘惩罚’的社会反应，乃是由于集体情绪（感受）遭受侵犯的激烈反弹。
不过就另一种角度观察，它却有良好的功能，也就是维持这些情绪具有同样强烈的程度的功能。
原因是犯罪不受到惩罚的话，这些集体的情绪不久之后便消失无踪。
”
此外，涂尔干把社会条件分解为“正常的”或“病态的”，正显示社会有机体本身拥有其均衡点。
所谓病态的状况，是指它“干扰了社会正常的功能”。
也就是社会视为平均的、正常的、可谓为正常的状态，因为它导致社会体系的平衡。
涂尔干便以犯罪的社会事实来说明他心中正常的与病态的状况。
犯罪是反常的社会行径，但几乎都存在于每一个社会中。
因之，在某种程度之内，犯罪被视为正常。
只有当犯罪率太高时，才被视为病态。
犯罪的适当发生率，也就是平均的数量，可有助于社会的均衡。
而且也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角色，就是促成社会变迁的有用的角色。
他说，“犯罪不仅意涵必须改变之道路也已打开，而且在某些犯罪案件中，它为改变做好安排。
只要有犯罪，集体的情绪便会充分地灵活，而发展出新的形式，犯罪有时协助去决定集体情绪因应之形式。
”
要之，在涂尔干心目中，社会事实具有功能性，因为这些事实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所以它们是有用的，在社会中扮演有用的角色。
换言之，社会事实是具有功能的，因为它们对社会有利。
功能理论除了受惠于社会学领域之外，也从人类学吸收了不少的养分。
两位著名的人类学家莱克利夫·布朗与马林诺夫斯基对原始社会的考察，也为他们的文化活动找出理论的基础。
（三）莱克利夫·布朗与马林诺夫斯基
莱克利夫·布朗在其名著《原始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书中，细心解释结构与功能应用到社会人类学时一组有用的概念。
他不只研究社会结构，还进一步研究人群的活动。
他甚至主张，只有当社会结构与人群活动相互牵连、对照之后，这种研究才会有成。
莱克利夫·布朗说社会活动与社会结构之关系构成了一个“功能上的一体”，这会造成社会体系某种程度的和谐。
马林诺夫斯基曾经在新几内亚附近的特罗布立安岛进行原始社会部落生活的田野调查与实地考察。
他在了解这些原始部落的文化生活之际，发现功能论几乎与社会体系的相互关系以及相互对应性（互惠性）分不开。
在马氏１９２６年出版的《野蛮社会的犯罪和习俗》一小册中，他讨论了“原始的法律”。
原始的法律乃是“能够导致秩序、同形和凝聚的数股不同之势力”。
特罗布里安岛民的原始法律之执行，并不靠暴力的压制，而是靠“一种特殊的机制，也就是互惠性与公开性，而互惠性与公开性是内在于他们社会的结构里头”。
由是可知该岛岛民所以遵守法律并不是害怕违法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报复，而是体认他们的社会要求成员克尽相互的、有约束的义务。
马林诺夫斯基声称；原始的法律有三层功能，第一，在文化层次上它满足社会拥有经常的和稳定的活动之需要，也就是满足社会拥有各种各样的制度；第二，在结构的层次上，法律满足人们行为规定的需求；第三，在生物学层次上、生理层次上，它满足人群共同享有、共同负担的需要。
由是马氏再三强调法律最终的目的在于社会的整合。
（四）梅尔顿
进入２０世纪中叶之后，结构功能论有飞跃的进展，其中梅尔顿与帕森斯的贡献卓著。
我们先谈梅尔顿分辨显性的与隐性的功能论，以及负面的功能，使以价值中立和客观的眼光来看待各种的社会功能。
梅尔顿采用马林诺夫斯基和莱克利夫·布朗以及其他人类学家对未受现代化洗礼的原始民族的文化研究，并把他们应用到现代复杂的工商社会的剖析。
不过他对向来的传统功能论的三个假定加以拒斥，这包括（１）社会功能上的一体的假设；（２）普世的功能论的假设；（３）无可取代的假设。
社会功能上的一体的假设是说每一种文化活动或信念，不只对社会有益，也对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人也有益。
普世功能论的假设认为所有的社会结构对整个社会有正面的、积极的后果。
至于无可取代的假设则涉及两个预设的说词。
其一，某些功能并不是非发挥不可，否则社会无法存续、必然崩溃；其二，某些社会结构无可取代，这些结构在完成某些功能。
由于对上述三种传统的功能论的质疑、挑战乃至拒斥，梅尔顿引进负面（消极）功能的新观念，也分辨了显性的功能与隐性的功能的不同。
梅氏指出功能是那些可以观察到的后果，却有助于体系的适应与调整。
反之，反功能或负功能是观察得到的后果，其特质在“减轻体系的适应喝调整”。
这一概念在传统的功能理论中正是普世功能论的假设所忽视的，盖后者强调所有的功能的单位都以正面的方式在维持社会的整体。
梅尔顿指出，任何的事项都会造成正面与负面，也就是正功能与负功能的后果。
他认为这些后果对社会中不同的群体的经验是相对的，对甲群体好，未必对乙群体也好。
冲突理论便建立在负功能的分析之上。
梅尔顿进一步分辨显性的功能与隐性的功能，前者为“客观的后果，对体系的适应喝调整有所贡献，为体系的成员刻意的和承认的举措”。
反之，隐性的功能为“既非刻意，也非被承认的功能”。
由于梅尔顿对功能重加界定于型塑，由是功能的概念便转趋普遍性和价值中立（客观化）。
盖使用“效果”可以看出它们对社会体系正面或负面的贡献，或是社会成员对功能可以追求的心向，以及承认这种功能的存在或价值的心态。
此外，梅尔顿倡说“中程理论”，发展一项普通的或称大理论之间中间性的解释模型，也就是介于“大理论”与“工作假设”之间，既非大而无当、渺不可及，也不是琐屑简单的说词，为社会学界所称道。
梅尔顿分辨社会结构中后果的正负，以及显性的与隐性的功能，确有真知灼见。
以下我们讨论当代美国乃至全球最著名的社会体系论著者帕森斯的法律学说。
三、帕森斯的生平、著作与学说主旨
帕森斯的行动理论是涉及现代人、文化、社会及它们的演展的学说，采用的为韦伯、涂尔干对现代社会大规模的考察，包括学习理论、人类学的功能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心灵动力学。
他这种史无前例的理论综合是造成行动理论多方面发展的驱力。
帕森斯还把行动理论同控导学（控制论）、结构语言学、投入与产出经济学、微遗传学牵连在一起，目的在加强社会学同其他行为科学的联系。
帕森斯的社会学集中在考察社会主要的制度的普遍与发展的特征之上。
他对社会概念上的理解是建立在社会体系总的模型的基础之上，目的在为人类互动有组织的形式的自我保持的要素，标识其特别之处。
任何互动的组织要求其参与者的成员做出亲身的参与和承诺，使共享与共守文化的规范，也就是成员自动自发的动作、行动、行为都能推行与加强这些文化的价值。
帕森斯于１９０２年１２月１３日出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史普林城，其父曾进入耶鲁大学神学院接受神学教育，并被封为公理会的牧师。
由于开明，竟然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主张科学对信仰的辅助功能，被推崇为一位“社会福音的传道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全家移居纽约，使帕森斯得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实验中学就读。
１９２０年他进入Ａｍｈｅｒｓｔ学院主修生物学，却对社会科学兴趣最浓。
进入研究所阶段，他致力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分辨，从此为他日后致力理论的研究奠定基础。
１９２４年至２５年帕森斯以游学的方式至伦敦经济学院（现时伦敦政经学院的前身）进修，受到政治经济学大师拉斯基（HaroldJ.Laski）和经济史教授陶尼（RichardHenryTawney）的吸引。
这时他也旁听社会学演化论者霍布豪斯（LeonardT.Hobhouse）以及金斯伯格（MorrisGinsberg）、坎南（EdwinCannan）等人的课。
但此一时期，他收获最大的，则是参与马林诺夫斯基有关《魔术、科学和宗教》一论文的研讨会，对后者攻击进化的实证主义印象深刻。
盖马氏不同意“野蛮人”的理性是缩小的，文明人的理性是扩张的说词。
马氏对当成体系来感知的文化阐释其功能，也就是视文明为各部分组成，背后潜藏着大同小异的生理与心理需要，以及社会需要。
尽管文化呈现着不同的形式，这些观点对帕森斯都产生历久弥新、终生难忘的印象。
在他结束伦敦经济学院第一年课程之前，帕森斯获得学生交换研究的奖学金，而得有机会赴海德堡大学留学。
尽管韦伯已于1920年逝世，但其影响在海德堡及西南德还广泛留存。
整个德国学界深受黑格尔以来的历史观念论的冲击，认为人的行动深受文化理念的决定，每一文化受其时代中主流精神的熏陶，也反映了其时代精神、历史精神。
这种观点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不同的。
韦伯的研究途径则是新康德学派的“第三势力”、“第三条道路”，这是帕森斯所向往、所追随的学术道路。
帕森斯在注册后，跟韦伯之弟阿尔弗瑞德·韦伯（AlfredWeber）学习文化社会学，也参与后者和卡尔·曼海姆，以及薛尔丁（AlexandervonSchelting）讨论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此外，接近韦伯兄弟的经济学者萨林（EdgarSalin）成为帕森斯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
除此之外，帕森斯还跟雅士培（Karljaspers）研究康德的哲学，并脱钩雅士培对“瞭悟”的发挥，而澄清了帕森斯对方法论的疑惑，这有助于他以后翻译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书。
藉着韦伯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研究途径的歧异，加上宋巴特（WernerSombart）对现代资本主义的通盘考量，帕森斯终于在海德堡大学完成其博士论文。
题目是《最近德国文献有关资本主义的概念》，而于192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在1928年与1929年帕森斯利用博士论文的章节发表两篇文章，为其后学术生涯拍板定调。
其一为模仿马克思、韦伯与宋巴特视西方资本主义为历史上一个独特的体系，这一体系的市场规律与明显动机（利润的追求）反映了文化的制约情形。
其二，他拒绝接受宋巴特对资本主义独特性过分理想化的看法，也反对马克思以单线演变、物质的观点来指陈资本主义的诞生。
反之，他赞成韦伯在其作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上述宋巴特和马克思理论的调和折衷。
他还在1930年将韦伯此一重要著作译成英文。
他支持韦伯历史与比较的分析和多线的进化观，把历史比喻为枝叶繁茂的大树。
但帕森斯并不盲从韦伯的主张，对后者也有所批评，譬如批评韦伯未能贯彻历史与比较的分析方法，对“理念类型”的随机因应之态度、对社会缺乏体系的模型等等。
另一方面他赞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始终如一的体系观，以及“体系里阶级利益的基础的改变，才能（把资本主义）的浮滥误用补救过来”。
他也承认德国的社会学有关社会生活的动力的起点为马克思。
这种说词比吉登斯把马克思列为经典社会学开山鼻祖的三人（另两人为涂尔干和韦伯）之一，还提早了４０年。
在尚未获得博士学位的１９２６年，帕森斯便返回美国，在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执教。
他编辑了同系资深教授陶悉格（F.W.Taussing）的经济理论的讲稿。
陶氏宣扬英国新古典派大师马歇尔的经济学说，这些讲义编排的工作有助于他把经济学与社会学加以联结，也造成他思考经济学与社会学必然成为一个理论矩阵中占有中间位置的两种学科。
这也是促成他为社会行动寻找一个普遍的、一般的理论的肇始。
1931年哈佛大学成立社会学系，帕森斯也属创始教员行列。
其首届研究生包括梅尔顿、戴维斯、威廉、穆尔。
他们身受帕森斯分析才华、广博学识、待人热诚等几种特质所吸引。
学生的支持和鼓舞导致老师的勤勉，而使理论计划得以壮大。
由于从经济学系转向社会学系教学，使帕森斯不受经济学技术性的概念、方法、模型所束缚，而能够把非经济的，而为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因素引进经济理论内，自然其视野更为广阔。
他的第一本重要的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于1937年出版，被当成是一部卓越的作品，后来也被推崇为经典之作。
其中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已不限于德国，而扩大为欧洲各国，特别设计英、法、意等国所作的比较，也围绕着马歇尔、涂尔干、韦伯、巴雷图的主张介绍给英美的社会学界，而成为英美了解欧陆社会学理论的导引。
一战结束后不久，帕森斯的兴趣扩及人类学与心理学，一度参与刚成立的波士顿心理分析研究所，而接受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
1946年哈佛大学成立社会关系学系，帕森斯出任主任职长达10年之久，在其后20年间著名的心理学家、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纷纷加入，造成帕森斯声誉的高涨。
要之，1940年代帕森斯对行动的构架继续经营与深入分析，而成为1950年代两本主要著作的蓝本。
这是中年时期帕森斯学术成就的扩大，其主题围绕着现代化的问题打转，延续韦伯与涂尔干对现代化理论而有所发展。
自1960年代中期之后，他关心的是新的演化论，而把注意力放在古代社会及其演变之上，目的在找出社会变迁的顺序，以及各个阶段和历史变化的次序。
在1950年代末，帕森斯的理论虽然引发争议，但却是美国学术界人尽皆知的知名教授、名学者。
1967年被选为美国社会科学与人文（艺术）学院的主席，标志个人生涯的最高点，也显示战后美国国力的巅峰与大学校誉的顶尖。
造成他战后声誉的崇隆的原因，第一为1950年代初的功能论；第二为1960年代末期功能——进化的模型。
这些学说涉及现代职业、经济组织、教育、社会层化、家庭、老年与两性、儿童的社会化、疾病与心理健康、反文化、偏差行为、民主化过程、乏力、官僚体制、种族问题、宗教世俗化和科学各种各样的问题。
由于他把这些问题以散文体的形态，也是以中程理论的方式呈述出来，而引发学者、专家的兴趣。
帕森斯比较完整的理论构架出现在其第二部主要作品之上，这是指1951年出版的《社会体系》而言。
此外，他与希尔斯合编的文集《迈向行动的一般理论》，也把早期社会行动论做更仔细的阐述。
这两部中年著作强调社会体系下的次级体系有社会的、文化的与人格的三个重大、重要的部分，另外把政治与经济当成特别的社会体系来看待。
从早期到中期有关社会行动理论的改变为从个别的行动者转化为社会化诸个人在选择方面的相互倚赖，其中涉及的不只有社会的互动，更注意到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因素。
换言之，个别的或集体的行动者以情境为取向，而行动者也是受到文化熏陶，带有特殊人格特质的活动者。
１９７３年帕森斯从哈佛大学退休，但教学与写作不辍，且在宾州大学、布朗大学、拉各斯大学、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和日本关西学院讲课。
这段时间其著作为１９７８年出版的《行动理论与人类条件》。
而帕森斯于１９７９年赴海德堡接受庆贺取得该大学博士学位５０年，当年５月８日病逝于慕尼黑旅次，象征一个社会理论时代的结束。
在他逝世之前，正着手另一巨作的撰述，暂时定名为《现代社会之整合》，是他企图把过去30年间有关对现代化多方面的分析作一综合性的铺陈，可惜未完稿，留下部分遗稿则待整理与发表。
四、帕森斯的社会体系论
在受到韦伯、涂尔干、巴雷图、米德等人学说的影响，帕森斯在1937年出版《社会行动的结构》一巨著，阐述了行动自愿性、自发性的理论。
他认为社会学分析的起头为“动作”（theact）。
动作涉及个人所引发与进行的社会行动。
社会行动是自愿自发的，也是具有意义与心向德。
原因是个人处于特殊的境况（社会情境）之下，经过考虑之后，自愿自发地，同时也是理性的决定，采取何种的行径，使达致特定的目标。
1951年帕森斯出版了最重要的，也是最著名的作品《社会体系》，指出人群社会行动相互关联，型塑了概念上的社会体系。
他指出：
“社会体系包涵了众多个别的行动者，他们互有往来，而处于有形的，或环境的情境之下”。
因之，社会体系并非只是国土范围内的社会而已，而是任何一个单位（小至情侣，补习的师生，大至世界寰球的社会），在其中很多的互动不断地产生，这些互动不限个人与个人、人群与人群，也是社会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往来、交换。
所以我们可以把社会当成一个社会体系来看待，而法律制度（司法制度），则看成社会体系的次级体系，法庭或法学研究机构又是法律制度的次级体系。
所以大的体系，包含中的体系，中的体系再包含小的体系，成为层圈包围，也是层中有层，圈中有圈，这便是体系论或系统论的特质。
要之，法律一旦本身成为一个社会体系，那么属于法律所管辖、所牵涉的事物、机构，诸如法条、立法机构、司法机关、法庭、监狱，甚至以法律为专业（律师、检察官、法官、书记官、法学者、狱吏等等）的人士，都成为法律的次级体系、次级系统。
一个社会体系所以能够存续与发展，靠的就是四个“功能上的无上命令”。
帕森斯认为任何的社会体系都少不了下属四种功能上的无上命令：
（1）适应；
（2）目标达致；（3）整合；（4）潜势力。
帕森斯说社会体系的再生与永续经营就建立在这四大功能的范畴与运转之上。
适应是指体系要从周遭的环境吸取必需的资源、养分、讯息，来分配给体系的各部分，使作为体系活动的能源与认知及其处境的凭据。
目标达致或追求是指体系要能够界定与分辨目标的大小缓急，也涉及体系怎样运用其所拥有的资源、能源、认知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手段与策略，去追求目标、落实预定的计划。
整合意指体系必须管制、协调、促进体系内诸次级体系，乃至同级其他体系，或上级超（大）体系之间的联系。
为此它必须能够把其他邻近的同级体系的投入与产出的交换，妥善处理。
体系也要把其他三种功能上的无上命令（适应、目标达致、潜势力）之间的关系，做出调整与整合，而使体系的持续与再生成为可能。
潜势力又称类型保持和紧张处理。
它意指体系必须保持某种程度的前后一致、连贯性、持续性。
也就是借激发其成员的动机，使其行为符合体系的要求，而最终使体系的行为趋向一致性，使体系自成其类型、自成其典例，而有异于其同级的其他体系。
潜势力也意涵必须解决其成员的诸个人所体验的紧张、压力。
简言之，四种功能的发挥可以保证体系能够控制冲突、脱序、离经叛道的行为，而保持了体系的均衡。
帕森斯强调在今日工商业发达的西方先进社会中，其重大特征为上述四大功能达到惊人程度的相互分离，并且与同样独立的次级体系之间产生一一对应的关系。
在次级体系中有所谓的“社会共同体”，主要着眼于社会连带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协调系统。
法律对这一系统具有特殊的联系。
因此，对社会进行分析，固然可以从功能的分殊以及满足的要求的途径着手，但还可以采用另一种方法，就是从规范性的结构着眼。
帕森斯就用这种方式来分析社会，认为社会的规范性结构由四项排列有序的要素组成：
价值观、社会规范、集体活动和个人角色。
其中社会的价值观是“社会成员共同持有关于理想的社会的概念”。
价值观成为社会体系内部规范性结构一个组成的部分，它是社会凝聚力的基础。
社会规范是基本价值观的适用。
集体则为社会规定场合的活动模式，如行政机关、商业机构、学校、家庭、工厂等。
至于个人角色，则是附加于个人活动之上的规范性期待。
当人们以集体成员身份参加活动时候，他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上述四项结构表面上似乎为静态之物，但却构成社会变迁理论的基石。
例如价值观控制了集体活动的方式，集体活动决定了诸个人所扮演的角色。
从价值到规范，经过集体再到角色逐级而下的贯穿运动，对体系的稳定与变迁起了很大作用。
在帕森斯的理论中，存在两种方向的运动，其一为自下而上的适应运用，产生压力，促进社会变革；其二，为自上而下的控制，加强体系对成员的约束，以求社会的稳定。
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的较劲造成社会的变迁。
帕森斯其后综括他对社会体系的全面理论指出：
社会体系是结构分殊，围绕着两个纵横主轴而展开的概念。
纵横两主轴在各自分裂为两个对立面而成为四个“基本问题”，在衍生为四个功能上无上的命令。
在纵轴上可以分歧出内部与外部的指涉事项：
第一组的功能涉及体系及其外在情境的关联，这就是涉外的、外部的层次。
第二组的功能则涉及体系内部各单位类型的稳定性的保持，以及各单位彼此之间趋向整合的适应问题。
要之，这一主轴牵连到社会结构上下位阶的次序。
在横轴上，体系展示了涂尔干式的分工。
借由分工不同而又造成整合的部分完成了“有机的联带关系”。
就行动而言，这是手段与目的的分化，可以用工具性和消费性来作为分辨的基准。
就对应内外指涉架构的不同，消费性的优先为目标达致和整合的功能。
如以工具性的优先来析论，则适应的功能与保留类型和管理紧张的潜势力扮演主要的角色，这是把体系当成总体来对待其外在环境而言的。
综合上述，我们依帕森斯的图样来呈现体系的功能。
适应的功能
目标达致的功能
类型保持与紧张处理
（潜势力）的功能
整合的功能
工具性消费性
外在的
内在的
根据卢曼的说词，帕森斯社会体系论的贡献在于综合涂尔干与韦伯的观点，企图建构一个普遍的、一般的社会学理论，因为他尝试说明社会体系是由于其他规范的结构来决定的。
帕森斯认为功利主义建立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