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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民主革命与土地改革胜利和封建家族制彻底灭亡

一、鸦片战争以后封建家族制度的逐渐衰落

1、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家族制度的冲击

近代封建家族制度到明代和清代前期发展到了顶峰。

这时在农村中,尤其是南方农村中,可以说无人不是生活在家族组织之中,人们在接受专制政权统治的同时,也无不接受族长族权的统治。

不过从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生义的萌芽,封建家族制度开始呈现出衰落的征象。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则进一步的衰落下去。

(1)明中叶以后尤其是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结构逐渐松懈。

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学者一般认为,大约在明中叶的嘉峭,隆庆以后,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

达些萌芽因素在开始产生时自然是微不足道的,却是当时最有前途最具有生命力的经济形式,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人,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一步步地半殖民地化.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前进。

可在同时,却也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又促进了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农村小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对封建家族制度赖以生存的经济前提起着严重的分解作用。

明中叶以后,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由干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影响到部分农村,特别是刃“些城镇附近的农村出现了农产品生产商品化和专业化的倾向。

许多农民开始摆脱几千年来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广泛种植以出售为目的的某些农产品。

如江浙的种桑、养蚕、种棉,广东的种甘蔗、蒲葵、水果,两湖、河南的种棉花、烟草,福建的种茶等等,这些经济作物都不是农民家庭自己能够消费的,有的农户甚至大面积的种植某一种农产品,显然是谁备作为手工业原料而投人市场的。

农产品商品化从根本上来说,是农业生产水平提高的结果,是农业和手工业进一步分离带来的必然现象。

一种以农作物为原料的产品,从种植、粗加工到成品的多道工序,往往分散在不同的农户家庭中进行,各道工序都靠市场来联结。

在江苏吴江一带,种桑的人不养蚕而出卖桑叶养蚕人不种桑不缀丝,靠买进桑叶和出鲁茧子;缎丝者不养蚕不织帛,靠买进茧子纽成丝后卖给纱厂①。

其他地方的棉花、烟草、甘蔗等农作物的生产过程,也有着类似的情形。

由于分工很细,生产过程开始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专业化,生产者同市场的联系已经相当密切了。

甚至一个县的各个乡,在种植与加工上也有所分工,如浙江归安县,南乡种桑,菱湖养蚕,东乡缀丝等等.e

农产品商品化和专业化的倾向,必然引起农村商品交换的发达和农村市场的繁荣,所以明中叶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农村商品交换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空前活跃状态。

一些商品生产发达的地方,农村居民的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除粮食和小型木制农具外,差不多采完全或瑟本上依靠市场,从市场买进铁农具和其他大型农具,食用从外地运进的井盐、海盐,穿着由工厂生产或由外商倾销的“洋布”等,一些种植单一经济作物的农户,连吃的粮食

①朱国祯:

‘涌梢小品卜卷二(蚕报》.

②《同治湖州府志、卷二九引t归安唐志、

452也要从市场买进。

反映农村商品经济活跃的农村集镇,也大都是这个时候兴起和发展起来的。

所以,尽管从全国范围来说,作为封建家族制度存在的经济前提的自然经济还居于绝对统治地位,但在某些地方,它确已处在逐渐松懈的过程之中。

(2)族众大批流入劳动力市场,造成家族的离散。

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广阔的劳动力市场。

明中叶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榨和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蚀,迫使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恰好造成了这种芳动力市场。

达些破产农民脱离祖祖辈辈聚族而居的村落后,大都背本就末,负贩他乡,或者以一技之长,流动觅食。

明末和清初许多文献中说到的所谓卜分百姓七分去农①,小民做工或负贩就食他乡者什之九等②,就是这种破产农民大批脱离本土,游食他乡的反映由于城镇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需要大批劳动力,这些破产农民后来就集中涌向城镇加人劳动力市场。

他们中有的找到了雇主,成了雇佣劳动者,有的流落街头巷尾等待工作的机会。

如清乾隆年间苏州的丝织业工人,凡没有找到固定雇主的,每日黎明按照不同工种站在不同的地点等待招雇,名曰“唤我”,如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车匠立谏溪坊等③。

这些工人,大都是附近乡村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

鸦片战争以后,各个口岸相继通商,外国资本和中国民族资本纷纷开设工厂,吸收了更多的农民脱离村落流人城镇,形成大规模的人口流徙。

如在上海,工厂、货栈、码头、商行的工人所得工资虽少,但对于破产的农民来说,则是一条比较好的出路,因此各地农民大量的涌人上海做工谋食,其中尤以越东、宁波一带的人为最多④。

其他较早对外通商的口岸如广州、福州、厦门、南京、汉口等地,也吸引着附近各县大批破产农民脱离聚族而居的村落而来到城市。

大批农民涌进城市的结果,使全国城市人口迅猛增长,到19世纪下半叶,据洁计上海人口已超过100万,南京近90万,汉口号称80万,景德镇10余万,佛山逾10万人。

城镇增加的人口中,除少数为目然增长者外,大多数是从农村流人的农民。

大批农民脱离世代聚居的村落而外出做工、负贩,或者流落城镇。

封建家族势力再也无法控制这部分族众,时间一长,他们同家族的联系也断绝了,血缘关系也搞不清楚了,因而造成了家族的离散。

①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四

②顾炎武《天「郡国利病书,卷三二硬盛州府,<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五。

③《乾隆元和县志》卷十、卷十六。

④陈炽《讲求农学说》,转引自:

《中国近代史稿》第二册第185页,又《时务报》第23册第19页,光绪二十三年六月.

(3)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侵蚀农村,引起家族成员的迅速分化。

资本主义萌芽以后,商业资本严重地侵蚀着农村,既分解着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冲击着人们的传统思想。

在那些商品生产、商业交换比较发达的农村,人们不再固守“耕读为本”、“重农贱商”的旧观念,而是大批地走上弃农经商、舍本就末的道路。

为增殖货币而出外奔走。

这一时期的家训族规中往往写进“耕贾并重”、“耕读工贾俱为本”①的条款,就是商业资本侵蚀农村、侵蚀家族的反映。

族人经商贩卖,成败的偶然因素比耕种土地多得多,贫富分化也迅速得多。

与此同时,农村的高利贷资本也空前活跃,族中富户靠贷出大量的货币剥削贫困族人,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加速了贫富分化的过程。

在历史上,农民内部和家族内部贫富分化集中反映在土地兼并上,而实现土地兼并的主要途径是加重地租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一条见效较缓的漫长的途径。

现在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侵蚀农村,因而促使了家族成员迅速分化,“一族之人,或父贵而子贱,或祖贱而孙贵,或嫡贱而庶贵。

、、、、、、一家之中,有父富而子贫,兄贫而弟富,嫡贫而庶富。

”家族内部的两部分族众愈来愈对立,家族的统治愈来愈不容易维持。

(4)少地上兼并族田和族田头卖的盛行,破坏若家族制度的物质基础。

自从族田产生以后,地主阶级兼井族田和族长、族绅盗卖族田的现象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不过到明中叶以后,由于资本L义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侵蚀农村,地主兼并族田和族长盗卖族田的现象已经变得十分普遍了。

如清初湖北光化县曾有学田1000余亩,被豪家强占,竟至“沉碑匿籍”①。

同时期的宜兴,有学田26顷,为僧舍豪家所夺,官司打了10年,还不能了结②。

道光时苏松常等处太湖水利同知刘鸿翱.在任上办理的重要案件,就是处理婴江县洞庭西山沈氏和东山严氏族绅盗卖祭田两案③。

同时期的湖南郴州陈氏的族田大量的被陈氏本族的豪绅买去名为购买实则侵渔④。

这种现象,在鸦片战争以后有增无减。

族田是家族制度的经济上的基石,族田大量的被侵占、被盗卖,说明家族制度已处在衰落的过程之中。

①《乾隆襄阳府志》卷八。

②《乾隆江南通志》卷八八。

③《光绪洞庭严氏族谱》卷十二载道光间刘鸿翱《杜盗款立碣记》

④《民国郴阳徐氏家谱》,卷一《族谱遗训》

2.近代人民革命斗争对家族制度的打击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也传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使得中国的阶级斗争的内容和形式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从旧式的单纯的农民战争,发展成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色彩的人民革命斗争。

旧式的农民战争一方面受到封建官府和封建家族势力的残酷围剿,另一方面又由干农民没有摆脱宗法思想的束缚,从而看不清家族制度的本质,反而企图利用家族组织来对抗官府的镇压。

近代人民革命斗争一般的则能够拿起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武器,向宗法思想和家族制度进行自觉不自觉的批判与冲击,加速了封建家族制度的衰落过程。

(1)太平天国革命对家族制度的打击。

太平天国虽然是发展到了最高峰的中国农民战争,但由于它以西方的基督教为外衣,片断地拾取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使这场斗争带有某些民主革命的色彩,因而能够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同时,对封建家族制度及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冲击。

首先,反对祖先崇拜、祠堂祭祖。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洪秀全从西方找来了一个基督教上帝,根据革命的需要把他改造成“皇上帝”,作为唯一信奉的真神,指斥其他一切神佛偶像等统统都是妖魔.认为那些木石(祖宗神主)、泥团(佛像)、纸画(孔子像)等偶像都是人们编造出来骗人的,人们对它们崇奉跪拜,是被魔鬼迷心,是非颠倒①。

所以大平军所到之处,普遍的焚寺庙,毁神像,“无庙不焚,无像不灭”②。

这些都说明太平天国对作为家族制度精神纽带的祖先崇拜和祠堂祭祀进行了批判和坚决打击,也就是对封建宗法思想和家族制度进行了猛烈的冲击。

其次,没收族产公田,消灭家族制度的物质基础。

本来,《天朝田亩制度》就已规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这已意味着对地主、家族、寺院土地所有权的否定。

太乎军在安徽、江西、湖北一带还“查索”僧道、香火、祠祭及民间公产③,或将庵观、寺院田产“充公”④,说明太平军至少在一部分地区,对族产族田实行了没收、查封,摧毁了那些地区家族制度的物质基础。

其三,镇压对抗太平军的家族团练势力。

当太平天国起义时,各地的封建家族势力纷纷利用家族组织进行团练,组织家族武装,协助宫军对太平天国进行了疯狂的围剿,所谓“练团必先练族”⑤。

这些家族团练,许多都被太平军镇压下去,这从另一个方面看,就是太平天国对于封适家族势力的沉重打击。

如我们在第九章讲到的,郴州地主奔魁能、贵池地主高都臣、寿州地主张成蹊等率族人团练,被太平军打死内族中壮成百上千,有的全族被太平军消灭,就足以说明家族制在这次人民革命斗争中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①洪秀全《原道遗世训》《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大平天国》第1册.第97页。

②曾国藩《讨粤匪檄》《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二

③涤浮道人:

《金陇朵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4册.第642页

④储蓉塘:

《.皖樵纪实》卷上《太平大国史资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94页

⑤《同治湘乡县志》卷五载《团练章程》

(2)捻军起义对家族团练的镇压。

在太平天国起义时,主要活动在淮河两岸的捻军起义,是作为太平夭国的友军出现的。

比起太平天国来,捻军具有更多的旧式农民起义的特点,较少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因而它同家族势力的关系是时而打击,时而利用,家族团练对抗它时则给予打击,归附它时则加以利用,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况。

当捻军起义时,河南、淮北等地的地主,如同江南各省对付太平天国一样,也纷纷组织家族团练来围剿、堵截捻军,从而大批的披捻军杀死。

如第九章谈到的涡阳地主牛斐然,组织“师皆父子、旅尽兄弟”的家族武装,被捻军全部消灭。

凤台地主徐登善、徐思忠、徐立壮等起家族团练据宋家抒对扰捻军,结果老弱多饿死,丁壮多战段那些穷凶极恶的家族势力被捻军杀掉了一大批。

不过捻军对封建家族制度的认识比太平天国更为模糊,所以它在打击家族势力的同时,又利用了另一些家族势力。

如捻军后期的领袖之一苗沛霖,原来就是一个家族团练头目,因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有“功”,擢升大将,后因受到官军排抑,野心无法实现,乃归附捻军,捻军竟视为倚角,给以重用,结果他时降时叛,给捻军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3)辛亥革命时期对家族制度和宗法思想的批判。

辛亥革命是由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在比铰完全的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的思想武器主要是从西方吸收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如天赋人权、民主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等,因此它对家族制度、宗法思想、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斗争都更为系统和深刻。

第一,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宣传民主共和国思想、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同时,对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展开了猛烈的抨击。

他们尖锐地指出,封建礼教是“奴隶之教科书”①,其作用是养成人民“卑屈服从之奴性”,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他们指出,作为封建道德核心的“三纲”不过是狡诈者伪造的伪道德,是一种反科学的宗教迷信,是为了“保君父等之强权”②,即为了保持封建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

要革命,必须打碎封邀礼教这个精神枷锁,冲破“礼法之教”的牢笼,代之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新道德。

辛亥时期革命派批判封建道德的这些基本观点后来为五四时期的苹命民主主义者继承和发扬,终于发展成了最后推侧旧礼教、旧道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第二,对存在了几千年的家族制度进行了有史以来最猛烈最直接的攻击,提出了家庭革命和家族革命的响亮口号。

他们指出家族制度为“万恶之首”③,要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褐开“社会革命”的序幕,必须从家族革命开始做起④。

他们罗列了家族制度的种种罪恶,借以教育人民,如扼杀自由,剥夺人权,禁锢知识,提倡愚昧,固步自封,不愿牺牲,培养国民成为“无脑、无血、无灵魂”之奴才等,总之家族制度是夫权、父权、君权等强权的根源,是导致“自由死”、“国权死”、“国民死”的祸端,是中国进步发达的严重障碍⑥。

第三,批判祖先崇拜,主张“祖宗革命”。

他们认为,崇拜祖先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迷信.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与西方人迷信上帝一样,是反科学的愚昧的行为,是封建统治者“世世相传之狡计”①,其目的是束绮、压制其子孙,培养服从和维护封建统治的奴才。

他们号召的“社宗革命”的内容,是“平坟墓、火神牌”,将“修祠也,立碑也,祭祀也,厚葬也”等等统统废掉②,铲除祖先崇拜的种种凭借。

我们知道,封建家族制度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起来的,祠堂和神主是祖先灵魂的依托,祖墓和碑石是祖先遗体之所在,祖先祭祀是家族制度的精神纽带,现在要拆毁祠堂,掘平祖基,焚烧神主,废除祭祀,这些尽管还只是口头上的号召,并末付诸实行,但对家族制度和宗法思想的冲击,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辛亥革命时期批判家族制度和宗法思想的人,社会身份和政治面貌各不相同,有革命民主主义者,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立宪民主主义者,他们庄批判家族制度这一点上却结成了广泛的同盟。

从批判的内容上看,他们还比较幼稚,例如他们中有的人分不清家庭和家族的界限,铲除家族制度,似乎连一夫一妻的个体家庭的形式也要一起革掉,思想方法上形而上学的东西也还比较多。

尽管如此,他们批判家族制度、宗法思想以及封建伦遥道德的猛烈和深刻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前所未有的。

二、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和土地改革的完成,彻底摧毁了封建家族制度

1.新民主主义革命对家族制度的打击

如果说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革命斗争对家族制度的打击,还是非自觉的,那么从五四运动前后起,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革命者就开始用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剖析家族制度的社会根源和危害,揭露它同封建专制主义的内在关系,从而把发封建家族制度的斗争,推进到了一个自觉的、足以取得彻底胜利的新阶段。

(1)五四运动前后对封建家族制度的批判。

以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杂志为标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向统治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礼教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在这场思想斗争中,站在最前列的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易白沙等革命民主主义者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他们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批判封建礼教,批判它的代表人物孔子时,追根溯源,找到了它们的社会基础封建家族制度,于是以更加猛烈的炮火对淮它,进行了系统的、尖锐的批判。

首先,他们以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家族制度的种种罪恶(如破坏人们的独立人格,窒息人们的自由思想,剥夺人们的平等权利,养成人们的娇惰习性等等),指出要改变中国社会“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微之象”,必须摧毁他们称之为“家族本位主义”的家族制度①。

如果说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他们对家族制度罪恶的上述认识还停留在现象上,那么到了五四运动前后他们就能从本质上看问题了,进一步指出了家族制度是“万恶之源”②,是“洪水猛兽”,是妨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梗阻”③,号召人们起来坚决同家族制度作斗争。

诚然,说家族制度是当时社会的万恶之源,不免有些夸张,因为真正的万恶之源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家族制度不过是作为专制统治的帮凶在发挥作用,但是他们对家族制度的罪恶所作的淋璃尽致的揭露,对于把人们从封建宗法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起了不可忽视的惊醒的作用。

①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独秀文存》,卷一,第37-38页.)

②李大钊:

《万恶之源》.《李大钊选集》第227页

③吴虞:

《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吴虞集》第61页

其次,他们用新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家族制度这种社会现象作了初步的分析,指出家族制度是两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基础构造”①,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根据”②。

两千年来中国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我们今天称为小农经济),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是家族制度,封建专制主义则是在家族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上层建筑,一切封建的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也都是家族制度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

因此,“家族制度与专制政治”,家族制度与封建礼教,胶着在一起而不可分割,要推翻专制统治和批倒封建礼教,就必须消灭封建家族制度,反之,消灭了家族制度,又会促进专制统治的倒台和旧礼教、旧道德的肃清。

其三,他们以革命乐观主义的气概,指明了家族制度必然灭亡的“运数”。

所谓“运数”,也就是不能逃避的规律、命运。

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的种种政治和思想的解放运动,都可以归结为打倒家族制度的运动,凡是打倒君权、父权、夫权的运动,批判旧礼教、旧道德的运动,批判孔孟之道、打倒孔家店的运动,都是从某一个方面打倒家族制度的运动。

封建家族制度经过各种解放运动的打击,到五四运动时期,“已竟不能维持”③,随着新经济因素和新思想的冲进家族的领地,家族制度的灭亡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①、③李大钊:

《从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选集》第296、301页

②吴虞:

《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吴虞集》第61——65页

(2)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与冲击。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从此,批判和消灭封建家族制度的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在中共建党初期,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与冲击,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如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优良传统,继续从理论上对家族制度及宗法思态进行揭露和分析,提高人们对它的社会根源和危害的认识,为中央制定消灭家族制度的策略提供理论根据。

他们除了继续论证家族制度产生的社会根源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之外,还第一次明确指出,农村中大量的族产族田是家族制度存在的物质基础,族长宗长把持族产族田,是封建剥削的一种形式,要消灭家族制度,必须消灭这种以“公田”的形式出现的族产族田①。

这时毛泽东还第一次提出了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是束缚农民的四条绳索的论点,指出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族权则是维护封建统治的辅助力量,要消灭封建族权,首先要消灭封建政权②。

这种认识是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的,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它比五四时期说家族制度是万恶之源的笼统的提法,在理论上前进了一大步。

第二,1926年到1927年上半年,以两湖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对封建家族制度开展了有史以来的最猛烈的冲击。

这次农村大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进行的,革命的矛头在对准农村封建政权、士豪劣绅的同时,也把家族制度及族权当作主要的打击目标之一。

在农民革命斗争中,一些作恶多端的族长、族绅、族产经管人披当作土豪劣绅镇压了,另一些则受到了农民协会的严厉惩治,或被拘禁,或被罚款,或戴高帽子游街,这些家族势力昔日的威风扫地已尽。

作为家族的中心的祠堂,过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场所,现在却大都成了村里农民协会的办公处,族中的贫苦农民自己动手,打碎祖宗神主,贴上“打例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等红绿标语,昔日族权的象征变成了农民权力的标志③。

家族的族规家法也被农民睬在脚下,例如过去农民见到族绅,按族规是要作揖磕头的,现在却同他们平起平坐了;过去对所谓违犯族规的子孙,族长可以在祠堂里实施残酷的刑罚,现在再也不敢拿出来了;过去家族的族祭、扫基,妇女是不能进祠堂吃酒的,现在她们结队进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④。

总之,农村的封建宗法秩序颠倒过来了,真是“翻天覆地,例转乾坤”。

①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向题》,《六大以前》第678页

②、④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1、32页。

③、⑤彭述之: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六大以来》第798页

第三,1927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消灭族产公田,井将它分配给农民的纲领由于理论上对于农村的家族制度有了正确的认识,并且总结了全国农民运动冲击家族制度的经验之后,“五大”关于土地问题的议决案正确地指出,农村中家族祠堂所占的土地,其数目实属可观,这些土地名为公田,实为地主豪绅霸占的封建性的私产,是地主剥削农氏的手段,是“乡村中宗法社会政权之基础”因此,要消灭封建制度,必须没收地上土豪及家族祠堂的土地,井将它无条件的分配给农民要消灭地主豪绅的政权和族权,则“必须取消坤士对于所谓公有的祠堂寺庙的田产的管理权”。

①把没收和分配祠堂族产公田作为土地革命纲领写进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于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家族制度有了十分明确的认识,并且制定了正确的策略。

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六大以来》第830——832页

(3)革命根据地对封建家族制度的打击。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转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十年内战阶段,开始创建农村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以后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都在农村。

这一时期对家族制度的打击,主要表现为各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中没收家族祠堂的土地和打击家族中地主豪绅的斗争。

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初期,毛泽东就注意到了当地的家族组织和家族势力利用封建宗法思想和家族主义恐吓贫农、破坏分田的罪行,提出了必须促进村落内的阶级分化,战胜家族主义的主张①。

以后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经毛泽东亲手制定的几个作为土地革命依据的《土地法》都把没收家族祠堂的族产族田作为主要的条款。

如1931年中共中央提出的土地法草案和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都规定教士的、氏族(即家族)的、庙宇的土地,一切祠堂、庙宇及其他公共土地,必须无条件的交给农民②。

其他各革命根据地大体上都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具体地规定了役收家族祠堂土地财产的细则或办法。

如江西省苏维埃关于投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规定,凡祠堂、庙宇、公堂、会社的土地、房屋、财产、用具,须一律没收③;鄂渔边区制定的‘土地政纲实施细则》也规定,凡祠堂、庙字、教堂、祖积、公积所有之土地及一切公产官地,均一律没收④。

在土地革命中,还镇压了相当数量的劣迹昭著的族长、族绅许多家族势力逃往国民党统治区。

这样,在根tEl内就从根本上推倒了家族制度的基础,消灭了家族势力的统治(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占领这些根据地后,家族制度又复辟了)。

①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9页.

②见1930年中国节命军事委员会《苏维埃士地法》,《六大以来》上册,第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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