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战争与符号生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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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战争与符号生产
帝国战争与符号生产
文章来源：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刘禾
英国学者霍布斯包姆（EricHobsbawm）曾将19世纪称为“漫长的十九世纪”（thelong19thcentury）。
这个说法虽不新鲜，但还是很有意义。
可以说“漫长的十九世纪”不仅跨越20世纪，甚至还一直延伸到本世纪，至今并未充分结束。
在许多方面19世纪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所以，对19世纪有没有充分的了解，关系到我们对当前剧烈变动中的世界能不能有一个历史的判断。
我今天重点要谈的是发生在19世纪的一个重要转折，它与符号性质的转变和符号理论的产生有密切关联，我指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语言现象或者是语言学理论，而是包括语言、书写文字、图形、数字编码、手语还有其他各种抽象符码的一种泛符号运动。
我把这个现象称为19世纪出现的一次符号大爆炸。
符号学创始人之一，瑞士学者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曾将他所发明的学科叫做semiologie（英文是semiology）。
比他稍早一点，但由于各种原因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开始产生广泛影响的是美国科学家皮尔斯（CharlesSandersPeirce）。
皮尔斯将其发明的符号学叫做semiotics。
这就是为什么跟“符号学”对译的是两个，而不是一个外文词。
19世纪出现的那次大规模的泛符号运动不仅成就了符号学、结构主义语言学，乃至后来的后结构主义理论这一条重要的思想脉络，而且还标志着国际政治本身一次符号学转向（thesemioticturnofinternationalpolitics）。
理查?
罗蒂当年提出“哲学的语言学转向”颇有洞见，但是，由于罗蒂将自己的研究局限在传统思想史的框架里，他没有注意到所谓“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其实是“国际政治的符号学转向”中间出现的一股思想分流。
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把“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里重新解释。
有关“国际政治的符号学转向”的详细分析和论证，主要是在我新出版的《帝国的碰撞》（TheClashofEmpires）这本书里，是其中的一章。
由于时间的限制，也因为我这次在北京逗留的时间比较短，手边没有现成的研究资料，所以，能涉及的具体内容也十分有限。
今天只能泛泛地介绍一下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思路。
现代帝国战争集中表现在军事征服跟现代通讯技术的同步进行。
新兴的通讯技术，比如海底电缆、远程通讯等在19世纪得到迅猛的发展。
旗语、手语、统一路标、铁路信号、统一度量衡，以及摩尔斯码，这些发明和其在军事上的运用使得符号问题在19世纪后半叶变得非常突出。
这一切都与新型的民族国家以及新兴帝国之间的激烈竞争，还有欧美帝国对全球资源的占有和支配的能力有密切关联。
皮尔斯这位科学家曾在美国东岸的政府测量机构供职多年，是他首次把布尔逻辑应用到电路的设计上，这是他对现代通讯工程的独特贡献。
皮尔斯生前出版的东西不多，由于他与詹姆斯（WilliamJames）个人关系的问题以及其他原因，使得他的大量手稿在哈佛大学哲学系被长时间封存，不得公诸与众。
这种情况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有所改善。
所以严格地讲，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真正开始发挥影响是在50年代以后。
相比之下，索绪尔在欧洲各学科的影响更加广泛，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évi2Strauss）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研究和应用就是直接得益于索绪尔的理论。
但无论是皮尔斯还是索绪尔，两位符号学的创始人都生活在符号爆炸的时代。
大量的、形形色色的由字母或者其他符号所组织起来的表意系统开始在这个时候涌现。
世界语（Esperanto）不过是当时被人们新发明出来的众多的符号系统之一，其中还包括军用密码和聋哑人手语等。
所谓编码（code）、符号（sign）或者信号（signal）这些词汇不是某个语言学家的特殊专利，它们同样大量地出现在大英帝国海军和其他列强的情报系统里。
在皮尔斯和索绪尔的时代，摩尔斯码，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电报码，与其他的编码系统，如美国的麦尔信号编码系统（Myer’ssignalsystem）之间，有过长时间的一段竞争，最终以摩尔斯码取得上风，逐渐取代其他编码系统而告结束。
麦尔信号系统由于被替代，所以很多人对它比较陌生。
编写这个系统的麦尔是美国军队的医生，此人曾在19世纪中期参加过美国军队杀戮印第安人的战役。
印第安人不同的部落之间往往语言不通，麦尔观察他们如何利用手势、身体和四肢互相发送信号，由此得到启发，发明了他的编码系统。
摩尔斯码的优点在于它逻辑上的简明以及它跟字母表的充分对应。
自然语言所能表达的摩尔斯码几乎全能胜任。
早期的海军旗语或者光标总是受到某一种物质表达形式所限制。
比方说，当年18世纪东印度公司使用的两套旗语，总是受到天气和光线的限制，船跟船之间打旗语的时候，白天用旗语，夜间用光标。
自从摩尔斯码发明以后，人们借助声音、电信、书写符号等各种物质媒介，都能准确地翻译出自然语言。
比如字母“A”是“?
—”，一短一长；“B”是“—?
?
?
”，就是一长三短。
国际紧急呼救的“SOS”也都是用摩尔斯码打出来的。
据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用来记忆电报码的口诀就是摩尔斯本人发明的，便于学打电报的人背诵。
口诀将字母“A”的一短一长记忆为a2gainst；字母“B”的一长三短记忆为bar2ba2ri2an。
两者连起来读就是againstbarbarian（打击野蛮人）。
英美军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还在使用这个电报码的口诀。
从某种意义上讲，19世纪的帝国战争实践的也就是这个口诀——进行所谓文明人“打击野蛮人”的现代战争。
当前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自称又是一次文明人打击野蛮人的战争，我们经常可以在美国的电视台和报纸上看到这种集体记忆的表达。
回顾这一段历史，是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符号学的历史谱系。
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符号学的理论概念与19世纪帝国战争之间的关系呢?
接下来谈谈索绪尔符号学中的几个关键概念。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inGeneralLinguistics）里，首先提出“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的说法，前者指符号的物质形态，比如声音和音素，后者指符号所表达的概念或含义。
任何符号都由“能指”和“所指”这一对因素组成。
索绪尔强调“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人为的”（arbitrary）或是非自然的。
也就是说，词的发音和它的意思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的结合纯属约定俗成，同时人们不能随意改变这种人为的结合。
不过，我们还要追问，索绪尔为什么要关注这个问题?
他的基本命题从哪里来?
针对什么现象提出来的?
符号的泛自然化是一个广泛的现象，比如人们在数字13和灾难之间的联想，再比如中国人从4和“死”的谐音，以及从广东话的8和“发”的谐音中推导出“词音”和“词义”之间的某种宿命的天然关系。
就索绪尔的符号学来说，所谓“约定俗成”是对长久以来统治欧洲神学思想和语言理论所做的一次回应。
符号学的任务是推翻“词音”和“词义”的自然关系，所以索绪尔指出任何音素和意义之间对应关系都是人为的和约定俗成的。
除了少数的象声词外，语言中声音和意义的结合纯属偶然。
索绪尔唯一不能解决的问题是“词义”或所谓的“所指”是从哪里来的。
他声称“所指”指的是概念，既头脑里的意象“mentalimage”，至于这个意象从哪里来，他就不再追问了。
索绪尔把这些问题留给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讨论。
作为一个语言学家，让他感兴趣的是语言的物质性表达，比如声音和音素的物理性及其他特性，而不是概念的由来。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Derrida）在其《文迹学》（有人译为《书写学》OfGrammatology）中，恰恰追问索绪尔所说的符号之“人为性”究竟建筑在什么样的哲学基础或哲学理念上，并由此探讨其基本理论概念的疏漏和局限性。
在德里达看来，索绪尔对符号的自然性的否定以及他对人为因素或者约定俗成因素的强调，已经事先隐含了他对“自然”和“人为”这个二元对立思维的认可，因此索绪尔的科学方法只能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又一次表达，并不能脱离形而上学。
德里达的看法非常精辟，不过，当他笼统地批评索绪尔如何不能摆脱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阴影时，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19世纪这个关键的历史因素。
被德里达忽略的历史因素其实很具体，可以透过索绪尔的思想与美国耶鲁大学比较语法学家惠特尼（WilliamWhitney）的理论的关系中得到一些启迪。
惠特尼不是唯一的在19世纪产生重要影响的语法学家，德国的比较语法学派也许在当时更有地位，更受学界的青睐。
但惠特尼在19世纪后半叶开始发挥较大的影响，并直接作用于索绪尔的理论探索。
比如有关符号的自然性和人为性的这一思考，并不是索绪尔的发现，而来自惠特尼。
惠特尼在他的《语言和语言研究》（1867）一书中对“自然性”和“人为性”这两个关键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说。
他说概念和词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所谓自然联系不过就是人们头脑中的联想。
由于好奇心的驱使，人们总会追问某个词为什么是这样的意思而不是那样的意思，即使他们找不到充足的理由或发觉现存的理由不够充分，也不会因此而不再使用某个词。
惠特尼认为语言符号达到约定俗成的过程正如国与国签署条约的过程，而条约的签署不必假设文化、宗教、或者某种自然的共通性。
条约是人为制定的，一经签署和换约，签约的双方就被牵制，任何一方都不可以随意改变。
惠特尼的理论语言与19世纪国际法的概念如出一辙。
他明确提出，每一个语词都是人为的和约定俗成的符号（anarbitraryandconventionalsign），所谓“约定俗成”（conventional）指的是被公认的用法（consentingusage）。
我在后面还会讲到convention这个词的多义性。
惠特尼说，关键是概念和词汇之间的约定俗成必须依赖语言共同体的“认可”，他还使用了动词ratify来强调“认可”的程序。
ratify的本义是“换约”。
当一个主权国家对自己的全权代表与他国所签定条约赋予合法性并令其生效时，这个程序就通过了ratification的认可。
我在中文系讲课的时候曾提到“承认的政治”在黑格尔的哲学里何等重要，国际法实行的“换约rdquo;这种“承认的政治”与黑格尔哲学上的“承认”Anerkennung（英文recognition）的概念有某种历史上的承接。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主权”这一概念开始强调国际法的认可程序，国家君权的合法性不仅要获得本国人民的承认，同时还要获得外国主权的承认。
这种双重承认的政治是成文法（positivelaw）的重要内容。
①成文法强调“约定”本身，即国与国之间签署条约时，不必诉诸于宗教、文化、人性或文明的通约性。
比如“convention”这个词就很能说明问题。
此词一般指“惯例”、“习惯”、“约定俗成”等等，但还有一个意思是“会议”、“大会”，泛指“国际会议”，后者在19世纪才开始流行。
“日内瓦会议”的用词就是GenevaConvention。
在19世纪，“convention”一词频频出现在国际交往和成文法（positivelaw）中，因为当时国际政治开始强调成文法，而不是自然法。
惠特尼和索绪尔两人都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
欧洲的各主权国家也在这个时候召集国际会议，即“convention”，以求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度量衡、交通路标以及电讯信号的统一。
1909年的日内瓦会议规定了国际救急信号，也规定了交通信号等等。
在今天，这类会议很普遍，比如像统一电脑内码的国际会议等等。
其实，主权国家关注符号问题并派政府代表团到日内瓦或其他欧洲城市商讨或推行符号的统一或标准，这种做法始于19世纪。
主权国家之间缔结的条约不仅关系到战争、领土割让等古老话题，而且还包括铁路轨道的宽窄、信号的形式等问题（英国的车左行，法国右行，就是由于19世纪敌国之间不能调和所造成的后果）。
我从前发表过一篇论文，研究《万国公法》的翻译。
《万国公法》是第一部译成汉语的国际法著作，它是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P.A.Martin）等人在19世纪下半叶得到恭亲王的赞助后出版的。
英文原著（ElementsofInternationalLaw）的作者美国人惠顿（HenryWheaton）在考察欧洲国际法的变迁时，特别强调自然法在19世纪初期由成文法取代的趋势。
他把文明国家之间的国际法定义为：
“从现存独立国家的社会性质中被推演出来的，理性的、符合正义的行为准则。
此准则的规定和修正必须取得世人的共识（agreement）”（中国被惠顿归为半文明国家）。
惠顿所说的文明国家之间的“共识”和“约定”是成文法的关键概念。
成文法是从契约论的角度理解“共识”，而不强调国与国之间必须履行的道德或者义务。
惠顿认为国际法是一种不完美的成文法，它之所以不完美，一方面在于其戒律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于它缺乏一个国家内部法律所具有的坚实的权威基础——国家将法律付诸实施的司法权威。
普遍主义人性曾经在自然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自然法强调人的理性是法理的基础，只有在道义的基础上人们才能辨别利益冲突中的大是大非。
在惠顿的时代，国际事务中的普遍主义开始发生重大的转变，逐步从自然法走向成文法的立场。
19世纪欧洲列强瓜分非洲内陆的做法多半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进行的。
欧洲人当时兜里揣着空白条约跑到非洲，找到尚未与其他欧洲国家签约的非洲部落首领后，赶紧签约。
1884年召开的柏林国际会议，就是为了让欧洲的宗主国在瓜分非洲的问题上达到成文法意义上的共识，使成文法逐步获得新的普世性。
成文法强调契约，强调约定俗成，强调程序本身的效用。
国际法的转型乃是国际政治的符号学转型的理论表述。
惠特尼和索绪尔的理论与这个时期的符号政治密不可分。
我们从这个视野出发来重新审视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51款，就会获得新的理解。
比如，中英《天津条约》第51款规定：
“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
”英文原版的措词为“Itisagreedthat，henceforward，thecharacter‘i’夷[barbarian]，shallnotbeappliedtotheGovernmentorsubjectsofHerBritannicMajestyinanyChineseofficialdocumentissuedbytheChineseAuthoritieseitherintheCapitalorintheProvinces”。
这项条约是“夷”字后来从汉语销声匿迹的直接原因。
为什么“夷”字有那么大的冒犯性?
为什么要把它写进条约里?
恐怕很难想象人们在19世纪以前用条约的方式消灭对方词语的做法。
我在《帝国的碰撞》一书里对此有详细的分析，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理解这项条约的时候，不能就事论事地关注“夷”是否贬义词，从而忽略条约本身的物质性。
英国人在18世纪就已经把中国人称做“barbarian”；而“barbarian”的汉译却是“野蛮人”。
有趣的是，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一直将“夷”字译成“foreigner”，而不是“barbarian”，后者是到了鸦片战争才被固定的。
英国将“夷”字改译为barbarian是为了提供大清国冒犯英国的证据，因此，这里的历史公案绝不是单纯文字上的褒贬问题，而关系到我们如何看待19世纪的帝国战争、双语条约、以及国际政治的符号学转型这一类问题。
前面提到的摩尔斯码的记忆口诀“againstthebarbarian”无意中揭示了帝国战争的这一特点。
问：
19世纪国际政治的符号学转向到20世纪、21世纪有什么新的发展?
答：
自然是电脑和数码化的通讯技术。
我稍微关注过20世纪英美科学家的一些情况，尤其是美国科学家，比如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设计cybernetics（控制论）的前后经过。
像NorbertWiener还有其他人，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冷战中给政府作情报编码，用非常先进的数理逻辑来做这件事，由此发明了控制论。
控制论不仅被应用到军事和国际事务上，而且大有控制人们思维的潜能。
当信息、控制论成为我们的思辨逻辑时，战争就成了单纯的科技问题，是开?
关，左?
右，0?
1这一类二元对立逻辑的表述，不必受到伦理的责问。
这个趋势发展得越来越快，不断渗透我们的日常生活。
记得美国空袭巴格达几个星期以后，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一位科普节目的主持人问听众：
“假设你手中握着发射巡航导弹的控制器，那么，正确的做法是按左键还是右键?
”期待中的正确回答是：
“按左键”。
如果按右键，导弹就会自行爆破。
这就是帝国战争的控制论逻辑。
问：
我们通常所说的国际政治是一种利益的组合，您提出语言学的符号学转向和我们一般对国际政治的理解有什么不同?
这个转向是不是仅仅是一种手段，不能代表国际政治的趋势?
答：
不仅仅是手段而已。
我刚才讲的“国际政治”跟科学技术、通讯技术、情报技术的历史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这不是利益的组合所能解释的。
很难想象19世纪以前符号会获得这么重大的国际意义。
我强调这一点并不是说符号学本身就是国际政治，而是提醒大家注意国际政治的历史形态。
符号不仅包括语言，图像、手势都是符号，是广义的符号。
语言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问：
从自然法到成文法是如何完成转变、断裂的?
它是由哪一个群体实现的?
对不同的群体它有哪些不同的传播方式?
答：
你提的问题很大。
自然法在16世纪初，主要是为了解决西班牙征服印地安人领地的法律依据等问题，当时西班牙神学家Vitoria等人针对天主教教皇及其“圣法”（DivineLaw）的权威提出自然法的论述。
后来荷兰人葛罗休斯（Grotius）进一步发展了自然法理论，强调普遍人性和理性。
这个“自然”的概念仍然与上帝、神和天赋人性有关系，但它不再将罗马教皇的圣法视为最高权威。
由于它对普遍人性的认可，自然法将欧洲法理的根基转移了。
自然法到了19世纪殖民地开始产生新的变化，其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是重要的历史因素。
由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帝国扩张的需要，因此，欧洲帝国不得不与基督教之外的文明打交道，建立新的市场、新的世界秩序。
在这时候，自然法意义上的普遍理性退居次要位置，条约和成文法的重要性则逐步上升，成为国际惯例。
我在讲述《万国公法》那篇文章里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问：
我记得索绪尔以前的语言学家都认为语言符号连接的是事物和名称，索绪尔提出了只是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而与索绪尔同时代的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了社会事实的概念——认为虽然语言不是物质性的但是具有物质性的效应，他同时代的弗洛伊德则强调所有这一切都是集体心智造成的，所以从某种程序上来说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而您的解读则是说我们现在认为是“自然”的东西其实都是在白人文明为中心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很多我们认为不证自明的、自然的东西其实都是历史的。
答：
弗洛伊德是很有趣的案例。
可以说，弗洛伊德跟语言的关系和索绪尔等符号学家跟语言的关系截
然相反。
索绪尔当时所有的努力都是要将符号的研究上升到自然科学的地位，是典型的科学主义做法。
他要破除迷信，说一个词和一个事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所谓的必然联系是人们幻想出来的。
弗洛伊德则重视意象，比如他《析梦》里的意象经常是围绕某个词而展开。
这种意象的语言跟符号学的科学主义观点是对立的。
索绪尔的理论发展到20世纪中期的时候，在数学家手里已经变成了纯粹的能指，他们在设计人工智能和分析英文字母组合的时候，是不介意词义的。
电脑工程师关心的是如何在技术上解决将信号准确无误地传递出去，并将噪音干扰减少到最小程度。
如果索绪尔当年还讲“所指”和“能指”，电脑工程师在处理英文和英文字母的时候只剩下“能指”这个概念。
弗洛伊德对待语言的态度则相反，他可能过多地关注词义，往往从一个词或一个意象中生发出过多的意义。
不过，精神分析也许能帮助我们思考一些被科学主义排斥到边缘的东西，让我们对语言符号究竟是什么和到底做什么这些问题有个不同的理解。
问：
语言学发展到现在索绪尔和皮尔斯的这种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约定俗成性受到了挑战，比如U.C.Berkeley就有一位教授GeorgeLakoff就提出了语言也存在iconicity，目前还处在争论之中，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
假如索绪尔的任意性理论不成立，那么您的论述会不会受到挑战?
答：
icon（图像）的确被索绪尔所忽略，但美国符号学创始人皮尔斯从一开始就重视icon。
皮尔斯不但重视icon，同时还强调index和symbol。
他对这三类符号研究的已经受到很多的重视，在电影研究方面有很多人运用皮尔斯的icon理论。
我知道GeorgeLakoff前几年和一位数学家合写了一本书，研究数学思维能否脱离比拟（metaphor）的方法进行推理，结论是不能。
比如“点”的概念在数学思维里的位置，假如“点”同时是一个icon的符号，那么数学思维的科学基础到底是什么?
此外，德里达早已对索绪尔提出了挑战，他针对“所指”和“能指”的形而上学前提做过非常深入的哲学分析。
我认为关注iconicity（图像性）问题的语言学家也应该关心一下德里达批评的形而上学。
诸如on?
off，0?
1这种思维，它是icon问题还是哲学上的概念问题?
我今天所谈的不是哲学内部的艰深讨论，而主要强调符号理论本身的历史性。
这个“历史性”不仅构成符号理论的历史背景，而且贯穿了其概念生成及其应用和理解的全过程。
问：
我想问您一下，您将符号学和帝国战争联系起来思考，那您的研究思路是不是跟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比较相似?
如果您觉得不同的话，那它们有什么区别?
答：
我非常尊重福柯的工作。
福柯和其他理论家不同的是他对知识和权势的关系有极高的警觉，但福柯把自己的研究限制在欧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限制，因为欧洲的很多事情是在欧洲以外发生的。
英帝国的历史就跟印度的历史交织在一起，法帝国的历史也跟北非的历史交织在一起。
英国文学作为独立学科进入大学讲堂就不是从英国本土开始的，而是首先在殖民地印度进行了学科试验。
同样，英国的文官制度也是首先由英国殖民总督在印度人中进行试验，成功以后才移殖到英国本土。
福柯在《性史》一书中探讨“公共卫生”这个概念的时候，提到一点欧洲和殖民地的关系，但这个关系在他的著作里处于次要的地位。
福柯常常把与欧洲相关但发生在欧洲界外的历史置于其视野之外，在两者之间设一道无形的界线，这是他的盲点。
再举个例子，王中忱的最新研究表明现代主义诗歌在日本的发展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历史密切相关。
倘若将日本研究只放在日本岛上，那么这样的研究就太有局限。
我想，与福柯相比，我跟结构主义的关系可能更远一些。
如果大家仔细读过《知识考古学》，那么就会发现福柯所做的许多努力都是为了走出结构主义的阴影，但结构主义恰是他的症结，大大限制了他的视野。
不管怎么说，福柯是一个非常敏锐的批评家、理论家。
我对他的直觉非常信任。
他不会跟着所谓“思想史”的老问题跑，总要保持一段距离，总是持有怀疑的态度。
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有些很真实的东西在里面。
问：
您如何理解“帝国”这个概念?
答：
哈特（MichaelHardt）和内格瑞（AntonioNegri）写的《帝国》（Empire）大家可能都看过。
这本书是“9·11”以前出版的，我本人觉得这本书问题比较大。
我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很多人讨论民族国家的问题，在理论上清算民族主义等等，当时虽然也有一些有关帝国问题的研究，但是格局不大。
冷战结束以后，整个世界在急剧改观，民族国家内部情况都发生变化，当时有些图景不能看得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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