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若干特点.docx
《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若干特点.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若干特点.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若干特点
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若干特点
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若干特点
[关键词]学生运动;造反;20世纪60年代
[摘 要]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它有力地冲击着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批判了资本主义文化和教育制度。
这次新型的群众运动是在世界体系和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
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在西方社会的重大事件,具有不同于以往革命群众的若干特点。
20世纪60年代在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此伏彼起的学生造反运动,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在历史上前所未闻,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左翼运动的高峰。
这次学生运动对于资本主义文化和教育制度,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政策,对于资本主义的制度,作了尖锐的批判,震动了西方社会。
它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流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西方各国,以1968年为中心的这场西方学生运动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关注,不同的政治派别对它作出了迥然不同的评价。
密特朗认为,“五月事件”不可能导致一次革命“,环境还没有帮助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走到一起来”[1]（p70）。
雷吉斯·德布雷认为:
“1968年5月是新资产阶级社会的摇篮。
”[2]格卢克斯曼评论说:
“‘五月运动’揭示了一种全国范围的危机折磨着法兰西:
它不是革命本身,而是一种使它成为可能的形势。
”“‘五月运动’通过暴力和言辞在两个方面唤醒了社会。
”[3]霍布斯鲍姆称:
“60年代末学生的反抗运动,是旧式世界革命的最后欢呼。
”[4]（p665）而沃勒斯坦则高度评价说,1968年是世界体系内发生的一场革命,它“是我们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上最伟大的形成性的事件,是一种我们称之为分水岭的事件”[5]（p65）。
哈贝尔马斯则说: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次资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原则的造反。
”[6]（p21）
国外研究60年代学生运动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晚近我和一位在德国的朋友稍加收罗,就找到了一百七八十种参考书。
实际出版的相关研究著作恐怕不下于此数目的数倍。
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这一课题却很少有认真的研究著作。
原因是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政治和学术走向影响到学者的视野。
一代中国学人将注意力倾注于呼唤政治改革和改良,对西方世界的兴趣转到资产阶级主流社会,对西方思潮的介绍则偏重于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而对左翼思潮和左派运动的关注锐减。
本文基于对法国、美国、联邦德国和英国60年代学生运动的研究,对这次运动的若干形态特点作一探讨,藉以说明这次运动的特殊历史地位。
一 从道德反叛到政治批判
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含有多重思想来源和不同的成分。
在影响它的文化思潮方面,既有50年代“垮掉的一代”的思想余波,对摇滚乐等流行音乐的迷恋,也包含了两性关系上对于资产阶级道德观念的反叛。
各种反叛的青年文化既为60年代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提供了发生的背景和土壤,又为学生运动提供了某些活动形式。
20世纪40和50年代美国出现的“垮掉的一代”所代表的思潮,到60年代仍然影响着欧美各国的青年学生。
如艾伦·金斯伯格、杰克·克鲁阿克、威廉·罗伯斯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文学人诉诸自我意识的浪漫冲动,对压抑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和惘然,那种孤独和受压抑的情绪,继续影响到60年代的青年学生,他们接受的非正统、非教条的德行,启迪着后一代青年。
而这一运动的余波,融入了60年代学生运动中。
在60年代新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垮掉的一代”的作家本身的立场和态度也发生着变化,他们加入了反战政治斗争。
这样,“垮掉的一代”不仅仅是消沉、颓废的一帮。
例如,1965年9月,英国伦敦举办了为期6天的诗歌节,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来到伦敦,参加了有7000余名观众参加的在阿尔伯特大厦举办的诗歌朗诵会。
在会上,荷兰诗人西蒙·文克若格朗诵了反对越战的诗篇。
劳伦斯·费林格蒂号召进行国际性的交流,而艾伦·金斯伯格在会上朗诵了俄国诗人的作品。
艾伦·金斯伯格在1965年加州伯克利举行的“越南抗议日”之际,写下了一篇题为“如何组织一场进军场面”的文章。
他在文中建议说:
拿着鲜花的群众———一种看得见的奇观———尤其要集中在前排。
无论何时可用作建立街垒,用于防范地狱的守护神、警察、政治家、报界和旁观者。
还有,在游行结束时,要求游行群众自己带上花。
前排应当组织起来并预先准备花。
前排应当由心理不那么脆弱的群体组成。
由争取和平的妇女或受人尊敬的组织,或者由诗人、艺术家、母亲、全家、教授排成一行,这应当事先公开宣布。
游行队伍应当带十字架,它应当由前排举着,以防暴力袭击。
[7]（p372）这篇文章于1966年1月发表在《解放》上。
在诗人金斯伯格这篇文章中,看不到什么消极和颓废情绪,他简直就是一个充满激情和谋略的直接领导反越战示威的政治家。
参加“垮掉的一代”活动全过程的美国诗人黛安·迪·普莱马从1968年4月开始写作《革命书信》,号召进行“总体革命”。
她在诗中写道:
去参加友爱大聚会,
带着香烟、花朵、食品和一只塑料袋,
装上一块湿布以防催泪瓦斯,不要带
珠宝饰物
穿着有助你动作敏捷的衣物?
.
当你们占领了哥伦比亚,当你们
占领了巴黎,控制了媒体
告诉人们,你们正在做什么
你们在忙什么,以及你们这样做
意味着什么和如何去做
他们如何帮助[你们]
使消息源源不断地持续传来[7]（p3672369）
60年代学生运动的起因,在不同的西方国家中情况各不相同。
在美国、英国和联邦德国,学生运动的爆发与政治关系密切,而法国“五月风暴”则源于学生青年的道德和文化反叛。
导致大学生不满情绪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学校当局对男女学生宿舍实行严格的分离。
教育部和学校颁布严格禁止男女学生自由进出对方寝室的条规。
废除这一条规,成为“五月风暴”掀起前三年学生斗争的直接目标。
1965年秋季在巴黎最大的学生宿舍区安东尼区,1700名学生用强力阻止在女生宿舍前建造看门人的传达室,在三个月中示威不断。
[8]1967年春季,在楠泰尔学院又发生了男生为进入女生宿舍而引起的骚动,学校召来了消防队和警察。
由于这场冲突,一名督导被解雇。
1968年2月圣瓦伦丁节,学生为争取在男女生宿舍之间自由走动而发动的骚动在法国全国爆发。
随后,教育部长佩雷菲特重申禁令。
这成为学生的不满发展为与政府对抗的原因之一。
法国学生从反对限制男女学生交往的大学当局开始,进而把斗争矛头对准整个教育制度和资产阶级国家。
性解放是当时西方青年学生反对传统道德规范束缚、争取个性解放的一种文化反抗的口号。
1965年8月,在美国学生运动高潮中,“性自由联盟”曾在加州大学校园内组织了裸体示威游行。
[9]（p5872588）在法国“五月风暴”中,学生曾表示说:
“我越谈恋爱,我就越要造反,因而我也越要谈恋爱。
”[10]（p9）但是,性解放决非60年代学生运动全部或主要的文化批判内容。
参加学生运动的青年学生,把骚动不安的青春欲求、性解放、道德反叛与政治要求混杂在一起,奏出了动荡时代的合奏曲。
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批判,从运动一开始就是法国学生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而且,对教育制度进而对社会制度批判的内容立即在运动中压倒了性解放的要求,成为“五月风暴”的基调。
检索一下“五月风暴”前后的历史时间表,不难看出学生运动在5月以前已经迅速深化,从教育批判发展到对社会的政治批判。
1967年11月20日法国索邦大学学生委员会发布的第一号传单,要求教师“不要讲那些无价值的东西,不要柏格森式的叽里咕噜,不要那些训猴似的考试”。
传单最后说:
“我们明白,没有一场革命,实现这些目标显然是不可能的。
”[11]（p1022103）
1968年3月“法国学生全国联盟”的出版物《法兰西学生》增刊撰文说:
“如果我们要使社会教育体制避免完全崩溃的话,推翻现存的结构是极其必要的。
”[11]（p112）
1968年3月22日社会学系学生发表的题为《社会学家为什么这样?
》的文章,它将社会学存在的问题归结为社会学家充当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工具。
文章说“,社会学的兴起日渐为通过理性化的实践以服务于资产阶级社会要求的目标所束缚”。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实践导致了巨大的矛盾”,“我们的社会学家在充当一只‘看门狗’的同时,也会使他自己为拼凑社会学的‘理论’作出些贡献。
”[11]（p116,117）因此,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在开始阶段便已不是以青春性解放为主调的运动,它具有明显的政治文化运动性质。
二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学生运动的兴起
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就其起因而论,在不止一个西方国家中,学生运动的爆发有着重要的外部因素,即在不同程度上与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影响直接相连。
在个别国家,第三世界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甚至成为诱发大规模学生运动的主要原因。
它是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与19世纪大规模群众运动和革命运动不同的一个特点。
在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6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在60年代,亚、非、拉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自治和解放的运动蓬勃开展,世界范围的民族独立运动经历了它最后一次高潮,基本上完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和国家独立的历史性任务。
在非洲,一批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民族解放运动从殖民宗主国统治下获得独立。
1957年,在以恩克鲁玛为首的人民大会党的努力下,加纳首先获得独立。
在加纳独立后的10年间,非洲有32个国家争得了独立。
1963年5月,30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签署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
在拉丁美洲的古巴,卡斯特罗领导古巴革命在1958年底取得胜利。
革命胜利后,古巴逐渐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1961年,古巴粉碎了美国用武装干涉扑灭古巴革命的阴谋,对美国的压力拒不妥协,成为反帝斗争的一面旗帜。
在巴西,60年代初具有左倾思想的古拉特出任总统。
在巴拿马,掀起了向美国争取运河主权、废除1903年巴拿马运河条约的斗争浪潮。
在亚洲,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从1954年以后持续地展开。
1960年12月组成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到1964年,反对越南南方反动政权的武装斗争取得很大胜利。
1965年2月起,美军开始轰炸越南北方。
1968年1月底,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北方的部队发动春节攻势,对30个南方城市发动袭击,美军深陷越战的泥潭。
在老挝,50年代中期以后巴特寮运动展开了积极的武装斗争。
1964年巴特寮对查尔平原发动攻势。
1965年10月巴特寮改名为老挝人民解放军。
1968年,老挝人民解放军发动猛烈的攻势,取得重大进展。
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武装斗争在“冷战”的格局下使得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极度恐慌。
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向右急转,而美国政府则对东南亚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采取大规模武装干涉的政策。
正如马尔库塞评述的“,西方世界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今天,为了保护资本主义制度,需要把内部的反革命与外部的反革命都组织起来。
反革命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继续施行纳粹政权的暴行。
在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刚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以及苏丹,进行了可怕的屠杀,这场屠杀或是针对所有称为‘共产主义’的东西,或者针对所有反对为帝国主义国家效劳的政府的活动”[12]（p80）。
美国的镇压和战争政策,则对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斗争起了同样的作用,它激起了本国学生青年对美国政府反动政策的不满。
在美国、英国和联邦德国,反对美国政府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政策,反对在大学校园里招募军官和士兵和培训后备军官,反对大学的科研与军事工业相结合,以及反对美国以外其他国家政府支持美军进行越战的政策,成为这些国家大规模学生运动的重要原因。
反对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是60年代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生运动的一个动因。
70年代初美国侵略柬埔寨,则激起了美国学生反叛运动最后的高潮。
这是第三世界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对西方学生运动的一方面促进作用。
第三世界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对西方学生运动提供了杰出革命者的榜样。
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尤其是传奇般英雄和革命殉道者切·格瓦拉,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他们都成为西方学生运动左翼的崇拜偶像“,切、切、切·格瓦拉!
”“胡—胡—胡志明!
”则成为学生示威的革命口号。
他们的肖像和毛泽东戴八角军帽的肖像一同被印在学生的报刊上。
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是一次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和资本主义全球化形成时期的运动。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的历史条件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政治生活已不仅仅受到本国政治、社会冲突的影响,同时,发生在第三世界的革命浪潮也反转过来冲击着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赋予这些国家的左翼力量和学生青年批判和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灵感、激情和力量。
这是19世纪旧式革命运动中从未具有过的新特点。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力量毋庸置疑是相当强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相对稳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困境和矛盾,往往在其边缘地带,即在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上暴露和反映出来。
新的反资本主义的力量和运动,往往会从边缘地带滋生发展起来,阶级冲突和社会冲突将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这一特征前瞻性地预示了这一点。
三 对欧洲共产党活动路线的挑战
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在一些国家不仅遭到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反对,而且遭到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强大的主要工会组织的抵制。
突出的例子是在法国。
二者之间的争执值得寻味。
1968年5月3日巴黎索邦大学学生骚动和与军警的冲突发生后,法共机关报《人道报》参与了资产阶级报刊攻击学生运动的合唱。
它撰文说“,在拉丁区发生了暴动”“,忿激派采取了狂暴行动”;称“一小撮学生”是“骚动的制造者和鼓动者”。
[11]（p153）
同日,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马歇在法共机关报《人道报》上发表了题为《撕下假革命者的伪装》的署名文章,把学生运动的组织者称作“假革命者”,表示了对当时发生的学生运动的抵制、反对和攻击的态度。
马歇所代表的法国共产党对五月学生运动的指责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是说,法国学生运动受到了与法国共产党政治及理论见解相左的各种极左的革命组织和派别的指使。
如马歇在文章中所说的“,每当工人力量和民主力量的联盟取得进展时,左派小集团总要在各界骚动一番。
这类左派小集团在大学生中间尤其活跃”“,这些假革命者在大学生中制造骚乱,这种骚乱有利于法西斯分子的挑衅,而与广大学生的利益背道而驰”。
“他们企图在工人中特别是青年中制造混乱、疑虑和怀疑。
尤其是他们的活动纳入了戴高乐政权和其他反动势力的反共运动。
”“左派冒险主义给革命运动带来最大的危害。
”“左派小集团的积极反共为资产阶级和大资本家服务。
”[13]（p20221）[1]（p4）马歇指责五月学生运动的第二个方面是抨击学生运动的活动分子是资产阶级的子女,他们归根到底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他的文章强调,“这些人一般都是大资产者的儿子,[他们]鄙视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
他们的‘革命烈火’转眼间便会荧荧欲灭,那时他们便掌管起他们老子的企业,在最佳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剥削工人”。
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资本主义,建设惟一的真正人道的社会主义”。
“工人阶级不拥有任何生产手段,它是受剥削最甚的阶级,因而它是惟一能真正革命到底的阶级。
”“楠泰尔的假革命者枉费心机,他们绝对无法改变这个历史现实。
”马歇在文章中还借用20世纪初法国作家法朗士的话来教训学生:
“需记住,没有无产者,你们不过是一伙持不同政见的资产者,而一旦与无产者相结合并融为一体,你们就加入了为正义服务的行列。
”[13][1]（p4）5月4日,楠泰尔学院的法共委员会在发表的一项攻击学生运动的声明中用类似的调子写道:
“某些小群体（无政府主义者、托派、毛派等等）,它们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来自中产阶级上层,并且为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科恩·邦迪所领导?
.因此在客观上帮助和助长了政府及其政策。
”[14]（p86287）马歇对学生运动的攻击,其理论根据正是“唯成分论”。
他简单地根据家庭出身,把来自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家庭的大学生简单地划进了资产阶级阵营,而根本不去看这些学生的政治立场。
法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工总同盟”在五月学生运动发动起来以及随后引发的工人罢工持消极态度。
“劳工总同盟”的领导人对于学生运动中的左翼政治派别对其施加的压力感到窘困。
他们认为,这些理论上的敌人在削弱法共对工人运动的领导。
为此,“劳工总同盟”下令禁止学生进入他们控制的工厂,试图疏远革命学生,分离工人群众与学生,推崇工人提出的纯粹经济要求的策略。
它坚持参与分享资产阶级政治蛋糕的最大一块,而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旧策略。
为了与学生争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5月15日“劳工总同盟”派出义勇队关闭了比兰库工厂,并占领了这家工厂,那里的25000名工人中有60%是忠诚于“劳工总同盟”的。
[8]（p148）法国共产党在5月上半个月对学生运动的抵制态度,遭到左翼学生组织和学生群众的抨击和嘲笑,在学生运动中威信扫地。
激进学生称法国共产党为“修正主义”,也有的学生称法共为“斯大林主义者”。
1968年“五月风暴”中学生与法国共产党的分歧和矛盾冲突,在更深的层次上暴露了那种以欧洲共产党为代表的议会政治道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窘境。
60年代学生运动是学生左派对欧洲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奉行的合法议会道路的一次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各国共产党交出自己控制的武装,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体制内的一个合法存在的参政党存在。
它们在政策主张方面无疑在政治序列中处于资产阶级右翼和中间政党的左侧。
然而,由于它们是议会党,它们在取得政治合法性的同时,也势必在重大的社会冲突和劳资冲突中为这个体制辩护。
60年代学生运动向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提出了一个困难的同时又是需要解答的重大的策略课题。
四 学运参加者的中产阶级社会来源和学生运动话语与行动的极端“左”倾政治化
历史上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运动大多是工人阶级领导并由工人阶级或农民阶级作为主力。
但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是一种新类型的群众运动,这次运动的发动、领导者及主要力量和过去的革命不同。
阿瑟·马威克在研究60年代的著作中曾评论说:
“不是所有对现存社会的挑战都来自社会底层。
[15]（p143）
60年代学生运动的参加者大多是中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下层的子女。
他们在大学期间一般是较优秀的学生。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古典文学系主任约瑟夫·方廷罗斯曾有如下评述:
“自由言论运动的领袖代表了新一代学子?
.他们都是好学生,他们严肃,有奉献精神,负责任,有献身民主观念。
”有人对1964年12月初美国一次静坐示威中被捕的自由言论运动参加者作过分析,结论是,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高出一般水准的学生。
被捕的大学生中有47%均分在3分（即B级）以上,有71%的被捕研究生均分在3.5分（即在B级与A级之间）以上。
根据1964年11月在社会学系教授罗伯特·萨默斯监督下进行的调查,在被采访的学生中,均分达到B级或更高级别的人中,45%是支持自由言论运动的,只有10%反对自由言论运动。
而在B级或以下级别的学生中,有1/3反对自由言论运动,只有15%的学生支持自由言论运动。
[16]（p13214）
学生运动参加者在其对运动目的的表述中,也反映了学生运动的中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特质。
例如,巴黎索邦大学的占领者在《对权力的想像》一文中表述说:
“资产阶级革命是司法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是经济革命;我们的革命是社会和文化革命,其目的是使人能实现自我。
”[17]（p2652266）
从整个学生团体来说,其成员的社会来源是纷杂的,绝大多数学生不是来自工人阶级家庭。
法国共产党曾对法国学生团体的构成作过阶级分析,结论如下:
领工资的农业工人子女占0.6%;农场主的子女为5.6%;文职人员子女为0.9%,蓝领工人的子女为6.4%;白领工人的子女为7.9%;工业和商业部门总经理的子女为17.7%;中层经理人员的子女占17.8%;自由职业者和上层经理的子女为28.5%;无职业但拥有财产的人士的子女为7.6%;出身于其他家庭的学生为7.6%。
[18]（p1252126）根据上述调查资料,学生运动的成员具有相当比例的中产阶级的成分无疑是一个事实。
从各国学生运动发展的轨迹来看,在学生运动最初阶段,其要求并没有超过中产阶级运动的范畴。
在美国,从1964年9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展的自由言论运动,其要求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范畴。
美国60年代学生运动最重要的组织“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在它1960年创立和在1962年提出的《休伦港声明》中,将其目标限于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和参与民主制。
然而,到1968年秋季以后,这个组织提出要“成为一个革命的青年运动”,并于1968年12月分裂产生了“气象员”派。
此时,它把与世界范围内的解放力量团结一致“,创立一个革命群众运动”作为其目标,[19]（p5602563）向左倾政治方向迅速转变。
从整体上来看,60年代美国、法国、西德和英国学生运动在使用的话语和实际活动中,具有左倾政治化的鲜明特征。
法国“五月风暴”学生运动的重要领袖丹尼尔·科恩·邦迪,此前没有参加任何法国左翼政党或政治组织。
在5月的学生运动中,他反复强调,这个运动没有组织、没有结构、没有寡头制,也没有纲领。
[8]（p59）他论述说,群众不是按照等级制结构,而是靠“榜样的力量”动员起来的。
在“五月风暴”过去后,科恩·邦迪与兄弟加布里埃尔·科恩·邦迪出版了《已过时的共产主义:
左翼的变化》一书,作为对“五月风暴”的回顾。
从该书来看,作者对社会主义史比较熟悉。
该书的中心是对法共的官僚主义和在“五月风暴”中采取的错误路线的批判。
书中写道:
“我们论著的中心是分析官僚现象。
”法国工人工会和政党“,他们的错误之处主要不在于他们如此僵化和背信弃义,而在于他们已经整合进资本主义国家整体的官僚体制中。
”“官僚倾向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现象,资本持续地集中化,国家加强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干涉,已经造成了一个新的边缘阶级,其命运不再与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联系在一起。
”“当领导人在政治等级中追逐权力时,阶级斗争被忽视。
”[20]（p249）
在这本书中,邦迪论述了革命者的作用。
书中写道:
“革命者是以各社会层次吸收来的富于战斗性的少数人,这些人因为拥有一种意识形态而被团结在一起。
他们立下誓约,展开反对压迫者的斗争,消除统治阶级和官僚的神秘性,宣布只有当工人把他们的命运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时,才能保证他们建立一个新社会,相信只有通过革命斗争和直接行动才能在政治上成熟。
”关于革命者与工人阶级的关系问题,作者论述说:
“工人阶级的群众参与是我们斗争最伟大的成就;它是朝着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前进的第一步。
”[20]（p251,252）
学生运动的左倾政治化尤其表现在学生组织依据阶级理论,对学生与工人阶级结合问题作出了清晰的陈述。
例如,“法国学生全国联盟”发布的一份文件指出,从根本上说与现存大学对抗以及与现政权对抗是不可分割的。
文件强调了“学生斗争与工人斗争相联系”的目标。
文件指出:
“只有当工人自身进行斗争时,现政权才可能垮台。
这就是说,变革社会的主要力量是工人阶级,工人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从现在起就应在所有企业中向雇主的权力展开攻击。
”[13]（p22223）学生组织在其文件中,反复提出要与工人运动结合并改造自身思想的问题。
他们对毛泽东有关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以改造自己思想的理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