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困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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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困局
求解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困局
朱清时：
首先感谢21世纪教育研究院邀请我作为本期新民教育讲坛的主讲嘉宾。
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来参加今天的讲坛。
我今天讲的主题是求解中国教育的症结，但是教育面太大了，我只讲教育其中的一个部分，就是创新人才培养。
2008年9月我卸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一年多来，反思我做校长的经验，参与国内各种活动的经验，我想我现在比过去更清楚的看到因为中国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上的一些误区，使得我们的教育面临很多问题，我就把我现在看到的，想到的告诉大家，作为抛砖引玉。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如果做一个民意调查，评选大家认为60年来最不满意的民意是哪些？
我想教育可能会是其中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现在用一些数字来刻画和反映一下我们国家教育发展的状况。
首先，这60年来我国的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发展。
比如，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民国时期，共38年，毕业的大学生总数是25万5千人，如果用38年来平均，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不到7千人。
今天我们知道，2008年中国授予博士学位是5万多，世界第一，是民国时期大学生人数的7倍。
2008年全国大学毕业生559万，是民国时期大学生的800倍左右，所以我们确实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就是说，我们高等教育的规模增长了800倍甚至是近千倍了，高等教育开始走向大众化。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规模越来越大，意味着受教育的人数是越来越多，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教育培养是按比例发展的话，培养出来的拔尖人才、大师也应该是越来越多。
但现在的情况就很尴尬，如果按照民国时期的人数来说，我们现在国内要培养出的拔尖人才应该就是有几千个像李政道、杨振宁、钱学森这样的大师了。
然而回顾这60年我们还没有一个人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这些顶级大师相比。
2005年，温家宝总理去看望钱学森先生，钱学森先生就跟温家宝总理说：
现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科技发明创新来培养人才，没有独特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钱学森先生说了之后，温总理非常重视。
2006年，温总理召集教育专家座谈，说去年看望钱学森先生的时候，他提出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创新人才的模式办，没有自己独特的东西，老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温总理说，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不是一般人才，我们现在培养的大学生都可以说是人才，是一般人才，钱老说的是大师级的人才。
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在增多，但如何培养出杰出人才是我非常焦虑的问题。
温总理说这话说明，从最高层到老百姓，大家都明白，过去60年，我们很尴尬，规模变得这么大，大师却这么罕见。
温总理为什么这么说？
有什么依据？
我提供两点。
一个是我们国家从2000年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大家知道这是我们国家最高的奖，说白了就是授给科技界大师级的人，从2000年到现在有14个人得奖，其中11个是1951年之前毕业的，也就是说是民国时期培养的，另外有3个是1953年到1958年的大学毕业生，最年轻的王选当选时已经64岁了，最大的91岁了。
现在每年公布大师的时候，大家看到是不是有点尴尬，看看年龄，看看他们的背景，不是说我们解放以后的这些人才没有时间变成大师，这些人都有足够时间，解放以后培养的大学生有很多都是古稀之年了，包括1977年、1978年天之骄子这一代，多数过了55、56岁了，也都开始要定论了，这些人现在看来还没有看出大师的迹象。
所以这个状态对我们教育是很尴尬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1949年以前，民国时期，社会动乱，内战，各派政治势力在进行斗争，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民国时期动乱，我们谁都不想要，但是为什么这种时候培养出这么多大师级人才，又为什么民国时期动乱结束，随后60年我们变成没有大师的时代了？
这件事正好说明了教育的规律，就是在民国时期那样的动乱时期，对教育干预是最少，大学能够按照自己的规律去走自身发展的路，找出最好的路---就像生态系统那样，没有人干预它，就能找出最好的路发展。
而我们过去这60年来最大的教训就是我们在管理体制上没有理清，教育成了任意揉搓的面团，失去了生命力。
现在一味扩大规模，创新人才的培养机制没有人考虑，这个教训必须总结，这样我们中国的教育才有希望。
我今天讲的东西是抛砖引玉。
讲第一点，就是管理体制。
我们从过去60年中能够看清楚的教训有什么？
刚才说民国时期是乱世，教育没有人干预，就像春秋战国时期一样，那时候教育和文化都发展得很好。
但是并不是说只有乱世教育才能发展好，在社会安定时期也能发展好，关键看怎么管理。
我举一个例子，英国牛津大学前几年有个故事，在英国苏格兰北部地区有一个边远的郡，有个学生，毕业考试的成绩，达到全A，这个郡类似于中国西北地区的省一样，经济不发达。
有个女学生考全优，等于是高考状元，是多年来第一个有资格上牛津大学的，但是牛津大学规定还有三个教授组成的委员会面试，由他们来决定。
这三个教授的工作独立，他们跟女学生谈话，发现她缺乏创新能力，中国话说就是读死书的，不录取。
这个郡的地方官员都激动起来了，议员找教育大臣，教育大臣不管用，找到副首相，又找到布莱尔首相，然后跟牛津大学沟通，牛津大学说，我们招生不光看成绩，还有三个教授面试来决定，他们的结论任何人无权推翻。
布莱尔很丢面子，他事后跟人聊天就说牛津大学太古板了，应该与时俱进，必须进行改革，这种事情他就不理解，为什么不能收这个女生。
牛津大学师生知道以后，很愤慨，学校立刻宣布取消了布莱尔荣誉博士的授予。
这件事以英国政府不光彩的想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校事务这件事结束。
我举这个故事就是让大家想想，这就是在社会安定时期一流大学要办好必须有的精神，就是不接受任何行政干预。
我们国家任何大学，在招生上，首先凡是高考状元，所有大学都抢，千方百计的抢、挖，不谈创新能力，而且实际上只要考试成绩差不多，有关人士关照，基本上都录取。
比较起来就知道在我们的体制中行政干预有多强，英国不是乱世，教育这样就能办好。
中国也不是没有这种办学独立的时代，民国时期恰好就是中国高校办学最独立的时代，最著名的就是西南联大。
1937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到湖南，后来又到昆明，改成西南联合大学，这个学校只办了7年，但是现在的中国还在受他的影响，我们看看现在的最高科学技术奖，有多少是西南联大毕业的？
这个学校总共学生2千人左右，许多学生都有学术成就，其中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华罗庚这些人没有得诺贝尔奖，但是他是这60年来没有人能够超越的，他是世界上最认可的中国近现代数学大师。
我们就举院士来说，西南联大的学生、老师成为中科院院士的有137人，十二分之一的人都当了院士了，这就是后代人对他学生的认可。
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世界一流，或者说已经世界一流的大学。
西南联大对中国社会这么大的影响，他的学生90多岁还获得最高科技奖，所以我们现在都很怀念它。
但是西南联大恰好就是最坚持独立办学，杜绝行政干预的学校。
西南联大有一个著名的故事，1942年，当时的教育部长是陈立夫，很强势的一个人；他是知识分子，他要管教育，他就训令，要西南联大务必遵守教育部特定应试课程，使用统一全国院校教材，统一考试，这些都是现在大学的规定，教育部毫无疑问管的很细的。
那时候陈立夫想管起这个来，西南联大开会之后觉得不行，不管你有什么道理，这种做法就不对，教育部不能这样训令我们，这样训令，我们就变成了教育部的一个科了，权和学应该分开来。
西南联大坚决不按照陈立夫说的做，他也没办法，所以才能独立办学，成了世界一流的大学，或者说最接近世界一流的大学。
抗战结束之后，西南联大解散，但是这种校风和水平并没有消失，继承西南联大最好的是两个学校，一个是北京的清华大学，一个是杭州的浙江大学，看当时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资料就知道，那时候的大师和科学家云集这两个学校，综合理、工、文都有，毫无疑问这两个学校已经是亚洲的顶尖学校。
如果这两个学校独立地办下去，很快就会是世界一流了。
然而不幸未能如此。
1952年，中国教育界有一件大事，“院校调整”，它一直影响中国高校60年。
它用行政权力强力干预大学，凡是民国时期办的好的大学，清华、浙大首当其冲，都给拆散了，拿去重组。
当时清华大学的调出调进的比例是52：
1，院系重组的时候把科学家和好教授都调走，只有一个系，现在清华很骄傲的电机系，因为当初的有三位教授力争，所以把电机系的电信组保留下来了，要不然它也会被拆掉了，清华大学等于是一锅端了。
浙江大学也一样，浙江大学的主力都调走了，24位知名科学家中有22位调走了，90%以上。
不光是浙大、清华，那时候全国的高校都一样。
这种做法使中国高校随后这几十年元气大伤。
我们现在找中国高校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的症结，不能回避1952年“院系调整”。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在1952年，我们要把自己的大学给弄成这个样子，折腾到元气大伤？
现在看来，当初的人们是处于“好心”，基于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那时候政治左倾，有人认为大学是资产阶级旧社会留下的顽固堡垒，要占领它们。
怎么去占领呢？
大学教师都有知识文化、朋友师生关系盘根错节，只有把领导关系，隶属关系、朋友师生关系打乱，外人才能去占领，所以就强行肢解；第二方面是教育思想上的原因。
1952年，正是中国全盘学苏联的时候，那个时候苏联的专才教育跟英美的通才教育两个不相同，有人认为苏联的教育是社会主义的，它用计划经济这一套，把培养人当作是工厂生产产品一样，按计划来做，这种专才教育能够高效率、大规模地出培养学生。
正好那时苏联的科教界确实有很多值得骄傲的东西（随后我会再讲），于是就有理由有根据地把中国的教育全盘改了，把通才教育全部打乱，变成专才教育。
于是我国当时的综合型大学几乎都被折开成独立的，北京著名的“八大学院”就是例子。
回头看，很遗憾，世界上产生最大破坏力的事情往往都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好心”造成的。
我们回顾60年，总结教训，不能够不看看“院系调整”的这两个理由，它们对不对呢？
第一是为了在政治上占领大学阵地而打碎旧大学。
实际上最近30年来，大家已经用行动把这一条否定了。
你看现在哪个教育界人士、哪个大学校长，不是把民国时期创办大学的教育家奉为我们国家的骄傲？
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张伯苓，大家都认为这些人是中国20世纪教育的骄傲，把他们奉为楷模，这就已事实上承认民国时期的大学有很优秀的一面。
1952年把他们创建的大学体制强力打碎，至少是就太幼稚了吧！
第二我们来看苏联的专才教育后来出了什么问题。
首先，专才教育这个模式是用计划经济那一套来搞教育，把教育变成工厂制造产品一样，“专才”就是产品了，这样容易迅速而且大规模生产。
但是这种教育方式有个致命的缺陷，不符合人成长规律。
每个人实际上都有个性跟天赋，而且都不一样，你不顾人的个性、天赋，强行让他做不喜欢的事就做不好，后来事实证明就是这样。
专才教育不能人用其才，没有生命力。
我们的学生中学毕业就开始分专业了，许多上进了他们不喜欢的专业也不能换，他们干的东西并不是自己天赋特长，他们的才能发挥不出来，教育就没有生气了。
1998年，我参与我们国家新一轮“创建一流大学”计划，当初从上到下的思路就是要改变专才教育模式，又用行政权力把所有的专科学院重新合并成综合型大学，其原因就是觉得苏联的专才教育不行，那样培养的学生没有活力、知识面太窄、又没有照顾它的天赋。
他们都深感有这个必要性，才产生了“并校风”。
又造成许多“超级大学”，其背后的思想，就是否定52年院校调整的思想，否定专才教育，又要搞通才教育，但可惜又用行政干预的方式来干，没干好还造成许多新问题。
应该说所有新合并成的综合大学的领导、师生员工都做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现在清华远比当年物资力量要强。
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看新合并成的大学都会有现在大家看前门大街的感觉。
我最近去看新修的前门大于的仿民国时期建筑，修得很漂亮，花了很多钱，但是冷冷清清。
看着它们，我马上想起了梁思成当初说的一句话。
解放初期，梁思成坚决反对拆除像前门大街这样的古建筑，还跟北京市当时的领导人辩论，当然梁思成失败了，最后他不得已说了一句话，“50年以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现在重建前门大街的仿民国时期建筑，就是用行动证明梁思成是对的，当初的北京市领导错了。
但是现在前门大街是假古董，古迹已失而不复得！
当然大学不是失而不复得，大学精神还可以回来，还可以再建好，然而关键是要明白当初丢的什么东西，你要建好，要把最本质的东西找回来，不能又成新一轮行政干预。
我下面再说第二点。
“院校调整”的另一个原因是认为苏联的专才教育好的，是社会主义的，所以全盘学它。
50年代初那时候，苏联确实有一些重要的世界级的大师，像朗道，朗道的天赋和才干全世界公认，苏联为有朗道这样的大师和他的学派而骄傲。
现在我才发现朗道这个苏联的骄傲有秘密，它是什么呢？
苏联人引以为自豪的朗道曾被克格勃关了一年监狱，然后放出来，之后克格勃保密不说什么原因，朗道也不说。
一直到朗道去世后很久，最近，因为打官司，克格勃的人员打开了尘封几十年案件，才发现，朗道当初真正犯过煽动反对苏共、反对斯大林的罪，他跟他的学生写传单，在散发前，克格勃一举把他抓了。
从他的档案中，发现苏联政府的聪明在于，他们对朗道这种人才非常克制，不对外宣布发生了什么事，而朗道关了监狱得到教训，也可能保证不再犯反苏共、反斯大林的事。
事后尽管克格勃对朗道所有活动都了解，档案很厚，连朗道随后说的牢骚话都有，但是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当权的苏联政府和克格勃都只限于默默的监听，对他没有任何干预。
比如他公开给他的同案犯每月寄钱，苏联政府不干预；他做研究，要发表论文，苏联政府一概不干预；他参加评选院士，苏联政府不干预；他还得了斯大林奖金，苏联政府还授予他；苏联政府只不让他出国，怕他出国就不回去了，到中国开会也不让。
看了这个档案确实感慨，这件事说明苏联政府很能容忍和保护优秀人才，而恰好是他们对优秀人才的容忍和保护，使得他们的科教一度辉煌。
这就是说，60年前的秘密揭开后，才知道前苏联的教育当初那么发达至少部分原因是他们容忍和保护人才。
那时候我们的人比较左倾幼稚，就算像朗道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才，即使不进监狱，也会失去发表文章和培养学生的权利。
“院系调整”那时候，我还太年轻了，刚上小学，没有亲身经历。
现在谈的资料也难免片面，说的不圆满。
我讲的目的是引起大家讨论，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件事搞清楚。
“院系调整”可能是过去60年我国教育没有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院系调整”这件事，我们应吸取的主要是，无论出于任何动机，都不要用行政权力直接干预教育。
全社会对教育不光是爱护，更要敬畏，敬就是尊敬，畏就是畏惧。
教育最根本的事，是要教会年青人诚实、热心助人，做好事，培养他们的好奇心、兴趣和洞察力，这些东西是超越任何意识形态的，是普世价值，任何人都无权干预他，干预就会犯大错。
教育就像每个人的精神母亲，我们都要尊重她，畏惧她，为什么说畏惧呢？
就是让人不要动不动就想改造她。
我国教育的另一个教训就是对人才的容忍和保护。
过去60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并非没有亮点。
我有幸在中科大做了十年校长，曾致力于整理校史，对中科大的历史有些了解。
为什么中科大到合肥之后，条件并不好，却表现出了很强的生命力？
我想说一点，跟今天讲的有关，中科大有一个“秘密”，或者中科大有一个重要的史实---1957年中国反右运动以后，很多大学的优秀教师被划为右派或右倾分子。
当时北京市的领导想将北京变成所谓的“水晶城市”，把这些人都清理出北京。
这时候中国科技大学的领导，尤其是时任党委书记的郁文，抓住这个机会，把这些人搜罗起来，保护起来，把中国科技大学变成容纳他们、让他们发挥专长的乐土。
这就是中科大不同凡响的一个重要原因，她到合肥去了之后还有这么强的生命力。
这是真正的兼容并蓄的办学办法，是蔡元培创办北大的方法，却被中科大继承了这种做法。
也许当初中科大领导没有想到蔡元培，但他们用了这种办法，才给我们科大带来随后这些年的辉煌，带来这么强的生命力。
今天我们的论坛并不是想让我谈一个学校，但是我举一个例子，作为我讲的第一部分的结束。
以上是说我国教育弊病教育的第一个症结：
管理体制。
我要讲的第二个症结，是我们教育思想上的误区。
我有幸在1979年就被国家送到国外进修，回来之后保持了很多国际联系，对国外的教育思想有一些了解。
特别是我当校长这十年，发现中国高校的教育思想有一个顽固的误区，大家都以为只要知识多，创新能力就强，所以大家都追求给学生灌输越来越多的知识；家长和社会都要求学生高的学历。
我们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人数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但是其中有一半都去做行政管理工作了，这其实已经不是博士的本意了，博士本意是做专业学术工作的。
现实中还是这样，许多工作岗位都把它们并不需要的博士学位作为上岗条件，就是这种误区的反映。
大家都以为知识越多，能力越强，学历越高，能力越强，而实际上并不如此。
其实创新能力并不等于知识多。
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家牛顿、爱因斯坦，他们出成果都在20、30岁，我最崇拜的数学家家迦罗瓦也就才20岁。
这时候他们知识并不多，只有些必要的基础知识，他们的成功是因为思想特别活跃。
我现在举他们为例。
我举一个去年的例子，目前我们大家对这个例子还重视不够，我希望通过大家再把这个例子广泛宣传。
去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日本学者叫益川敏英，他是日本土生土长的，英语说不好，从来没有出过国，是真正的土包子学者。
上世纪60年代他在京都大学认识了一个朋友小林，这两个人有共同的兴趣就是研究夸克，两个人特点完全不一样，个性完全不一样，正好互补，形成两人团队；他每天晚上脑子里面都在琢磨、想主意，第二天告诉小林，两个人一起做实验，开始做实验预测夸克的种类有4种，后来只发现了3种，两个人进入了困境，实验中断了半年。
有一次益川敏英在洗澡时突然想到了为什么夸克不是6种呢？
他跟小林说后，两人用了两个月时间做实验，证明是对的。
到2001年美国物理学家和日本物理学家又证明了确实是对的，于是他们就得诺贝尔物理奖了。
这时候大家才发现，益川敏英竟然对英语一窍不通，从来没有出过国，护照都没有。
他说他从小学开始，文科成绩就很不好，他的语文成绩和数学成绩平均以后在班上只能是中等，他上大学的时候，英语一直不好，他写博士论文不得不就英语问题请教他的大学女教师，后来女教师成了他夫人了。
所以他从来不出席国际会议，怕英语不好，太尴尬。
益川敏英的例子对中国的教育界是一个警示，反衬出我们中国的教育观念有毛病，在我们中国，谁能够容忍像他这样的人，外语不通，也不好好下功夫学，甚至不出国学术交流？
他这样的人在中国没法升迁，没法当教授，没法提职称，没法当干部。
现在我们的许多事情都要考英语，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英语不好失去了前途。
英语一塌糊涂的益川敏英得这个诺贝尔奖，说明我们的教育思想确实有问题，什么问题？
就是我刚才说的，以为创新能力强一定要知识多（英语好也是知识多的一种），其实并非如此。
创新能力最本质的要素，恰好是我们中国教育所忽略的东西，第一是好奇心和兴趣；第二是想象力；第三是洞察力。
一个人的好奇心和兴趣是这个人有没有创新能力最基础的条件，如果他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和好奇心，不太可能正常发挥，不太可能做出很重大的发现。
爱因斯坦说他还是4、5岁小孩的时候，父亲给他一个礼物，就是指南针，他看了一下子就感到强烈兴趣，他到去世前还记得很清楚，留下深刻的印象，发现这个针永远都往一个方向摆动，他觉得这背后肯定有重要的原因，很想搞清楚，这就是好奇心。
第二是想象力，是人为了能够生存进化出来的基本能力。
为什么老虎狮子比人在体力上强大得多，却被人类消灭了？
就是因为我们有想象力，想象力使我们发明了工具、武器、枪炮，使人类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物种。
最典型的想象力的，是在奥运开幕式上大家看到一个地球，上半球的人在正着跑，下半球的人在倒着跑，这就是为何人类长期不理解地球为什么是球体？
地球是球，岂不是南半球的人在倒着跑？
后来牛顿发明了万有引力，大家懂得了引力把我们吸到地面上，想象力才开始纠正我们的直觉，于是我们才接受了地球是球体。
想象力对人类至关重要。
想象力和好奇心是人与生俱来的，每个小孩子都有，但是就在一个人发展过程中，“搞得不好”他的好奇心和兴趣被扼杀，“搞得好”他可能变成爱因斯坦或者是牛顿这样的人。
中国的教育就是属于“搞得不好”这种。
我们的小孩上学以后，好奇心就迅速消失，他们的父母、老师联合打压、扼杀他们的好奇心和兴趣，使他们自己后来也变成了同谋了，他们觉得老师和父母说的是对的，就抑制自己的好奇心和兴趣，去背课本和答案。
我们的教育体制就是这样，十分不利于培养年青人的好奇心和兴趣。
好奇心和兴趣怎么培养？
过去十年，我们在中科大一直在讲，老师讲课是培养好奇心和兴趣的重要场所。
普朗克在自传里说，他一生从事物理学研究是因为中学的时候上的一堂物理课，老师讲“功和能”时说：
同学们想想，有一个工人胳膊很粗，肌肉很发达，他在举起一个大石头，把石头放在房顶上去了，放得很稳。
因为这个石头不动，有人以为这个工人消耗的能量消失了，老师说没有消失，如果多年后有人经过这个房子，房子跨下来，石头掉下来砸到一个人的脚，这个人就知道能量没有消失了。
小普朗克的兴趣一下子就来了，他想原来物理学讲我们周围这么多的道理，他所以他终生从事物理学研究。
老师们在课堂和教学中应把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间作重点，可是我们现在的课堂教学有哪位老师还在下工夫做这些？
有也极少。
现在我们的老师都忙自己出成果，出论文，到新教区上班等等，没有人想这些。
下面我讲洞察力。
洞察力是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另一方面，我们过去教育界都不提这个洞察力，觉得这个太玄了，其实一点不玄。
我们年龄大一点、生活经验多一点的人都知道，有些人面对复杂情况的时候，来不及思考，来不及推理，却能很迅速找到问题的关键在哪儿，找出解决办法来，这就是洞察力强。
比方有人开车要加到主干道里面去，车很多要插进去，如果你想推理和计算，看哪个时机是最佳，那你会等很久。
经验丰富的人凭感觉，十那九稳，一插就进去了。
这种感觉就是洞察力。
怎样培养洞察力？
这可能是创新能力教育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经典的例子是杨振宁先生讲的，说明他的科学洞察力是怎么培养出的。
杨先生在西南联大学学量子力学的时候，讲课的是王竹溪，王老师是典型的中国式讲法，讲的非常深入、详细、系统，杨先生用当时的草纸记笔记，保存了厚厚一叠，保存到现在还有用。
之后杨振宁先生到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再上量子力学课，讲课的是埃德华·特勒，他是美国氢弹之父，是个世界级的大师，他和西南联大的王竹溪教学方法完全不一样，特勒思想横溢，从来不备课，每天上课就开始跟大家说，上次讲到哪儿了？
他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
因为量子力学太复杂，想到哪儿讲到哪儿就容易走入陷阱。
杨振宁先生就说他最感兴趣就是看特勒走入陷阱，这个时候特勒的思唯就像天线一样张开，四处探测，看哪里有出路，此时他的洞察力表现无遗。
学生最有收获就是在这种时候，看特勒在他面前怎样进入陷阱又怎么出来，由此悟出什么是洞察力。
我们现在的大学对老师讲课的课堂笔记、讲稿都要检查，教授哪能不备课就上去讲的？
而且现在的大学教师有几个敢在学生面前不备课随便讲，给学生展示自己的洞察力的？
我在1963年上中科大，那时的中科大最值得怀念的就是一些大师讲课，像华罗庚，严济慈、钱学森，他们有讲义也不拘泥，也是想到哪儿讲到哪儿，学生的思路跟着他们走，洞察力就容易培养出来。
总之，创新能力的根本要素第一是好奇心和兴趣；第二是想象力；第三是洞察力。
因此创新能力不等于知识多，知识多往往还可能会局限了一个人的创新能力。
往往年轻人知识不多的时候最有创新能力。
有人会说你这个没有根据，知识越多越好，为什么知识多就会约束创新能力。
原因如下。
其一知识多确实有助于创新能力，条件在于如果知识都是准确的，而且你能够消化它，把它集成新的东西，这个是有利于创新能力的。
但是如果你知识多了之后，其中有误导的，有好多是没有用的，甚至有垃圾，或者有好多知识，食而不化，遇到问题的时候，在知识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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