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的领导艺术摭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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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中的领导艺术摭谈

《三国演义》中的领导艺术摭谈

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以下简称《三国》）蕴含了十分丰富的思想内容，其中的经营思想、谋略思想、人才思想、军事思想等等，历来为人所称道，也出了一些研究成果，相比较而言，从领导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较少，本文拟从领导艺术方面进行探讨，或可为当代领导者提供某些借鉴。

领导艺术在《三国》中有许多表现形式，如，运筹艺术、决断艺术、权变艺术、用人艺术、协调艺术、激励艺术、讲话艺术等等，限于篇幅，本文只述其中的三个方面。

一、《三国》中的权变艺术

权变，简单地说，就是权衡变通，即权衡事情的利害，作趋利避害的应变。

权变理论的核心思想，实质上就是中国思想家孟子所说的“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现代汉语词典》对“权变”一词的注释是：

“随机应变”。

作为领导艺术表现形式之一的权变艺术，我们可以笼统地理解为，领导者在政治活动中的随机应变。

《三国》第60回：

久据西川的刘璋，比较软弱无能，高级文官（益州别驾）张松暗中投靠刘备，献给刘备一份进入西川的地图，并且表示，如果刘备想夺取西川，他和某某某可作内应。

对于刘备来说，眼下是进军西川的好时机，且刘备心里也很想夺取西川，可是，因刘璋是“同宗兄弟”，刘备担心此举会“失信义于天下”，颇为犹豫，此时，副军师庞统说：

“若拘执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从权变。

”经一番商讨，终于定下进军西川之策，为三国鼎立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虽然这是集体决策，但也表现出主要领导者刘备善于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领导素质。

把权变艺术运用到出神入化的是诸葛亮，典型的案例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空城计”。

蜀国在失街亭之后，“司马懿引大军15万，望西城蜂拥而来”，守城的诸葛亮身边没有一员大将，只有几个文官和2000多士兵。

应对这种局势，一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弃城而逃，另一种是拼死一战。

诸葛亮权衡两种选择都不妥。

弃城而逃，跑不过魏军的追击，只能被擒；拼死一战，以2000多对15万更是以卵击石，必败无疑。

在此危急时刻，诸葛亮随机应变，走了一步险棋：

“大开四门，每一门用20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

”（第95回）他稳坐城楼，摇扇抚琴，司马懿深知诸葛亮一生谨慎，从不做冒险之事，现已兵临城下，他却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由此断定城内有埋伏，于是下令撤退。

“空城计”是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对特定对象采取的独特的处理方式，其独特之处就在于诸葛亮大胆随机地处置问题，用“空城计”吓退了司马懿。

“空城计”具有非常鲜明的创造性，我们说它是（权变）艺术，是因为它有不可复制的特点。

倘若诸葛亮再次使用空城计，司马懿是绝不会再上当的，后人如若照搬“空城计”，也难获得成功。

领导者具备了随机应变的个人品质，就能较好地掌握权变艺术，在各种政治活动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三国》第4回，曹操因有机会接近董卓，向王允借七星宝刀行刺董卓，然而，“恰待要刺，不想董卓仰面看衣镜中，照见曹操在背后拔刀，急回身问曰：

‘孟德何为？

’时吕布已牵马至阁外。

操惶遽，乃持刀跪下曰：

‘操有宝刀一口，献上恩相。

’”在万分危急的瞬间，曹操把“行刺”变成“献刀”，反映出闪念之间曹操敏捷的应变才能。

宝刀献出后，曹操又“解鞘付布”，这个简单的动作更增强了献刀的真实性。

虽然暂且蒙过了董、吕两人，但危机随时都可能发生。

当“卓引操出阁看马”时，曹操不失时机地以“试马”为由，“牵马出相府，”然后“加鞭望东南而去”，当董、吕两人猛然醒悟时，曹操早已远走高飞了。

《三国》第21回，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

‘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玄德闻言，吃了一惊，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

时正值天雨将至，雷声大作。

玄德乃从容俯首拾箸曰：

‘一震撼之威，乃至于此。

’”读过小说的人都知道，走投无路的刘备此时正栖身于曹操门下，表面上一副胸无大志的样子，“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暗地里却在汉献帝的密诏上签字画押，想杀曹操，为日后夺取天下扫除阻碍，当曹操说他是天下英雄时，以为韬晦之计被识破，所以吓掉筷子。

刘备的失态必然引起曹操的怀疑，然而，善于随机应变的刘备却巧借自然现象，“将闻言失箸缘故，轻轻掩饰过了。

操遂不疑玄德。

”

以上可见，在随机应变中，一方面是随机，它包含有借题发挥、触景生情、顺水推舟、将计就计的含义。

曹操行刺败露，瞬即改为“献刀”，而这把刀又正好是一把宝刀，这是随器物之机。

刘备吓掉筷子正好天空打雷，这叫随天时之机。

“刘备入川”是因为有人献地图做内应，“空城计”是诸葛亮看准了司马懿的性格多疑，因此，这两例可以说是随人事之机。

随机应变的另一方面是应变。

应变是对突发事件作出快速反应的能力。

在急促之中或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原定计划，还要获得成功，这的确是一件很难的事，唯其如此，权变艺术才显得可贵。

优秀的领导者必然具备随机应变的决断能力，尤其在突发事件面前，往往应对得声色不露，入情入理。

列宁说过：

“我们也学会了，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另一种必要的革命艺术：

随机应变。

善于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迅速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策略。

如果原先的道路在当时不妥善或行不通时，就选择另一条路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页）

二、《三国》中的用人艺术

《三国》是小说，但是，它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人才现象，很值得我们细细地品味。

三国领导者都很看重人才。

曹操发布文榜招贤纳士，刘备“三顾茅芦”，孙权创造性地开设“宾馆”、派高级谋士“延接四方宾客”，专职搞接待，等等，他们用各种手段吸纳人才，展开了人才争夺战。

吸纳人才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如何使用人才。

在用人艺术方面，《三国》中有许多可借鉴之处。

1、重能力轻资历

这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曹操。

《三国》第5回，十八路诸侯会盟讨伐董卓，盟军已有四名将领先后被华雄所斩，众皆失色，此时关羽自告奋勇：

“小将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

”盟主袁绍非常瞧不起关羽：

“使一弓手出战，必被华雄所笑。

”袁术竟然大声喝道：

“量一弓手，安敢乱言！

与我打出！

”曹操则说：

“此人仪表不俗，华雄安知他是马弓手？

”并亲自送上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

见关羽提着华雄的头回来，张飞大叫何不就此杀入关去活捉董卓？

竟又遭袁术训斥：

“量一县令小卒，安敢在此耀武扬威！

都与赶出帐去！

”此时又是曹操站出来说话：

“得功者赏，何计贵贱乎？

”事后，曹操还暗中叫人置办酒肉抚慰刘、关、张三人。

小说采用对比手法，用袁绍、袁术之流的重名轻才，来突现曹操的慧眼识才。

此外，曹操还擢拔山野壮士典韦和许褚。

典韦曾经是逃窜山中的杀人犯，曹操在兖州招贤纳士，有人向曹操推荐典韦。

曹操一见典韦便十分喜受，任命为“帐前都尉”，立功后，又任“领军都尉”。

许褚是一个农民，领族亲抵御寇乱，曹操见他十分勇武，就用计将其俘获，拜为“都尉”。

典韦和许褚日后都为曹操舍生忘死，立下大功。

2、举才不论亲疏

徐州牧陶谦本有两个儿子，可病危之际，却偏偏三让徐州于刘备。

陶谦说：

“长子商，次子应，其才皆不堪任。

”（第12回）陶谦的可贵不在其谦恭礼让，而在其能以国家为重，用人不论亲疏。

刘备与关羽、张飞情同手足。

可是，诸葛亮一来，刘备便觉“如鱼得水”，“待孔明如师，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终日共论天下之事”，以致“关张二人不悦”，（第38回）衬托了刘备的爱才。

东吴招亲，是周瑜设下的圈套，目的是把刘备扣为人质，讨回荆州。

派谁护卫刘备前往？

论亲疏应是关羽或张飞，但关羽刚愎自用，张飞粗率鲁莽，都不适宜承担如此复杂艰险的外交使命。

于是，派了赵云。

确保了三条锦囊妙计发挥作用，使东吴“赔了夫人又折兵”。

孙权攻取荆州的时候，叫吕蒙和自己的堂弟孙皎两人同领大军，吕蒙说：

“主公若以蒙可用则独用蒙；若以叔明（孙皎）可用则独用叔明。

”（第75回）并指出两人同领大军的害处。

孙权听吕蒙说得有道理，就拜吕蒙为大都督，总领各路军马，而让孙皎在后方接应粮草。

这是用人不论亲疏的又一范例。

3、举才不论长幼

《三国》在这一方面的经验，也让人过目难忘。

郭嘉27岁被曹操拜为祭酒。

诸葛亮27岁充任刘备的军师。

刘备的五虎上将，也是“老中青三结合”。

鲁肃投奔孙权时才20岁。

周瑜33岁被孙权拜为大都督。

孙权在刘备的大军压境之时重用小将陆逊，遭多数人反对，张昭、顾雍等老臣们都认为“陆逊年幼望轻……必误大事”，（第83回）在此情况下，孙权采纳少数人的意见，连夜操办了一系列拜将程序，赋予陆逊“先斩后奏”之权限，统领各路军马，显现出孙权在用人方面的不同凡响。

陆逊领军迎战，“营烧七百里”，大败刘备于彝陵，证明了孙权用人的正确。

须说明的是，据《三国志》记载，当时陆逊42岁，并非“年幼望轻”，笔者认为，小说如此虚构正反映了作者“举才不论长幼”的的用人思想，

4、用人忘短贵长

这里的“忘”不是忘却，而是不计较。

用人忘短贵长，就是不计前嫌，用其所长。

在这一点上，曹操的眼光和胸襟，又在各路诸候之上。

陈琳是一个著名文人，曾奉袁绍之命，草拟讨伐曹操的檄文，罗列曹操的恶行，而且连曹操的祖辈、父辈都受到污辱。

平定袁绍后，陈琳被俘，曹操只是责问一下：

“汝前为本初作檄，但罪状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耶？

”左右都劝曹操把他杀了，曹操却“怜其才，乃赦之，命为从事。

”（第32回）

张辽原为吕布勇将，被俘前曾与曹操直面厮杀，被俘后又当众辱骂曹操：

“可惜当日火不大，不曾烧死你这国贼!

”对这样的“铁杆分子”，曹操的态度是：

“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拜为中郎将，赐关内侯。

”（第20回）

张绣第一次降曹后，因曹操私通邹氏（绣之寡婶），怒极而反，夜袭曹帐。

在此次突发性恶战中，曹之长子、爱侄及虎将典韦皆死于非命，他自己右臂中箭，坐骑阵亡。

如此狼狈的遭遇，在曹操的征战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然而，时过境迁，后来张绣又被曹操招安，这回张绣觉得他与曹操之间有仇，担心曹操不能相容，但曹操不这么看，他拉着张绣的手说：

“有小过失，勿记于心。

”且封张绣为“扬武将军”。

（第23回）

以上几位或有突出的才能，或有一定实力，如能为我所用，不杀也是可以的。

那么，对普通的下属，曹操又如何呢？

官渡战后，曹操缴获了大批文档，其中有部属私通袁绍之书，“左右曰：

‘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

’操曰：

‘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

’遂命尽焚之，更不再问。

”（第30回）

当然，曹操的“忘短贵长”也是有底线的，就是绝不接受卖主求荣者。

如小说中的吕布，其武功堪称“第一”（第5回关、张与吕战30回合不分胜负），且被曹操俘虏后表示愿意归降，但还是被曹操杀于白门楼（吕布先为荆州刺史丁原的义子，后被董卓收买杀丁原，投董卓，认董卓为义父，后因貂蝉而与董卓争风吃醋，杀董卓）。

曹操的性格是复杂的。

三、《三国》中的协调艺术

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是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

领导活动由领导者、被领导者和作用对象三方面构成。

这三个方面又可细分为：

人、财、物、信息、时间、空间、机构、政策、法规等。

领导协调就是使这些要素彼此相互联系、相互配合。

在这些关系中，主要应注意与“人”的协调。

本文以孙权为例，谈一谈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关系的协调。

孙权协调下属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信任下属。

周瑜和陆逊为大都督时都比较年轻，没有什么资历，但孙权充分信任他们，给他们“先斩后奏”的权力，就连赤壁大战和火烧连营这样的重大战役，孙权也不是事必躬亲地指手画脚，而是放手让下属去指挥，等他们凯旋归来后亲自犒劳他们。

在赤壁大战中，他让周瑜在前头统帅军队作战，自己在后方运送粮草作接应。

一个最高统帅在大战中如此这般的信任部下，实属不多见。

2、体恤下属。

孙权与曹操“合淝之战”后，孙权设宴款待立有战功的将领周泰，“权亲自把盏，抚其背，泪流满面”，令遍体鳞伤的周泰“解衣与众将观之”，让周泰一一讲述创伤的来历，周泰每讲一处伤，孙权则令吃一杯酒，情景十分感人。

酒宴之后，孙权还赐青罗伞给周泰，让他出入遮盖，以显荣耀。

孙权的款款深情，让下属感到真挚可信。

3、推功揽过。

孙权收回荆州之后，犒赏三军，设宴庆功，他把吕蒙置于上座，对大家说：

“孤久不得荆州，今唾手而得，皆子明之功也。

”（第77回）把战争的胜利全部归功于吕蒙。

而当战争失败的时候，孙权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有一回，孙权被曹操手下的张辽所激怒，带兵与之决战，结果大败而归，有个叫张紘的幕僚当众批评孙权说，今日之败“皆主公轻敌之故”。

听到这样的批评，作为最高统帅的孙权，丝毫没有责备这个手下说话不顾场合，更没有说半句文过饰非的话（实际上一场战争的胜负是有很多因素决定的），而是非常诚恳地对大家说：

“是孤之过也，从今当改之。

”（第53回）这件事情，说明孙权的胸襟非常宽阔。

只有胸襟宽阔的领导，才敢于当众承认自己的失误，才能够做到推功揽过。

4、从谏如流。

善于听取下属的正确意见是三国领导人的共同特点，但孙权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善于采纳逆耳忠言。

荆州战后，刘备大兵压境，孙权派诸葛瑾去跟刘备讲和，可是刘备不干，这样，江南就危险了。

这时，幕僚赵咨建议说：

“主公可作一表，我愿出使去见曹丕，说明利害，让他去打刘备，这样蜀国自己就危险了！

”（“表”在古代为上行文体），向曹丕上表，就意味着孙权向曹丕称臣，这肯定有损于作为东吴之主的自尊与威严，赵咨提此建议显然是冒着风险的。

可是，孙权听后，反而高兴，对赵咨说：

“此计最善。

但卿此去，休失了东吴气象。

”（第82回）接着就上表给曹丕。

曹丕果然受表，使东吴避免了两线作战，得以专心对蜀，争取了战略上的主动。

而孙权采纳了下属的不中听的意见，又让下属感到自己的领导没有架子，能够平等待人，这就拉近了他与下属的距离，使领导者与部属之间形成一种本真自然、同声同气的莫逆关系，这对领导工作是非常有利的。

孙权在位期间未出现过叛臣，这与他的协调艺术或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