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牛党现象的调研与分析.docx
《黄牛党现象的调研与分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黄牛党现象的调研与分析.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黄牛党现象的调研与分析
调研报告独创性声明
本组声明：
本报告是本组成员在两位指导老师及特别提出感谢的老师指导下进行的调研工作和取得的调研成果。
据我们所知，除了文中特别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本报告不包含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
与我们一同工作或对我们调研工作作出帮助的同学和老师所作的任何贡献已在报告中做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我们诚挚的谢意。
组长签字：
日期：
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各种稀缺资源的供求状况有所好转，人民支付能力普遍提高。
但在一些领域，由于各方面原因的制约，资源的供求关系仍然相对紧张，使得资源的需求方不得不寻求其他的途径，付出更大的代价，来更稳定安全地获得这些稀缺资源，这就导致了黄牛党——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市场上的交易中介，同时也作为某种意义上市场秩序的破坏者——的产生与猖獗。
“黄牛党”，是一种游离于正常的市场规则甚至法律法规之外的，以倒卖票证和稀缺资源为途径的中介投机行为。
一般而言，黄牛党是产生于资源稀缺领域的一种自发的中介行为。
由于市场交易价格与市场供求关系之间的偏差，而导致的供求短缺或过剩，导致了黄牛党——这种特殊的中介群体——得以产生，并快速地发展起来。
“黄牛党”这一词汇本身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地区惯用的概念，在200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持力气或采取不正当手法抢购稀缺资源以及车票、门票，高价出售并从中获利的人。
在清末民初的上海方言语境下，“党”作为一种城市无业游民的概念，往往包含着一定的贬义。
但从实际经济社会运行的现状来看，黄牛党的活动并不能被一概而论地加以否定。
就现代社会被普遍接受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而言，商品的价格由完全竞争的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无疑是最优的。
但由于公共品的提供必需考虑到公众对其价格的承受能力，其实际价格往往要低于其本身应有的价格，这就导致众多消费者不得不用排队的方式来竞争稀缺的资源。
在排队的过程中，一些对商品的评价比较高的消费者，愿意花费更高的价钱去尽快地获得这类产品。
同时，一些消费者对这类产品的评价与商品的定价差别并不大。
面对同一种资源，在资源的供给缺口并不大的时候，前一种消费者能获得更多的消费者剩余，而当资源缺口加大，两种消费者面对同样的无法获得该资源的风险时，前一种消费者所蒙受的损失也就更大。
在这种供求关系与实际定价相矛盾中，医院专家号的供求与定价无疑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样本。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和医疗发展水平具体现状的制约，为了保证更多的普通群众能够看得起病，保证更多人民群众对于优质医疗资源的需求的得到满足，我国对各类门诊挂号的价格进行了较为严格的规定。
但同时，由于医疗技术、教育发展水平的制约，在我国，医疗资源还相对稀缺。
截止2012年，我国共有各类医院23170所，其中公立医院13384所，占总数的%；综合医院15021所，占总数的%；三级医院1624所，仅占总数的%（其中三甲级医院989所，占总数的%）。
同时，2012年，我国有卫生从业人员9115705人，其中执业医师2138836人。
按我国人口14亿人计算，平均每1500人中才有一名执业医师，而专家更是凤毛麟角。
而且，我们注意到，就我们生活中所观察到的现象和媒体的大量报道而言，我国居民似乎对专家门诊的偏好程度更高，市场对于专家门诊的需求也就更加高涨。
明显地，在这样的情境下，“黄牛党”进入这一领域无疑将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帕累托改进。
虽然如此，在我国现行的经济条件下，“黄牛党”的活动固然不能被一概否定，但也不该被一概肯定。
作为一种凭恃体力或不正当手法来囤积稀缺资源和相关票证，将其价格哄高以赚取差价的团体，黄牛党无疑会加重某些稀缺资源的供求矛盾，导致价格虚高，社会福利蒙受较大损失。
我们认为，评价“黄牛党”的活动在某一时期内的某一领域的作用到底是以正面为主还是负面为主，应当结合在当时当种情况下，不同人群对稀缺资源的不同评价，同时结合这一时期内稀缺资源的供给状况，对比这种供给状况与“黄牛党”最终炒高的价格之间的关系，来评价“黄牛党”的活动是否提高了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专家号目前供需关系紧张，黄牛活动猖獗，该医院推出“特需门诊”服务来应对黄牛党对就诊秩序的挑战的具体情况为背景，结合学校关于本专业认识实习的统一安排和相关要求，于2014年7月7日至7月18日在该医院做了关于“不同群体对北医三院门诊黄牛号的态度及其经济学解释”的主题调研。
旨在通过北医三院这样一个比较典型的个案的分析，对“黄牛党”行为进行经济学范畴内的初步评价与分析。
背景
实践地背景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简称北医三院，成立于1958年，是卫生部部管的集医疗、教学、科研和预防保健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定点医院。
据网络资料显示，该医院拥有床位1264张，设有34个临床科室、10个医技科室，有26个硕士点、27个博士点、1个临床博士后流动站。
在岗博士生导师近57人，中科院院士1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人，长江学者1人。
就全国而言，北医三院无疑是一所有着较高诊疗能力，深受患者信赖的综合性医院。
同时，这所医院的很多科室在全国范围内也享有盛名。
所以，该院专家号的供求矛盾也显得相对突出一些。
就我们前期采访到的一些同学、老师的亲身经历而言，他们在北医三院的就诊过程中，在普通门诊遭遇到号源不足的问题相对较少，而上午的专家号供求关系就比较紧张。
由于专家的接诊能力有限，每天接诊的专家人数也并不多，黄牛党的活动也主要地集中在这一领域。
就我们的前期观察而言，北医三院“黄牛党”倒卖专家号的活动在一个时期内显得相当的猖獗。
据我组一些同学的亲身观察，以及通过了解相关情况的同学介绍，一些“黄牛党”在前一天晚上，医院门诊部下班之后，就等候在门诊部大厅外，晚上等候一夜，取得号位后，在第二天高价转卖给亟需专家号的患者。
在这一过程中，该医院门诊部的“黄牛党”符合我们对于“黄牛党”凭恃体力或不法手段抢购稀缺资源并倒卖牟利的群体的定义。
就我们的观察而言，该医院对于“黄牛党”的活动也做出了相应的对策，比如开放价格相对较高，能够筛除一些对专家号需求并不急切的的患者，保证更需要专家号的患者享受医疗资源的“特需门诊”。
这样的举措及其实行效果，对于我们观察“黄牛党”活动的规律以及医院“黄牛”号价格的形成、不同人群对于“黄牛”的评价背景有着极大的帮助。
课题社会背景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随着我国逐步融入世界市场经济的潮流，面对市场上各项稀缺资源的供求矛盾，“黄牛党”在市场上纵横捭阖，在百余年来的中国经济舞台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我国“黄牛党”最早起源于二十世纪初叶的上海，在上海方言语境下，“党”作为城市无业游民合伙作恶，危害一方的形象，往往包含一定的贬义，如清末葛元熙在其《沪游杂记》中记载：
“沪上无业游民串诈乡民孤客，或乘机局骗，或无债索偿，遇者受其欺凌，旁人莫辨真伪，谓之‘拆梢党’城中又有‘豆腐党’，系失业豆腐店伙成群作恶，屡经巡防局惩治，此风稍戢。
”在此处，“拆梢党”、“豆腐党”的“党”与“黄牛党”的“党”意思相同，都含有“遇事生风、串诈乡民”的流氓无产者集团的含义。
建国以后，由于特殊的经济体制，“票证”成为那一时期我国消费品供求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交换媒介，拥有更多票证的居民有可能将票证转卖给其他人，从而形成一种学界所谓“自发”的“黄牛党”行为。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逐步发展，供求关系也随之进一步发展，在特殊时期内，形成了严重的“官倒”现象，这种现象本身，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典型的黄牛党行为。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和完善，上世纪九十年代，“官倒”现象逐渐销声匿迹，民间自发的，凭借体力和其他手段囤积稀缺资源并倒卖赚取差价的“黄牛党”便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一般而言，在世界范围内，“黄牛党”的活动都受到政府的制止与打击，但其活动又在各国长期存在，这不但暴露了这些领域市场供求关系与实际价格的偏差，也促使我们更理性地看待“黄牛党”的作用，通过对一些个例的分析总结，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关于“黄牛党”活动的评价标准，获得评价他们行为的经济意义与社会意义的方法。
对于我们认识社会现象本质，了解社会现状，有着重要的作用。
成员分工
统筹工作：
刘思泽
调查问卷设计：
郝娜、赵黎钰
文字整理编辑：
高金河、牟思宇
PPT制作：
高金河、吴睿
定性定量调查：
刘思泽、郝娜、赵黎钰、高金河、牟思宇、吴睿
相关的理论分析
在资源配置的相关领域内，一般而言，完全竞争市场的供求关系所确定的价格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
但实际上，由于具体经济运行条件和相关政策现状的制约，市场上所实行的价格并不完全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
当市场上的价格——不管是出于政府强制的定价，或是市场运行中所形成的实际价格粘性（stickyprice）制约导致的价格变化滞后于供求关系价格——低于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一种资源应该有的价格时，将会导致一定程度上的资源的短缺。
截止2012年，我国共有各类医疗机构950297所，医院23170所，其中综合医院15021所，服务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134735万人。
平均每所医院服务万人，每所综合性医院服务万人。
同时，考虑到我国现阶段区域、城乡医疗卫生水平的具体差异，我国医疗资源相对比较贫乏，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远远大于现阶段医疗服务的供给。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及相关环境问题的影响，我国居民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还将明显的加大，供求关系也许会变得更加紧张。
同时，由于作为公共品提供的医疗服务定价不可避免的偏低，在各大城市大型综合性医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猖獗的“黄牛党”的活动。
医院专家号供求的经济学模型
为简化模型起见，我们用一次函数建立了下图1的经济学模型。
价格
需求供给
限价数量
图1
不言而喻的，在医疗服务业的供求关系中，我国居民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弹性较小，而医院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弹性保持在一个相对正常的水平。
在价格相对较低时，医院可能减少医疗服务的供应，医疗专家也缺乏激励去进行收益微薄的应诊服务，可能会更多的把精力投入科研和教学工作中去，导致供求矛盾更加严峻，造成更大程度的医疗资源短缺。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接受我们调查问卷的很多患者表示，经常遇到辛辛苦苦排到号码，但医生因故未能出诊的情况，有一位多次遭遇这种情况的患者甚至在我们的调查问卷上写下了相当过激的言辞来评价医院和专家的行为。
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所蒙受的损失明显要大于医院，所以，本来出于保护消费者目的的限价行为，反而导致了消费者蒙受更大的损失。
同时由于不同人群的时间价值不同，时间价值更高的人更倾向于选择寻求更高的花费以更快更安全地获得资源，同时，由于资源的紧缺，排在队伍后面的消费者失去交易机会的风险也随之提高，所以，更多的人愿意通过黄牛党来尽快安全地获得资源。
黄牛号价格的形成
黄牛号的出现，其本质还是市场主体通过中介调节供求关系的产物。
由于限价导致的医院专家号供给短缺，消费者能够得到的资源有限，黄牛号的价格可能相对于均衡状态要高得多，如下图2所示。
价格实际价格
A需求供给
均衡价格
B限价
数量
图2
如图所示，如果“黄牛党”的活动是绝对有效率的，患者就必须负担比均衡价格高A的价格，这个价格要比相关部门负担的限价高（A+B）的数量，整个市场所蒙受的福利的损失要大于限价而不存在黄牛党的状态。
但“黄牛党”的活动明显不会是绝对有效率的。
众所周知，在医院以及其他“黄牛党”活动的区域，往往存在着“黄牛”活动的规模效益，成群的“黄牛党”比单独活动的“黄牛”要有效率得多，所以更多情况下，“黄牛党”服务的供给往往形成垄断。
而垄断的结果就是黄牛党从中要获取更多的利润，所以最终形成的价格要比上述模型中推出的价格（限价+A+B）更高，消费者负担的价格也就更高。
但作为垄断者的“黄牛党”，也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制定交易价格。
门诊“黄牛”号的价格固然要符合“黄牛党”利益最大化的要求，但消费者的选择也是很重要的。
需要医院专家号的消费者往往分为两种，一种是盲目追捧专家号，而实际上病情并不严重的患者及其家属，面对被“黄牛党”炒高的门诊费用，他们会更多地选择普通门诊就诊，而另外一些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更有可能被“黄牛党”绑架，支付更高昂的费用获取服务。
另外，“黄牛党”本身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也使得他们必须考虑消费者的承受能力，用相对合理的价格留住更多的消费者。
同时，医院针对黄牛党的活动，推出了“特需门诊”服务。
“特需门诊”的价格高于限价的普通门诊，但配备了更优秀的专家和更优质的服务，与“黄牛党”手中囤积的专家号形成了激烈的竞争。
在这样的情况下，黄牛党必须保证用比“特需门诊”更低廉价格提供大致相当的服务——作为自发进入这一领域的市场主体，由于医院会把更优质的资源配给“特需门诊”，而作为医院自发定价的“特需门诊”，其收益会由医院和专家享有，其价格会稳定在均衡价格上下，“黄牛党”提供比“特需门诊”更优质的服务明显变得不可能。
所以在包括北医三院在内的很多医院，曾经十分猖獗的“黄牛党”活动如今已经逐渐销声匿迹，虽然在一些仍然十分紧俏的科室还零星存在，但“特需门诊”已经成为抵制“黄牛党”活动的一剂良药。
不同人群对“黄牛党”活动评价
不同的消费者对于专家号的支付意愿是不同的，就我们初步所设定的各种情况来看，在整个市场上，消费者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类：
第一类是无法负担均衡价格，只能通过排队购买的方式来获得医疗号的患者，对他们而言，“黄牛”囤积号源的活动严重威胁到了他们获得稀缺资源的机会，所以在理论探讨阶段，我们认为，他们对“黄牛党”活动的态度应该是深恶痛绝的，至少应该是反感的。
第二类是可以负担均衡价格，但对“黄牛党”加价出售的专家号缺乏支付能力的患者，他们有能力享受医院提供的“特需门诊”服务，所以“黄牛党”出售的高价的专家号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但当“特需门诊”紧俏时，“黄牛党”的活动一样会影响他们的就诊，所以，这类消费者对“黄牛党”不会有太多正面评价，但反感程度应该小于第一类患者。
第三类是完全有能力支付“黄牛党”出售的高价专家号的患者，对他们而言，“黄牛党”的活动节约了他们的时间，他们也许会对“黄牛党”的活动持肯定的态度。
我们认为，上述三类人群在整个患者人群中的比例也是制约“黄牛党”活动的重要指标，这项指标会反作用与“黄牛党”对他们囤积的专家号的定价，从而决定“黄牛党”的存在与否与猖獗程度。
所以，经过理论分析，我们组最终将调研活动的重点，放在这三类患者的构成上，主要探讨这三类患者多是什么样的社会群体，以此来分析不同群体对“黄牛党”的活动的评价。
假设上述三类人群在整个消费者人群中的比例为X：
Y：
Z，就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对于医院门诊费用的相关规定而言，全社会三类人群的构成应该是X由于北医三院位于北京市高校区内，就近就诊的人群多是附近学校的师生和科研、商业机构及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这个比例比全国其他地方更为典型，X的数值与Y、Z相比应该来讲是微乎其微的。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注意到，是否常住在北京这个哑变量也是需要我们注意并加以分析的重要因素，非常住北京的人群在北医三院进行诊疗，很大程度上是被该院特色诊疗科室所吸引，同样的收入阶层对同样服务，非常住北京的人群的评价往往要比常住北京的人群高得多。
通过这三者间的比较，我们不难得出所期望的结果。
问卷调查结果
调查方法：
网络问卷+拦截式问卷
开始时间：
2014-7-13结束时间：
2014-7-17
样本总数：
228份
具有分析价值问卷：
195份
原始数据来源：
纸质问卷
网络问卷
不同收入对于黄牛党的认识到评价：
1：
是否在医院挂号过程中接受过专家黄牛号：
X\Y
接受过
未接受过
小计
A2万元以下
8%）
55%）
63
B2~5万元
9%）
22%）
31
C5~10万元
25%）
37%）
62
D10万元以上
12%）
16%）
28
表格以及柱状图中可以我们调查人群中涵盖了2万元以下支付能力低群体、2~5万元支付能力较低群体、5~10万支付能力尚可群体、10万元以上支付能力高群体，其中对于是否在医院挂号过程中接受过专家黄牛号的问题中，可以看出，2万元以下支付能力低群体购买过黄牛号的占总2万元以下群体的%、2~5万元支付能力较低群体购买过黄牛号的占2~5万元群体的%，再看5~10万支付能力尚可群体购买过黄牛号的占总5~10万元群体的%，10万元以上支付能力高群体购买过黄牛号的占总10万元以上群体的%，明显的感觉到支付能力尚可及支付能力高的收入群体对于黄牛号的购买比例远远高于支付能力低及支付能力较低的收入群体对于黄牛号的购买比例。
2.在不得不选择黄牛号的情况下，您所能接受的转手费用的价位：
X\Y
A0~20元
B20~50元
C50~100元
D100~300元
E300~500元
F不在乎价位，能拿到号出多少钱都愿意
（空）
小计
A2万元以下
12%）
14%）
15%）
12%）
4%）
2%）
4%）
63
B2~5万元
1%）
11%）
7%）
7%）
3%）
2%）
0（0%）
31
C5~10万元
4%）
8%）
16%）
12%）
18%）
4%）
0（0%）
62
D10万元以上
0（0%）
0（0%）
2%）
10%）
13%）
3%）
0（0%）
28
表格以及柱状图中可以我们调查人群中涵盖了2万元以下支付能力低群体、2~5万元支付能力较低群体、5~10万支付能力尚可群体、10万元以上支付能力高群体，其中对于在不得不选择黄牛号的情况下，您所能接受的转手费用的价位的问题中，可以看出，2万元以下支付能力低群体所能接受的转手费用集中于20~100元之间，占2万元以下收入总体比例的%，2~5万元支付能力较低群体所能接受的转手费用集中于20~100元之间，占2~5万元收入总体比例的%，再看5~10万支付能力尚可群体所能接受的转手费用集中于100~500元之间，占5~10万元收入总体比例的%。
10万元以上支付能力高群体所能接受的转手费用集中于100~500元之间，占10万元以上总体比例的%，明显的感觉到支付能力尚可及支付能力高的收入群体对于黄牛号的评价远远高于支付能力低及支付能力较低的收入群体对于黄牛号的评价。
3.对医院黄牛党的态度：
X\Y
A深恶痛疾，是令自己挂不到号的元凶
B反感，但认为有其存在的价值
C属于双方自愿情况下的一种交易形式，没什么不合理一定程度会选择。
小计
A2万元以下
14%）
33%）
11%）
58
B2~5万元
8%）
15%）
8%）
31
C5~10万元
15%）
33%）
13%）
61
D10万元以上
3%）
16%）
9%）
28
表格以及柱状图中可以我们调查人群中涵盖了2万元以下支付能力低群体、2~5万元支付能力较低群体、5~10万支付能力尚可群体、10万元以上支付能力高群体，其中对于对医院黄牛党的态度的问题中，不论是2万元以下支付能力低群体中的%、2~5万元支付能力较低群体中的%，或是5~10万支付能力尚可群体中的%，还是10万元以上支付能力高群体中的%，虽然均对于黄牛号的存在以及黄牛党的存在产生了心理上的反感，但均认为其存在的价值以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4.基于此种情况，忽视技术层面的问题，黄牛党应不应该取缔：
X\Y
A应该
B不应该
C其它
小计
A2万元以下
43%）
14%）
2%）
59
B2~5万元
23%）
6%）
2%）
31
C5~10万元
37%）
22%）
3%）
62
D10万元以上
8%）
16%）
4%）
28
表格以及柱状图中可以我们调查人群中涵盖了2万元以下支付能力低群体、2~5万元支付能力较低群体、5~10万支付能力尚可群体、10万元以上支付能力高群体，其中对于基于此种情况，忽视技术层面的问题，黄牛党应不应该取缔的问题中，不同的收入支付能力群体出现了较大的差异，2万元以下支付能力低群体中有%的人认为黄牛党应该被取缔，2~5万元支付能力较低群体中有%的人认为黄牛党应该被取缔，5~10万支付能力尚可群体中有%的人认为黄牛党应该被取缔，但较之前两者比例大大降低，而在10万元以上支付能力高群体中仅有%的人认为黄牛党应该被取缔。
数据结果分析
本小组通过7月13-17日发放的228份问卷，收回195份有效问卷，做出如下数据结果分析。
在本次发放并收回的195份有效的纸质和网络问卷中，收到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人群答卷为63份，年收入在2-5万元的人群答卷为31份，年收入在5-10万元的人群答卷为62份，年收入在十万元以上的人群答卷为28份。
从上述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如下两点问题，我们在问卷设计过程中，将整个人群收入的层次估计地比北京市，尤其是北医三院周边的具体状况要偏低得多，但由于我们大量发放网络问卷更多地面向学生群体，上述问题反而表现得并不明显，年收入在两万元以下人群反而达到了总样本容量的%，这无疑是不正常的。
但考虑到学生群体普遍没有自己的经济收入，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往往会选择这一选项，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好理解了。
就年消费能力而言，同样的收入（主要是其父母给予的生活费等其他补助），学生群体一年的消费能力要比其他人群高得多，这就导致我们在上述问题的探讨中，可能存在较大的偏差，这是由于学生群体中，不同生源地和家庭背景的学生消费能力差异比较大决定的。
但就学生群体的一般情况而言，将他们归入“支付能力低”群体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由上一章的数据结果可知，年收入与支付更高价格购买“黄牛票”意愿呈现正相关态势，越高收入的群体，对更愿意支付金钱而不是时间来获得稀缺的资源。
这是由其排队时间的机会成本所决定的，也是黄牛党赖以生存的基础。
一般而言，如果将同样多的时间用于排队，高收入群体承担的损失和造成损失的风险更大，而低收入群体则反之。
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即使是年收入超过十万元的患者，也很少有意愿支付过于高昂的转手费用，在他们中仅有3人认为，只要能拿到专家门诊号，可以支付任何价位的转手费。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在有限的样本容量内，低支付能力人群更多地认为可接受的转手费用在100元以下，较低收入人群则可以接受300元以内的转手费用，而中等支付能力以上的人群就愿意支付300-500元的转手费用，在我们的调查中，很少有愿意支付500元以上来购买黄牛号的人群。
同时，认为只要能够获得专家号可以支付任何费用的人群虽然不多，但广泛存在于各个收入阶层的人群之中，这一点，大致可以归因于病情的不同，使得低收入群体也不得不花费更高价格来获得急迫的救治服务。
对于不同阶层对黄牛党的评价及其存废的态度，我们的调研结果也有力地印证了我们在理论探讨阶段所提出的，不同收入阶层人群对黄牛党活动可能的态度。
在我们抽样调查的人群中，收入越高的人群对“黄牛党”活动的评价越高，反之，低支付能力群体对黄牛党更多地表现为深恶痛绝，至少是反感的态度。
通过理论讨论和数据结果的综合分析，我们明显地感觉到，“黄牛党”的存在制约了患者对专家号的过分需求，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市场的秩序，需要进行合理和规范引导，使稀缺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
结论与对策
通过以上的调研统计，我们对于“黄牛党”的活动及其经济学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知，对于现今一个时期内医疗资源供求关系不平衡及其导致的“黄牛党”猖獗问题，我们提出了以下一些看法。
黄牛党存在的合理性
就经济学的一般规律而言，在资源短缺的情境下，“黄牛党”的存在无疑是促进资源配置合理化的一剂良药。
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为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