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还将遭遇什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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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还将遭遇什么
中国经济还将遭遇什么？
下半年经济会有一定反弹主要依靠改革的出台
李稻葵（清华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尊敬的各位来宾、老师、同学，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家参加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本次论坛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召开的，也就是中国经济走势发生一些非常微妙的变化。
经济结构调整压力在过去几个月突然上升，因此我们在期待全面改革的出台。
为什么这么讲？
从国际形势看，我们认为相对比较平稳，问题主要是在中国经济内部。
美国经济短期的恢复是非常稳健的，不管是就业市场还是消费者信心以及房地产市场，各方面都产生令人感到兴奋的正面变化，尤其是美国财政部自己的预测，今年财政赤字将从去年的接近9%降到4%，4%的财政赤字，一般认为是比较稳定的。
尽管如此，我们也认为美国经济中长期的风险依然存在，不容小觑，因为美国财政从中长期来讲，并没有得到缓解，退休养老、医疗保险等方面的支出仍然艰巨，上升空间还很大，而财政收支上升空间似乎并不是很大，因此，仍然可能会有引发经济金融的新一轮波动。
尽管大家对欧洲的态度比较悲观，现在进入负增长，但欧洲经济也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苗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从欧洲地区整体看，财政赤字情况在下，主要财政赤字下降的来源是南欧国家，面临财政困境的这些国家正在进行调整。
财政情况的改善直接反映在金融市场，主要国家的国债利息率都在稳步下降。
欧洲虽然没有完全走出困境，但已经出现转折的曙光。
日本的情况在“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剑、第二支剑射出去之后，尽管短期内有一定改善，但“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剑，也就是结构调整，恐怕会面临重大挑战，因此，我们担心日本的经济情况不可能很快得以转变和改善。
目光转到中国经济，国际经济比较平稳，我们不能有太高奢望。
中国经济本身的宏观数据相对比较稳定，增长速度预期今年第二季度会有所下降，尽管如此，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累计与去年同期相比，仍有7.6%的增长，比政府提出的7.5%目标而言还是令人鼓舞和欣慰。
但是，趋势在下降。
1-5月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增长非常稳定，外贸基本上是两位数的增长，通货膨胀是2.5%，从宏观数据表面上看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好象没有大问题，但平稳宏观数字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结构问题，甚至于是大问题。
这些结构问题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
主要表现在投资者信心不足，股市的投资者和实体经济投资者仿佛都进入熊市“冬眠”状态，这一趋势应该引起高度关注，因为熊市心态不能够支撑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调整必须在相对投资情绪比较高的情况下才可以。
在这一大背景下，我们预计下半年的经济形势、经济结构改善略有改善。
从数据本身来讲，固定资产投资中新开工项目的比重正在有V型反弹，固定资产投资是GDP主要组成部分，固定资产投资中新开工项目又是具有领导性的指标，意味着未来若干年固定资产增长速度是快是慢。
根据我们的分析，固定资产新开工项目从3、4月份开始已经往上走，出现V型反弹，下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会略有上升。
另外一个根据是，政府从7月上旬开始会召开一系列内部的政策研讨会，会搜集经济界各个方面的信息，从而做出一轮政策调整，同时在9月份、10月份会召开相关改革会议，出台一批改革政策。
因此，投资者情绪会在下半年有所逆转，“熊市”心态有可能逐步转变为中性，甚至是“牛市”心态，下半年中国经济会有反弹。
我们的预测仍然是7.8%，比之于上半年的7.6%有明显上升。
全年物价水平预计是2.5%，下半年基本是稳定的。
全年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速度是10.4%、13.6%。
全年广义货币增长速度相对比较稳定15%，也就是说下半年总体上讲不至于出现6月底那样的“钱荒”。
零售数据上半年1-3月有所下降，这可能跟国家主抓领导干部和政府的工作作风有关系，高端奢靡消费得到抑制，这种短期影响将在下半年远去，零售将会改善，全年零售增长速度预计是13.5%，比上半年的12.8%有明显上涨，零售将会是一个亮点。
总体来说，我们的基本观点是经济数据是稳定的，但是在稳定数据背后蕴含着矛盾，这些矛盾必须要解决，不解决的话对于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将会产生隐患，将会拖后腿。
中国经济下半年会有一定反弹，而反弹的主要根据是政策的调整和改革的出台。
新一届政府允许经济低速发展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需要
何茂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从西方世界经济发展来讲，我同意李稻葵教授的总体看法，西方经济已经出现稳步复苏，这是指欧债危机、金融危机大的振荡时出现的复苏。
复苏虽然是缓慢的，但现在没有特别悲观的理由，包括美国的情况、欧洲的情况。
说到日本，“安倍经济学”产生了一定效率，这是他最近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
日本经济复苏与他几个产业金融政策、货币政策调整以及海外经济合作有密切关系，但是能持续多久？
我不是特别乐观。
因为日本经济经过20年来的箫条、低迷，缓慢发展到现在，想要再次高速度发展，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日本目前与美国、欧洲谈自由贸易区，他能获得的实质性好处非常有限。
同时，日本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全面开始，实体经济优势非常不明显。
从安倍最近一系列的对外政策和对东亚的政策，与邻国关系发展成这样对经济可持续发展毫无好处。
相比西方国家，虽然在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方面与中国有这样那样的拘泥，但在经济发展上寻求务实路线，而日本在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谈判中没有任何推动。
因此，日本经济不会成为西方经济发展的大龙头。
刚才谈到GDP发展，如果从中国就业问题来讲，GDP低于7.5%，国家就会出现社会稳定问题，所以国家宏观调控也以7.5%为底线。
李稻葵教授说还是要支持改革，期待改革的出台，那么，新一届政府为什么在执政第一年就允许低速发展情况的出现？
这是中国经济调结构的必要，现在是在调结构、保发展的着眼点上来平衡。
过分强调调结构影响就业稳定不行，如果为了保就业为后来经济发展埋下太多困难也不对。
如何评价中国经济一季度、二季度的发展情况？
中国目前的发展仍然是稳中有升，发展平稳，而且为今后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如果现在力求所谓“开门红”，满足社会舆论的要求，今后改革就越来越困难。
实际上现在的改革也不只是新一届政府，而是十八大以前既定政策的延续。
第二，中国经济是相对平稳的发展，与世界经济来比，我们是世界平均速度的两倍以上，是发达国家的四倍以上，是其他新兴国家的60%以上的增长。
与其它国家相比，问题相对较少，另外，也要看怎么比。
中国阶层的问题，现在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主政时期比，问题并没有增加太多，而解决问题的办法、改革信心比以前还要足，保持一定的信心非常有必要。
另外，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GDP怎么看？
社会上不懂经济的人士对GDP有很多的垢病和谩骂，有人说GDP是“狗的屁”的简称，其实，没有GDP，狗屁都不是，没有GDP，哪来的老师们的薪水！
保证GDP一定的高速度增长，在中国既是可能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要对GDP有正确的理解，GDP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没有GDP一切无从谈起。
中国的GDP与过去相比是怎样的情况？
调研后发现首先是中国GDP可信度高了，中国以实体经济统计为主，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还是有干货的。
另外，中国GDP没有把一些政府和事业单位的收支算进来，没有把庞大的地下经济算进来，有庞大的税外经济、走私经济、犯罪经济、腐败经济等等。
以前中国“吹牛经济”多，你不吹，我吹，比着吹。
现在谁敢吹？
据我所知，现在是能瞒报的就瞒报，能少报的就少报，因为与各地税收挂钩。
我们也做过调查，很多地方统计数据到了10月份就截止，因为如果今年实话实说，明年就给你加15%的增长，包括财政、税收、工作量。
现在有些地方、产业出现“瞒报经济”，从统计上来讲，中国经济还是有可信度的，没有必要太悲观。
回到李稻葵老师的问题，外部经济稳步复苏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在任何问题上不能独善其身。
世界经济复苏对中国保住海外投资净收入和贸易出口，有相对的稳定作用，但不等于说没有贸易摩擦。
相反，现在中国的崛起引起各方的妒嫉，针对中国的世界联盟性的违背游戏规则的制裁、贸易限制越来越多。
加之中国入世，入世条款很多都是含糊的，比如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所以，中国海外投资在不断扩大的同时，也遭到一些歧视性限制。
因此，中国在海外的增长现在已经接近极限、顶峰的状态。
既要乐观看待世界经济平稳复苏，同时也要看到海外摩擦不断增长。
海外摩擦还不单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很多，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竞争性关系，他们对中国会有越来越多主动的、单方面或者尾随发达国家联合起来的对华贸易争端。
总之，中国经济问题多多，有传统的、有全球化所带来的新问题，但是问题没有比过去更多。
当下中国经济出现的一些问题，一部分的原因是政府改革造成的，改革对中国长期发展和安全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少安毋躁，要支持政府坚定的改革信心，不能因为现在的一些麻烦就让改革停滞不前，改革是更需要的。
中国战胜困难、战胜危机的能力也比过去大大的增强。
对于今天世界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持有不悲观的态度，我认为是符合事实的。
没有增长要出大问题短期内还是需要稳投资
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毫无疑问，由于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劳动成本等一系列因素的产生，中国进入次高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长速度在下降，这是有证据可以证明的。
第一，这两年经济增长速度，从2010年开始下滑，但失业率没有相应上升，增长率下降，失业率比较稳定。
第二，增长率在下降，但是通货膨胀没有表现出相似的上升，这就表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在下降。
将当前增长速度的下滑，仅仅用中长期因素解释肯定是有问题的，增长速度下滑有中长期的因素，但是一定也有短期因素，譬如投资率下降。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今年以来消费率也在下行，原来消费指数上涨13%以上，人均收入、财政收入，特别是地方财政收入也在下降，以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增速也在下行。
所有这些因素表明经济短期中出了问题。
如果要对症下药，一定要发现短期中的问题，否则就会束手无策。
在思考宏观经济形势时，应该更多考虑中短期因素，选择稳投资、稳增长的政策。
增长速度下滑有一些中长期的因素，比如结构问题。
为什么结构问题成为大家的关注点？
因为面临2010年末以来的下滑，宏观经济出现种种困难，包括财政，金融，增发货币会导致资产价格上涨，特别是美国推出量化宽松，如果增发货币会导致大量资本外流，付出很大成本；如果不增加流动性，资产价格泡沫就会破裂，失业率会升上来，地方财政也会下滑，中国经济体系可能崩溃。
那么，我们就想到一些办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也就是城镇化。
“克强经济学”的本质是中长期政策短期化，拿中长期的东西处理短期问题。
有没有效果？
我们需要考虑，而且背后面临改革问题，如果没有相应的改革出台，效率会大量下降，会导致政府的大量干预。
包括结构转型，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出现一种结构转型的焦虑症。
通过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我们以为掌握了演进规律，通过政府行为能迅速扭转问题，比如刺激消费、发展服务业、向中西部地区发展，但这样的转型需要制度环境相配套。
中国结构问题的出现，是因长期以来选择传统工业化发展路径，背后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体制。
如果让经济转型起到很好的效果，关键是要改革。
前两年看到了一些好的迹象，比如伴随劳动工资上涨，资本向中西部流动，一些地方产业在升级，由于出口下行、投资作用下降，消费在上升，但是，还没有根本的转变。
因此，未来结构转型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路子，城镇化也是解决问题的好路子，但如果没有真正的改革路径（市场导向型的城镇化发展思路），完全靠政府行为是不可以的，只有真正进入改革，引入市场导向的结构转变，才有可能让中国经济走出困境。
中国当前面临潜在增长速度下滑与周期性因素引发的经济下滑综合在一起的趋势性减缓，短期内很难扭转。
因此，从短期来讲还是稳投资，尽管投资有很多毛病，因为没有增长中国要出大问题，从中长期来看要通过改革调整经济结构。
地方政府债务实际是全国人民买单
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我谈一下财政收入和政府债务问题，可以说当前中国财政收支形势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严峻的状态比媒体上报道的、比各位非专业人士所理解的程度要大一点。
除了财政收入增速下滑外，财政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也低于预算收入增速；以往的财政收入运行轨迹是前高后低，不要指望下半年会比上半年有更好的表现；中国财政收支的管理机制是两者不对接的，也就是说财政收入下滑的条件下，财政支出依然保持原有增速。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家预计今年预算会做调整，更多的人会理解为增加赤字，但是前车之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加之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沉重债务负担，肯定不能像大家所预期的那样大幅度增加赤字。
除了增加赤字，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吗？
按照预算收入增幅8%，到5月底的财政收入增速是6.6%，二者差1.4个百分点，去年财政收入是11.8万亿，1.4个百分点应该是一千多亿，假如年底财政收入依然维持6.6%的速度，是不是要把1千多亿的差额转为赤字？
如果不是这样，就要适当控制财政赤字，只能有两个办法：
第一，压支出，让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者在预算管理上的不搭界能够对接上。
不能说没有可能，但弹性不是很大。
财政学上有一个基本规律，叫财政支出增长规律，没有人能提出让其下降的规律，短期可以采取办法压缩，但困难很大。
第二，盘活财政存量。
财政存量可以有多种理解，最直接的说法就是已经在央行那里存在，并且已经形成相当规模的财政库存资金。
这笔钱从哪来的？
严格说它不属于财政系统。
中国在1998年之后搞了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比如原来财政部给清华大学拨款，假定一年10个亿，钱一定会来，虽然是分季度拨款，但现在不是这样，给你一个数字，但钱在财政部账户上，当老师们说领了课题费，如果是100万的课题费，你只花了10万，另外90万在他那存着。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目前就是这样，钱和数字是分开的。
所以，在央行有一个帐户，总觉得有一大笔钱，突破三万亿的时候好象没有，有一年达到两万八、两万九，那是财政收入非常好的时候。
这是一笔非常庞大的财政存量资金，国外可以通过发行短期国库券的办法来调配，属于政府的现金管理措施。
另一种财政存量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平时难以纳入到财政统一帐户的“私房钱”，这个钱也是可以考虑的，进一步的说法就是可以“挖钱”，可以有各种各样财政资源潜力去挖掘。
不管怎样，当把财政存量资金盘活、压缩支出、增加赤字三者放在一起之后，尽管目前财政收支有压力、有困难，但这种困难不足以让我们惊慌失措，应该采取坦然的态度加以面对。
即使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速下滑了，但和周边国家或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日子还是很好。
之所以大家感觉不适应，是因为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年代已经有将近20年，每年都是10%、20%以上的增长，甚至曾经达到过30%以上，过惯了大手大脚花钱的日子，现在稍微有点下滑就有点不适应，这是当前的主要原因。
从现在的形势说到改革层面。
要把全国财政进行分层，分成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当把它区分为不同层级财政的时候，就要考虑到中国到底存在不存在不同层级的财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中国有中央、省、县、乡政府，名义上实行分级财政管理，但在目前的状况条件下，财政更像一个大家庭中的财政。
各位可以比较一下目前的地方财政运行状况，通过这个就可以知道。
比如教育部财政，财政部拨钱给教育部，然后教育部把钱分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完成一年收入与支出。
再比如河北省，也是一级财政。
当比较机构财政和地方财政有什么差异时，机构财政是“打酱油”财政，花多少钱给你多少钱，把事情办完、钱花完就行；而地方财政不是打酱油财政，有相对独立的财政收支组织权、管理权，有相对独立的财政收支平衡。
就好像同学们与父母们一起过日子的时候，你的支出是父母供给的，哪怕买房子，交首付，如果你独立过日子，要考虑一年挣多少、花多少，不够的时候要多挣，如果挣的少了自然会少花，这等于是一级财政的概念。
目前的问题是整个地方财政作为一级财政的功能在过去若干年中被大大弱化，不仅在实践安排层面，而且在原则和理念层面也被弱化。
例子很多，比如地方财政更多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甚至转移支付比例大大超过自有财力，或者说中央财政给转移支付不确定，就得“跑部向前”。
关键是设计地方财政的原则都在发生变化。
1994年当时说到财权与实权相匹配，但2007年做了一个颠覆性改革，改成财力与实权相匹配，但是财力是钱，不是权，我形容其为分居在两个不同楼层的人的联系方式，我在一层，李教授在二层，想要跟他联系我跑到他那或者让他过来，否则的话只能隔空喊话。
从根本上说，钱和权不在同样一个层面，很难匹配。
实践中就出现一个问题，《预算法》已经进入二审，其中规定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
在理念、原则发生变动的条件下，地方财政虽不能说完全等于打酱油财政，但很大程度上也等同于支出单位那样，是带有打酱油性质的财政。
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融资平台，债难以管束等，因为他们没有自己过日子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遇到困难时，往往只顾眼前不会想长远。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先纠正一个概念，大家往往把所有政府收入、支出都理解成财政现象，实际在中国不是这样的。
财政讲的是一般预算收支，政府收支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一是财政收支，除此之外有基金预算收支、社保预算收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当说财政困难的时候，指的是第一个层面。
基金预算等收入在正常条件下不会用于一般性支出项目。
而地方政府欠账大量属于一般预算收支之外的收入支出项目，不会影响一般预算收支运行。
最近说政府债务将近30万亿，中央和地方债务的总和，如何扣掉中央8万亿国债，地方债务大概是20万亿左右。
产生的原因是地方财政体系本身不健全的结果，钱和责本身不相匹配，就好象淘气的孩子，稍微没人管就去借债，当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肯定是由政府担责。
因为中国很难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划界限，所以最终承担压力的就是中央。
如果把财政风险区分为中央财政风险和地方财政风险，中央是最后的一层。
再往深里讲，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财政收入来自于全体社会成员的贡献，也影响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地方政府债务表面是中央政府买单，实际上是全国人民买单。
目前地方财政的建设问题已经提上非常重要的位置。
比如十八大报告讲到税收建设时，提到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可见地方税是整个税收建设中的重要一环。
总之，中国经济已经从非常特殊的发展阶段走入到正常的发展时期，我们要以平常心坦然面对中国经济所发生的一切。
未来一年内几乎不会再发生“钱荒”
张承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
最近，银行“钱荒”引发人们的关注，但是，6月底的“钱荒”不能算是政府有意为之。
这次“钱荒”产生原因比较复杂，有短期因素但更大问题是中长期因素，这就又回到结构问题上。
恐怕这次不发生“钱荒”，以后也会发生，因为从2011年1月份到2012年1月份已经发生三次类似情况，隔夜拆借利率上升到8%以上，当时央行确实起到“养妈”的作用，出了问题捂下来。
根上的问题没有解决，会反复不断地出现问题，央行不愿意再维持这种状况，所以导致这次小小的“地震”，也有人称之为“对银行体系的一次规模中等的考试”。
也有人说到是周期性和结构性之争，我们比较倾向于周期性的因素。
从这次的银行“钱荒”可以看到，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商业银行过度追求规模扩张、经营不谨慎、对流动性管理不重视。
商业银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在过去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银行采用一种以规模扩张为主，不重视效益、效率的发展模式，这是一种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模式。
中国所有银行只要诞生，都想要做大，全是奔着“大”去的，包括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等，大家都一样，因为做大对他有好处，对银行家也是理性的选择。
现在大到什么程度？
中国工商银行已经比世界上最大贷款银行汇丰银行的贷款余额还多两万多亿。
大到这种程度已经很难管理，就像一个企业，当然有规模效益，但规模效益是有边界的，超过边界一定要出问题。
银行讲“三性”，首先是安全性，拿着老百姓的钱玩，应该对储户负责；还有流动性，银行最害怕出现挤兑，没有那么多资金，因为他有很高的杠杆性，拿的是客户的钱；第三是盈利性，现在银行过于追求盈利，对其他比较忽视，长期以来，使得银行短期行为非常突出，成为这次“钱荒”的一个基础性原因。
商业银行隔夜拆借业务完全不顾流动性的要求、不顾期限的匹配，做到一定程度定会出风险。
这次“中考”给商业银行是一个启示，相信他们会有所改变，当然，也可能有部分商业银行在利益追逐目标下，不顾风险、不顾流动性，继续做高收益、高风险的业务，可能会出现问题。
我们的观点是，特别是中小型金融机构，哪怕资金断裂，都可以承受，应该有应对的办法，不行就管理层换人，不行就收购，一定要以强有力的手段控制商业银行的不理智行为。
“钱荒”事情发生的概率在降低，经过此次风险考验之后，再次发生“钱荒”的可能性在未来一年内不一定会有。
“钱荒”揭示了银行业经营方式转换的紧迫性，应该采取综合性对策使银行避免出现不应有的局部性“钱荒”。
首先应该是加强监管，对违法违规行为加大惩处力度。
在这次“钱荒”最紧张的时候，我给银行的一个朋友（某一分行的负责人）打电话，他的态度很奇怪，不是很紧张，他说央行做得好，现在银行违规行为太肆无忌惮，而且业界里面胆大的成为英雄，明显的违规行为他们都敢做。
他们是一个规范性银行，感觉到心里不平衡，认为自己规规矩矩，那些胆大的反而占了便宜。
他这样的感觉，我挺奇怪，按说应该感觉到压力大，但不是这样。
目前银行内部、银行之间的交易活动，特别是在票据市场上，有些违规行为已经到了不得不重视的程度，需要加强监管。
第二，要改善经营管理，特别是风险方面的管控，机制要加强，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三，从宏观监管部门来讲，还有工作要做。
比如为什么“影子银行”发展这么快？
本来应该让商业银行按照市场规律去做自己的事情，但是受到很大的限制，应该给商业银行更多的经营空间，比如规模控制、存贷比，有些不合适的指标应该进行适度调整，让商业银行真正自主经营，给他足够空间，当然，它也要为经营行为负责。
监管部门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商业银行做大规模的行为模式，在导致风险形成方面是有一定责任的。
因为事出紧急，流动性不够中央银行的态度自然成为社会舆论所关注的对象，不是谁让谁怎么样，它是一个自然的结果，而不是有意让央行当恶人。
商业银行这几年经营环境趋于恶化，从去年以来存贷利差明显缩小，未来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恐怕缩小的趋势会成为常态。
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经营环境恶化，自身需要转型，但是一些股东，特别是国有大股东，对商业银行盈利性目标每年都在加大，而不是减少，不得不逼着银行追求盈利。
股东管理也要改进，特别是对高管考核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这是系统性的。
我不认可中央银行就会怎么样、就准备怎么样，这是相互配套、需要协调、互相影响的一个系统措施，可能某一块没做好，这边就出问题。
当然，中央银行根据当时的情况采取措施也是有可能的。
我不认为中国会在近几年内突然爆发金融危机，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需要很多条件，从目前中国的金融和经济整体情况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健。
但是我一直认为，金融体系的平衡是相对比较脆弱的，需要通过加快改革来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和韧性，也就是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
总之，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各种矛盾和摩擦恐怕都会增加，对此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至于怎么办，首先要加快推进改革；其次要在改善政策预期方面下功夫。
中国应建强有效社会福利体系避免资产过度流入房地产
SimonCox（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亚洲经济分析主编）：
过去几个月当中，中国有些政策让我很困惑，而且导致我非常紧张，很担心，以前中国信贷确实太多，但这会不会导致中国决策过猛、反映过度，可能会导致银行“钱荒”局面出现。
日本提出“安倍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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