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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中国读书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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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中国读书心得
篇一：
变革中国读书笔记
变革中国读后感
coase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其理论的核心是交易成本与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其备受赞赏的《变革中国：
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就是围绕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写成的。
它概括了中国三十多年坎坷的改革过程，还原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向读者展示了中国制度变迁背后的逻辑，并解开了中国成功转型的密码。
“从来没有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此系统地阐述中国几十年惊心动魄的变革”，书中作者的观点是比较精准和客观的，也有独特的观点，很值得思考借鉴，但也有一些不足需要指出。
第一、边缘革命。
这本书的英文名叫《howchinabecamecapitalist？
》，一些学者翻译时使用“中式资本主义”一词。
这个“中式资本主义”，概而言之，就是“双轨结构”和“边缘革命”。
所谓“双轨结构”，是说中国经济的成功离不开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但如果忽视了自上而下的政府作用，恐怕也无法切实理解中国改革的真实过程。
书中提到中国改革过程中的四次“边缘革命”。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个体经济、经济特区，成为80年代中国经济转型的先锋力量，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
它们很大程度上属于自上而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发生的原因有三：
一个是底层的生存斗争，一个是在传统体制的外围发生，没有侵蚀到核心部分的利益而被允许，最后一个是特殊困难条件下的不得已而为之。
“边缘革命”通过提供不同的激励机制、新技术及全新的视角和关键要素，逐渐改变了社会主义曾经对市场经济的抵制，为后来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营造了更加宽松的政治环境。
并与来自政府主导的改革即要把中国变成“现代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两种力量共同推动了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之路。
但是从1990年代以后，边缘力量的改革在经济领域中的影响越来越小，主导1980年代改革的四大边缘力量基本被体制消化，而能够促进改革的新的边缘力量尚未在市场化体制中找到位置。
1990年代的改革完全是自上而下的。
第二、区域竞争。
区域竞争是科斯对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称呼。
区域竞争也被一些学者称为“地方竞争”。
而“地方竞争”这一概念经张五常的传播而广为人知，大意是说地方政府就好比是税收承包公司，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交了中央的之后所得的更多份额可以留给地方，这就促成了地方追求经济增长的激励。
而科斯认为它是1992年以后中国改革的三股力量之一，主要是指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而展开竞争，竞争的对象包括投资，同时也包括把它们发展
经济的想法拿到台面上竞争。
他们开办各种各样的开发区或产业园区，大规模地圈占农民土地。
在这种竞争中，地方政府企业化了，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大的投资型企业，官员的行为是在不断地为当地经济发展招商引资。
作者也对区域竞争造成重复建设的嫌疑做出了充分的说明和解释——“若没有一定程度的重复投资，区域之间的正面竞争便不可能形成”。
但书中只提到了区域竞争的积极作用，而忽略了消极影响，例如在无法律制衡的条件下区域竞争所带来的腐败的滋生和泛滥问题，政府因在引进外资和搞基础建设上的成功而自我膨胀，进而征地拆迁过程中横征暴敛无法无天的负面作用也被作者所忽视。
第三、思想市场。
与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一样，思想市场也是一个生产要素市场。
在思想市场里，知识能得到开拓、分享、积累和应用。
企业运行、产品开发与创新，都依赖于一个思想市场的运作。
“中国的改革和市场化是从解放思想、开放思想市场开始的，其命运也取决于思想市场的发展。
”这是科斯留给中国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遗言。
他认为，思想市场也直接的影响商品与服务市场的发展，正是思想市场塑造了消费者的需求，他们的性格和价值观最终决定了商品市场的性质及其运作效率。
在书中关于思想市场还有很多精彩的言论，例如：
“自由思想市场的一大显著优势在于它与多元文化和政治体制的广泛兼容性。
?
?
思想市场并不会给任何社会强加一个统一的政治体制，因而带来了宽容，培育了多样性，促进了试验与创新，增强了社会的韧性。
”开放的思想市场才是政治体制运行的关键所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封建统治政治机制下，极为开放的思想市场，造就了彼时的盛世，如唐朝。
然而思想市场也是脆弱的。
它会受到政治市场强权的压制，自由思想便无从产生和发展。
而且，思想市场会受到商品市场上金钱和资本权力的控制，这也妨碍其正常发展。
现今中国，在大学教育垄断、功利化的制度安排下，自由思想作为生产要素极为重要的一极，缺失极为严重。
“当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羽翼丰满之时，两者便能相互支持、相辅相成，人类的幸福和创造力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会携手行进在坚实的大道上。
”在科斯看来，中国的工业化速度和规模虽然让人印象深刻，但在创新方面却乏善可陈，根源就在于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这是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严重缺陷。
“由于缺乏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中国自己的人才正在逐渐流向海外。
中国日益增加的金融资产盈余正好与巨大的人才赤字相匹配。
这种尴尬而刺眼的不平衡，揭示了目前中式市场经济最严重的缺陷。
”假以时日，中国要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前提必须是有这样一个思想市场。
拥有这个思想市场，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不仅能解释中国市场经济的运作，而且还能改变经济学。
这是这位百岁老人以自己的睿智，对中国发出的敦敦告诫，见证了这位伟大学者对中国的一片关爱。
我国思想市场之所以匮乏，是因为对思想进行了严格管制。
现当今，在资本和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下，附着在劳动力身上的人力资本拓展，却能够带动经济的新增长。
尤其是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更是熊彼特器重的“创新”的源泉。
所以我们的思想应该创新，我们的改革还得继续。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科斯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理论的一个极佳案例。
因为中国经济转型不是任何计划的结果。
中国改革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之路都是闯出来的，逼出来的，事先没有蓝图。
改革之始，中国政府有改革的决心和勇气。
在经历了反右，荒唐的大跃进，疯狂的“文革”，以及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之后，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必须改弦易辙。
改革不是选择，而是生死存亡所迫。
由于与外面的世界长时间隔离，中国领导人对市场经济知之甚少，市场化不是改革的选项。
他们力图拯救社会主义，搞活国营企业，把中国建设成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逐渐放手，监管老百姓和地方官员登场，虽然国企改革不尽如人意。
但回归现实要求，让中国领导人从激进意识形态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从而一步步认可市场经济。
政府和民间的通力合作，成就了中国经济市场转型的改革大业。
关于市场化改革，哈耶克也曾强调说，市场最为关键的优势并不在于它的分配效率，而在于信息的自由流动。
这其中的深奥含义还远没有被我们充分认识。
但是，除非当事人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从而寻求信息来帮助解决问题，信息自由化没有实际意义，甚至看起来是一种浪费。
市场经济建立在两个深厚的认知基础假设之上：
承认无知和包容不确定性。
本书第六章是《从单一市场经济到多元市场经济》，在这一章中，作者也从多个角度分析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种种困境。
变革的主要阻力集中在国有经济体制垄断资源，对私有经济形成挤压；户籍制度以及福利体系的不均衡，造成社会阶层分化，不能创造更大的市场活力；缺乏活跃的思想市场，不能够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和创造力。
这些阻力都需要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摆脱。
书中有很多值得思考的言论，例如“一个有能力改变游戏规则的企业，就没有提高自身实力的压力，这是国营企业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中国经济改革初期拥有的一大优势来自于，政治上的强势集团没有固化的经济既得利益。
”“市场之所以存在的最终原因是人性的弱点。
”“悲观主义者习惯于忘记，同样的现实也是谨慎乐观主义者乐观的理由。
”?
?
等等。
这些都是科斯留给中国的宝贵财富，中国进一步改革理应借鉴之。
篇二：
变革中国读后感
读《变革中国：
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时，还在思考本书内容应该是从经济角度入手还是从历史角度入手来写作的问题，当看到作者是诺贝尔奖得主科斯时，心想这肯定又是一本经济学领域的大作。
读完后，更是被书中内容所深深折服，难以想象，本书是百岁老人科斯生前的最后著作，真可谓是毕生所学的精华沉淀。
他对中国几十年来惊心动魄的改革进行了客观、清晰的描述，通俗易懂却又耐人寻味。
让我不禁联想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几年前出的那本新书《论中国》，如果说《论中国》是以一个史学家的视角来阅读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那么《变革中国》就是一本经济学版的《论中国》。
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而贫困潦倒的国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经济实体，以及发展到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主体。
改革伊始，中国领导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坚守社会主义立场的同时，官方改革和“边缘”革命并举，共同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本书力图向世人揭示这一切的来龙去脉，作者在理解中国变革历程的过程中，不仅仅停留在对现象、行为的简单描述，而是站在一个西方人的角度对这些制度现象的背后进行更深层次的剖析。
作者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参考国内外众多文献，根据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跟踪观察和对市场经济的长期理论思考，最终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曲折险途和波澜历程展现出来，成就中国改革一家之言。
阅读本书过程中，感触挺深，接下来就谈几点我的感受。
一、边缘人物、边缘地区与边缘革命
中国经济改革没有再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是始至城市的。
但是，真正让中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并得以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不是那些由国家主导的“洋跃进”或企业改革，而是民间的“边缘革命”。
这场“边缘革命”的主力军就是未被关注的“边缘人物”——农民、城市待业居民及其他在计划经济下被边缘化的力量。
以“傻子瓜子”年广久、“承包大王”马胜利、“衬衫大王”步鑫生和小岗村几个农民为代表的边缘人物在80年代的改革中开始登上历史无舞台，虽然他们命运最后不尽相同，在历史中更多是
昙花一现，但正是这短暂的绽放，激活了无数基层人民群众的改革热情，书写了改革史的最初篇章。
马克思基本原理里面讲过，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在国家独立解放过程中，共产党也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提出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
但是，人民群众什么时候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人了吗？
我认为，一直以来他们都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按照“设计”好的路线，走向了被领导、被安排的生活。
唯一真正出现转机的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革命，这些生存在坚硬体制下的边缘的力量开始依靠自己的本能或者说是仅有的知识和对社会需求的判断，真正开始去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掘出一片空间。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与经济特区，我认为这四部分改革可以称为旧制度在边缘地区被边缘人物所创造出来的新事物。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但是始终没有鲜明的态度来为他们的发展扫清更多障碍，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些边缘革命不仅能够避免来自国营部门的潜在阻力，还能把改革失败的风险控制在最低限度，夹缝中求生存的精神才让这些边缘人物在边缘地区真正取得了边缘革命的成功。
二、推进国企改革，在市场经济浪潮中谋求自身发展
提到国企，就总感觉这种企业的性质和定位有点特殊。
企业最根本的要求应该是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但是国企在中国百姓眼中好像是一个不会破产、永不倒闭有着政府撑腰的特权单位。
虽然这只是我直观的感受，并没有深入了解国企的性质和特点，但是在近几十年中国国企的改革道路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止，不过改革的成效似乎并不明显。
先谈文中第四章标题为“笼中之鸟：
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改革”，我认为用“笼中之鸟”来形容当时的国企也十分贴切。
但是仔细一想，“笼中之鸟”最起码有飞出牢笼的愿望，那么国企真的想要飞出旧制度的牢笼吗？
从历史事实来看，国企这只“笼中鸟”并没有飞出“牢笼”的迫切愿望，更谈不上为打破“鸟笼”禁锢而进行不懈努力了。
这应该也是国企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
国企面对网状监管结构、计划经济外市场价格的巨大波动、铁饭碗、平均主义等巨大的压力，理应想着怎样从根本上突破这种束缚，但是并不然，当一个国营企业有足够的积极性来改善自身条件时，它也会最先把力气花在监管机构身上，与他们搞
好关系。
一个有能力改变游戏规则的企业，就没有提高自身实力的压力，所以国企改革失败的命运是注定的。
今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发布意味着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开始，上万字的指导意见能够看出国家希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心。
文件内容详实，作为非专业人员我看的并不太懂，但是其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吸引了我的注意，那就是“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作为单独的一部分被列出来，下面还分了几个小部分来具体阐述。
虽然我对现在企业管理体制并没有过多研究，但是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转型升级的巨大挑战，真正希望“笼中之鸟”的命运不再上演，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真正涌现出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增强我国综合实力作出应有贡献。
三、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发挥政府作用？
文章第六章，作者回顾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制度以及思想文化变迁，围绕改革中中国政府的地位与作用又进行了讨论。
不可否认，中国政府在改革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改革初期，但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中的主角永远不是中国政府，而是基层力量。
科斯用西方人的角度解释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逐步从经济中的撤离，以及放弃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推崇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向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认为要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政府一定要做好从“全能政府”到“干预政府”的转变。
经济下行压力、转型升级、创新大国、“互联网+”这些词汇对我们来说已经非常熟悉了，半年多来全国上下无不提及。
经济增速放缓、运行走势分化、下行压力增大成为当前经济的显著特征，中国进入了减速换挡、结构调整优化的“新常态”时期。
全球股市、汇市、商品市场大幅震荡，让很多人对中国经济抱以悲观心态，但是我认为我们要正确看待和适应这种变化，不能寄希望于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在高速增长状态，这也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的。
在中国经济的减速换挡期，要想实现经济稳步增长，不能单依靠任意“一只手”的作用，政府“这只手”一定要配合于市场的“另一只手”，起到应有的作用。
那么，我国政府怎么做好“干预政府”，发挥其在宏观调控上的作用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结合本书描述的市场经济的中国发展之路，我认为应该做好两
点：
一方面，各级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行政权力对经济发展带来的过大阻力，更多依靠市场自身调节和社会活力来达到稳增长的目标；另一方面，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我国目前贫富差距较大，虽然高收入人群会有较高的消费需求，不过在此过程中一定不能再忽视作为“边缘力量”的低收入人群或是基层消费者，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将会进一步扩大消费。
数千万贫困人口消费倾向最高，加强精准扶贫，增加他们的收入，可以转化为新的消费热点。
不过，总需求收缩的局面短期内很难改变，我认为我国要想走出困境，化危为机，归根到底要靠创新。
从中学政治课本中就总听到“创新”这个词，可能也是由于（:
变革中国读书心得）年少不怎么关注时事，直到李总理提出“万众创业，大众创新”后，才感觉到创业创新高潮的到来。
虽身处校园，但依然能够切身体会到国家对于创业创新的鼓励和支持力度，也看到了广大青年学生以及更多人群投入创业创新大业中去。
不过，我想，要真正看到创新成效，可能需要两三年，五六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在一定时期内不要说全面收获，可能早期收获都见不到。
在这个过程中我国政府一定要有当时邓小平敢于尝试的勇气与决心，切不能畏手畏脚，政府一定要做好大众创新的坚强后盾，趁着势头很好，要浓墨重彩做好这篇大文章，激发全社会拥抱“创时代”。
篇三：
变革中国读后感
读《变革中国：
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中国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
但是是什么力量推动改变，主导改变，而这样的经济发展又是怎么样起步的呢，中央领导人的一系列破土改革是怎么样引导经济从一个封闭的、计划的社会迈向市场化的呢？
尽管知道大部分的过程是曲折，不为大部分人所知，而直到我阅读了《变革中国：
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才对这30多年的惊天巨变有了些许感慨与体会。
《变革中国:
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02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科斯讲述的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独特故事。
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而贫困潦倒的国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经济重镇。
改革伊始，中国领导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坚守社会主义立场的同时，官方和民间改革并举，共同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变革中国:
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向世人揭示这一切的来龙去脉。
展现给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曲折险途和波澜历程。
作者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参考国内外众多文献，根据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跟踪观察和对市场经济的长期理论思考，直笔而书，成就中国改革一家之言。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改革过程中的“双轨结构”。
所谓“双规结构”是中国经济成功离不开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
这一点与我们看到了历史书本里面没有说到的。
在这本书里一共提到了4次“边缘革命”：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户、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
这些确定“产权”的活动，其实苗头都出现在1978年之前，而且各地都已经偷偷摸着石头过河了。
偷偷试行的原因太多了，同时也取得许多发展，并且这些偷偷摸着石头过河的举动最终也得到了肯定，为改革开放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就停留于表层，因为尽管有许多的成形的活动，如果忽视了自上而下的政府作用，恐怕也无法切实理解中国改革的真实过程。
这本书中的历史经验考察也表明，改革并不是一个上层突然施加就能成功的活动，而是有一定的延续性，毕竟中国地域辽阔，存在着太多的无知。
而接下来的试点推广，渐进改革，是中国人耳熟能详。
可是将地方实践慢慢推广，也并非易事。
要知道接受新事物的过程不是一触而就的。
于是这就更好理解了陈邓两大思想派别的思想争执给了改革一个缓冲时期，正是这样的缓冲时期正真给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埋下了基础。
可以说，在中国那个时代的“双规结构”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指明了方向，铺平了道路，但是同时不可否认上级领导人的认真斟酌。
一面是人民群众的渴望摆脱贫穷，一面是中国必需坚持发展，于是就在这样的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国领导人迈出了许多重大意义而踏实的步子。
接下来是对“地方竞争”的分析得到的体会。
对“地方竞争”进行分析，或许有助于理解科斯和王宁想说的中式资本主义的“双轨结构”，尽管作者们并没有刻意强调这一点。
“地方竞争”这一概念经张五常的传播而广为人知，大意是说地方政府就好比是税收承包公司，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交了中央的之后所得的更多份额可以留给地方，这就促成了地方追求经济增长的激励。
所以各地都有追求经济增长的积极性，而一份好看的gDp或也有助于地方行政长官的升迁。
尽管很难说经济绩效决定了所有官员的升迁，因为这还同样取决于中国传统中深嵌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共产党长期累积的但并不透明的干部培养制度，但地方经济差的官员被提升的机会将大大减少。
这样一来，不同地方之间就展开了竞争，从整体上来看，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这在改革初期实际上起到的重大作用不仅仅只是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多地为当时未知的社会提供了更多地机会。
这个竞争在我们今天开来视乎是一个开始，因为在缺乏市场的时代里，大概绝大部分人还不能意识到竞争的重要性。
最后，也是收获最大的一点，思想决定一切。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的堡垒经历了一系列的创新与改革。
从固守在毛泽东思想下的绝对社会主义体系，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体系以及之后的“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这些思想的变革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许多变革。
不可否认，在毛泽东经济时代下，共产党人的内心对未来充满了迷茫，但是精神上却十分满足，无一不信奉马克思主义。
于是借助了苏联的发展模式，自己搞起了经济发展，但是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待当时，这种借鉴其实只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解。
然而片面的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更加致命的是严重地侵蚀着社会反思自己错误的过程，于是社会的基本问题不能被发现，经济不能高速发展的现实没有被发现，甚至连最初坚持的实事求是都忘记了。
这样的格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被打破。
在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开始后，改革序幕自此拉开。
但是要知道，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洗礼，在被如此僵固思想统治下的共产党员，要怎样去面对自己过去崇拜了那么就的思想竟然是错误的呢？
这个时候邓小平指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化解疑惑，为正真大刀破斧的改革铺平了道路。
曲折的道路却并没有因为这样理念而变得平坦。
党内以及社会的舆论还在进行着，改革的阻力重重，到处有人被抓，到处有人被质疑，在这个阶段“走资”还是存在，“走资”还是在被打倒。
但是毋庸置疑这个时候的中国只要給一丝的希望，就会为着生活而无比努力的奋斗着。
而我们的伟大领导人却在这样的时刻始终站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坚持对外发展的原则，逐渐以一种纠正、一种缓和的呼声不断的将一项又一项改革推进，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然而在现在看来，处于改革开放发展瓶颈的中国，决策者也必须意识到之所以目前的决策质量低下，与思想市场发育不足、竞争不充分有很大的关系。
而思想市场之所以匮乏，又恰是因为对思想进行了严格管制所致。
经济增长依赖资本、禀赋要素例如土地等、还有劳动力。
而在资本和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下，附着在劳动力身上的人力资本拓展，却能够带动经济的新增长。
尤其是其中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更是熊彼特器重的“创新”的源泉。
创新要被激发出来，要形成持续不断的创新，源头必须有活水，而思想恰是这源头活水。
尽管gDp高速发展着，经济没有因为全球的金融危机受到多大的影响，但是经济被后的危机以及我们的产业转型问题等等问题。
我们的思想应该创新，我们的改革还得继续。
时代在发展，我们都在憧憬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憧憬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底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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