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东区域史讲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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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东区域史讲稿

目录

绪论2

一、陇东区域史的研究范围2

二、开设陇东区域史的意义2

三、陇东区域史的学习方法2

第一章　石器时代的陇东2

一、旧石器时代的陇东2

二、新石器时代的陇东4

第二章　青铜时代的陇东5

一、夏朝时期的陇东5

二、商代陇东的方国10

三、西周时期的陇东20

四、义渠戎国24

第三章秦汉时期的陇东33

一、战国秦时的陇东33

二、秦朝时期的陇东37

三、西汉时期的陇东40

第四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陇东48

一、魏晋十六国时期的陇东48

二、北朝时期的陇东54

第五章隋唐五代时期的陇东59

一、隋朝时期的陇东59

二、唐朝前期的陇东61

三、唐朝后期的陇东65

四、五代时期的陇东72

五、唐五代时期陇东的党项族74

绪论

一、陇东区域史的研究范围

二、开设陇东区域史的意义

三、陇东区域史的学习方法

第一章　石器时代的陇东

1920年，法国天主教神甫桑志华于庆阳华池县的辛家沟和赵家岔获得了3件旧石器时代的石器，这是我国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受到了考古学界的高度关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物考古和地质勘探工作者在这一地区先后又发现了10余处旧石器时代地点，这就是陇东远古历史的开篇。

当陇东先民进入氏族制时期后，陇东境内的文化遗存更为丰富，现已调查建档的单位就达数千处，成为我们描述陇东远古历史的主要资料。

一、旧石器时代的陇东

1.早期

1976年夏，在泾川太平乡梅家山大岭上的一套红色古土址条带层中发现石制品40多件，其中石器18件，制作粗糙，以砸击法和锤击法为主，其时代属于中更新世晚期，上层绝对年代约20万年，下层约50-60万年。

这一地点是目前甘肃境内唯一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把甘肃省的历史推进到距今50-60万年。

2.中期

在蒲河西岸的镇原县境内，发现的姜家湾、寺沟口远古居民旧石器出土地点，距今约20多万年左右。

另外，还有马莲河上游华池县辛家沟地点，距今10万年。

镇原县洪河附近刘家沟口和黑土梁等地点，距今约有5万年的历史。

它们都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

姜家湾和寺沟口地点，均位于镇原县蒲河西岸太平乡，二者相距约10公里。

其遗物主要是石制品和共生的动物化石，石器和动物化石的种类基本相同，所处地层也相同，因此属于同一时期，距今约20万年。

这是旧石器时代中期偏早的两个点，与山西襄汾丁村人年代相当。

这两个地点所含哺乳动物化石属于同一层位，大多是动物残破的牙齿和骨骼碎片，有披毛犀、似蒙古野马、真马（未定种）、扁角鹿（未定种）、鹿亚科（属种未定）、牛亚科（属种未定）。

当年，这两个地点的考察者收集到的哺乳动物化石，只是两地所产化石中的很少一部分，尚不能代表动物群的真正面貌。

但从已经能够辨别种属的化石来看，萨拉乌苏动物群的化石，在这两个地点基本上都有。

但某些成员的性质与山西丁村动物群更为接近。

这两个地点没有发现周口店期的典型动物，时代上显然晚于周口店第一地点。

在丁村含化石的砾石层之下，也有一层不太厚的微红色土状堆积物，地层剖面与姜家湾、寺沟口类似。

故姜家湾与寺沟口两个地点的时代，可能介于萨拉乌苏和周口店第一地点之间，与山西襄汾丁村地点的时代相当，即晚更新世早期阶段。

姜家湾和寺沟口地点都没有进行过正式发掘，经初步工作，在姜家湾地点采集到的石制品39件，在寺沟口地点采集到的石制品9件，大多数是加工石器后的副产品或原料，石质以石英岩、硅质灰岩为主，另有脉石英、燧石等。

从这些石器的原料来看，原始人已经掌握了有关石料特性的知识，能比较准确的选择合适的石料制成石器。

石英岩和硅质灰岩有一定的硬度，也有柔性；硅质灰岩容易劈裂，是制造薄片石器的理想原料；而燧石硬度大，又是制作较小的尖状器的材料。

石器的制作方法是锤击法，将石料放置在较大的石砧上，再用另一块石头（即石锤）去打击，使之破裂为片石或石核；然后再进行二次加工，直到适用为止。

锤击法和二次修整技术，是打制石器的一种比较先进的技术，可以打制出多种用途的工具。

同时，还可以“更新”因长期使用刃部老化的石器。

姜家湾和寺沟口远古居民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技能，其代表性的工具，是经过二次加工的打制石器，以砍斫器、球状器、刮削器和尖状器比较典型。

其中砍斫器最大，长达11厘米，最小的是尖状器，长仅3厘米。

3.晚期

旧石器时代晚期，陇东远古居民活动的地点，主要分布在环江及其支流的河谷地带，已发现的有环县的刘家岔、楼房子、华池县的赵家岔和西峰区的巨家原等，距今3万年左右。

这些地点出土的石器，不但数量多，而且种类也有增加；对石器刃部的加工亦比较锋利。

他们还掌握了用火的技术。

巨家原位于西峰区温泉乡巨家原东庄村。

这里发育着厚实的黄土，高出现代河床。

石器和动物化石埋藏在下距河床5米的灰绿色淤泥层中。

曾出土石制品15件，有石片、石核、石锤、砍斫器、刮削器、尖状器等。

刮削器，比较典型的1件由灰白色的石英岩制成，刃部呈圆弧状。

尖状器，仅发现1件，由黑色的石英岩制成，长5厘米。

刃部呈三角形尖状。

动物化石有有纳玛象、蒙古野马、野驴、赤鹿、普氏羚羊、披毛犀、河套大角鹿、原始牛等。

遗址属更新世晚期，距今约3万年。

赵家岔位于华池县王嘴子乡银坪郭嘴子村杨集沟内。

在桑志华《十年行程录》中记载：

1920年“8月10日在庆阳赵家岔位于黄土层发现两件石片”，“属于旧石器晚期，距今1.8－1.5万年”。

该地点时代较晚。

1979年华池县对赵家岔以“郭嘴子遗址”命名，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974年，在泾川县明乡白家村牛角沟发现一件打制精美的石球和两件石片，此年在这里发现人类头盖骨化石和几十件石制品，这是甘肃境内第一个出土原始人骨化石的地点。

80年代，又在合志沟发现一片人类头盖骨化石。

二、新石器时代的陇东

1.仰韶文化

中期的文化主要是仰韶文化，不属于甘肃仰韶文化，而属于中原仰韶文化。

南佐遗址位于西峰区后官寨乡南佐村，面积40000平方米。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多年发掘，《报告》至今未发表。

根据甘肃省考古研究所赵雪野在1995年《中国考古学年鉴》公布的资料，遗址内有一座殿堂式建筑基址，长方形，长33．5米，宽18．8米，南面为敞开式，地面铺6层白灰面，墙高2．8米、宽1．6米，四周有木骨草泥柱。

“可以初步断定这一组大型建筑的年代为仰韶文化晚期，其功能但属集体活动场所。

”聚落遗址的时代与阳屲遗址时代相当，距今5000年左右。

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主要有石斧、石刀、石铲、陶刀、陶纺轮等。

生活用品的陶器，有尖底瓶、钵、盆、壶等。

2.常山下层文化

常山遗址，在镇原县城南，隔茹河与县城相望，属镇原县城关镇常山村，在蒲河最大的支流茹河南岸二级阶地上，面积300000平方米。

距今约4900年。

1979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胡谦盈主持发掘的。

发掘简报称：

“常山下层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的一种原始文化遗存。

由于这种文化的陶器具有较多的仰韶陶器遗风，可见二者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

”其绝对年代，经碳14测定是公元前2930±180年。

生产工具有石斧、石刀、石镞、石弹丸和骨刀等，生活用品以陶器为主。

有罐、碗、鬲、盆等。

还发现有房子遗迹，为窑洞式居室，面积为9平方米。

室内地面有白灰面。

同时，还有供出口用的通道，顶部有人字形雨棚。

这种小面积居室是适应氏族小家庭的产物。

3.齐家文化

老虎嘴遗址地处蒲河上游黄土梁峁地带，属镇原县庙渠乡老虎嘴村。

面积6000平方米。

时代与大原遗址相当。

聚落遗址中，出土一条残长23米的陶水管道，直径14厘米，有相互对接的子母口。

老虎氏族成员利用陶管道引水或排水的设施，工程量大，工序复杂，应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

第二章　青铜时代的陇东

中国的青铜时代，略当历史上的夏、商、周。

当时，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夏、商、周三代文明最早发生在山西、河南、河北、山东、陕西等地，陇东先民跨入文明的门槛，相对晚一些。

但是，陇东与中原文明的接触在夏代晚期就已发生。

不窋带领先周族来到庆阳，古公亶父时离开庆阳，先周族在陇东一带活动了约五百年，对陇东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先周族离开陇东后，陇东为戎狄居住区，尤其是春秋战国的义渠戎国，国力强大，对秦国造成了威胁，最后被秦国所灭，陇东地区归服秦国。

一、夏朝时期的陇东

1.不窋窜戎狄

夏朝时期，弃的后人世袭后稷之职。

第十三代夏王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候叛之”。

“德衰”是历代史学家专门用来说明某一王朝没落时期阶级斗争紧张、社会矛盾尖锐的专有名词。

春秋时期卫彪傒说：

“昔孔甲乱夏，四世而陨”。

孔甲乱夏的标志之一，就是鄙弃作为夏朝立国之本的农业，“后稷卒，子不窋立。

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失其官而奔于戎狄之间。

”夏王鄙弃农业，使周人首领不窋失去了世代相袭的农师之官，因此率领族人向西迁移。

《史记索隐》认为，“《帝王世纪》云：

‘后稷纳姞氏，生不窋’，而谯周按《国语》曰：

‘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

若以不窋亲弃之子，至文王千余岁唯十四代，实亦不合事情。

”《毛诗·疏》：

“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岁。

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数耳。

命之短长，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许载，子必将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

以理而推，实难据信也。

”《国语·周语》：

“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旧注：

父子相继曰“世”，则任“稷”之官并非弃一人，而是世代为“稷。

”韦昭注:

“后，君也；稷，官也。

父子相继曰世，谓弃与不窋也。

”韦昭以“世”谓弃与不窋，是不恰当的。

上古时期的职务多为世职，稷为官名，在夏代为“后稷”之职者，不止弃一人，而是世为后稷。

《国语·鲁语上》：

“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韦昭亦注曰“稷，弃也。

”韦昭是以弃与不窋为父子，并且把“稷”看成他们二人独有的称谓的。

韦昭以“世”为父子相继并无问题，只是这种父子相继并非只有一次，而是出现了很多次，祭公谋父已经明白地说“先王世后稷”。

弃生活在尧舜时期，不窋失稷之官在夏朝后期，公刘生活在夏桀时，“有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五百年间传了四代人（后稷、不窋、鞠、公刘），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戴震认为，“盖不窋以上，世为后稷之官，不知凡几传至不窋，然后失其官也。

”吕思勉分析《史记·周本纪》中的“号曰后稷……后稷之兴”时说：

“此三十余字之间，后稷二字，凡有三解，‘号曰后稷’之‘后稷’，指弃；‘后稷之兴’之‘后稷’，括弃以后居稷官者；‘后稷卒’之‘后稷’则不窋之父也。

盖自弃至不窋之间，其名与世次皆不可考矣”。

这种解释很有说服力。

李学勤提出，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人物，大凡均具有二重性格，一是某个实在的个人，二是代表某氏族部落所经历过的一个发展时代，二者的关系在于被命名者亦大抵均为该时代该氏族部落先后产生的一批酋首人物，未必仅仅指一位。

后稷即属此时空氛围的代表人物之一。

综合上述诸说，我们认为，尧时的弃是第一个“后稷”，其后还有若干个佚名“后稷”，而不窋是夏朝最后一个“后稷”。

不窋是弃的后代，《史记·三代世表》曰：

“后稷生不窋”，只是说他是后稷子，没有说不窋为弃之子，他与弃已经相隔若干代，由于历史记载失其代数，因而造成了混淆。

不窋失官后，率领族人来到庆阳一带。

《国语·周语》记载：

“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

”据《括地志》记载：

“宁、原、庆三州，秦北地郡，为义渠戎之地，周先祖公刘、不窋居此，古西戎地。

”杜佑说：

“安化，汉郁郅县地，今名尉李城，在白马两川交口，亦曰不窋城”。

不窋在庆阳一带修筑城池，过着较为稳定的畜牧业生活，《括地志》记载：

“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

”嘉靖《庆阳府志》记载，“不窋城，即府治，夏政衰，不窋失官，自窜于斯，所居成聚，故建城而居焉。

”该志记载了东山之巅的不窋墓，“不窋墓在府城东三里许巘畔，碑刻剥落，止有片石，大书：

周祖不窋氏陵。

殿宇基址犹存，嘉靖十九年御史周南、知府何岩立碑表墓。

”《大明一统志》记载，不窋墓“碑文剥落，上有片石，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