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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社姓资争论震动全国

“姓社姓资”争论震动全国

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改革的浪潮已经席卷全国,但人们的认识离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新出现的承包现象、雇工现象,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姓社姓资”的大讨论。

关键时刻,邓小平一锤定音。

他提出的“三个有利于”震动全国,冲破禁锢人们多年的理论禁区,解决了困惑中国的改革难题,为思想再次大解放指明了路径。

承包经营引发大讨论——关广梅走的什么“道路”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

发轫于安徽农村的承包经营思想进了城﹐全国各地厂矿企业都遇到一个相同的难题﹐那就是﹐承包经营者和生产工人是什么关系?

如果个人说了算﹐工人还能不能说是企业的主人?

个人承包的模式是不是又回到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

辽宁本溪蔬菜公司职工关广梅从1985年开始﹐连续租赁了八家副食商店。

两年间创利一百万元﹐职工收入成倍增长。

但有人认为她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

1987年6月12日起﹐《经济日报》以《租赁企业究竟姓‘社’还是姓‘资’》为题﹐开展了四十多天的大讨论。

这个被社会称为“关广梅现象”的讨论成为新闻报道触及改革难点的先声。

围绕“关广梅现象”争论的焦点是:

一,关的收入是职工平均收入的20倍﹐一种意见认为这个收入差距不合理﹐关是“没有资本的资本家”;另一种意见认为﹐这个收入是租赁合同所规定的﹐是合法的收入。

二,关租赁后﹐实行商店党支部书记﹑经理一身二任,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削弱党的领导”﹐把党支部也“租”出去了;另一种意见认为﹐基层商店实行书记﹑经理一人兼﹐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党的领导﹐减少了企业推诿﹑扯皮现象﹐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

三,关的租赁群体规模较大﹐对市场占有率较高﹐一种意见认为﹐这样会形成商业垄断集团﹐不利于搞活市场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商业企业改革中横向联系加强的结果﹐可以发挥大店优势﹐以大带小﹐有利于增强企业发展的活力和后劲。

在这场大讨论中,来自本溪本地和北京、四川、湖北以及全国许多政府机关领导、与关广梅遭遇相似的企业家、理论研究者、普通读者不同角度热烈而积极的意见反馈,使大讨论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立体化、跨时空的、微观解析与宏观审视相结合,气势磅礴的连续报道。

可以说这是一次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解放破题的新闻策划。

有人说,“关广梅现象”的讨论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是一场实质上关系着中国经济改革性质认识的大讨论,对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起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今天,人们在积极推进改革过程中之所以不再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简单推断,而是从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来认识问题,不能不提到当初《经济日报》的“关广梅现象”大讨论为经济改革中解放思想工作所作的重要贡献。

关广梅当年成为中共十三大代表。

小商贩惊动邓小平——雇工就是剥削?

“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出生于1937年。

1972年,他偷偷炒瓜子出售。

1980年12月,他注册了“傻子瓜子”商标,生意越做越大。

年广久从1981年9月开始雇工,当时雇了四个帮手。

到1983年,雇用的工人增加到103人,加上他儿子的分店,雇工达140多人。

日产瓜子5000公斤,月营业额60万元。

结果引起轩然大波。

当时有所谓7个人和8个人的争论。

北京有些人从经典著作中找到根据,说是雇用7个人以下算个体户,勉强算是社会主义的;而雇用8个人以上,性质就变了,变成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了。

当时国家工商总局也有关于个体工商户雇工应在7人以内的规定。

据此,一些人连连写信上告,指控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姓“资”不姓“社”,“是资本主义雇工剥削”,甚至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帽子好大,年广久感到压力巨大。

他给当时的安徽省委领导写了一封信,摘录如下:

尊敬的书记:

企业的整顿,经济效益要上去。

我作为个体专业户,怎样才能为国家多出一份力呢?

为此,我拟定1984年生产计划,向你回(汇)报。

今年生产计(划)是1000万斤,产值1600万元。

只要各方面支持,完成任务是没有问题的。

去年,我曾用盈利捐献给芜湖3万元做救灾款,1万元给敬老院,其余的钱全部存进了银行。

这些钱是人民的。

如果我死了,全部交给国家。

从这封信的语气来看,年广久对自己挣的钱是否属于自己,仍然心怀疑虑。

今天的年轻人看来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代表了许多“先富起来的人”的心态。

小小的“傻子瓜子”惊动了邓小平。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

“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

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

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

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

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

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

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销售,并以一辆上海牌轿车作为头等奖。

消费者的欲望一下被激发起来,3个月,傻子瓜子实现了利润100万元。

好景不长,中央下文:

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

有奖销售不能兑现,各地纷纷提出退货。

年广九的生产销售计划大乱,原料瓜子积压,公司血本无归。

1987年底,芜湖市对年广九经济问题开始立案侦查。

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对年广九案进行公开审理,一审判决年广九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年广久没有想到的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又一次提到“傻子瓜子”,再一次让年广久起死回生。

1992年,年广九因经济罪不成立而获释。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中国逐步完成了从万元户到个体经济到私营企业到私营经济合法化的演化。

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11条增加“国家允许私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

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发展。

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的内容。

这是中国内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营经济之后﹐首次以宪法重新确立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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