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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概论
中国文学概论
今天我们说的文学是艺术的一个门类。
它是指以语言为手段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我表现作家思想情感的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
其特征是形象的间接性、反映生活的广泛性和心理的深刻性、审美意识的明了性。
一般我们将文学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影视文学等几大类型。
“文学”这个词早在先秦就出现了，但它的涵义和我们今天对“文学”的理解不同。
“文学”这个词原是指古代的典籍。
汉朝人对“文学”的理解有了变化，那时所谓“文学”是指学术。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在“文学”之外另有“文章”这个词，指学术之外的词章。
从汉人“文学”、“文章”之分再进一步，南朝遂有“文”“笔”之分。
有韵者，文也，无韵者，笔也。
总之，中国古代并没有严格划出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没有确立纯文学的观念。
古代所谓文学，一方面容纳了在我们看来不属于文学的一些体裁，另一方面又没有把我们认为是文学的一些体裁包括进去。
因而，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就不得不按照我们今天对文学的理解，兼顾古人的习惯，来确定研究的对象。
第一章，中国文学的特色
第一节诗是中国文学的主流
中国文学的长河，是以诗歌为主流的。
中国诗歌的历史源远流长，如果从《诗经》算起，也有三千多年了。
从那时以来，出现了众多优秀的诗人和优秀的作品，诗歌的优良传统一直没有中断过。
唐诗和宋词，是中国诗歌史的两个高峰。
那时的诗坛和词坛，美不胜收。
清代康熙年间编纂的《全唐诗》，搜集了两千二百多位诗人的四万八千多首诗。
今人唐圭璋先生所编的《全宋词》录入词人一千三百三十余家，词作一万九千九百多首。
这并不是唐诗和宋词的全部，但从不完全的统计中已经可以想见唐宋两代诗词繁荣的盛况。
所以，中国人常以唐诗和宋词为自己的骄傲。
和诗歌的悠久传统相比，中国的小说、戏剧是迟开的花朵。
它们很晚才汇入文学的长河之中。
小说到唐代出现传奇才算进入了成熟时期，那已经是八世纪的事了。
戏剧到宋金的期才渐趋成熟，元代才达到兴盛阶段，那已经是十三世纪了，比古希腊的悲喜剧晚了十八个世纪，比中国的《诗经》晚了二十四个世纪。
中国小说、戏剧的出现不仅远远地落后于诗歌，而且它们都有一种向诗歌靠拢的倾向，或者说有一种诗化的倾向。
从小说的发展史来看，唐代以前的古小说只是粗陈故事梗概的“街谈巷语”，还不算自觉的文学创作。
是在诗歌高度繁荣的唐代，小说吸取了诗歌的营养，才成长为具有鲜明人物形象和完整故事情节的文学作品。
唐代传奇小说那种秀异的意绪，瑰奇的想象，华赡的词采，清新的风格，应当说是受了唐诗的影响和启发而形成的。
唐传奇的许多作者本身就是诗人，他们以诗人的眼睛观察生活，用小说的形式抒发感情，达到了前人所不能达到的高度。
象《长恨歌传》、《李娃传》、《莺莺传》、《柳毅传》、《霍小玉传》，这些唐传奇的代表作无不洋溢着浓郁的诗意。
宋元以后的白话通俗小说，也同诗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宋代说话分为四家，其中，小说、说经、合生三家都是有说有唱，那些唱词就是诗。
所以有的话本又叫“诗话”或“词话”。
讲史一家虽然只说不唱，但有的讲史话本中也穿插了许多诗。
至于文人创作的白话小说，如《红楼梦》、《镜花缘》，借助诗歌艺术的地方也是不胜枚举的。
中国的戏剧本来就起源于民间歇舞。
有人指出屈原的《九歌》是中国古代一出原始的歌舞剧。
唐代诗歌和音乐的高度繁荣，为戏剧的诞生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而宋金的鼓子词和诸宫调等说唱文学，则直接导致了元杂剧的产生。
在组成戏剧的各种因素中，唱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有的戏情节相当简单，主要靠唱词取胜。
这些唱词就是诗。
所以中国的戏剧乃是诗剧，离开诗歌就没有戏剧的存在了。
关汉卿、王实甫、白扑、马致远、高明、汤显相、洪升、孔尚任等大剧作家，哪一位不是才华横溢的诗人？
《窦娥冤》、《西厢记》、《梧桐雨》、《汉宫秋》、《琵琶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著名的剧作，哪一部不是华美的诗篇？
诗歌对于小说、戏剧的渗透和影响，说明诗歌在中国文学中居于主导的地位。
在中国，诗歌和社会生活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
古代祭神的时候要唱诗，朋友宴会成离别的时候要赠诗，青年男女表示爱情常以诗歌相赠答，出外旅行遇到名胜古迹还往往要题诗。
就连科举考试也要考做诗，诗作得好就可以考取功名，获得做官的资格。
还有一种特殊现象，在春秋时代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外交仪式上，常常要唱诗。
一些不便于直截了当地讲出来的话，可以通过诗歌委婉地表达出来。
例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郑伯背晋降楚后，又想归服晋国，刚好鲁文公由晋回鲁，郑伯与鲁侯相会，请他向晋说情，双方的对答完全以诗为媒介。
这种诗歌外交，恐怕只在中国古代才有。
诗歌和社会、政治的关系这样密切，所以诗歌就成为知识分子必修的课目，孔子说：
“不学《诗》，无以言。
”（《论语·季氏》）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阳货》）这样的话恐怕只有在中国才会被大家承认。
在古代的希腊和印度，史诗很发达；中国却没有长篇的史诗，至少是没有长篇史诗流传下来。
《诗经》中的《生民》、《绵》等虽然具有民族史诗的意味，但是它们的篇幅短小，并不具备史诗的宏大规模。
中国不但缺少史诗，长篇的叙事诗也不多见。
汉末的《孔雀东南飞》，北朝的《木兰诗》，是民歌中著名的两首叙事诗，然而篇幅不长，故事只是粗陈梗概，并没有充分展开。
唐代的杜甫、白居易，清代的吴伟业，虽然写过一些著名的叙事诗，如《三吏》、《三别》、《长恨歌》、《琵琶行》、《圆圆曲》等，但是其中有浓厚的抒情意味，而且这类作品的数量很少。
中国诗歌大量的是言志抒情之作，“待言志”、“诗缘情”，说出了中国诗歌的特点。
中国诗歌最常见的题材是：
咏怀咏史、时事讽谕，山水田园、军旅边塞、游子思妇、爱情婚姻、友朋赠答、节序咏物，这些题材大都偏重于感情的抒发和志意的寄托，没有多少叙事的余地。
如果说诗歌是中国文学的主流，那么，抒情诗便是这主流中的主流。
因而，抒情性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二节乐观的精神
中国文学的乐观精神植根于中国古代的哲学观念。
《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
”《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在中国人看来，逆境的极点就是顺境的开始，黑夜的尽头就有曙光的出现。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文学往往是以乐观的精神看待人生。
这一点在戏剧里表现得最明显。
不可否认象古希腊那种令人畏惧和怜悯的、一惨到底的悲剧，在中国是极少见的。
中国的戏剧，往往带有一个喜剧的结尾，叫做大团圆。
一桩冤案，最终总能得到昭雪，或由被害者死后化为鬼魂复仇；才子佳人的离别，总能以重逢和喜庆为结局；公子的落难总能以及第高中而结束。
有的故事本是以悲剧结尾的，在流传过程中也渐渐改成了喜剧的结尾。
如元稹的小说《会真记》本是以女主人公莺莺被抛弃为结局的，王实甫根据这个故事改编的戏剧《西厢记》就成了大团圆的喜剧结尾，最后一本的题目是“张君瑞庆团圆”。
《醒世恒言》里有一篇小说《白娘子永镇雷蜂塔》，结局是白娘子被法海压在雷峰塔下，永世不得翻身。
可是在后来的戏曲里，又加了一个大团因的结尾，让白娘子的儿子中了状元救出母亲。
元末明初传为施惠所作的《拜月亭》（一说为元关汉卿作）），是一出典型的大团圆的戏剧。
戏里写了两个家庭在战乱中的悲欢离合故事。
一家是蒋世隆和蒋瑞莲兄妹，另一家是兵部尚书王镇、王夫人和他们的女儿瑞兰。
当时蒙古族入侵，民众纷纷南逃。
蒋氏兄妹、王氏母女都飘流在外。
在人群中，两家各自失散了。
蒋世隆着急地喊着“瑞莲！
瑞莲！
”王瑞兰听见后，以为是她母亲叫她，便答应着走过去，原来是个书生。
他们便假作夫妻，结伴同行。
这时，蒋瑞莲拾巧遇到了王瑞兰的母亲，也结伴同行。
蒋世隆和王瑞兰一路上遇到许多波折，产生了爱情。
后来在一家旅店里，由店主人促成了他们的亲事。
可是不幸蒋世隆病例了。
这时王镇出外缉察军情已经完毕，归来的路上经过此处见到女儿瑞兰。
他不肯承认女儿和蒋的婚姻，强迫女儿与他同归，抛下蒋一个人留在店里。
后来，王镇又遇上了妻子和蒋瑞莲，王氏一家得到团圆。
这时蒙古兵也已退出。
但在欢乐中，瑞莲和瑞兰一个想着哥哥一个想着丈夫，各有一怀愁绪。
瑞兰一直惦念着世隆，焚香拜月，祷祝世隆平安，心事被瑞莲撞破。
二人得知情由，姐妹之外又成姑嫂，愈加亲密。
不久，蒋世隆在朋友的帮助下治好了病，和朋友一起赴京赶考，各中了文武状元。
王镇奉旨，为两个女儿招文武状元作婿。
又经过一番波折，兄与妹、夫与妻重新见面。
一部《拜月亭》就在两对新人的婚礼中结束了。
象《拜月亭》这样的故事，我们可以称之为大团圆型的故事。
这种类型的故事在中国的戏剧中屡见不鲜，类似的作品还可以举出许多。
如明代汤显祖的著名戏剧《牡丹亭》，故事情节和英国莎土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有相似之处，但结局颇不相同。
《牡丹亭》里的女主角杜丽娘死而复生，她和柳梦梅的爱情得到圆满的结果。
《罗米欧与朱丽叶》里的女主角朱丽叶死而复生之后，看到罗米欧已经自杀，便也跟着自杀了。
中国最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他的作品里也浸透了乐观精神。
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者，最后总是战胜残暴的压迫者。
他总是给观众以希望和鼓舞，不肯让人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去。
有一些戏，正反两方面，力量的对比十分悬殊，人们以为必定是以悲剧告终无疑了，但出人意料之外，关汉卿还是让正义战胜了邪恶，在欢乐中结束了全戏。
在《救风尘》里，妓女宋引章落入恶棍周舍的罗网，向她的结拜姐姐另一个妓女赵盼儿求救。
赵盼儿单凭自己的机智和勇敢，便制服了对手，救出宋引章，收到大快人心的喜剧效果。
在《望江亭》里，才貌双全的谭记儿新寡，暂居于女道观中。
观主的侄儿白士中往潭州上任途中探访观主，告知自己失偶之事。
观主于是从中作合，使得白士中与谭记儿结成夫妻。
权贵杨衙内早已看中谭记儿，本想娶她为妾，此时对白士中怀恨在心，暗奏圣上请得势剑金牌，前往潭州取白士中首级。
白士中得到消息，愁眉不展。
谭记儿不愿让他受自己连累，想出妙计。
时逢中秋，谭记儿扮作渔妇卖鱼，在望江亭上灌醉杨衙内及其随从，将势剑金牌窃走。
杨衙内欲绑缚白士中却没有凭据，白士中出示势剑金牌，说有渔妇告杨衙内中秋欲对她无礼。
等到再见谭记儿，杨衙内方知中计。
恰好湖南都御史李秉忠暗中访得此事，奏于朝廷，杨衙内到惩办，白士中依旧治理潭州，夫妻和美。
《窦娥冤》里的窦娥虽然被杀，但剧本还是以窦娥的鬼魂复仇成功为结局的。
在古代小说里，大团圆型的故事也不少见。
如唐代白行简的《李娃传》，宋代话本《冯玉梅团圆》，明代的拟话本《玉堂春落难逢夫》，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王桂庵》等许多小说，写的都是大团圆的故事。
这些故事在群众中广泛流传，深受他们的喜爱。
然而在未流的戏曲、小说中，大团圆往往成为一种俗套，只能给人以廉价的安慰。
乐观精神在中国古代诗歌里也表现得十分突出，主要是对人生的肯定和对生活的热爱。
中国有入世的诗歌，也有出世的诗歌即山林隐逸一派，但少有厌弃人生的诗歌。
出世并不是厌弃人生，只是厌弃世俗社会、厌弃官场仕途，要到大自然里建立一种理想的生活。
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但他的田园诗决不是厌世之作，相反地处处洋溢着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和对劳动的肯定。
他的诗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村舍、鸡犬、豆苗、桑麻，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在陶渊明笔下无不生意盎然。
唐代著名的山水诗人王维，后期受佛教影响，有些诗歌的情调比较冷寂。
但即使在这些诗里仍然有一种生活的情趣。
看他的《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他虽然是在隐居，仍然以极大的兴致在搜寻着山水的胜境，并在大自然中得到了无穷的乐趣。
看他的《田园乐》其三，“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朝）烟。
花落家僮未扫，莺啼山客犹眠。
”也并没有厌世的意思。
杜甫因为比较多地反映了人民疾苦，又常常抒写自己的忧愁，也许有人以为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其实不然，坚强乐观是他思想性格的主导方面。
不论时局多么恶劣，
他个人的遭遇多么不幸，杜甫从来也没有丧失过信心，从来也不肯放弃理想。
即使是在揭露政治黑暗、反映人民疾苦的时候，他仍然怀着希望。
他的代表作《北征》，就是一首渗透了乐观主义精神的诗歌。
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两京还沦陷在安史叛军手中。
杜甫从风翔回家的途中，“所遇皆被伤，呻吟更流血”，他自己家里的人也过着啼饥号寒的日子。
可是杜甫并不因此而灰心，他“仰观天色改，坐觉妖氛豁”，相信国家不久就会中兴。
他高呼；“胡命岂能久?
皇纲未宜绝!
”这是当时最坚强、最乐观的声音了。
又如《登楼》：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盗寇莫相侵。
”在万方多难之际，杜甫把自己的国家比做高悬于天空的北极星，坚信它不会沉沦。
可见杜甫虽然忧愤深广，但并没有被忧愁压倒。
忧郁和乐观这两种旋律同时回旋着，形成他所特有的风格。
第三节尚善的态度
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一样，要求真、善、美的统一。
所不同的是西方文学把“真”放在第一位，而中国文学把“善”放在第一位。
在西方，以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占主导地位的是摹仿说。
文学既然是摹仿，那么当然强调真实，以真为美。
俄国十九世纪的文学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美是生活”的定义，认为艺术不过是现实的“抄本”，艺术的作用就是再现生活、说明生活、对生活现象下判断。
这可以说是把摹仿说发展到了极致，代表了西方文艺思想的主要传统。
在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观点，首先要求的是善。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
‘思无邪。
’”所谓“思无邪”就是不离开善的准则，这已成为中国古代衡量文学的一个重要尺度。
孔子说《韶》：
“尽美矣，尽善也。
”说《武》：
“尽美矣，未尽善也。
”在他看来，仅仅做到尽美还是不够的，应当尽美、尽善才算达到完满的地步。
这种尚善的态度不仅为儒家所有，也为道家所有，不过他们所谓“善”的社会、政治内容不同．儒家以仁义为善，道家以自然为善。
文学只有符合了自然这个准则才称得上善，称得上美。
尚善的态度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成为一种理想主义
和人格力量。
追求进步理想，坚守高尚人格，是中国文学最可贵的一个特点。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屈原，他的全部作品都贯穿着理想主义的精神和人格的美。
他始终不渝地坚持进步的理想，为了实现理想，“虽九死其犹未悔”，不怕孤立，不怕迫害，遗世独立，横而不流，又表现出伟大的人格力量。
屈原在《离骚》里说：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好修就是尚善，一方面是坚持美好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是培养自己美好的人格。
这两方面统一在他的身上，使他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家的光辉代表。
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对理想的歌唱，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试看他借着大鹏鸟抒发的理想是多么雄伟：
“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上李邕》）他常以鲁仲连、范蠡、乐毅、朱亥、谢安等人自许，希望自己也能象他们那样，凭着个人的才智和勇气济世安民，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
”（《赠张相镐》其二）“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侠客行》）这是何等的壮怀激烈！
李白的人格也是最傲岸的，追求美好的理想和保持独立的人格，在李白的身上统一着。
他说：
“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
”（《古风》十二）“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
”他不肯向权贵摧眉折腰，耻于同佞臣为伍，他的性格赢得了人们的喜爱。
宋代诗人陆游在诗中歌唱的宏伟理想也是十分动人
的。
陆游以“气吞残虏”的英服气概不断地抒发着他的理
想：
“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
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
”（《夜读兵书》）“僵卧弧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戊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其二）“三更抚忱忽大叫，梦中夺得松亭关。
”（《楼上醉书》）在这些洋溢着爱国激情的诗篇里，陆游的伟大人格充分显示了出来。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以极大的热情塑造了一批理想人物。
他们敢于反抗恶势力，主动帮助别人去战胜困难，
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自由地恋爱结婚。
蒲松龄在他们身上
寄托了自己的进步理想，表现了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
希望。
蒲松龄常常让他的理想人物以花妖孤魅的身份出现，他笔下的狐狸精有不少是善良、勇敢、富有斗争精神的典型。
《红玉》、《封三娘》、《辛十四娘》、《娇娜》、《小翠》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狐狸所生的婴宁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她无拘无束、憨直任性、爽朗而又活泼，不管走到哪里总是毫无顾忌地“放声大笑”。
她甚至敢于爬上树顶，在树上“狂笑欲堕”。
蒲松龄对于这样一个完全不遵守封建闰训的女子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称之为“我婴宁”，可见这正是作者理想中的妇女形象。
狐女小翠更是一个无法无天、活泼天真的人物，她把丈夫的脸涂作“花面如鬼”，又用皇帝穿的衮衣来打扮他，简直什么玩笑都敢开。
蒲松龄对她也是赞叹不已。
这些地方无疑都表现了蒲松龄的进步理想，表现了他对于人的价值的肯定．
第四节含蓄美
一个国家的文学的特色，总是同这个国家的人的性格
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含蓄，中国文学也有一
种含蓄美。
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刘勰）就已经谈到了含蓄的问题。
唐朝末年的司空图是一位著名的诗歌理论家，他在《与李生论诗书》中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在《与极浦书》中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在《二十四诗品》中又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这都是要求诗歌通过有限的字句启发读者无穷的想象。
清代的文学理论家叶燮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被，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
”（《原诗·内篇下》）注重言外之意，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艺术的一个共同特点。
中国古代的抒情诗由于篇幅短小，所以特别注重含蓄，要求短中见长，小中见大，言近意远，含蓄不尽。
试看唐代诗人柳宗元的《江雪》，“千山乌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篱翁，独钓寒江雪。
”前两句并没有明说下雪，只说山上的鸟都飞走了，路上人留下的足迹也不见了。
这样，读者便可以想象出一幅铺天盖地的雪景。
在这样的背景上，诗人安排了一只孤舟，一个披着蓑衣戴着斗篱的渔翁。
他一竿在手，依旧垂钓于江雪之中，悠然、安然，不为外界的变化所动。
那种我行我素、遗世独立的情趣，蕴含在字里行间，很耐人寻味。
又如李白的名诗《听蜀僧浚弹琴》；“蜀侣抱绿绮，西下峨嵋峰。
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
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这首五律写的是听琴，听一位四川和尚弹琴，“浚”是他的法名。
开头两句“蜀僧抱绿绮，西下峨嵋蜂。
”说明这位音乐家来自四川，是从西边的峨嵋山下来的。
李白是在四川长大的，四川奇丽的山水培育了他的壮阔胸怀，激发了他的艺术想象。
峨媚山水不止一次地被他歌咏过。
他对故乡一直很怀恋，对于来自故乡的音乐家当然也格外感到亲切。
所以诗一开头就说明弹琴的人是自己的同乡，是一位“蜀僧”。
“绿绮”本是琴名，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加有一张琴名叫绿绮，这里用来泛指名贵的琴。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嵋峰。
”简短的十个字，把这位音乐家写得很有气派，表达了诗人对他的倾慕。
三四句“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正面描写蜀僧弹琴。
“挥手”是弹琴的动作，嵇康在《琴赋》里说：
“伯牙挥手，钟期听声。
”挥手二字就是出自这里的。
“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这两句用大自然的音响比喻琴声，使人感到这琴声一定极其铿锵有力。
而且，只一挥手便如万壑松涛，非常神妙。
“客心洗流水”，这一句就字面讲，是说听了蜀僧的琴声，自己的心好象被流水洗过一般地畅快、愉悦。
但它还有更深的含义，其中包涵着一个古老的典故。
《吕氏春秋》说：
从前有一位音乐家叫伯牙，他的琴弹得十分高妙，但是只有他的好朋友钟于期才能够欣赏他、理解他。
他弹琴时志在高山，钟于期就说“善哉！
巍巍乎高山。
”过了一会儿，伯牙志在流水，钟子期便说；“汤汤乎若流水。
”琴声把他们两人的思想感情沟通在一起了。
钟于期死去以后，伯牙因为失去知音，就把琴打破，把弦扯断，永远不再弹它了。
“高山流水”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
李白在这首诗里是用伯牙和子期的故事，表现蜀僧和自己通过音乐的媒介所建立的知己之感。
“客心洗流水”五个字，很含蓄，又很自然，虽然用了典故，却毫不艰涩，显示了李白卓越的语言技巧。
下面一句“余响入霜钟”也是用了典的。
《山海经》说：
丰山有九座钟，每逢霜降的时候就发出鸣响。
“霜钟”这个词即出于此。
这次听琴时在秋天，从最后一句“秋云暗几重”可以看出，“霜钟”二字又附带点出了时令。
“余响入霜钟”，意思是说：
音乐终止以后，余音久久不绝，和薄暮时分寺庙的钟声融合在一起。
《列子·汤问》里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话。
宋代文学家苏东披在《前赤壁赋》里又用“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形容洞箫的余音。
这都是乐曲终止以后，入迷的听者沉浸在艺术享受之中所产生的想象。
“余响入霜钟”也是如此。
清脆、流畅的琴声渐弱渐远，和薄暮的钟声共鸣着，这才发觉天色已经晚了：
“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待人听完蜀僧弹琴，举目四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青山已罩上一层暮色，灰暗的秋云重重叠叠，布满天空。
时间过得真快啊！
类似的体验我们也会有的。
当一出戏或一支乐曲吸引了我们的时候，时间过得特别快。
一小时，两小时，不知不觉便过去了，仿佛刚刚过了一小会儿似的。
如果演出是在午后，走进剧场时还是赤日炎炎，可是当你怀着满足的心情出来的时候，不觉已是华灯初上的黄昏了。
此情此境，借用“不觉碧山摹，秋云暗几重”来表达，是再恰切不过了。
这首诗语言十分简洁，但感情十分深沉、丰富，诗歌语言的容量很大，很耐人寻味。
这就是含蓄的好处。
中国的小说和戏剧同样具有这种含蓄的美。
吴敬梓的
《儒林外史》是一部著名的讽刺小说，它的讽刺手法就十分婉转而含蓄。
作者的褒贬和爱憎不是直接表露出来，而是寄寓在具体的描写之中。
鲁迅先生说《儒林外史》“婉而多讽”，这个“婉”字就是指它的含蓄性。
中国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也具有含蓄的美。
作者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批判，含蓄在一系列日常生活的描写之中，很能引入深思。
我们读这部作品的时候，常常感到作者是把中国诗歌传统的比兴手法、象征手法运用到小说创作中来了。
它有诗的委婉，诗的含蓄，它最接近中国的诗，最能代表中国文学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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