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丁不能两旺的社会学跟生物学基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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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丁不能两旺的社会学跟生物学基础

“财丁不能两旺”的社会学和生物学基础

作者：

易富贤（水寒／中山水寒）　　familyyi@

《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任何事物都有内在的调控规律，人口也一样。

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着人口的数量。

在中国夏商西周三朝，中国人口在1100万到1400万范围内摆动，春秋战国时期人口两千万，到清朝初期人口仍然是两千多万。

就是说这四千多年间人口总量一直在1000万到6000万之间波动[1]。

全球人口增长只是近三百年的事情，比如中国人口在明朝时期曾经达到六千万，但是经过明末清初战争后，到康熙时期降低到两千万左右后，乾隆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到19世纪初已经达到四亿（占全球人口1/3以上），这主要应归功于美洲高产作物玉米、土豆、番薯（红薯、白薯）、南瓜等在中国的推广移植。

玉米早在明年嘉靖年间就传入广西等地，但是到清朝康熙中期才传入湖南、四川等地。

而传入并不意味着推广普及，比如安徽《霍山县志》（乾隆41年，1776年）说：

“四十年前，人们只在菜圃里偶然种一二株，给儿童吃，现在已经延山蔓谷，西南二百里内都靠它做全年的粮食了。

”[2]。

番薯是在1580年左右（明万历年间）传入我国。

玉米、番薯虽然在明朝末年就已经传入中国，但中国当时瘟疫流行，清代档案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

“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万历、崇祯时期华北数省因为鼠疫就死亡上千万人口。

加上当时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战乱乱纷纷，不利于玉米、番薯等作物的推广普及。

顺治元年（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次年，华北日趋风调雨顺，大范围的鼠疫流行也已熄灭。

社会开始复苏，迎来了康乾盛世[3]。

土豆也是在清朝初年传入中国。

番薯、马铃薯、玉米、南瓜的单位面积产量，比中国传统的谷子、高粱、小麦要高出许多倍，番薯“每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玉米“种一收千，其利甚大”。

并且“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田勺皆可以长”，还可与其他作物（如小麦等）构成一年两季收获，从而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所以成为当时中国的重要粮食作物。

如福建“地瓜一种，济通省民之半”。

其他地方也有“红薯半年粮”的谚语流传。

番薯、马铃薯的秧蔓又是极好的饲料。

玉米以及土豆、红薯的淀粉的耐储存性，使得丰收年份的玉米和淀粉可以储存起来，可以补充歉收年头的粮食。

而当时“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新的税收政策，放松了国家对人口束缚[4]。

而欧洲还因为移民美洲并将粮食从美洲运往欧洲。

根据马尔萨斯的估算，当时英国人口是以每25年左右增加一倍的速度在增加。

乾隆皇帝看了1792年的人口统计册，说：

“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说明康熙初年人口最多三千万，中国人口在一百多年之内增加十几倍。

中国有些学者无视全球人口增加的原因，推测中国人口在宋朝就上亿，到明朝17世纪初就突破2亿大关，康熙时期还有一亿多人口，这样岂不说明1792中国人口有十几亿了？

这些学者认为是康熙、乾隆时期对“丁”、“口”统计方法有差异，但文献显示清朝初年以及其前中国对于“丁”、“口”概念就已经很分明。

即使当时有隐匿人口问题，难道乾隆皇帝连他爷爷时候的人口情况了解程度还不如现在的人口专家？

洪亮吉在1793年写了《治平篇》描述当时人口增长情况：

“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尽管不很准确），比马尔萨斯描述英国人口以每25年倍增的速度还要快。

难道东西方的同时期的两位学者都是信口开河？

1492年哥伦布才发现美洲，传入中国的美洲作物计有玉米、番薯、豆薯、马铃薯、木薯、南瓜、花生、向日葵、辣椒、番茄、菜豆、利马豆、西洋苹果、菠萝、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参、番木瓜、陆地棉、烟草等近30种[5]。

而在当时交通、信息、战乱等情况下，美洲作物陆续引入欧洲、从欧洲引入菲律宾、缅甸、越南等亚洲国家、再引入中国、试种推广，完成这个过程没有一两百年时间是不行的。

因此中国人口在18世纪快速增长是可信的。

现在中国能够承载13亿人口，是因为现代农业技术的进步（农田水利、作物品种、化肥、农药、杀虫剂等），比如现在90%以上的氮肥是由空气中的氮气合成的，而过去却主要来自人和畜的粪便等有机物的副产品[6]。

在只有传统的水稻、高粱、小麦等主粮，肥料来源非常有限，而很多地方还没有开发的情况下，宋、明时期中国能够养活一两亿人口？

在人口急剧增长的时期，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98年发表了他那令人沮丧的名作《人口原理》：

人口呈几何增长，而食物供应呈算术增长，人口将不断增长，一直达到人类食物供应的极限为止，大多数人注定要在贫困中和在饥饿的边缘上生活。

世界人口自马尔萨斯人口悲观论出现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时期，人口悲观论就没有停止过，世界一直被耸人听闻的，周期性的预言－－人口灾难即将到来所困扰。

恐怖和灾难往往是很好的娱乐题材，尤其是在和平年代。

而美国可能是因为“文化上的怪癖”，对全球人口爆炸的预言格外着迷（大概象中国人着迷小品、相声一样）。

1968年，保罗·埃利希（PaulEhrlich）的新马尔萨斯宣言《人口爆炸》预测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会发生大饥荒[7]。

1972年全球思想库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里描述了像计算机的飞速发展模式一样的人口过快膨胀的恐怖预言；它预言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因为石油等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并对第三世界进行了不合理贬斥。

外界批评罗马俱乐部具有极端马尔萨斯主义和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是欧洲权力精英和美洲盎格鲁精英的联盟，该俱乐部发表警告的动机是其左倾政治日程，而非科学事实。

有人甚至把该俱乐部与一些国际阴谋联系到一起，比如“新的世界秩序”。

然而这些批评并不降低罗马俱乐部的影响力，《增长的极限》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卖出了三千万本，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

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一种思潮的误导远比武力效果大，要是一个民族的精英们老是随着国际思潮（即便这些思潮是善意的）人云亦云，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可以借鉴别人的“做”（比如现在各国鼓励生育），而不能闻“说”起舞。

如果罗马俱乐部关于人口问题的预测也是阴谋的话（不会公然要求你干什么，但制造舆论，让你心甘情愿地干什么；然后再谴责你，你因为逆反心理而坚持不改），那么中国是其唯一（至少是最大）的受害者。

从1798的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到1968年的《人口爆炸》，到1972年的《增长的极限》，再到2000年RobertD.Kaplan的《无政府状态的到来》（thecominganarchy），两百多年来马尔萨斯主义者做出了大量的末日审判式的预言，但所有已到期的从而可以用事实检验的预言全部破产了，无一例外。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尔萨斯主义与邪教有某些共同点：

世界末日、战争、灾难，说严重点，是反人类的，是杀人的工具。

对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克思批判过；恩格斯批判过；孙中山批判过；毛泽东也批判过，看来伟人毕竟是伟人。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马尔萨斯主义者这些预言也只是象看恐怖小说一样（就像中国人看《聊斋》一样），既喜欢又害怕，但也只看看而已，最多做个噩梦，生育还是要鼓励；中国却已经急不可待地从小说走入现实—实行计划生育。

在国际社会已经臭名昭著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至今仍是中国计划生育的理论“圣经”，从马寅初“新人口论”到宋健的“人口控制论”，无不受其影响。

即使使得自己“断子绝孙”，也还心怀感激。

马尔萨斯主义者步步进逼，1994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

》更是直指中国，多少影响着中国的人口政策的调整。

几十年过去了，悲观论者的预言并没有出现，而世界人口却已经由埃利希著文时的35亿左右跨过65亿大关，并且情况已发生根本变化。

人口灾难“狼来了”喊了上百年，狼真的来了，不过来的不是“大灰狼”（人口爆炸），而是“白眼狼”（人口减少）。

据联合国预测，到2100年，欧洲的人口将减少一半。

在欧洲一些农业地区，由于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加上现有人口迁出，村落渐趋凋零，废弃的房屋周围长起了茂密的树林，狼和其它一些野生动物出没其间。

罗马俱乐部所在地意大利妇女的生育率在1995年时达到历史最低点，平均每人生1.19名小孩，此后就缓慢回升，但现在也还不到1.3。

在今后40年，适龄工作者将下降40%。

意大利政府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

看来罗马俱乐部的意大利精英们希望人口减少的想法不过是叶公好龙。

日本2005年人口减少了约两万人，为二战后首次出现年度负增长，比预期提前2年。

2005年12月16日日本政府公布的人口白皮书警告说，如果日本人口增长率继续低迷，到2100年日本人口大概只有现在的一半。

俄罗斯是世界上人口减少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俄罗斯人口1992年达到历史最高点，为1.48亿，然而1992年至今，俄人口死亡率比人口出生率高50%以上，在过去14年内，俄人口减少了近800万，预计到2050年俄人口将降低到0.8-1亿。

普京总统称之为“国家危机”，人口危机已成为威胁俄罗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头号敌人，将来俄罗斯的国家基础都会受到动摇。

到2025年，俄罗斯全国15至24岁年龄段的人口数将不会超过600万。

这至少意味着作为军事强国的俄罗斯到那时将不复存在。

就政治意义而言，俄罗斯人口的减少将使俄罗斯在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在内的国际组织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发生变化。

为了缓解长期以来人口下降、经济衰退的不利局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修改法令，欢迎2500万流亡国外的俄罗斯人回到家乡。

中国社会学家潘光旦注意到中国古代风水学家观察到的这样一种现象：

财丁不能两旺。

放大了来看，在中国，总是生活水平较低的农村生育率高于生活水平较高的城市；在世界范围，也是富裕的发达国家生育率逐步下降，而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迅速。

这导致了什么样的变迁呢？

凡是人口迅速增长的国家或地区，如印度等，都呈现出上升的势头；而发达国家或地区，由于人力不足，不得不引进大量外部移民，这些来自生活水平较低国家的移民，慢慢地取代、占据了本土人原有的优势地位。

是什么原因导致“财丁不能两旺”？

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着人口的数量，通过这一升一降的方式，来推动社会阶层的流动与文明的兴衰更替。

“财丁不能两旺”量化图

在古代通过“左手”调控人口：

瘟疫、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猛兽、疾病等激烈手段。

远古时代，寿命非常短（比如，生活在距今70万年至20万年之间的北京人掌握了火的使用，寿命大为延长，但是仍然有68.2%死于14岁前，超过50岁的不足4.5%），人类繁衍非常缓慢，在这个过程中无数民族相继灭绝（全世界各地都发现石器时代的远古人类，但是这些部落在艰难繁衍数百万年后都先后灭绝），整个人类也曾几度到了灭绝的边缘（现在全球所有男性Y染色体都来自5.9万年前一个非洲男性祖先，女性的线粒体DNA都来自14.3万年前的一位非洲女性祖先，就是说当时数万、甚至上百万的同期人口中都没有后代相传，要是没有这两个祖先，就不会有现在人类）。

母系氏族时期建立了族外婚制，避免近亲婚姻对人类体质的危害；父系制度的确立，完善了婚姻制度，并且激发了男性养育后代的动力（毕竟男性是物质再生产的主力，在“知母不知父”的母系社会男性缺乏养育后代的动力）。

管子曰：

“仓廪实而知礼节”，在远古时代，生存的压力大，寿命短，难以产生文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财富有所积累，开始出现人类文明。

但即便到了农业文明时代，平均寿命也还不到二十岁，“人到七十古来稀”。

一场瘟疫、战乱足以毁灭繁衍上千年的家族，比如“黑死病”曾经导致欧洲1/3到1/2的人口死亡。

近代人口的增加主要归功于人类成功地扼住上帝的“左手”。

曾经肆虐一时的鼠疫、黑死病、天花、伤寒、痢疾、斑症伤寒等被有效控制，死亡率降低，寿命延长。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天花的消灭和青霉素的发明。

天花是一种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困扰了人类上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