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崛起与没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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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崛起与没落
俄罗斯转轨内幕故事:
经济寡头如何形成
[加]克里斯蒂娅·弗里兰
2004年12月25日
盖达尔及青年改革派
1991年11月5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任命市场改革派核心人物叶戈尔·盖达尔为副总理,使之成为他的最高经济顾问。
盖达尔35岁,莫斯科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毕业,对计划经济一直持批判态度。
早在1986年,他就和一群志同道合的经济学家,在当时还称为列宁格勒的郊外组织了一次经济学研讨会,并形成了一个政治团体:
青年改革派。
此后每年夏天,他们都在那里开会,系统地招募了一批最激进的经济学家加盟自己的队伍,并且开始制定详细的市场经济改革计划,试图劝说政治当局采纳。
1992年1月,盖达尔加盟叶利钦政府不到两个月,他和青年改革派就把市场经济的电流注入俄罗斯经济,发动了一场经济试验:
在苏联时代大部分都由国家控制的价格,现在放开了;但一些特殊物品,如能源、燃料、交通、通讯和一些特定的食品的价格还暂时由政府控制。
很快,更大胆的措施出台:
为了增加商店里的食品,所有的进口限制全部暂时取消;为了繁荣消费品市场,以前视为投机倒把的私人零售贸易得到自由发展。
价格两倍、三倍、四倍地飙升,人们辛苦一生积攒的积蓄很快被洗劫一空。
而且,在开始的几天里,这种休克疗法所承诺的好处并没有兑现,商店的货架上仍然空空如也。
盖达尔的政治对手们急不可耐地宣布:
改革是一场一夜之间发生的灾难!
阿纳托利·丘拜斯是青年改革派中的得力执行者,负责全国私有化的工作,正是他将盖达尔的梦想付诸了行动。
有人说,如果没有丘拜斯,这一切变革早已胎死腹中。
改革的第一场攻坚战就是大规模的私有化。
90年代初,私有化在俄国还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的雷区,通向这个目标的过程似乎存在许多危险。
有些东欧改革者为自由化的公平性而感到焦虑,担心属于全体公民所有的国家财产有可能被少数人窃取。
另一些人则关心,那些私有化了的企业是否能够转移给最有能力的所有者。
但是谁都未能阻止丘拜斯,他完全清楚私有化所带来的复杂问题,以及它可能被用来达到不同的目的。
凭借自己独具的那种对所追求的目标矢志不渝的秉性,他立即就确定了压倒一切的目标:
尽可能快地,尽可能多地把财产从国有部门转移到个人手中,迅速创造一个为资本主义革命而战的选民阶层——新的私人财产所有者。
丘拜斯开始组建队伍,首先找到的是他在圣彼得堡的朋友和同事——著名经济学家瓦西里耶夫。
丘拜斯告诉他,新任的副总理提拔他到政府工作,并请他起草一个私有化计划。
丘拜斯和他的团队还白手起家,创建国家私有化委员会,简称GKI。
一年之内,GKI在俄罗斯89个地区都设立了办公室,在其他数百个城镇建立了地方分支机构。
这些机构的人员都是丘拜斯亲自挑选的、对私有化极其热衷的官员。
这个系统很快成为俄罗斯最有力的改革机器。
“认股权证”的出现
然而当GKI在为私有化的细节辩论并撰写大量的法令法规时,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已使国家财政陷入了灾难性的境地,食品短缺状况日益严重。
私有进程因此放慢了脚步。
丘拜斯担心政治机会的窗口会关闭,因此非常急于开启闸门,尽快把财产从国家转到私人所有者手中。
到1992年春,私有化推动者们已经有了一个计划草案,丘拜斯企图让议会——最高苏维埃通过,从而使瓦西里耶夫的计划成为有约束力的立法。
丘拜斯还需要取得俄罗斯成千上万企业员工们的支持,为此,他们从一开始就准备好了非常有吸引力的“甜枣”:
给予工人和管理人员最高可达40%的所在企业的股份。
这是此前的世界各国私有化计划中对公司内部人员最慷慨的方案。
但在1992年春日益两极分化的政治气氛下,这种安排还是显得不够。
于是丘拜斯提出了一个能在实际上使苏联时代的企业厂长们成为俄罗斯新贵的方案:
允许工人和管理人员以名义性的价格购买其所在企业51%的具有投票权的股份。
1992年6月11日,最高苏维埃最终批准了私有化计划。
在“把俄罗斯的企业卖给谁”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后,私有化推动者们还必须决定卖多少钱。
他们最初的倾向是现金私有化:
把国家财产变换成货币,这将有助于解决国家长期的财政赤字,也有利于吸收现金积蓄。
但是现金私有化尽管在理论上是非常理想的,但在实践中却不可行,在政治上很危险。
原因是价格自由化已经把很多人的储蓄冲销,没有任何剩余的钱了。
极少数的人会买断整个国家的经济,从而引发一场社会动乱。
于是,青年改革派选择了一种最能获得大众支持的大规模出售计划:
苏联留下的财产将直接给予俄罗斯人民。
认股权证私有化成了一项赢得民心的措施。
叶利钦于1992年8月19日宣布了这一方案,每一个在1992年9月2日以前出生的俄罗斯人都可以得到一张面值一万卢布——当时相当于25美元的认股权证。
认股权证是一种货币,工人们可以用它来支付分配给他们的企业股票的名义费用;可以用来购买企业里准备公开拍卖的那部分股票;还可用以投资认股权证互助基金;或者在大街上换取任何东西。
以后这些认股权证成为公众对改革方案不满的攻击对象,因为人们发现这并没有使他们的生活发生变革。
但是在私有化的最关键、最初的几个月里,这项举措使青年改革派赢得了最大多数的选民:
一亿四千四百万俄罗斯人到国家储蓄银行——斯伯尔银行的各个分支,支付了25卢布（按当时汇率计算不到10美分的名义费用,以购买自己的认股权证。
手持认股权证的千百万普通俄罗斯人成了一个自动的游说集团,推动私有化向前发展,希望使手中的这些纸票获得真正的价值。
而想出此招的瓦西里耶夫说:
“我们制造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进程。
”
认股权证也刺激了股票市场的产生,唤醒了俄罗斯人心中压抑了70年的那种企业家的本能。
一位成为俄罗斯资本市场先驱者的美国人认为,认股权证“成了世界上流动性最强的有价证券”。
那些以出售伏特加和香烟为主的街头小店现在成了认股权证交易的热闹场所,年轻的小贩们走街穿巷地收购多余的认股权证。
很快,认股权证就以更大额的数量在俄罗斯各地新出现的商品交换市场上进行交易。
在当时莫斯科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俄罗斯商品与原材料交易市场上,认股权证的日成交量很快达到了100万美元。
到1994年夏拍卖结束时,日成交量超过了1000万美元。
丘拜斯求助于西方
随着私有化方案得以通过和认股权证的发行,到1992年秋,青年改革派已做好了大规模私有化的准备。
惟一的问题在于国家的政治体系,苏联传统制度的强硬派和产业界精英们正联合起来对付青年改革派和他们的市场革命。
为避免盖达尔停职,丘拜斯转而向西方求助。
打败传统体制的战斗延伸到经济领域里来了,丘拜斯等人很快获得西方的支持。
西方国家甚至还设立了一个全新的援助机构: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发行。
它乐于提供帮助,其官员认为,认股权私有化是吸引西方银行重返俄罗斯的极好机会,他们愿意参与俄罗斯的改革。
欧发行还动员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进入俄罗斯市场,担任私有化方面的顾问,并负责其全部费用。
后来,第一波士顿银行成了参与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的主要西方投资银行,最终经手了俄罗斯十分之一的认股权证发行。
此外,这一项目还使两位西方银行家开始了他们在莫斯科的生涯,使他们在俄罗斯未来十年喧闹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中心作用,那就是鲍里斯·乔丹和斯迪文·詹宁斯。
11月5日,GKI批准了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匆匆赶出的拍卖计划,授权该银行开始这项试验性拍卖。
詹宁斯和乔丹首先要确定自己的猎物。
GKI人力缺乏,甚至根本不了解哪些俄罗斯企业已经完成了公司化改制,这是一个企业出售之前必须采取的法律步骤。
他俩用了两周时间搞出了一份已经被公司化的企业名单。
在莫斯科这个拥有九百多万人口和上千家
企业的大都市,只有八家企业走到了这一步,可以有资格被私有化。
但这些企业的负责人非常不情愿参加这种前所未有的市场经济试验。
终于,改革者们锁定了目标,那是1855年由一个瑞士面包匠创建的“布尔什维克饼干厂”。
这是一家全国知名的企业,拥有相对先进的生产线,而且已经有几家主要的西方食品集团对收购这家俄罗斯企业表示了兴趣。
经过多次交谈,饼干厂的经理们终于同意拍卖。
12月9日拍卖会举行。
詹宁斯和乔丹不停地打电话唤起西方投资银行圈对这次拍卖的兴趣,他们的同行于是运来了成袋的认股权证,参加竞拍。
俄罗斯商人也来了。
布尔什维克饼干厂的员工及其他的单位的经理们,也成群结队地来到大厅,用他们的认股权证来购买公司的股票。
大众私有化在俄罗斯终于开始了。
第二天,正如自由派所担心的那样,最高苏维埃对盖达尔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12月14日,盖达尔被解除职务,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成为俄罗斯的新总理。
尽管如此,私有化还在继续艰难地前行。
改革派最初的计划预计在1994年1月1日完成大众私有化,并使认股权证到期作废。
但是直到1993年临近尾声时,三分之二的认股权证尚未使用。
他们说服总统把认股权证的有效期延长了六个月,至1994年7月1日到期。
俄罗斯的政局在1991年11月到1994年7月1日之间经历了剧烈的过山车一般的震荡。
在这期间,发生过一次政变,并遭到镇压;盖达尔被解职后又重返政坛,此后又被迫辞职。
经济形势也反映了这种波动——国内生产总值急剧下降,通货膨胀以极快的速度恶化,卢布对美元的比值一路下跌。
但是在私有化方面,丘拜斯和他的团队占据了上风。
1991年,当青年改革派进入政府时,俄罗斯受雇于私有部门的劳动力不足十分之一。
不到三年以后,已经有大约三分之二的劳动力在俄罗斯14000家私有的或部分私有的企业里工作。
青年改革派赢得了第一场主要战役的胜利。
到1994年,绝大多数俄罗斯企业已经控制在私人手中了。
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它在经济增长上却比许多邻国差很多,这种失败导致了1998年的金融大崩溃。
丘拜斯的自我吹嘘看来已是不堪一击,这个失误直到今天仍困扰着俄罗斯经济。
丘拜斯的私有化革命的另一缺陷,是他对腐败的容忍。
改革者们不在乎财产以何种的方式转到私有者手中,这让苏联时代的经理们侵吞国家财产的行为合法化了。
这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产生。
精明的掌权经理们
在这场财富争夺战中,最有能耐的是那些天然气和石油企业的经理们。
他们掌管着俄罗斯丰富的生化燃料宝藏,有能力适应羽翼未丰的市场经济,因而能在尘埃落定后,成为新时代经济控制权斗争中最成功的佼佼者。
在这些人中,最有权势的偏偏是两个最不可能成为资本家的人:
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和列姆·维亚希列夫。
这两位中年人都是前苏联时期的天然气工程师,切尔诺梅尔金1992年末被议会任命为总理,取代日益缺乏民心的盖达尔。
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管石油天然气行业的苏联内阁部长,切尔诺梅尔金于1989年把整个天然气行业改组成一个公司,自己做了公司的董事长。
当青年改革派的私有化运动开始重塑俄罗斯工业时,天然气工业公司股份中高达15%的部分以名义价格卖给了公司的雇员和管理层。
公司本身保留了10%,35%卖给了国内投资者。
这些股份一般都是通过非公开的拍卖出售的,拍卖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地区进行,俄罗斯的绝大部分天然气就出自那里。
政府保留了40%的股份。
切尔诺梅尔金领导的内阁与维亚希列夫——切尔诺梅尔金的前副手、时任天然气工业公司的一把手签订了一份授权协议,使天然气工业公司管理层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该协议授权公司的经理们负责管理政府在该公司的股份。
天然气工业公司拥有36万名职工,它控制的天然气探明储量占全世界的30%。
天然气工业公司对苏联时代的最大认同,就是在国内市场销售中实行补贴价格——通常不足世界市场价格的十分之一。
它为此获得了一系列丰厚的税收优惠,包括为设立内部稳定基金而获得的免税。
天然气工业还被豁免缴纳全部出口税、部分进口税和增值税。
其数额每年达几十亿美元。
一个更具典型意义的故事发生在诺沃斯别斯克,这个城市在一个世纪前创建时被称为俄罗斯的芝加哥。
诺沃斯别斯克最主要的企业之一是诺沃斯别斯克锡厂,这是俄罗斯惟一一家生产锡的企业。
私有化强化了该企业在苏联时代的经理亚历山大·杜杰尔尼的地位,并把他从共产党的干部变成了一个独立的资本家。
在一项对2000家俄罗斯企业进行的调查后,曾经做过丘拜斯和GKI的西方经济学家顾问小组成员、鹿特杰斯大学教授约瑟夫·布拉西得出结论:
三分之二的中型和大型企业在私有化后,其控制权落到了原来的管理人员手中,那些经理们成了旧体制垮台的最大受益者。
俄罗斯知名财经记者贝克尔在1994年春揭发了诺沃斯别斯克锡厂领导杜杰尔尼的不公平交易。
这家企业及其私有化方式成为当时一桩轰动全俄罗斯的新闻。
1989年当其他企业的经理们竭力反对市场化改革时,杜杰尔尼却和自己的企业一起开始改制了。
此后苏联解体,他的工厂成为当地第一家被出售的企业。
杜杰尔尼决意尽快尽可能廉价地把国家财产买下来。
他系统地将企业资产低估,并且操纵“投资竞标”,以方便自己购买。
俄罗斯大众私有化运动规定把一定股份分给普通职工。
杜杰尔尼想使自己的股份超过百分之五十,他不给工人发工资,使他们只能出卖股票以换取生存。
尽管不少人反对,但杜杰尔尼还是胜利了。
这类经理们被认为是具有前瞻性和改革思想的企业家。
“新俄罗斯人”的胜利
盖兹-萨拉是个坐落在北极圈内的小城。
对于在这场改革中获利的“新俄罗斯人”来说,之所以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求更多、更丰富的天然气和石油。
像ZNGG这样的地质勘探公司,他们所从事的业务本身——为较大的企业进行地质勘探,并不是特别有利可图。
但是由于俄罗斯立法中的漏洞,这类公司同时又可以获得在其被准许勘探的地域内所发现的油气资源的开采许可权。
对于精明的投资者来说,拥有这些地质勘探公司,就等于是用几分钱买了一条路,使他们可以染指具有巨大潜在价值的生化燃料。
这些地质勘探公司的经理们自然不愿意把自己的企业让给外来人。
ZNGG公司执行董事约瑟夫·皮拉达史维理是卡哈·本杜克兹驻当地的代表,本杜克兹是莫斯科一位很有眼光的新俄罗斯企业家,在莫斯科经商,从倒卖香烟到炼油,无所不为。
皮拉达史维理作为本杜克兹的工作班子的一分子,试图帮他购买足够多的ZNGG股份,以取得控股权。
ZNGG的原经理库丁开始了强有力的防卫。
他在已经有些疑虑的当地人中挑拨起他们的怀疑,声称这些外来人是危险的黑帮。
于是直升机公司拒绝让本杜克兹的雇员乘坐他们的飞机,当这些外来人自己包机到达这里时,又得不到降落许可。
当他们最终设法到达这个小镇后,当地的旅馆不给他们租房间。
他们只好向一位本地居民租了一套公寓,十几个人在这个被孤立的空间里挤了将近半年。
到1995年6月,这群人的顽强和出手大方终于获得了回报,本杜克兹的小组买下了这个企业54%以上的股份。
本杜克兹成了ZNGG的所有者。
但是库丁已经习惯于把自己管理的国有企业当作自己的企业,他拒绝把控制权让给他,对付的手段是拒绝将这个外地人登记为股东,这是一种普遍采用的办法。
本杜克兹把库丁告上了法庭,并且赢了这场官司。
但是在盖兹-萨拉,法庭的判决没有任何效力。
皮拉达史维理决定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7月20日,趁库丁不在城里的时候,皮拉达史维理和他的人马进入了ZNGG总部办公楼,以武力夺取了公司。
对峙场面长达三个月,双方各自下达他们的指令。
冲突直到10月才结束,就像俄罗斯许多问题的解决一样,只有在莫斯科的政治权力经纪人达成某个交易后才了结,本杜克兹名正言顺地成了这个石油公司胚胎企业的所有者。
这正是丘拜斯所期盼的私有化变革,他希望更多企业的所有权转到那些富有开拓精神的企业家手里,希望他们来掌握大部分的俄罗斯财产,使俄罗斯经济从下滑中崛起,进入繁荣增长。
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企业本身陷入瘫痪状态,财务状况日益恶化。
其中最严重的,后来证明最难以解决的,是错综复杂的企业之间的债务关系。
包括天然气工业公司在内的这些垄断企业允许其他企业对它们累积巨额欠款。
在巨额债务的压迫下,这些小企业无法相互
付款,无法支付拖欠政府的款项,无法支付工资。
结果又使得政府难以向各方支付自己的应付款项,包括对退休金、军工厂和能源供应商的欠款等。
而那些能源和交通垄断企业又形成了对政府以及供应商的巨额欠款。
但是对许多人来讲,这种欠款危机恰恰是一次发财的机会,它成为一种烟幕,经理们可以从自己的公司里贪污公款,支付回扣,欺骗国家,贿赂官员。
关键的“贷换股”交易
到了1994年,宏观经济结果惨淡,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15%,卢布币值逐月下跌。
然而至少对于一个人来说,这种灰暗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却似乎是一个机会,这个人就是银行家弗拉基米尔·波塔宁,贷换股计划的发明者。
他是加入资本家竞赛最慢的一个,但是一旦他决定成为一个资本家,就变得野心勃勃。
波塔宁从管理政府的资金,到购买国家廉价出售的破落的工厂,很快就想干更大的事业——从国家财产中捞取一份,这就是俄罗斯的自然资源。
到1994年秋,波塔宁已经锁定了他想要的那份财宝:
诺里斯克镍厂,一家北方的巨大的镍、钴和其他贵金属的生产企业。
在企业普遍亏损的俄罗斯经济中,这个年销售额估计超过250亿美元的企业是为数不多的真正有价值的企业之一。
波塔宁与诺里斯克镍厂已经有一个重要的联系,该企业是他的欧奈科斯姆银行在苏联银行体系崩溃后继承下来的客户之一。
他想从诺里斯克镍厂的银行代理升级为所有者,为此波塔宁想出了一个含糊的词汇,以一笔“贷款”来换取对该企业的“管理”权。
这就是后来很快成熟起来的所谓“贷换股”方案。
波塔宁想出的主意进展神速,到1994年10月,叶利钦已经签署了一个法令,授权波塔宁的控股公司——国际金融公司——管理国家在诺里斯克镍厂和其他已经有业务关系的企业的股份。
他需要盟友。
为了得到这些盟友,他决定把计划做得更大。
他的目标不再局限于诺里斯克镍厂而放在全部有价值的俄罗斯企业上,把新兴的私营企业家们联合成一个团体,让他们与他结盟,一起捕获和分享最终的猎物。
波塔宁所邀请加盟的人都是俄罗斯商界的名流。
拥护这个计划的一个核心集团很快出现了。
这批人就俄罗斯最有价值的企业的大致划分达成了一致。
波塔宁要跨越的下一个栏杆是让政府支持他这个新的扩大方案。
他获得副总理索斯科维奇的支持。
终于,这个财团被邀请在1995年3月30日的一次会议上,向俄罗斯内阁全体成员说明他们的方案。
波塔宁被选为发言人,霍多尔科夫斯基和斯摩梭斯基陪同他一起去。
波塔宁以财团的名义说,这个群体准备提供给政府一笔价值91000亿卢布（合11.2亿英镑的贷款。
作为交换,财团将集体获得在一批主要企业中的国家股份的管理权,这些企业包括诺里斯克镍厂、尤科斯、UES（国家电力公司等。
贷换股交易就其实质来说,是一种财产与政治庇护之间的交换。
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政府对俄罗斯经济的支柱——几家巨型的企业实行了私有化,出售价格仅相当于这些企业潜在市场价值的一小部分。
这些企业,包括世界上最主要的镍矿和几家储量丰富的石油公司。
成千上万的原企业经理们已经通过私有化而暴富,他们非常精明地利用大众私有化成为了巨大财富的所有者。
然而,贷换股则更加具有革命性,因为它做的是相反的事情:
它把这些企业从一批经理们的手中夺走,给了少数咄咄逼人的企业家。
这些人成了寡头,制造他们的正是这种畸形的贷换股计划。
动机是什么?
俄罗斯那时很虚弱,未来的寡头们则是出色的游说家。
但是贷换股最终是为了一个核心的原因而实施的,因为政府——特别是青年改革派（他们当时还控制着私有化进程决定参与一场精心计算过的赌博,这在后来被证明是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
青年改革派的目标是想创造一个法治市场经济;但为了维持权力,他们却支持了一个世界上最恶劣的内幕交易。
贷换股最终摧毁了青年改革派。
更糟糕的是,它最终也粉碎了在短期内建立一个健康、繁荣的俄罗斯的任何残存的希望。
波塔宁的历史性提议改变了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进程。
在内阁会议的第二天,米哈伊尔·扎多诺夫——这位自由派议员,后来成为财长——说出了他的担心:
这一建议可能成为一个经济寡头时代的开始。
争夺战利品的大拍卖在整个1995年春，这些商人们都在继续推进他们的计划。
但还有两件事没有完成，一是使这个方案得到俄罗斯政府的支持；第二是最终确定那些被出售的公司的名单。
尽管国家名义上拥有那些最终被卖出的企业，但几乎没有真正的政治或经济的控制力。
这意味着贷换股并不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免费奉送，而只是给予了未来的寡头们一种授权，使他们可以从那些原企业经理手里夺取对某些资产的控制权，而那些经理们早已是这些企业资产的实际所有者了。
于是，这些商人开始拉拢那些他们希望获得的企业经理们。
有些企业的经理们已经强大得足以抵挡所有的寡头。
鲁克石油公司的经理瓦吉特·阿列克佩罗夫和另一家主要的石油集团苏尔古特石油天然气的经理弗拉基米尔·波格丹诺夫就做到这一点，他们成功地迫使莫斯科的商人接纳他们进入其集团，自己也在事实上成为了寡头。
经过一系列的角逐和争斗，最后确定了十二家企业。
这个名单需要得到政府最后批准，这次世纪性的大拍卖才能开始。
在这最后阶段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是阿尔弗雷德·科赫，他是来自圣彼得堡的青年改革派。
1995年夏，他已取代丘拜斯成为国家私有化委员会的代主任。
科赫几乎立刻就对这个方案表示了赞同，在他看来，这能给陷入资金困难的俄罗斯财政立刻带来收入。
几个月紧锣密鼓的官场游说终于有了结果，所有的政府令都已起草好，法律都已写好。
8月31日，叶利钦签署了第889号总统令——那份将要把少数俄罗斯人变成亿万富翁的文件。
由总统签署的这个文件提出，政府将一批重要企业里的国家股份交给私人管理，以此换取贷款。
但是政府不是直接与一个财团进行交易，而是要拍卖这些国家股份的管理权。
这种拍卖在形式上颇具“公开性和竞争性”，实际上却被内部交易所主导。
由于未来寡头们的激烈游说，外国人被禁止直接参与首批被拍卖的七个企业的竞争，其中包括诺里斯克镍厂、斯丹科、尤科斯和鲁克石油公司。
最后的争夺战利品的舞台已经搭好。
几个原企业经理为保住他们从苏联时代继承下来的企业进行了最后时刻的努力。
而莫斯科的商人们春天组成的联盟开始出现了动摇，公开的和私下的冲突陆续爆发。
那些被排斥在这个交易之外的企业家们，包括未来寡头古辛斯基等开始抗议。
到1995年秋，贷换股计划还是一往无前地推进着。
最顺利的拍卖是鲁克石油公司的5%的股份和塞古涅夫特盖兹公司的40.12%的股份。
这些企业的苏联时代的大亨们势力强大得足以抵挡未来的寡头，他们通过密切相关的所属企业部分地买下了他们已经管理着的企业。
作为最初诱发整个贷换股方案的企业，诺里斯克镍厂的拍卖所引起的冲突则是白热化。
最严重的冲突发生在波塔宁和费莱托夫——该企业的原经理之间。
费莱托夫动用了他的全部财产来与这位34岁的新贵抗争，但波塔宁还是击败了他。
别列佐夫斯基对贷换股过程的巨大潜在利益觉悟得比较慢。
但是，随着1995年的过去，他眼看着这个计划使一些年轻的企业家们成为世界级的大亨，于是也决定在其中分一杯羹。
他找到了阿布拉莫维奇和他所在的罗尼卡姆公司。
罗尼卡姆是一个石油贸易集团，他俩决定尝试购买一家石油企业。
当时所有的大企业都被买主找过了，别列佐夫斯基发明了一个反传统的解决方案：
决定把奥姆斯克炼油厂与采油的诺亚波斯克乃夫盖兹合并，创办一家新企业，叫做西伯利亚石油公司。
但是时间已经不够了，因为政府的法令规定，贷换股程序必须在年底前完成。
于是他求助于在那个秋天里成为所有未来寡头教母样的人物：
阿尔弗雷德·科赫。
科赫告诉他，要想使自己的拍卖在当年年底之前完成，就必须在11月底做完全部的文件。
别列佐夫斯基第二天一早就游说克里姆林宫。
总统的幕僚们很快被说服了。
11月27日，就在最后期限之前的第三天，一份特别的创建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和批准其通过贷换股程序拍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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