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的青铜器的特征是什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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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青铜器的特征是什么
出土的青铜器的特征是什么
出土的青铜器的特征是什么
出土的青铜器特征
就世界范围来说，青铜器是所有文物中比较重要的一类，而在中国这一点尤其突出。
青铜器以其量大、精品多、艺术与科学价值高而饮誉海内外，因此青铜器的鉴定也成为文物鉴定中最重要的一门学问。
中国青铜器究竟有多少，没有做过精确的统计，其原因也在于它的数量太大，到处都有，难以确知。
就陕西而言，从1949年10月到1979年，三十年间先后出土商周青铜器三千余件。
1976年12月年扶风庄白出土微氏家族铜器群，一个窖藏就埋藏了103件精美的青铜制品，像这样成百件青铜器一次出土的现象在清末及民国时期亦屡有所见。
从汉代出土青铜器至今，仅仅有铭文的青铜器就在一万件以上。
当然有铭文的青铜器毕竟是少数，反过来推算，加上没有铭文的青铜器，其数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多。
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
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
角、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个器种，而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因而使青铜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而从文物鉴定的角度来说，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鉴定难度大，反过来又使研究赏析更富有情趣，青铜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中国古代青铜器享有盛誉并非以数量取胜，关键在于它的质量。
中国青铜器精品极多。
尤其在商末周初，中国青铜器制造处于顶峰阶段。
此时的青铜器精品极多，以其制作精湛、形制瑰异、花纹繁缛、富丽堂皇而为收藏家们所钟爱。
当然春秋战国也有很多式样新颖别致的青铜器。
在现存的商周青铜器中，司母戊方鼎以其巨大而闻名遐迩。
它高133厘米，重875公斤，形体宏伟，外观庄严。
在奴隶社会的商代，要制作如此巨大的铜鼎，实在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体现了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高超水平。
虎食人卣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通体作虎踞坐形，以虎后爪与尾为器的三个支撑点，而虎的前爪正有力地攫着一断发跣足的人，作噬食状，造型十分逼真生动。
且从提梁至三个支点通体都是花纹，铸造精致，给人以美的享受。
另外像西周的何尊、墙盘、利簋、大克鼎，春秋时期的莲鹤方壶，战国时期的宴乐攻战纹壶等，都是国之瑰宝、艺林中之珍品。
所以说青铜器不同于甲骨。
它有复杂的形制，多彩的花纹，增加了艺术的欣赏性。
中国青铜器的大宗在中原地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华夏族的居住地区，如陕西、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区。
但它的分布范围远远超出中原地区，从东北到广东，从西藏到东海渔岛上都发现有青铜器。
而由于各地文化面貌的差异，它们表现出各自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例如晋北、陕北及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青铜器，即我们以前称之为鄂尔多斯文化的青铜器，有不少青铜制品不同于中原地区，像羊首、马首、鹿首之类的动物头像作为装饰，还有短剑、短刀和饰牌等，别具一格。
它们体现了中国青铜文化的多样性，同时也给青铜器鉴定带来了新的课题。
由于本书篇幅有限，所及只是中原地区铜器，其他地区的青铜器研究只好从略了。
中国青铜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铸刻有文字，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金文。
这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青铜器的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
青铜器铸刻铭文是从商代中期开始的，起初只是一两个字，即郭沫若先生称之为族徽的文字。
商代晚期开始铭文增多，但最长也不过48字。
西周时期是铭文大发展时期，长篇巨制不少，如毛公鼎铭达497字，是铭文最长的青铜器。
春秋以后铭文渐趋减少，战国时往往是物勒工名，罕见长篇铭文。
这些铭文书体或粗犷或瘦劲，或工细或秀美，本身具有很高的书法欣赏价值。
而文字对于历史研究十分重要，一篇长篇铭文不亚于一篇尚书，可见其珍贵程度。
而铭文本身又是我们鉴别断代的重要依据。
中国青铜器流行时间很长，就青铜容器来说，在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期已经出现，经过商、西周、春秋、战国，直至汉代。
因为战国以后青铜礼器便衰落了，所以本书一般讲到战国末期为止。
当然工具与小件青铜饰件的产生则更早些，应该在原始社会末期。
青铜器发展历史之长，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流行时间之长既为我们鉴定它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序列，也增加了鉴别的难度。
中国青铜器的大宗是青铜礼器。
这是中国青铜器的又一重要特征，在世界青铜器家族中担任绝无仅有的角色。
从上述论说可以看出青铜器的发展是以夏商奴隶制社会的建立为起点，在商宋周初奴隶制发展到高峰时期，青铜礼器也达到了它光辉的顶点。
春秋以后，奴隶制开始衰落了，青铜器也开始走下坡路。
到战国晚期，青铜器主要是青铜礼器基本退出历史舞台。
这是从整个奴隶制度发展与消亡来说。
而在每一个奴隶制王朝，青铜礼器被统治阶级用来祭天祀祖，宴飨宾客，歌功颂德，死后埋葬于地下。
显然它是为奴隶制统治服务的。
对于一个奴隶制国家来说，青铜礼器尤其像鼎之类的重器是社稷的象征，它的存亡就是国家的存亡，所以古书有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的说法。
显然青铜器不是一般的实用器。
对于一个奴隶主贵族及其家族来说，青铜礼器又是他们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据文献记载，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必须恪守法度，而不能逾越。
生前如此，死后埋葬也是如此。
所以说青铜礼器被制度化、神秘化、权力化，它就不是一般的实用器了。
在形制、纹饰的铸造方面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用对待实用器的眼光去看待，这是我们在鉴定时必须注意的。
很多器物的形制纹饰都表明它不适于生活中使用，原因就在这里。
在青铜礼器上，各级奴隶主贵族寄托着他们的信条与期望，反映着他们的思想观念。
当这种要求用形制与纹饰表达仍嫌不足时，便诉之于文字。
这就是中国青铜器铭文很多的原因之一。
青铜器是物质的，但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产品，这是中国青铜器的奇妙之处。
中国青铜器在铸造工艺方面有自己的特殊传统。
外国铸造青铜器用失蜡法，特别是印度用此法可作很细巧的东西。
失蜡法的范可以用几次，产生一批形状花纹完全一样的青铜制品来。
而中国不大用失蜡法。
最早用失蜡法在战国早期，在此之前是用合范法。
对此外国曾有错误的看法。
国外最早研究中国的铜器是从铜镜开始的。
因为铜镜用失蜡法，所以开始认为中国是用失蜡法，但后来发现早期铜器并不是用失蜡法，于是又180度大转弯，说中国无失蜡法，是从外国传入的。
这都不对。
中国既有合范法，也有失蜡法。
只是合范法在商代与西周春秋时期大量使用罢了。
合范法的特点是一般一范只做一件，青铜礼器中找不出两个完全相同的器物，每一件青铜礼器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无疑增加了中国青铜礼器艺术观赏价值。
古代青铜器的价值
中国古代青铜器不但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而且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所谓艺术欣赏价值是指青铜器的造型艺术很高超，如同一条字、一幅画，给人以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
青铜器的艺术魅力表现在王个方面：
构思巧妙的形态、富丽精致的纹饰、风格多样的铭文书体。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青铜器造型丰富、品相繁多。
加之用合范法铸造，一般一范只铸一器，很少有面目完全一致的青铜器，因此件件面貌各异，拓宽了艺术欣赏的视野。
尤其是其中精品迭出，使人叹为观止。
例如1976年在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殷墟妇好墓出土一件三联甗，其形制前所未见。
以前发现的这种类似现今蒸锅式的甗都是单体的，而三联甗则是由并列的三个甑和一个长方形案状的鬲组成的，犹如长条桌上放着三只带耳的蒸锅。
案上有三个圈形灶孔，用来承置甑体。
不但放置稳当，而且一次能加温蒸好三锅饭，可见其构思之奇巧。
长方甗架四周饰一圈蟠龙纹，相间有圆涡纹，其下加垂叶纹。
甑的双耳为兽首耳，口沿下有两道细棱，饰对称的大夔纹和小圆涡纹。
纹饰相当精美。
从器上铭文得知它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商王武丁之妃妇好的器物，怪不得如此珍奇。
商代晚期青铜器一向为世人所宝爱。
如1975年出土于湖南省醴陵县狮形山的象尊，精美绝伦。
通体作象形，其腹部宽大结实，四足粗壮，踏地有声;象鼻卷起，略呈反S形。
既有凝重感，曲线仍然显得流畅而不呆板，活脱脱是一头现实生活中的象的形状。
更为难得的是象尊通体布满纹饰，主体部位是饕餮纹、夔纹，鼻上饰鳞纹，额上有蛇纹，简直是一幅优美的立体图画。
西周时期也有很多艺术精品，其中以牛尊最具魅力。
1967年陕西岐山县贺家村出土一件牛尊。
整体作牛形。
牛体浑圆，四蹄粗壮，头部前伸，双目圆睁，似在呜吼，造型十分传神。
尤其别致的是背上开一方口，口上加盖，盖与牛背以系环相连。
盖上铸一立虎，虎四足向前，后身微缩，俨然在捕食。
虎瘦劲而凶猛，牛庞大而憨实，两相对照，令人忍俊不禁。
有些器物由于自身用途的限制，不可能做得如此奇巧，但细细察看，仍然可以体会铸造者的一片匠心。
解放后出土的铭文最长的西周青铜器是墙盘，1976年12月陕西扶风县庄白村出土。
盘为方唇、浅腹、附耳、圈足。
造型大方而沉稳。
器身通体漆黑发亮，如同新铸的一般。
腹部饰一圈带状垂冠分尾长鸟纹，圈足饰宽扁的窃曲纹，纹饰的设计恰恰与器形的宽侈适应，因而给人以流畅、舒展的美感。
铭文共284字，铸于盘内底，共18行。
横竖成行，章法齐整，结构均衡，字形依笔划繁简略有错落，更显得活泼。
笔划圆润，起笔收笔皆藏锋，给人道劲秀美的艺术享受。
商周青铜器秀美多姿的形态、令人眼花缭乱的纹饰，不但为研究上古美术史和造型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是现今装饰艺术很好的借鉴物。
青铜器的历史价值主要由铭文来体现。
我们知道，商周时代距今已很遥远，由于历史的变迁，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文献极少，只有《尚书》、《诗经》和《春秋》三传等书。
就是这仅有的一些书籍，经过历代传抄，已不是原来的面貌，因此要想根据这些资料对上古历史有比较真切的认识是很困难的。
而青铜器铭文，特别是篇幅比较长的铭文，是当时人们现实生活的反映，没有经过后世的修改，保留了当时的真实的面貌，因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正如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序中所言：
说者每谓足抵《尚书》一篇，然其史料价值殆有过之而无不及。
下面从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印证
周武王伐纣是重大的历史事件。
关于伐纣的具体日期，《书牧誓》曰：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武成》：
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
灭商在甲子日，由于记载十分具体，引发研究者的疑窦。
而《逸周书世俘解》也说：
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
《逸周书》曾受到疑古学派的极大怀疑，所以学界对武王是否在甲子日伐商意见分歧。
1976年陕西临涧零口乡零河西出土西周初年青铜器利簋，铭首曰：
珷征商，惟甲子朝。
从而解决了千百年来的一段悬案。
西周成王时，据文献记载，曾有迁宅洛邑一事。
如《书序》曰：
成王在丰，欲室洛邑。
《史记周本纪》曰：
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
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
曰：
此天下之屯四方入贡道里均。
作《召诰》、《洛诰》。
不过司马迁在《周本纪赞》中则认为当时成王仍都丰、镐，未迁洛邑。
但《吕氏春秋》等书也说成王营居于成周。
1964年陕西宝鸡出土成王时铜器何尊一件，铭文开头便说唯王初迁宅于成周。
证实成王确实迁居到洛邑。
尽管目前学界还有不同看法，但何尊的问世，毕竟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证。
（二）为失载或记载甚少的上古国家提供了宝贵资料
1974年至1981年宝鸡市博物馆在当地发掘一大批墓葬，出土的有铭铜器显示它们是西周囗（弓鱼）国墓葬，但文献上并没有记载，可见这是文献失载的一个诸侯国。
出土文物表明这个方国具有很高的工艺铸造技术，如果不是铜器上有铭文，我们无从知道它是哪一国族。
1977年河北平山县发掘中山王墓，出土中山王舋鼎等众多精美的青铜器。
其中中山王舋鼎铭达469字之多。
这是战国时期最长的铭文，对于研究中山王国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文献关于中山王国的记载很少，连王室世系也不清楚。
而鼎铭等显示了前后衔接的六代中山王的世系，从而为深入研究中山国历史奠定了基础。
（三）关于分封制
商周时期，天子为了统治国家，将国土分封给诸侯，诸侯再往下分给各级奴隶主贵族，构成金字塔式的统治层次，有助于维护奴隶制度。
文献中缺少分封时礼仪制度的具体记录，而铜器铭文中比较详细。
分封时王要赏给诸侯鬯瓒、弓矢、土地和民人。
宜侯矢簋显示康王时仍有分封诸侯之事。
（四）关于商周军制与战争
据金文可知，西周王室直接控制的军队有殷八师、成周八师、西六师。
将领出征，其族人随同出战。
敌方以淮夷、玁狁为主。
攻打淮夷的目的之一是收取那里的赋税。
战争的规模很大。
据小盂鼎记载，两次战役共生擒鬼方酋长四人，馘五千一百余人，第一次俘人一万三千八十一人。
推算双方投入兵力在两万人以上。
胜利之后，要向祖庙献俘。
这些细节都只能靠铭文来获知。
关于青铜器的历史作用还有许多。
上述仅举其几例，以管中窥豹。
至于青铜器的具体价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尤其是上好的青铜器，乃国之瑰宝，价值连城。
容庚所著《商周彝器通考》第八章名为价值，摘录了宋代以来有关青铜器的价格。
严格他说这只是一时的价格，而不是价值。
摘取几段如下:
大观初，徽宗效李公麟之《考古图》作《宣和殿博古图》，凡所藏者为大小札器则已五百有几。
世既知其所以贵爱，故有得一器其直为钱数十万，后动至百万不翅者。
嘉庆七年三月廿九日，张廷济由虎坊桥馆寓车至顺城门内崇福寺街褐陈伯恭太史。
归于护国寺之东宁远斋，见仲凫父彝，碧如翠羽、赤如丹砂、白如水银，文字刻露精锐，洵商周彝器中之无上神品。
问其价，曰二十四金。
许以八两，不果。
四月九日，邀同赵秉淳孝廉再过其斋，益以二金，仍不谐。
十七日，邀同宋葆淳学博又过其斋，以文银十两零四钱，又元银六钱，作大钱十千文得之。
翁树培秋部是科分校礼闱。
廿一日翁来见此，拊掌曰：
胜得进士第矣。
张曰：
诚如君言。
者囗（司女）方爵，嘉庆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张廷济同梅里李遇孙明经过苏州，泊舟太子马头，由卧龙街至元庙观，遍观骨董肆数一，铜器绝无佳者。
至申衙前，于钟表铺内见阁上庋此爵，尘灰委积。
张索视之，心怦怦动。
问其价，曰番银三饼，许至二饼有半。
肆中入诡言寄售，遣人走问，云须十三，顷言误也。
张笑谢之。
廿日，自常熟回舟至苏，访石友孙均于申衙前，遣仆往瞻，爵则犹是也。
乃托孙遣人转购。
翌日，孙招饮百一山房，云托王振初去买，彼须十饼，已许至六饼，急不可图也。
三月十六日，张治书于孙，促其速买，毋为捷足所得。
廿八日，孙遣书椟至，偿以十饼，坚不肯受，唯留汉将兵都尉字中错金丝者之印一，后知得此用银九饼云。
虢叔三钟，以阮无所藏为最大，张廷济所藏次之，伊秉绶所藏最小。
其大者宋葆淳曾见于天津卫，后归杭州某姓。
其人远出，闺中匮乏，觅售于潘某。
为何某携入节署，售于阮元，得银二百两。
其次者初为孙星衍所藏。
嘉庆末年，归于吴囗（才鼎）。
吴掌权扬州梅华书院，常陈设院中。
斌良观察思得之未果。
后归两淮鹾使阿克登布，得白金一千二百两。
阿既受替，复送归吴志别，吴殁后，偿归张广德银号，值如归阿之数。
张又归润州某，道光十一年春初，苏州郑竹坡以银二百饼得之。
二日，转售于张廷济，值银二百七十饼。
张别酬居间徐蓉林以八十四饼。
是时每饼易大钱九百三十文。
其小者陈均在马履泰陕西学使幕所，以银八两买于西安肆中。
伊秉绶官扬州太守时，贻以百金得之。
民国以来，以外国购求，花纹佳者，辄价至钜万，于是国内菁华，悉输海外。
如端方所藏古酒器，于民国十三年，归之美国纽约中央博物院，闻价至二十余万。
以上所摘段落，除青铜器价格外，购求者爱器如宝的心情，敏锐的鉴别眼光，都写得栩栩如生，真正体现出青铜器的价值来。
青铜器的各个时代的特征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造型特点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绚丽璀灿,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传世和近年发现的大量青铜器表明,青铜器自身有着一个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
自夏、商、周至秦、汉整个青铜器发展史,大约可以分为十三期：
即夏为二里头文化期,商、西周、春秋各为早、中、晚三期,战国分作早期和中、晚二期.秦、汉为青铜器发展史的余辉.
现将各期的特征,表述如下：
河南西部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业已发现数十处.经过发掘的地点还有郑州洛达庙和上街、陕县七里铺、洛阳东干沟、临汝煤山、淅川下王岗等地.山西汾河下游调查中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三十多处,夏县的东下冯遗址曾作过发掘.但科学发掘的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集中地在偃师二里头出土,河南的新郑望京楼和商丘地区,也有个别发现.
科学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期的青铜礼器,现仅限于饮酒器爵.基本的特点是流狭而较平,尾短、无柱,或有柱状的雏形,底平.体较扁,下承三足.体型分长体束腰式,长体分段式和短体束模式等数种.足有长短两类,长足为三角尖锥形,短足为三角段形,有些短足可能是使用损蚀所致.有的做成镂空状,是为二里头文化期的特点.
二里头文化青铜器一般无纹饰,但有些爵的杯体正面有一排或二排圆钉状纹饰.有的腹有圆饼状突起,当是二里冈期上因纹的滥觞.虽然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上未见动物形纹饰,但二里头出土的青铜戈的内部,已有变形的动物纹饰,因而不能排除青铜礼器上出现动物纹的可能.
商代早期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
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
商代中期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史记.殷本纪》载盘庚至武丁时较详,阳甲时,殷衰,盘庚五迁,至小辛复衰,至武丁得到了傅说为相,而后才能使殷道复兴.所谓殷衰,是指商王对诸侯失去控制力,诸侯不朝,即政治不从属,经济上不贡赋,因而国力衰微.而殷墟高度繁荣的青铜文化,必需在武丁的武功文治经营相当时期方能达到,武丁即位不可能立即出现殷墟青铜文化的高度发展.因此,这个时代,可能是商代中期青铜器和晚期青铜器的交替时期.
商代晚期青铜器的重要考古资料有殷墟五号墓、殷墟小屯村北18号墓、武官村大墓、西北岗1040大墓和1040大墓、小屯圆葬坑等出土物为代表.还有殷墟西区墓葬群出土的青铜器.其它地区相当于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出土地域,重要的有山东益都苏阜屯商晚期墓群、山西的永和、柳林、保德、石楼以及陕西的清涧、绥德、吴堡等地,这一带是有一定地方色彩的,主要属于商代晚期的青铜文化区.湖南洞庭湖以南宁乡的黄材、月山等地多次出土了商晚期青铜器,而醴陵,常宁、湘乡、衡阳、湘潭以及广西武鸣等地商晚期青铜器也有出土.商代青铜文化的分布很广,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地点,不在少数.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殷墟时期前段以小屯238号墓、殷墟五号墓、小屯村北18号墓所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其它地区的以山西石楼二郎坡桃花者、后蓝家沟、和湖南宁乡黄材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新出的器形有方彝,高颈椭扁体壶,敞口束颈椭扁扇体觯、觥等.方彝见于小屯238号墓、殷墟五号墓更出土有偶方彝,偶方彝外形似二方彝合体,内为一长方形槽.
高颈椭扁体壶见于殷墟五号墓,口宽而椭扁,颈较高,腹部膨大,颈两侧有贯耳,下有圈足,有的有盖,石楼桃花者扁壶则有龙形提梁.这类扁壶在商代晚期前段员风行一时,但至晚期后段就迅速消失.敞口束颈椭扁体觯见于殷墟五号墓.有的无盖,颈部收缩皆不甚小,然而也有宽狭不同做法.器多小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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