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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经济进展论文范文精选3篇
论文论文随着市场经济的进展和买方市场的到来，为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众多企业纷纷通过体系认证来加强企业的治理和提高知名度。
这些通过认证的企业无论在规模、产品质量、计量治理上，在当地都是位居前列的，通过对这些企业计量器具检定情况的调查和分析有助于治理部门了解企业对计量工作的要求，切准技术机构为企业服务的重点和进展的方向，找到计量工作的突破口。
现在通过体系认证的企业已经为数不少，而在这些企业当中，计量器具的配备从数字上看起来也是非常让人乐观，而实际工作中，经检定后使用的计量器具数量与显示数据有很大差距。
窥斑见豹，我们可以分析当前计量检定存在的具体问题：
一是有很大一部分企业的认证是是受益方推动、受外界的压力的结果，企业自己没有加强企业治理的意愿，缺乏必要的自觉性。
为获得认证，企业常常突击送检计量器具，突击培训计量治理人员，突击制订规章制度，一旦通过认证，则对这些工作放任不管，等待下一次的突击。
在日常的检定中，企业不送检计量器具就想获得检定证书就是这类问题的表现。
二是企业的计量器具用来进行检测的比较少，大量的是一些基本的工作计量器具（如卡尺、台秤等），这从一方面说明企业不重视产品的检验工作，造成企业的检测能力比较薄弱，制约了产品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产品科技含量低，缺乏高新技术的产品，不需要高精度的计量器具来进行检测。
这一点也可以从电磁类计量器具的数量上反映出来。
三是部分认证机构的不规范操作导致了一些认证企业对计量工作不重视，对计量器具治理不到位。
有的企业计量器具没有建台帐，有的甚至分不清什么是计量器具，全由认证机构说了算，企业对计量器具不送检或者少送检的情况时有发生。
对一些溯源困难或者送检麻烦的计量器具，企业干脆就放弃检定了。
四是部分企业的经营者素养偏低，没有意识到计量工作对企业增效节支方面的作用，片面强调检定费用等支出，不愿花人力、物力来支持计量器具的检定工作。
五是溯源困难，检定时间长，以及企业连续生产等也成为影响企业计量器具送检积极性的因素。
一、抓好外部协调，促进检定工作开展
首先，抓好计量器具的检定工作，关键在企业。
技术监督部门要帮助企业加强计量法律法规的学习，一方面要使他们认识到依法检定的重要性，特别是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企业必须要落实好检定所需的各种资源，从“要我检定”转变到“我要检定”的思路上来；另一方面，帮助企业把计量工作的着眼点放在提高产品质量、节能降耗上来，使企业明白计量工作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将起到基础保障作用，要把计“量”变为计“钱”，把计量工作为企业带来的效益算在明处，提高计量在成本核算中的地位和作用。
其次，计量检定工作要注重实效。
计量检定工作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工作，不能走过场，要帮助企业把计量工作融入本企业的工作目标方针中，使之符合自身进展的需要，对一些上规模上档次的企业更要加强引导，要增强企业领导的计量意识，树立正确的观念，从而提高计量检定工作的有效性。
第三，我国的量传体系是GJ根据经济合理分工协作的原则、就近就地组织起来的按区域治理的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检定资源配置不尽合理的现状，主要表现在高资源不足而低资源却简单重复。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技术机构应该多加强横向与纵向的联系，从而使高准确度的计量器具和低准确度的计量器具都能得到量值传递，从这个意义上说，协调好省、市、县三级技术机构的设置非常重要。
第四，有关部门要加强认证机构的治理，使认证工作走上健康进展的道路。
企业要端正认证的态度，要把认证作为提高治理水平的主要手段，克服为证书而认证的消极观念，充分认识计量器具检定作为企业基础工作的重要性，促进企业计量器具检定工作的健康进展。
第五、计量检定工作的开展必须切入社会的热点和百姓关怀的主题，从而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为检定工作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抓好内部建设，提高检定深度广度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及其所属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在创建“政府需要、企业欢迎、群众信赖、社会赞誉”的部门形象时，要转变职能，把服务的职能放在首要的位置。
要服务企业，必须提升我们服务的能力、服务的手段和服务的水平。
具体来说，以下几方面应该成为我们工作的重点：
一是要提高人员的素养。
简单、低水平的重复性检定工作阻碍着计量技术水平的提高，当前，技术机构要为始终站在科技前沿作好准备。
我们前些年还在为取缔古老的计量器具——木杆秤而奔走，转眼间我们就必须面对技术含量超越了几个数量级的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新能源等一些新门类学科中的“新新”计量器具。
现代科技的进展日新月异，技术机构必须正视技术更新带来的挑战，要制订人员的长期培训计划，完善人员的考核、评价制度。
培养或者引进开发型的人才和高端科技进展方面的人才，使技术机构有能力解决新技术应用中碰到的问题，这样，才能树立技术机构在企业中、在社会上的技术形象。
二是必要的硬件设施。
对一个技术机构来说，周密的检测设备是必需的，一边是新型、尖端的产品不断涌现，一边我们的技术机构却可能还在使用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设备搞检定，这就无法适应科技进展的要求。
当前要增加现代化检定手段，利用有限的经费购置专业性强且利用率高的通用设备，进行重点培育，同时对购置设备的更新换代要有好的计划，使检定设备能够跟上技术的进展。
三是用良好的内部环境，营造单位文化。
技术机构的内部环境是保证公正、科学、高效的必备条件，是体现一个单位的社会形象的本质要求。
我们在用制度、用体系营造一个好的内部环境时，要体现自己的单位文化，技术机构也要有名牌思想，要打响自己的牌子。
企业文化现象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技术机构追求的文化必须能体现单位内涵、产生强大凝聚力、有助于树立良好形象。
总之，着手培养自己特有的文化，对技术机构的长远进展非常必要。
四是抓好校准市场的开发。
由于检定规程是按各类计量器具制订的，使一部分与产品质量检测关系不大的计量器具也纳入强检工作范围，增加了治理工作量。
减少强检项目，开展校准工作，增强企业的自主性在目前非常重要。
技术机构要充分利用已开展的校准项目，抓好校准市场的开发，使计量器具在量值溯源方面也能获得进展。
五是有计划地进行项目开发。
在日常的工作中，企业往往要求技术机构下厂检定的要求，却往往受到某些条件的限制。
针对企业连续生产和送检不便的特点，技术机构要想企业所想，在开发检定项目时应优先考虑能下厂的项目，减少企业检定的成本。
六是培育检定市场。
要参与市场竞争，在竞争中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我们必须了解市场的规则。
要培育一个市场，或者说检测市场的形成，需要多种资源来配合，不能狭隘地理解为有好的服务就会有市场，技术机构也有一个定位的问题。
技术机构要敢于走出去、善于引进来、勤于做起来，充分认识计量治理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自身的建设与进展服从、服务于《计量法》的立法宗旨。
加入WTO以后，计量监督事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难得的进展机遇，建立一套适应经济进展、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则、高效统一的科学化计量监督治理和计量检测体系已是刻不容缓。
面对新形势，技术机构要开阔思路，不能单纯就计量谈计量，眼睛只盯着计量，要把计量放在国民经济的进展、政府工作的中心、百姓生活的热点等大环境中去考虑，不断开拓计量工作的新领域，推动计量工作向纵深进展。
云南是人类最早的栖息地之一，地形复杂，山地众多。
除滇池、洱海附近以外的广大周边地区，四处丛山密布，峡谷纵横，交通状况十分不便，社会生产的进展颇受限制，直至17世纪的康熙年间，云南还是一个半开发地区，大片可耕地尚未开垦。
但随着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实行，清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统治政策以适应生产关系变化的需要，使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得到长足进展，云南经济进展在清代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一、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
乾、嘉、道三朝期间，云南的人口数量空前增加。
号称“盛世”的乾隆五十一年（1786），云南人口为341.3万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首次突破600万，而咸丰元年（1851）就达到了740.3万人。
在外来的汉族移民和当地各族RM的辛勤劳动下，山区土地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
雍正二年（1724）全省有农屯田地72，176顷，雍正十年增至88,389顷，乾隆元年增至90,638顷，乾隆三十一年又增进到92,537顷，嘉庆十七年达到全省田地最高额，即93,151顷。
嘉庆十七年全省田地数额是雍正二年的1.3倍，是明万历六年（1578）田地数17,993顷的5倍多。
从明万历六年到清嘉庆十七年的200多年间，共增加田地将近8万顷。
从这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窥见云南农业在量上的进步。
（一）粮食作物种植的变化
明代在云南实施屯田，大量汉族移民迁入，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经验和耕作技术，使明清云南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进展，生产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
在耕作方法上由原来的“二牛三夫”改为一牛或二牛牵引，由一人或二人驱犁耕作。
此后，内地农作物的优良品种在云南被推广种植，内地的先进工具也被广泛应用，根据季节实行小春、大春两季轮种，每年可收小春旱季作物和大春水稻两熟，这种生产技术已和中原无异。
云南省传统的农作物种类很多，这在各地方志中都有记载，如云南府以稻、麦、粱、稷为主，包谷、黑豆、红豆、菜豆、蚕豆、豌豆等次之，“谷凡百余种，以香糯稻为最；蚕豆熟最早，滇人尤重以为粉，豌豆亦洗粉，并食其蔓，名豌豆菜。
”永北直隶厅有“香谷米、白粘谷、红粘谷、玉谷米、乌脚粘、麻粘谷、半边粘等”，糯米有“鱼眼糯、虎皮糯、鼠牙糯、柳条糯”，豆类有“蚕豆、黄豆、青豆、白豆、黑豆、绿豆、扁豆、豌豆、架豆、饭豆、四季豆”等十八种。
昆明冬吊米、广南八宝米、西双版纳紫米、景东香稻都是有名的品种。
尽管稻谷种类多，但由于云南是一个山地面积占总面积84%的省份，因此总产量很低，不能满足全省几百万人口食用，在这种情况下，玉米和马铃薯的广泛引种就显得意义重大。
玉米和马铃薯都属高产作物，耐旱耐涝，性喜沙土，最适宜于山区种植。
玉米和马铃薯在明代由美洲传入我国，先在沿海地区引种，以后传入内地各省。
明末清初，又由内地的汉民传入了西南地区，康熙时在云南各地得到普遍种植，并逐渐取代了低产的山地传统粮食作物燕麦、荞子等，而成为偏僻山区农民的“终岁之粮”。
玉米、马铃薯的引种使得“云南农业经济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云南农业经济史上的一次大飞跃。
”
粮食种植结构的上述变化，适应了清代人口急剧增长对粮食的需求，使口粮紧张程度得以缓解，同时由于玉米、马铃薯的传入，使原来不适宜种植稻麦等作物的山区、沙地，能够得到开发利用，山区农业生产由此进入一个新台阶。
（二）经济作物种植的进展
清代云南商业性农业的进展颇为引人注目，这突出表现在茶叶、蔬菜、水果、棉花、鸦片等经济作物的种植经营上。
云南种植、生产茶叶的历史年代久远，是茶叶的原产地之一，尤其是现今思茅、西双版纳一带具备了茶树生长的良好生长自然环境，有树龄达一千七百多年以上的野生的“茶王树”和树龄达八百多年栽培茶树，产“普洱茶”的六大茶山，即“攸乐、蟒支、革登、蛮砖、倚邦、漫撒”就出在这里。
除上述六大茶山外，勐海县的南糯山、布朗山、西定山、巴达山也是历史上著名的茶山。
进入清代，种茶的种植技术越来越进展了，从最初不事耕作的野生茶进展到了除草、施肥、剪枝，精心护理的茶园。
这些茶叶大都运往下关经过加工精制成下关沱茶、饼茶，远销川、藏各地。
江城在清代也是云南优良产茶区，江城居民十之八九种茶，茶叶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
章青琴：
清代云南经济的进展随着城镇的大进展，清代非农业人口日益增多，对蔬菜等作物的需求日渐扩大。
于是在各大中小城市附近，开始出现许多专门种植蔬菜、瓜果以及花卉的农户。
不少地方也种植靛，据康熙《新兴州志》载：
“青靛课税，染布靛缸课银，无定额，按季汇解”。
由此可知，清代新兴种植靛，加工成染料。
棉花种植这时也得到推广，因为“种棉之利，较种植他项利更加倍。
而其地择干阜，又不侵碍水田”，永北一带，“该府悉心董劝，及此五月内外，倘可种植棉花，亟令广购棉子，先于金沙江畔，给民种植，收成以后，仍纳棉子作课，再行散给民间。
有自行购棉种植者，如其广播，亦照上农之例恩与嘉奖。
”烟草在清代也有种植，“滇省土黄丝烟，产量以通海为最，次为永昌、新兴。
……”。
清末最受人瞩目的经济作物种植是鸦片，“滇中之地土与气候，适合于栽种鸦片，故产出烟土，其质素实较他省所产者为强，远出省，极易销售。
因此，云土之声誉与价格，能日高一日，农人以有利可图，遂尽力栽种。
本来一亩地能产烟至百两上下，售于市，得八、九两银，较种豆麦，获利倍屣，谁又何乐而不为。
……是则，农人方面，每年当能有六、七百万两银之共同收入也。
故尔，在光绪末叶，滇中农民，凡有田耕种者，经济无不充裕。
”
同粮食作物相比，经济作物的商品性往往大于自给性。
绝大部分经济作物都需要通过商业渠道出售，因此与市场的联系较紧密。
从经济效益而言，经济作物一般都要高出粮食作物几倍。
之所以大量种植茶叶、果类等，一方面当然是受山区地理条件所限，另一方面则是在高额的商业利益下的一种必定选择。
随着商品性农业的进展，这些作物也更多地脱离了自然经济的领域，开始走向商业化进展的道路。
二、农副产品加工业的进展
清代，云南的农副产品加工业大力进展，其中以纺织业，食品、矿物等的加工最为普遍。
清前中期，云南的纺织业比内地要落后一大步，但随着内地人口的大量涌入，纺织业受到普遍重视。
如罗次最初“民风浑朴，逐末者少，耕凿而外，别无他业，仰事府育，俱取给田间。
……不知织纺”，康熙五十年（1711），“署县梁衍祚捐资教民织纺，今亦稍有成效。
”通海坝子的纺织业，据《续河西县志》载：
“河西向以出产土布著称，过去海禁未开，缅甸棉花输入，家庭妇女大半以纺纱织布为业。
……平均每户至少有木制纺车、织机各一架，多者四五架。
在农村中每一住宅上下堂屋，几乎摆满织机。
……河西布成为出产之大宗，全县妇女有百分之七十以纺织为业。
”石屏“妇人习女红，勤纺织，每深夜犹闻机杼之声。
”大理政权也非常重视手工业特别是纺织手工业的进展。
它把大批的石磺运往缅甸，换回棉花，从保山聘来汉族技师，教民织布。
因而，不仅大理城的手工纺织业盛极一时，十分之七八的RM从事这项手工业，九街十八巷都可听到机杼之声，就是城外各村，手工纺织也很发达。
到1900年前后，云南的纺织行业已经进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资本规模已达到300——350万海关两以上的水平。
清代云南的食品加工业也有很大改进，酿酒业进一步进展，《道光云南通志食货志》上载的酒类就有烧酒、白酒、黄酒数种。
楚雄的滴酒（后称吕合酒）、鹤庆的干酒、蒙自的高粱陈酒都非常有名。
光绪十三年（1887）蒙自私营酒坊所产高粱酒就达50吨。
通海的酱油，“每年销十余万斤”，可见其销量之大。
火腿则以迤东之宣威，迤西之鹤庆最为著名，“每年销数甚多。
”此外，制糖业、榨油业等行业在清代都有进展，为市场提供了众多的生活用品。
云南矿产资源蕴藏丰富，是著名的金、银、铜、锡等矿产产地，伴之而兴的是矿产品的加工。
昆明三牌坊的金银首饰，二纛街的铜、锡器，猪集（珠玑）街的铁器等都很有名，金铜制品、斑铜、乌铜走银等是其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
翡翠玉雕业以腾冲为中心，腾冲占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乾隆年代，腾冲已成为珠玉宝石的集散地，从清道光而连续到光绪初的著名侨商“三成号”经营的也主要是玉石。
云南药材资源丰富，土产山货繁多。
仅大理府太和县就有药177种，药材成了云南各地城乡集市常见的商品之一，也是内地商人到云南采购的主要商品，其中最常见的有茯苓、麝香、三七、雄黄等。
云南的山货主要有香菌、木耳、核桃等，常与药材一道被销往省外和东南亚。
农村家庭手工业、副业的进展为经济的进展拓宽了道路，为农民增加了财源。
它是农民在土地之外的价值制造，是取之不尽的剩余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
农民投入家庭手工业劳动制造产品通过市场流通XX络实现自己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需，反过来，家庭手工业、副业也进一步推动城乡市场的进展。
三、城乡市场与商品流通
（一）农村集市及作用
云南农村市场的称谓有：
街子、会、场、摆、市、镇、集、市集、街市和街镇等，大多数地区称街子，相应将赶集称为赶街子，农村集市分布很广。
我们主要从市场的进展程度上来考察清代云南农村市场，主要有集会集市、定期市和常市三种类型。
集会集市，这类集市间隔时间长，连续日期长，规模较大，参加人数多，尤其是职业商人包括长途贸易商人卷入其中，往往与少数民族的节日有关，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贸易形式。
如彝族的“立秋会”、“三月会”、“花街”、“花会”、“山街”、苗族的“踩花山”，壮族的“陇端”等民族节日都已形成集会集市。
这类集市的进展是商品经济进展的表现形式。
还有一些是庙会，主要缘于各种宗教，原始崇拜、民间信仰等，较著名者有大理三月街，鹤庆松桂会，丽江骡马会和邓川的渔潭会。
定期市。
定期市是清代云南农村中最常见的一种贸易形式，一般在经济较为发达、商品生产已有一定基础、村寨比较集中的地区，“街期各处错杂，以便贸迁”。
如西双版纳的佛海（勐海）、易武、澜沧的上允、盈江的蛮允、陇川章凤、瑞丽的弄岛、勐连的糯福等，有固定街场，有规定的赶街时间，赶街的人多为附近的农民，农兼商及少数行商，从事少量的商品交换，如疏菜、水果、禽畜、小土杂、小农具等。
云南大部分地方的这类集市皆以十二生肖或天干地支命名，如昆明“大板桥、小板桥、官渡、小街子、龙头街、马街子、恢湾，普吉等街，多以逢子午辰戌日为街期，交易多为农产品及砖瓦窑器、纱帕、斗笠、竹器等”。
常市，常市是在定期市的基础上进展起来的较发达的农村市场贸易形式，这类市场不间歇地每天都有交易，并有较多的固定店铺，如丽江城西关外“有集场一所，宽五、六亩，四面皆店铺，每日巳刻，男妇贸易者云集，薄暮始散”。
这种定期的集市贸易从市场经济考察是一种进步。
（二）商业城镇的进展
在农村商品经济和基层市场进展的基础上，清代云南商业城镇开始崛起。
随着经济的进展，云南对外商业联系的加强，很多原作为行政中心的府、州、县增加了经济功能。
也有不少城镇的商品集散、中转功能日益增强，逐渐超越了其政治、军事功能，使得这些城镇逐渐演变为商业城镇。
以下关为例，清代下关是普洱茶的加工地和商品重要的聚散地，雍正至道光年间，下关迅速进展为滇西的商业重镇。
随着商业的进展，下关的集市由明代的十天一街缩短为六天一大街，两天一小街。
下关是典型的货物中转城镇，每年有大量的茶叶，红糖、瓷器、烧酒，火腿等集中待运藏区，藏区的毛织品、药材、沙金、马匹等货物，在下关等地销售后运往全省各地。
附近各县之地方产品及农副产品，也多往下关推销。
当时，昆明、临安、鹤庆、腾冲、丽江等地商人陆续到下关定居，开设堆店和商号，据统计，堆店有七、八家，商号有30多家，商业往来主要是四川和西藏两地。
1885年中法战争特别是蒙自于1889年、思茅于1897年、腾冲于1902年先后开埠以来，英、法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特权，将各种洋货由缅甸经腾越运到下关，然后转销滇西北和昆明，商号也由1875年的40余家进展到80余家。
云南矿藏丰富，由此出现了因矿而兴的城镇。
清康熙至道光间实行的“放本收铜”政策，吸引了全国许多省区绅商及矿工入滇，使得东川、个旧等矿区城镇进展起来。
这些矿厂所在地区，在未经移民开矿之前，大都是荒僻冷落，寂无人烟的地方，但开办矿厂后，当地面貌焕然一新，“远人鹜利纷沓至，远甓芟茅安井臼，顿令空谷成市廛，铃驮骈阗东毂走。
”白盐井在开发前，“土瘠民贫，不事纺织，多以卤代耕”；由于盐矿的开采，至乾隆年间，白盐井的商业贸易已十分繁盛，“商贩往来，车马辐辏，视附近州县，颇觉熙攘。
诚迤西之重地，实财富之奥区也”。
因矿所以成市，原因在于各矿场除了集中大量矿工外，还往往聚集有许多买卖人，向矿民出售各类货物，“凡外商之来井买盐者，恒多挟其地之所有，到井销售”。
交通也是城镇兴起和进展的关键，地处交通要冲处所，因商旅往来其间亦多成为商业市镇。
云南府属昆阳州，因其在通都大邑，物产丰铙，招徕各地商贾，“县城凡大商贾，多江西、湖广客，其领当贴，设质库者，山右人居其大半”。
弥渡因“百货俱集”成为重要的商聚。
沾益城为道往乌撒必由之地，水陆交道便捷，至“平畴万顷，民物丰埠”，形成重要的市镇。
地处极边的麻粟坡，嘉道咸间，不少内地商客前往，城中建有川黔、江西、湖南等会馆，是滇南重要的边境城镇。
清朝末叶，河口地区还是一个荒凉之地，人烟稀少。
辟为商埠后，洋货开始源源不断从越南海防竟河口涌进省内，河口从一个人烟稀少、偏僻荒凉的地方，一跃为繁荣的小商业市场。
这类商业城市和单纯的政治城市不同，它的兴起真正反映了商品经济的进展，有较强的经济性能，从而对社会经济的进展变化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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