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性家族共产社团考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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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性家族共产社团考察
自发性家族共产社团考察
与对中国社会出路的启示
辜正坤
辜正坤，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教授。
1982年于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77级尖子班毕业，获学士学位,并留校任英语专业教师。
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研究生班，指导教师为杨周翰先生，1987年研究生班毕业。
1987年师从李赋宁先生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
1996年随中国莎学代表团参加第6届世界莎学大会期间，短期做过美国加州大学英语系访问学者。
现兼任北京大学文化文学与翻译研究学会会长，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兼中国莎协北大分会会长。
主要研究方向有：
莎士比亚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西文化比较，诗歌鉴赏理论等。
引言
团委学术实践部邀请我做个讲座，为了安排时间方便些，我把这个讲座和我正在讲授的全校通选课“中西文化比较”的课结合起来讲。
同时也想让这个讲座有单独的讲座性质。
这样一来，这个讲座自然就与平时的讲课有些不一样，因为它必须满足讲座的某些要求。
题目大家都看见了——“自发性的家庭共产社团考察与中国社会的出路”。
为了讲清楚这个主题，我现在先介绍一点预备性理论。
上过“中西文化比较”这门课的同学都知道，我讲过我所谓的万物自协调理论。
按我的理解，万事万物都可以自我协调、自我组织、自我定位、自我防卫。
也就是说，万事万物会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自我适应。
万物是这样的，拿生物界来说肯定也是这样的。
再小一点的范围，比如说人类社会，也一定是这样。
人类社会当中，像中国社会，肯定也是这样。
中国社会当中较小的社会，比方说一个地区性社会，它也是这样的。
那么一个地区性社会——或一个社区——中的更小的社会单位，比方说一个家庭，它更应该理所当然地是这样的。
家庭这种基本的社会单位有一种相当自然的自我协调功能。
它的内部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整个家庭成员就会围绕这些问题迅速做出相应的反应。
这有点像汤因比提出的所谓挑战与应战之间的关系。
围绕这些自觉性反应，家庭中就会慢慢地生发、衍变出一系列的对策之类的东西，形成人类社会中初始的基本社会单位中的社会思想胚胎，并在更大规模的社会结构中最后结晶成一套理论性的东西，以解决该特殊社会结构中在不同条件下产生的种种相应的问题。
我上面这些理论性叙述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1）有价值的理论不可能是偶然地、无所依据地产生；
（2）有价值的理论不可能只在某一个地方产生，不可能是某些人、某个集团或某个国家的垄断品。
换句话说，某种理论在任何时空状况下，只要相关的条件具备之后，它就可能依着这些条件而自我演绎成一套比较完整的有自我特点的理论；（3）既然理论是某种或某些特定条件下的产物，那么，显而易见，它最能发挥作用的就是那些与它的衍生条件相似的环境。
否则，就会有南橘北枳的效果。
也就是说，至少就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而言，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各种理论都是有针对性的，这就决定了它的适应性永远是有限度的。
那种动辄推尊某种理论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的想法是错误的。
明白了上面说的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得到别的什么启发吗？
当然有的。
近几百年来，随着自然科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迅速发展与成功，使不计其数的人文学者理所当然地试图追踪自然科学技术的成功轨迹。
自然科学更容易倾向于追求事物的共通性，即所谓规律性的东西。
自然科学在这方面确实做出了骄人的成绩。
哪一个真正的文化人不对爱因斯坦那干净漂亮的公式E=MC2表示由衷的钦佩？
但是，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有时追求的不一定是共通性规律，而是一种特殊性规律，一种有明显局限性的规律。
或者可以这样说，相对说来，自然科学中追求共通性规律的时候更多一些，而人文社会科学中追求特殊性规律的时候更多一些。
尤其在探讨审美规律，例如文学艺术规律方面是这样。
不过，关于上面略略论述的问题，我在其他文章中已经探讨过了，这里不再赘述。
我今天谈论它们，是要用它们引出并照应一个话题，即自发性共产村落考察这个话题。
最近，应中央电视台的邀请，我作为嘉宾去山东烟台龙口考察了一个小村庄。
这就是烟台龙口宋家村，现在已经成了“南山旅游区”。
那个村庄的经济发展状态，它那整个文化发展层面的方方面面都使我大吃一惊。
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以为它已经是一种特殊的微型共产社会。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中央电视台只是要拍一个有关在南山举行的长寿文化节节目，以便在电视台的“夕阳红”栏目中播放，并没有想做成一个政治的或经济性的节目。
因此，对南山区的发展考察报告主要是我个人的理解。
我想，在中国农村发展态势令人关注的情况下，关于南山宋家村的这种消息我不能独吞，要和大家共享，因此就设计了这么一个讲座题目。
题目中有“自发性”这样的字眼，因为它的产生从头至尾基本上不是官方搞起来的样板，而是老百姓自发地按自己的理念组织起来的一个自力更生、共同致富的小社区，一种袖珍型初级共产主义社会。
这个题目绝不是一个小题目，它涉及的问题实际上是很大的。
要而言之，它涉及到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
那么，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
照我的理解，这就是农村问题，或者说是农业问题、农民问题。
这三个问题具有同层面，但都是和农村相关的。
中国社会要真正地走向世界，真正和其他大国相抗衡，不能光靠发展城市。
城里的发展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但关键是在农村。
如果农村问题没有解决，可以说中国的根本问题也就没有解决。
只有真正解决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才可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
换句话说，中国社会的最好的出路，在于应把重点放在农村发展这个主题上。
但是现行的种种思维定式，总是把发展重点放在城市。
城市和乡村实际上是在展开一场极其残酷的资源争夺战，主要是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
西方的工业社会是以农村的普遍破产作为代价，完成血腥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从而实现工业化的。
当然，工业化的实现最终为农村的发展带来了保障。
可是，这种姗姗来迟的保障难道能够抵消早期的农民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吗？
圈地运动所产生的令人发指的“羊吃人”现象是欧洲工业发展史上一笔永远不能付清的血债。
而今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如果不顾自己的特殊条件，盲目地机械模仿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轨迹，那么它为此付出的代价将势必加倍的沉重！
中西城市状况比略
要知道中国农村现在的状态如何，最好是与城市状况及其他国家——例如美国——的城市和农村状况进行比较。
恰好去年我在美国的一所大学里作为客座教授为美国人讲了两个学期的课，包括比较文化课。
我利用课余时间对美国的若干地方，主要是它的城市和农村状态，进行了考察。
我发现，就城市建设而言，北京、上海与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相比，现在的条件在很多方面并不逊色。
以建筑的高大、交通的繁忙，各行各业搞得是否出色这些方面，差异不是太大。
如果单以环境条件来说，目前北京的状况似乎已经超过纽约了，上海也是。
这就引起我的深思。
因为以前我们不是这么考虑的，以前总认为中国要拥有像纽约这种大城市，至少要七八十年吧！
但是这几年来中国在城市建设方面可说是日新月异，好像在很短时间内这问题就能解决，至少在环境建设、城市规模上容易跟上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方方面面都跟上去了，至少从表面上看还是能够办到的。
反过来说，纽约方面如果发现自己落后了，它是不是也能很快地赶上来并遥遥领先呢？
经仔细分析，我觉得不太可能。
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很显然，这是和所有制相关的。
在西方，某条街道要修一下，那么先得问问这街上的建筑都是谁的？
那些楼房基本上都是私人的，你要动动它们非常困难，房主不同意搬，告你，官司一打十年。
弄得谁也没有办法。
但在中国这种情况就几乎不存在了。
因为所有制的基本模式还是公有制或国有制，上面下一道命令说要拆什么地方，你反对也没有用，不搬走就不行。
打官司你打不过。
它的管理体制里还是有很多的计划经济成分，所以一道命令下来，宽宽大大的大街转眼就建起来了。
除了这个因素，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庞大，破产的、面临破产的收入微薄的农民大量地被抛到这个市场上。
以人民币计算，你花几百元就可以雇佣一个民工，而在美国，你得至少花上万元！
同样的道理，用来修建城市的资金可以从国家银行里贷款。
只要国家行政部门鼓励这种修建，资金会很快到位。
但这样的项目在西方要到处集资，不能随便动用国库，要经过相当的周折才行。
而在中国，有一个硕大无朋的农村作为为城市输血的血库存在，所以城市建设会轻而易举地在数年之内改观。
农村也许为此变得苍白了，但是城市确实可以转眼变得红光满面、精力饱满。
你到东德和西德分别看一看、比一比，发现情况也类似。
西德原来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东德原来是社会主义国家。
西德的街道比较狭窄，东德的街道就很宽大。
这使你马上就想到体制问题，想到产权问题。
在这个层面上，或者说在这些方面，好像又显露出国有经济、公有制潜在的优势，虽然在别的方面它有很多弊端。
关于这一点，我且按下不表。
中美农村状况比较
现在说说美国的农村。
真正使我感到很沮丧的，是看到美国的农村之后我才发现，中国农村要赶上美国，50年恐怕还不够。
看了美国农村，你可能会发现它真正的魅力和实力不在城市而在农村。
它的农村不是一望无际的森林就是草地，绿草茵茵，到处都非常平整，木制房子很多，很整洁。
好多地方像高尔夫球场一样，非常干净。
几乎每一寸没有草覆盖的土地都用水泥或沥青覆盖上了，看不见有黄土或沙尘落在地上。
皮鞋穿上一个月，不用刷，仍然是干净的。
它不止是一个小地方是这样，我坐着火车走遍全国，除了沙漠地带，基本上到处都是这样。
回到中国的农村一看，情形简直完全两样。
在我的印象中，中国农村，很多地方没有什么树木，尤其在北方，到处光秃秃的，有的地方则处于尘土飞扬的状态。
在西部农村，大量农民住的房子还是泥墙茅草棚，做饭用的燃料不是煤，不是天然气，更不是电，而是各类柴草禾物蒿杆之类。
交通非常不便，进一趟城，要在崎岖泥泞或尘土飞扬的山路上颠簸很多小时，甚至好几天！
西部的很多地方，一个农民家庭全家年收入不到1000元。
一个四口之家，则人均收入不足300元！
而城里人的每个家庭年收入10000元以上的，可以说司空见惯，更不用说许多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了。
一个四口之家的城市家庭，人均收入至少不低于3000元！
至少是农村人均收入的10倍以上！
所以说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农村问题。
中国要赶上世界，真正落后的地方主要不是城市，而是农村。
只有乡镇的状况有了改进，才算中国社会真正有了改进。
所谓实现现代化问题，应该首先看农村的现代化程度如何。
拿城市来比现代化不是个充分有效的指标。
所以我们说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一定是和农村的发展状态紧密相关的。
而中国的农村状况主要还是大家经常提到的城乡二元对立问题。
城市搞城市的，乡村搞乡村的，城市的大发展，没有带来乡村的大发展，有时反倒使乡村的发展受到了制约。
在很多场合，城市总是要占很大便宜，而乡村受到了忽视。
这个原因和苏联模式影响我们几十年是相关的，因为当时主张先要搞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把工业放在第一位，农业自然而然受到忽略，这都是可以理解的，这是遗留问题，我们不谈。
但现在改革开放，思想也开放了，这些问题也可以重新探讨。
城市二元对立问题是几十年来遗留下来的问题，是不是不可以解决呢？
当然能够解决。
如果其他国家可以解决，那我们中国应该也没有问题。
错误类推与因医处方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第三个问题：
中国农村这个社会究竟该走哪一条道路？
先说说西方的农村，比如说美国，它的农村搞得很好，是不是意味着要把农村搞好，就必须走它那条路子呢？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容易产生类推的思路。
我们会想，人家为什么搞好了？
我们表面上一推究，哦，是这个原因，于是就抓住这个原因，认为就必须这样搞。
其实事情往往不会这么简单。
别人的成功经验，有时可以搬用，但大多数的场合，往往不能搬用，只能借鉴，获得些启发。
机械搬用者，十有八九会碰壁。
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万物自协调原理。
各种方针对策等等，都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不可能有适合一切条件的万灵药方。
为各种现象找原因也是这样。
前几天我坐车去机场，上了四环路，四环本来不堵车的，但司机说，这条路现在有时堵，有时不堵。
我就跟司机讨论原因：
“怎么回事啊？
”他说：
“怎么回事？
那还不简单，一到放假，就不堵了。
”我说：
“是因为放假了，大家都不愿出车了？
”他说不，是因为企业、公家的车好多都停开了，因此就不堵了。
于是，他按自己的逻辑一推，得出结论：
堵车是由于公家的、企业的车子造成的。
解决的办法是：
只要把公家的、企业的车去掉了，就不堵了。
一句话：
公家、企业的车就是堵车原因。
但我们都知道，司机的推论当然是似是而非的。
公家的、企业的车子固然是堵车的因素之一，但其他的所有的车子，包括该司机开的车子，也都是堵车的因素。
因为道理也可以反推，例如只让公家、企业的车子出车，其他各类车辆都不出车，那么堵车现象也肯定会消除。
我们岂能也由此得出结论说，除公家、企业的车之外，只有其他的所有的车辆才是发生堵车现象的原因呢？
其实堵车现象是由诸多因素（还包括道路的整体设计、管理，交警的指挥技能、司机的素质、大街上行人对交通法规的自觉遵守程度等等）。
由此可见，我们不能以某种现象的消失是伴随着另一现象的消失而消失的，便简单机械地得出结论，认为后一现象必然是前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这个道理虽然非常简单，但是，在更为复杂的现象中，人们就往往不能认识到它。
人类最容易犯类推主义的错误：
A国发达了，是因为A国曾推行过某种方针政策，于是，B国要想发达，自然也就应该推行A国实行过的种种方针政策。
实际上，A国之所以要实行A国那一套，是A国自身的种种特定条件规定的，除非B国的条件与之类似，否则照搬过来，多半是会对B国“非但无益而又害之”的。
因为A之所以吃某种药而病愈，是由于该药方是根据A的具体病情而开出的。
B患的若非同一种病，硬要吃A吃过的药，也往往会产生“非但无益而又害之”的结果。
中国的改革农民才是老大哥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应用来考察中国农村社会该走哪条道路的问题。
中国的农村社会与西方的农村社会在广义的文化积淀层面上有巨大的差别，因此绝不能照搬西方的农村社会建设理念与方案。
中国的农村社会有自己的独特的十分发达的文化资源构成，尤其在道德伦理意识上，其整体远远超过西方农村社会，也远远优于中国本身的城市社会。
只是由于它在近百年来受制于国际国内的多种因素，它才被人为地压制在停滞不前的状态中。
一旦给予它适当的方针政策，它立刻就会像巨人一样站起来，发出它的雄威。
只要想想近二十多年来，我们为农村真正提供的帮助，不过就是减少对它的索取，让它稍微能够缓一口气而已。
这第一口气，就是家庭联产承包制。
可以说中国现今取得的物质建设上的新成就，无不与这一方针政策的实施息息相关。
请想想，在短短的数年内，粮票、布票、肉票、油票、蛋票、酒票、棉花票等等和农产品相关的所有票证——也是和中国人关系最密切的维持生命与尊严的票证——几乎转眼之间就消失了！
我们的农村老大哥让我们的城市人口从此能够安心地从事学习、研究、企业管理与生产。
凭良心说，在中国，谁是老大哥？
不是工人，不是知识分子，不是当官的，更不是当兵的，而是农民！
中国的农民为中国，尤其是为改革开放，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发展的道路上奠定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础。
显而易见，我们不应该在进一步的改革道路上忘记了农民老大哥的伟大贡献。
不能对他们说：
大哥，现在情况变了，你们稍微等一等，等我们发展好了，我们就会来照顾你们的。
这种思路实际上还是彻头彻尾的纯计划经济思想，即人为地让一些地方富，让另一些地方穷。
中国既然至今自认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当然不能够像西方社会那样在农村建设问题上走回头路。
西方早期工业社会是通过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办法，牺牲农村，仅以城市为中心发展工业，等城市发展得差不多了，再逐步光顾到农村的。
这种道路是符合西方当时的社会条件的。
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治病药方一样，只能因病处方，不能一方治百病。
当代的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的工业化可以和城市的工业化进程同步进行。
农村的体制建设、文化建设也可以和城市齐头并进，互为表里。
现在的社会资金绝大部分集中在城市，连农村原有的可怜的资金也有被陆续转移到城镇的趋势，这是很不妥当的。
旧论重提——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这里想旧论重提的是“文革”以来就一直在提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农村究竟是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但是一提到这个问题大家就会烦，认为这个问题还有必要提吗？
不都解决了吗？
我们以前也这样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也这样认为，其实在现实中并没有真正解决。
实际上知识界大多数人都在用偷梁换柱的方式讨论这个问题。
所谓偷梁换柱，就是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把什么东西都笼统地给一个标题，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而你看它的内容可能不是社会主义，它很可能就是资本主义，但又不敢说它是资本主义，于是就挂了社会主义的招牌。
我认为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是可以把它明确起来的，因为资本主义也不是西方世界独有的，中国社会远古的时候就有了，它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资源，看你怎么利用它？
它既有很大的弊端，也有很大的可利用之处，可以把它作为学术问题来探讨。
“文革”时候强调只能走社会主义，不能走资本主义。
这有些偏颇。
1978年以后，就全倒过来了。
只要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大家都暗地里冷嘲热讽，有点反对，反正都不想多谈论这个问题，觉得不用说。
但这个问题其实非常严重，毛泽东整整叨咕了10年，岂能毫无意义？
他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把学术理论问题变成了行政处理问题，导致对一大批干部的扩大化打击，这是教训，但是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可能当今社会还不应该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
所以我今天顺便把它旧论重提。
但是，空谈理论缺乏说服力，我想引入一个具体事实来探讨这一课题。
凑巧最近中央电视台在搞长寿文化节目，邀请我去烟台南山集团作嘉宾，去那边调查调查。
客观地看了那个地方的情况后，我产生了很多想法。
我跟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那儿的情况，然后以之为据展开阐述。
我打算把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和我刚才说的两条道路问题联系起来思考。
这些想法可能还不成熟，但也不妨做引玉之砖。
南山社区情况简介
先说那个地方的环境条件吧。
那个地方原来有三个村，前宋村、中宋村、后宋村。
三个村的居民都姓宋。
我提请大家注意到这个特殊的家族部落性质。
那儿土地不长粮食，因为非常贫瘠，山上都是石头。
一看那些树，我的第一感觉是，树怎么这么矮啊？
我问：
这些树栽了多久啊？
他们说：
这些树的树龄起码有两百年了。
你看它两百年就长那么一点儿，它长不高。
连树木都这样，您可以想像那地方的土地简直没法种庄稼。
因此，那地方的生活条件、生活状况，肯定是不佳的，挺差。
改革开放以后，就是1978年以后，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中的一个村的村长兼党支部书记叫宋作文的，承包了一件工作。
就是把水泥用完之后剩下来的很脏的破水泥袋子全部回收，进行处理。
由他承包，就这么一折腾，一下就赚了5000块钱。
全村老幼欢天喜地的，觉得有盼头。
然后他又带领全村进一步搞了别的更多的企业，包括生产毛巾啦，日常用品之类。
他这企业越滚越大，越滚越大，钱财滚滚而来。
那么现在这个村子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
它已经兼并了另外两个宋家村和周围的十多个村子，成了一个方圆35平方公里的旅游胜地了。
只要你到那边参观参观，肯定会大吃一惊。
论起来，村长只是个小学毕业生，西方的那一套一套的什么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是基本上不懂的。
他当时所关心的，就是全村33户人家、200多口子人，他希望他们能过上好的生活。
他就有这么个强有力的很简单的念头。
他这么折腾，按自己的方式操作，结果，在短短的十几年之后，他所拥的资产快上百亿了。
他现在很多投资是动不动就好几个亿好几个亿的。
所以当中央电视台的车开过去之前，我心里想，你这村子弄得再好，可能也就是一排楼房，或者好几排楼房整整齐齐地立在那儿，再也看不见简陋的住房罢了。
后来车开到一个地方停下来，我说：
怎么了？
你们怎么又开到另一个城市，不到宋家村去了？
他们说：
已经到了，这就是那个地方了。
我一看，这怎么会是宋家村？
这不是城市吗？
当时进去的感觉完全是个城市的感觉，和开车到中关村的那感觉差不多，但它更干净，更卫生。
它们那个草地啊，跟我前面说到过的美国农村相比，哟，不是说比上了，已经超过了。
这使我感到非常惊讶和疑惑、怀疑。
我想，一个村子能够搞到这个规模，肯定是和什么大人物，比如跟中央的哪个人有关系，弄来一大堆贷款建企业，最后聚敛起钱财。
我当时的感觉得就是这样。
我想一般人的习惯思维也是这样。
我带着疑问进去，一打听，结果了解到他们从未向国家贷过款。
这个村长当年也曾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后来上面有个总理级人物，本来是要让他成为什么人大代表什么的，后来一听说他没贷过款，就说：
暂别让他来。
中国农民没贷过款能搞出这么大的企业，不太可能。
怀疑他。
当然他在下面基层是很受欢迎的。
但我当时也是不大相信。
疑疑惑惑地去参观那儿的大学、中学、工厂、电影院、商场、住宅区、旅游区、老人院、万佛寺庙、孔庙、道观、高尔夫球场、模拟长城，夏、商、周、春秋、战国博物馆……这哪是个村庄？
它分明就是一个大城市的一个角落、一个社区。
它的整个建筑群非常干净，卫生，宛如人间天堂。
不过我便看边想，也许只是表面现象。
你的建筑楼群林立了，可你的人的生活如何？
他们真正幸福吗？
他们是如何处理各类关系，比如说财产分割关系的？
是不是有些特别富，有些人特别穷？
你搞成这么大的规模，哪会不产生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呢？
于是这就和我前边提到的“文革”十年讨论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联系了起来。
要知道当时人们最大的一个担忧就是，如果搞资本主义很容易两极分化。
党内党外的人都担忧这一点，看到宋家村这种场面，我就自然而然地推想情况势必如此。
想想城里有的大富翁们单独在亚运村购一套或几套大公寓，整天花天酒地、腐化堕落的情形，我不敢想像这个村子的农民的素质会比城里的所谓文明人更高。
因此，这儿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我就这么揣摩着，但后来经过仔细调查，情况却并非如此，这使我感到非常惊讶，又非常快慰。
就说财产吧。
财产从名义上来说，它可能还是属于承包的这个人，比方说原来的村长。
但事实证明它实际上是属于大家的，因为那笔财产基本上是公开的，赚了多少钱，赔了多少钱，有专门的机构在管理这些事情。
村长（即现在的南山集团董事长）也不是随便就给人签字。
他自己也不是随便想怎么用就怎么胡乱花用。
作为老板，他也领工资。
他每个月工资是4000块钱，但他聘请的高级工程师——有不少是从大城市请来的高级科研人员，他们的工资远远超过董事长的工资，最高的有15000。
其他的公司干部有的4000、3000不等，例如他手下的副主任就是3000。
这使我感到很惊讶，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公诸于众的情况。
之后我仔细考察了它的一些其他设施等等，其规模和水准都是高档次的。
总之，我的整个感觉是，这简直就是一个袖珍型共产主义社区。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尝试性新界定
一说到共产主义，我们脑袋里装的多半是传统的共产主义观念。
那种观念被过分理想化，或者说被神化了，让人觉得似乎要几千年以后才能实现似的。
其实，共产主义也就是一种比较好的社会形式和状态。
它早已在人类的原始时期就在不同的程度上实现了。
后来在不同的时代也断断续续偶然有不同程度的实现。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完全有必要对共产主义这个概念加以重新界定。
我们应有一种新的共产主义观念，它跟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在学理上应该是有内在联系的，但我们有必要对传统共产主义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修正。
你如果说我是个修正主义者，那么我只好坦然承认这一点。
历史上的任何学说和主义，总是在修正中不断得到发展的，凡是拒绝修正的学说就是封闭的难以进一步提高升华的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也说过，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不是教条。
因此是可进行修正的。
换句话说，不同时代的人可以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历史条件的转化，不是要推翻他们的学说，而是要对他们的理论进行修正与完善，这种做法本身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正是一种辩证的历史主义的态度。
至于具体修正得对不对，那是个学术问题，可以不断讨论和改进，我想我们不会傻到来认为只要是修正的行为就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具体说来，我认为至少人类中的一部分人确实有能力让不同程度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当代社会就能实现。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明白，人类应该有许多种类的共产主义社会，有殊途同归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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