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第五章楚庄王立威定霸.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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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第五章楚庄王立威定霸
第五章楚庄王立威定霸
一、楚庄王即位初应付危局与三年“不蜚fēi”、“不鸣”
公元前641年（楚穆王十二年），楚穆王卒，子旅（侣）立，是为楚庄王（前613年）。
楚庄王即位年轻（《国语·楚语上》：
“庄王方弱。
”韦昭注：
“方弱，未二十。
”），外有劲敌晋国虎视眈眈，内有贵族野心勃勃，随时蓄谋叛乱，可谓内忧外患，形势极其严峻。
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元年），楚庄王即位不久，晋就会宋、鲁、陈、卫、郑、许等国国君于新城（今河南商丘西南，一说今密县东南）结盟，把矛头对准楚国。
其时，群舒不稳定，楚令尹子孔和太师潘崇率军前去攻讨。
留守在郢yǐng都的公子燮xiè（庄王傅）和子仪（庄王师）乘机发动叛乱，在郢yǐng都加修城墙，准备抗拒子孔、潘崇统兵回攻都城。
又派人前往谋杀子孔，未能得逞。
公子燮xiè与子仪于是挟楚庄王将往商密（今河南淅川西）一带逃跑，为庐（今湖北南漳东）大夫戢jí梨与叔麇jūn所诱杀。
楚庄王还郢，“二子作乱”彻底失败。
公子燮，王族，谋求令尹之职而不得，故对王室不满。
子仪，即若敖氏斗克，公元前635年（楚成王三十七年）晋、秦攻时被秦所俘，公元前627年晋、秦殽xiáo之战后，秦因被晋打败，就释放了子仪，与楚结好。
子仪认为自己有功，却得不到重用，故亦对王室不满，与公子燮一起叛乱（《左传·文公十四年》。
）楚庄王平定了这场叛乱，从而清除了内患，统治才较稳定。
第二年，即公元前612年（楚庄王二年），晋以蔡不参加新城盟会，又出兵攻伐，迫使蔡与之订立城下之盟。
至此，原从楚之中原诸国又改从晋，给楚国以极大的压力。
公元前611年（楚庄王三年）秋，楚国发生大饥荒，周边民族纷纷起来反叛，严重地威胁着楚国的安全。
据《左传·文公十六年》载，戎（山夷）先在西南反叛，楚军出击，又移兵东南作乱，至于阳丘（今地名不详），以犯訾zǐ枝（一说今湖北钟祥境，一说今湖北枝江）。
庸（今湖北竹山西）与群蛮（庸附近）、麇（今湖北西北）、百濮亦伺机叛楚。
楚国形势紧张，“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封锁了通向中原的门户，以加强对晋及中原诸国的防备。
面对这一严重现实，楚国君臣不安，拟迁都于楚之险地阪bǎn高（今湖北当阳长阪，一说今湖北襄阳西）。
贾力排众议，说：
“不可。
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
夫麇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
若我出师，必惧而归。
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
”贾的意见很明确，庸首先挑起了这次叛乱，只要把庸制服了，群蛮百濮自然慑shè服自退。
如迁都，是自己被动挨打，你迁到哪里，他也可以打到哪里。
楚庄王接受了贾的建议，果断地出军回击，麇与百濮不久果然罢归。
楚庄王于是集中力量攻打庸人。
由于当时粮食匮乏，楚庄王“振廪lǐn同食”，上下无异，与士卒吃同样伙食。
进军至句（今湖北均县西北），派庐戢梨进击庸人，兵抵庸方城（今湖北竹山东有方城，是为庸之方城，非楚国方城），遭到庸人的猛烈抵抗，楚将子杨窗被俘。
子杨窗逃出来后报告说，庸与群蛮人众，声势浩大，不如尽起楚国军队会合进攻。
大夫师叔（潘 ）反对，他建议援用先君蚡fén冒征服陉xíng隰xí的骄兵之计，才能取胜。
楚庄王采纳了这一意见，派少量军队与庸人接战，七战七败（佯败），庸人果为所惑，以为楚军不堪一击，就不设备。
正在句督战的楚庄王见反击时机已到，即乘[马日]（传车），赶到前线，会师于临品（今湖北均县境），直接指挥作战。
他兵分两路，命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石溪、仞均今均县境）攻打庸人。
秦、巴其时亦出兵相助。
在楚庄王亲自指挥的楚、秦、巴联军打击下，群蛮慑服，与楚庄王订盟而退。
楚庄王又乘胜一举灭掉庸国。
楚庄王灭庸服群蛮百濮，具有重要意义。
楚国从此进一步巩固了后方，加强了与巴、秦的联系，可以全力北上图霸。
顾栋高说：
灭庸而楚内乱夷矣，连巴秦而楚之外援固矣，灭庸以塞晋之前，结秦以挠晋之后，斯不待陆浑兴师，而早知其有窥kuī觎yú周鼎之志矣。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
）
可见，灭庸之役，不仅显示了楚庄王的杰出才干，也为后来立威定霸奠定了基础。
如前所述，楚庄王即位初，内忧外患，形势危急，严重地考验着这位年轻的君主。
结果，楚庄王镇静若定，安然地渡过了难关。
但楚庄王毕竟是一位青年人，执政初幼弱，无经验，而是经过苦心磨炼才成熟起来的。
《史记·楚世家》载：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
“有敢谏者死无赦。
”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举曰：
“愿有进隐。
”曰：
“有鸟在于阜fù，三年不蜚fēi不鸣，是何鸟也?
”庄王曰：
“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
举退矣，吾知之矣。
”居数月，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
王曰：
“若不闻令乎?
”对曰：
“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
”于是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
国人大悦，是岁灭庸。
《吕氏春秋》、《韩非子》等亦有类似记载。
可见楚庄王即位后，一方面依靠贤佐旧臣应付困难局面（如庐戢jí梨、叔麇jūn愤而起来平定“二子作乱”、贾反对迁都力主出兵回击、子越、子贝疾速进兵等），另一方面又寓淫乐之中观察忠奸动静，以鉴别清浊，整饬chì吏治。
“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则惊人”，实际上就是蓄意磨炼意志，内理朝政、外争强敌这一抱负的自白。
故其“淫乐”是一种手段，结果则是“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政治上焕然一新。
“是岁灭庸”、“国人大悦”，正是经过刷新政治后，才使全国军民团结一致、上下一心，很快取得了平叛内乱的重大胜利的。
当然，《史记》等古籍记载是很简略的，且颇富有神秘色彩，但联系楚穆王卒后的楚国动乱政局及稍后若敖氏叛乱看，楚庄王即位后“自静三年”（贾谊《新书·先醒》），外不启北门，内整肃朝政，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二、观兵周疆，问鼎轻重
楚庄王经平定内乱与灭庸后，统治已趋稳定，遂萌北上图霸之志。
其时，中原国家仍以晋实力最强，它西抑秦东制齐，秦、齐虽渐上升或恢复，仍非晋之强劲对手。
但晋当时国君晋灵公，却十分残暴无道，对内残害臣民，对外受赂无信，故国内统治既不稳定，国外威信也日益下降，这就为楚庄王北上提供了有利时机。
公元前610年（楚庄王四年），晋会卫、陈等诸侯于扈hù（郑地，今河南原阳西），以郑有二心于楚，拒绝郑穆公与会，经郑子家书告赵盾，申辩郑居大国之间不得不从强令的苦衷，晋才允于请和。
从中亦可知楚已复强，郑不得不考虑与楚改变关系。
公元前608年（楚庄王六年），郑即以晋无信，伐齐、伐宋，皆因受齐、宋赂，半途而废，于是叛晋而“受盟于楚”（《左传·宣公元年》。
）附晋之郑，现在主动与楚结盟，说明随着楚国的稳定与实力的增强，一些中原国家，开始看风使舵，认真选择自己的出路了。
恰在这时，陈国国君共公卒，楚庄王不派人前往吊唁yàn，陈灵公一气之下，与晋结盟。
楚庄王见时机已到，立即亲领大军攻陈，接着又攻宋。
晋赵盾率军会宋、陈、卫、曹诸国军队于 林（今河南新郑北），攻郑以救陈、宋。
楚庄王派贾率军救郑，与晋军遇于北林（今新郑），晋军败，大夫解扬被俘，晋军只得退回。
同年冬，晋为摆脱被动局面，攻打秦之与国崇，想迫使秦来救，然后便于向秦求成，不料秦国并不理会。
晋又攻郑，以报北林之役。
这样，第二年，即公元前607年（楚庄王七年）春，郑受楚命攻宋，以打击晋国。
郑、宋战于大棘jí（宋地，今河南睢ｈｕī县南），宋军大败，郑囚华元（右师），获乐吕（司寇），及甲车四百六十乘。
华元逃归，为宋筑城。
筑城之役人歌而讽刺说：
“睅hàn（大目貌）其目，皤pó（大腹貌）其腹，弃甲而复。
于思于思（多须貌），弃甲复来。
”（《左传·宣公二年》。
）秦为报复去年晋侵崇之役，出兵攻晋，围焦（今河南陕县南）。
秦、晋关系紧张。
同年夏，晋赵盾解焦围，接着联合卫、陈攻郑，以报大棘之役。
楚庄王立即命斗椒（子越）领兵救郑，赵盾以斗椒属若敖氏“殆将毙矣，姑益其疾”（同上。
）为由，悄然退去。
郑攻宋、秦攻晋，以及赵盾不敢与斗椒正面交锋，都说明其时楚国实力日益上升，晋国则在走下坡路，“不竞于楚”（《左传·宣公六年》。
）正当晋国外争不利时，国内又因晋灵公暴虐，这年为赵穿所杀，赵盾等立公子黑臀tún为国君，是为晋成公。
晋成公初立，即于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八年），就率军攻打郑国，抵达郔yán（今河南郑州北），郑被迫与晋和，订立了盟约。
同年春，楚庄王亲领大军北上，攻打陆浑之戎（即姜戎，散居黄河南、熊耳山北之阴地，又称阴地戎），至于洛水，直抵周天子都城洛邑附近，在周王室边境陈兵示威，“观兵于周疆”（《左传·宣公三年》。
）周定王惶恐不安，派周大夫王孙满慰劳楚庄王。
楚庄王在接见王孙满时，问九鼎之大小、轻重。
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象征九州，夏、商、周奉为传国之宝，是天子权力的标志。
楚庄王问九鼎，意在“示欲逼周取天下”（《左传·宣公三年》杜注），由自己取而代之。
王孙满见楚国国势炽盛，只得委婉地答道：
“在德不在鼎。
……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左传·宣公三年》。
）楚庄王一方面以“楚国折钓之喙huì，足以为九鼎”（《史记·楚世家》），表示蔑视；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取代周王室条件还不成熟，便退兵了。
楚庄王现兵周疆、问鼎轻重，是我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楚国已进入空前强盛时代，实际上支配着中原局势。
夏，楚庄王观兵周疆后，为了打击晋成公，即移兵攻打郑国（《左传·宣公三年》：
“夏，楚人侵郑，郑即晋故也。
”故攻打郑国，实为教训晋成公），晋未出兵对抗。
此后，楚庄王连续北上用兵，声威也日益远播。
三、镇压若敖氏叛乱
若敖氏源自春秋初楚国国君熊仪。
熊仪即君位后，又号称若敖，熊仪之子斗伯比即以若敖为氏，因别封斗邑，故亦称斗氏。
因此，若敖氏之族属王族的分支，在熊仪之后，特别是在武、成、穆、庄诸代，均居高位，是楚国举足轻重的大姓之一，对楚国的发展与强大，作过突出的贡献。
如斗伯比正值熊通（楚武王）称王发展时代，在楚武王攻随服随与称王中就立了大功。
另一位若敖之后斗廉，不仅是一位军事统帅，而且也是一位春秋初期著名的思想家。
他提出“卜以决疑，不疑何卜”的观点，闪烁着唯物主义战斗精神。
楚武王创设的令尹，也是首先从若敖氏之族中挑选出的斗祁充任的。
楚成王初立，子元乱国，为斗班所杀。
斗谷於菟tú（子文）任令尹，其弟子良任司马。
子文“毁家纾shū难”，佐楚成王东征北战，争霸立业，功勋卓著。
其后，子玉任令尹，子西任司马。
子玉死后，子上曾继任令尹。
就是到楚穆、庄时，若敖氏出任令尹的，也有四人（楚穆王时任令尹为成文心、子孔。
楚庄王时令尹除子孔外，还有子扬、子越），可见若敖氏之族长盛不衰，在楚国扩展过程中，权势日趋膨胀炽盛，不仅与王室存在矛盾，而且也招致其他贵族大姓的不满。
公元前637年（楚成王三十五年），子文荐子玉接替自己继任令尹时，大夫叔伯（蒍wěi吕臣）就以“子若国何”（《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表示怀疑与非难。
城濮之战前夕，子玉在蒍治兵，蒍贾又在子文面前抨击子玉说：
“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断定子玉必败。
子玉对此很反感，向楚成王请战（围宋攻晋）之理由，就是“愿以间执谗匿之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矛盾竟演化到甚至想在战争中以侥幸取胜来回敬对方的抨击。
楚成王在关键时刻，看来是支持蒍贾、贬抑子玉的，如他要子玉撤宋围，说晋文公是“有德者不可敌”的。
当子玉派子越去向楚成王请战时，“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同上。
）一方面与蒍贾攻击相呼应，另一方面又“少与之师”，并以若敖氏武装充数，一反常态，完全不是从战争大局考虑的。
战争拉开后，楚左右两军受挫，子玉亲自指挥的中军（主力）却安然无恙，照理是过中有功，子玉却被迫自杀，连晋文公也感到意外。
司马子西不久被贬为商公，蒍吕臣则被任为令尹。
以子玉为首的若敖氏成为城濮败北的牺牲品。
从中可见楚成王对有军事指挥才干、却又锋芒毕露的子玉是信不过的，王权与若敖氏的矛盾，已呈现表面化。
楚穆王即位后，虽先后以子玉之子成大心及其弟子孔为令尹，但王室与若敖氏的矛盾并未消退。
原被贬为商公的子西，心怀不满，沿汉泝sù江将入郢yǐng（顾炎武《补正》：
“（子西）将入郢为乱。
”），恰好被正在渚zhǔ宫（渚宫，楚之别宫，地在今湖北江陵城内。
）的楚成王发现了，楚成王并未深究，仍任为工尹。
公元前617年（楚穆王九年），子西又串通子家（仲归）谋杀楚穆王，谋泄，两人均为楚穆王所杀。
楚穆王卒，楚庄王刚即位不久，子仪（斗克，若敖氏之族）与公子燮xiè乘令尹子孔、太师潘崇领军去攻打群舒之机，发动叛乱，结果被庐大夫戢jí梨所杀。
这场叛乱，子仪是利用公子燮求令尹不得的不满情绪而发动起来的，显然是主要策划者。
楚庄王虽仍以子孔（若敖氏）为令尹，但又不出号令，日夜淫乐，暗中观察动静，当与若敖氏有关。
三年后大刀阔斧地整顿朝政，任伍举（疑为伍参）、苏从以政，若敖氏之政敌蒍贾也被任为工正。
公元前605年（楚庄王九年），正当楚庄王伐陆浑之戎、观兵周疆凯旋回来时，若敖氏、蒍氏这两大姓之间的斗争也愈益尖锐化。
其时，若敖氏子杨（斗般，子文子）、子越（斗椒，子良子）分别担任令尹和司马，主宰着楚国军政大权，蒍贾则为工正。
子越是个状似熊虎、声若豺狼的野心家，为其伯子文所厌恶。
《左传·宣公四年》记载说：
“初，楚司马子良（子文弟）生子越椒。
子文曰：
‘必杀之!
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
谚曰：
狼子野心。
是乃狼也，其可畜乎?
’子良不可。
子文以为大戚。
及将死，聚其族，曰：
‘椒也知政，乃速行矣，无及于难。
’且泣曰：
‘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
’”这不免有宿命论的色彩，但也反映了深谙楚国政治的子文，对若敖氏权力膨胀而引起的后果的严重忧虑。
事情果不出子文所料，子越为司马时，野心不死，蒍贾看清了这一点，便诬陷令尹子扬（斗般，子文子），子扬被楚庄王所杀，子越得以晋升为令尹，蒍贾亦升任为司马。
但斗争并未结束，子越的野心也并未因升任令尹而熄灭。
《佐传·宣公四年》载：
“子越又恶之（指蒍贾），乃以若敖氏之族，围伯嬴（即蒍贾）于阳而杀之，遂处蒸野，将攻王。
”另据《史记·楚世家》载：
“九年（楚庄王九年），相若敖氏（指令尹子越）。
人或谗之王，恐诛，反攻王。
”从这两则史料记载，可以获知蒍贾与子越矛盾又告激化，“子越又恶之”、“人或谗之王”，都指的蒍贾在楚庄王面前攻击子越，子越于是倾其族将蒍贾囚杀。
同时，若敖氏与王权矛盾继续尖锐化，看来楚庄王是支持蒍贾的，故子越孤注一掷，先杀蒍贾，再谋害楚庄王，夺取政权。
至此，若敖氏经武文成穆诸代的兴盛与挫折，终于与王室摊牌，挺而走险了。
若敖氏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叛乱的声势也很浩大。
楚庄王从大局出发，开始采取妥协态度，提出以“三王之子（楚文、成、穆王之子孙）”为人质（《左传·宣公四年》。
）谈判解决。
但子越骄狂已极，拒不接受。
楚庄王于是亲领大军出征，会师于漳。
同年秋，王军与若敖氏之族战于皋gāo浒（今湖北襄阳西）。
子越向楚庄王连射两箭，一箭射在铜钲zhēng上，一箭穿过车盖，均几乎伤着楚庄王，军队惊恐，开始后退。
楚庄王急中生智，派人传令说：
先君楚文王克息时曾得到三支利箭，子越偷走了两支，现已射完，用不着害怕了，军队才稳定下来。
楚庄王接着亲自击鼓，王军奋勇进击，很快把若敖氏的叛乱镇压了下去。
子文之孙克黄，时任箴zhēn尹，子越率族叛乱时，正出使齐国，回来至宋时，听到镇压叛乱消息，有人劝他不要回去，他以君命为重，还是回国向楚庄王复命，然后自拘于司败，主动请罪伏法。
楚庄王念及子文之功，仍使克黄担任箴尹，改名为“生”（《左传·宣公四年》。
）楚庄王镇压了若敖氏叛乱，消除了隐患，加强了王权，巩固了统治，有利于楚国的图霸与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不过，若敖氏在楚国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不应因子越领其族叛乱而予以根本否定。
四、“孙叔敖治楚”
孙叔敖（蒍wěi敖、蒍艾猎、蒍饶），期思（今河南固始境，一说今河南淮滨境）鄙人，楚国君冒之后。
其父蒍贾（曾任工正、司马），其祖父为蒍吕臣（曾任令尹），与若敖氏并为楚国之大姓。
蒍贾被子越（若敖氏）杀后，其子孙叔敖不得不从邑避居期思野鄙，过着“处士”（《史记·循吏列传》：
“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
”处士，古时称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即所谓隐士。
）的生活。
公元前605年（楚庄王九年），若敖氏叛乱被镇压后，当时令尹虞丘（沈尹）荐举孙叔敖代己而任令尹。
故孙叔敖出自公族，他的出任令尹，除“决期思之水而灌云雩yú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淮南子·人间训》。
）、享有一定名望（《吕氏春秋·赞能》：
“期思之鄙人有孙叔敖者，圣人也。
”）外，也同孙叔敖之父为若敖氏所杀、楚庄王决心起用氏之后有关，当非偶然。
楚庄王在位二十三年，据史籍记载，担任令尹的除孙叔敖外，还有其他五人（先后担任令尹的有子孔、子扬、子越、虞丘、子佩等五人。
）《韩诗外传》、《列女传·樊姬》谓“孙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国霸”。
桓谭《新论·国是》则称“孙叔敖相楚，期年而楚国大治，庄王以伯”。
可见孙叔敖任令尹时政绩最突出，佐楚庄王成霸立业，名垂史册。
楚庄王时先后既有六位令尹，故孙叔敖任令尹时间当不会太长，应在楚庄王称霸高峰时期。
孙叔敖担任令尹期间，楚国经济、政治、军事均有重大发展，这当然是楚庄王即位后，内平隐患、外抗强晋，实行开明治国路线的结果，但与孙叔敖以身作则、勤于政事、精明干练、忠心辅佐也是分不开的。
所谓“孙叔敖治楚”，即指孙叔敖任令尹前及任内，为民办事，政绩斐fēi然，不愧为一代名相。
首先，兴建水利工程，发展农业生产。
按《淮南子·人间训》说法，孙叔敖在出任令尹前，就“决期思之水，而灌云雩之野”，即带领当地人民兴建水利工程，灌溉农作物，这项水利工程，就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期思陂bēi”（《大平御览·地部》：
“楚相作期思陂，灌云雩之野。
”）。
孙叔敖任令尹后，继续兴建水利工程，据《史记·循吏列传》裴骃yīn集解引《皇览》说：
“或曰孙叔敖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也。
”古沮、漳水入江通云梦泽，此项工程当在沮、漳水下游，建成后对以郢都为中心的农业水利灌溉带来极大方便。
另据《七国考·楚食货》载：
“孙叔敖为楚相，截汝坟之水，作塘以溉田，民获其利。
”这样，楚国南之沮漳水流域，北之汝水流域，都兴建了水利工程，形成了南、北灌溉网络。
《绎史·孙叔敖碑》说：
“宣导川谷，陂障源泉，灌溉沃泽，堤防湖浦，以为池沼，钟天地之美，收九泽之利，以殷润国家，家富人喜。
”孙叔敖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的方针与实践，不仅为楚庄王争霸中原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也为我国水利建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有着深远的影响。
其二，自律廉洁，注重法治。
孙叔敖出自期思“鄙人”，与乡里父老群众相处较密切，如《说苑敬慎》载，他出任令尹时，吏民皆来祝贺，有一位父老却穿粗衣，戴白帽来吊，孙叔敖立即正衣冠出迎。
父老见孙叔敖态度诚恳，语重心长地告诫说：
“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厚而慎不敢取，君谨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淮南子·道应训》则记有一狐邱丈人告孙叔敖说人有“三怨”：
“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处之。
”孙叔敖答以“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
《荀子》、《韩诗外传》等亦有类似记载。
这说明孙叔敖出任令尹，受到吏民的关怀，纷纷告诫，孙叔敖亦能虚怀若谷，认真听取，任令尹后勤于职守，处处自律，留下了许多历史佳话。
如《新论·国是》载：
“叔敖妻不衣帛，马不食粟，尝乘栈车，牝pìn马，披羊之裘。
从者曰：
‘车新则安，马肥则疾，孤裘则温，何不为也?
’叔敖曰：
‘吾闻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无德以堪之矣。
’”《韩非子》、《盐铁论》等亦有类似记载。
《孙叔敖碑》则称他“专国宠权而不崇华，一旦可得百金，于殁mò齿而无分铢zhū之蓄。
破玉块不以宝财遗子孙。
……病其临卒，将无棺槨guǒ”。
据《史记·滑稽列传》载，孙叔敖卒后不久，其“妻子穷困负薪而食”，足见孙叔敖生不宠权，死无积财，堪称念国忧民、“奉法守职”的“廉吏”。
孙叔敖在执政中注重法治。
据《说苑·至公》载，荐孙叔敖为令尹的虞丘（庄王封为国老），家里有人犯法，孙叔敖法不徇情，“执而戮之”。
虞丘亦喜，称赞孙叔敖“奉国法而不党，施刑禄不骫wěi，可谓公平”。
由于孙叔敖奉公律己，带头执法，楚国吏治清明，人民生活比较安定。
《史记·循吏列传》载，孙叔敖执政后，“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
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
《列女传》更称其时“道不拾遗，门不闭关，而盗贼自食”。
其三，整顿军制，增强战斗力。
《左传·宣公二十年》载：
“蔿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rù，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也。
”意即谓孙叔敖选择楚国有关行之有效的军政典令，进行军事改革。
在行军时，右军从将军之辕所向而进退，左军追求草藤为宿备，前军探道，以旌为标帜告后军，以防不测。
中军制谋，后以精兵为殿，百官各建其旌旗，以表明其地位与职司，并依此而行动。
这样，孙叔敖将军队分为五个部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组织严密，灵活作战，做到“军政不戒而备”，具有更大的战斗力。
正因为孙叔敖进行了有效的军事改革，故在楚、晋邲bì之战中，楚获大胜，楚庄王因而得以称霸。
为了加强北境建设，孙叔敖又筑沂yí城（今河南正阳境）。
他遣封人（具体筹办者）筹度工程，上报司徒。
封人计量工程、时间、人员、材料、[饣侯]粮（干粮），结果三十天完成，顺利地实现了预定计划。
这项工程不仅建立了北进之基地，加强了与晋争战的实力，而且也说明孙叔敖重科学技术，具有突出的治国才干，正如杜预所称“《传》言叔敖之能使民”（《左传·宣公十一年》及杜注。
）
其四，求实务实，开楚国一代政治新风。
据《史记·循吏列传》载，“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
市令向孙叔敖报告说：
“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
”孙叔敖听后，立即命令罢去新币，恢复旧币。
然后向楚庄王作了禀报，楚庄王赞同，结果“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
又载，“楚民俗好庳bēi（下，指底座低下）车，王以为庳车不便马，欲下令使高之。
相曰：
‘令数下，民不知所从，不可。
王必欲高车，臣请教闾lǘ里使高其捆（门限）。
乘车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数下车。
’王许之。
居半岁，民悉自高其车”。
司马迁评论说；“此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
”《皇览》记载说：
“民传孙叔敖曰：
‘葬我庐江陂bēi，后当为万户邑。
’”可见孙叔敖求实务实作风，深受吏民欢迎，树立起一代政治新风。
孙叔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贤相，司马迁作《循吏列传》，把他列为第一人，司马贞《索隐》赞其“奉职循理，为政之先”。
《吕氏春秋·情欲》说：
“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孙叔敖之遇荆庄王为幸。
……孙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为故，故使庄王功绩著乎竹帛，传乎后世。
”楚庄王的立威定霸，与孙叔敖的奉职循理、忠心辅佐是分不开的。
楚庄王、孙叔敖“主明臣贤”（《韩诗外传》），其霸业政绩，永垂史册。
五、德刑并重，威服陈、郑
陈、郑地处楚、晋中间地带，故楚、晋争霸，必首先争夺陈、郑。
楚庄王镇压若敖氏叛乱后，任孙叔敖为令尹，政治稳定，国力增强，就全力北上攻陈伐郑，与晋展开了正面交锋。
陈是小国，力量不强，故时而亲楚，时而附晋，受到晋、楚两国交互攻伐。
公元前604年（楚庄王十年），楚庄王刚平乱后，即兴兵伐郑，陈惧，转而附楚。
晋毫不示弱，亦立即出兵救郑，伐陈。
次年，晋为讨伐陈国亲楚，又继续攻打陈国。
楚则攻打郑国，郑被迫与楚和。
公元前602年（楚庄王十二年），郑又转而与晋和，晋成公于是会宋、鲁、卫、郑、曹等国国君于黑壤（即黄父，今山西翼城东北）。
在此形势下，次年，陈只得与晋和，楚不放手，立即出兵攻陈，陈又转而附楚。
公元前600年（楚庄王十四年），晋成公又会宋、卫、郑、曹等国国君于扈hù（郑邑，今河南原阳西），陈不与会，表明陈已坚定从楚，不畏惧晋等中原国家的压力。
但陈国国君陈灵公却是一个荒淫无耻之徒，与大臣孔宁、仪行父一起与夏姬（郑穆公之女，陈大夫御叔之妻）通奸，他们三人还穿着夏姬的汗衣，“以戏于朝”。
大夫洩xiè冶谏阻，反而被杀。
这件事影响很坏，据说孔子还进行了抨击《左传·宣公九年》。
）过一年，即公元前599年（楚庄王十五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变本加厉，竟然在夏姬家喝酒取乐，谓“其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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