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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结课论文

形势与政策结课论文

姓名:

朱瑞芳

学号:

1015224147

班级:

经济与管理学院工管一班(财务管理二班)

联系方式:

1508117366

【摘要】今年两会举行的过程中,通过词频分析,我们看到了现在的热点问题,其中,收入分配与贫富差距便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合理的收入分配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的存在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收入分配中掺杂垄断、寻租、腐败等因素,这使问题更加复杂,不仅积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也影响市场运行效率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要深刻认识解决收入分配领域问题的紧迫性,遵循增进公平、兼顾效率的原则,重新审视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的影响,关注行业层面的垄断现象和企业分配机制不合理的问题,注重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要求,加强政策研究和工作协调,抓紧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两会词频分析收入分配贫富差距

前言:

通过一系列的调查,“收入分配”问题在人民网推出的“2012年你最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调查”中的包括社会保障、教育公平、医疗改革、房价调控等20个候选项中位列第二;“缩小贫富差距”则名列新华网推出的“2012两会调查”关注度排行榜第一位。

而在其他各大网站举办的两会调查中,“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均榜上有名,占据榜位前列。

回顾近年的“两会”调查,“收入分配”的关注度一直位于前五位,2011年“个人收入”以24814票排在第四位,与收入分配相关的“贫富差距”排在第五位,可以说,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关注度呈年年上升趋势。

“要缩小收入差距分好社会财富这块‘大蛋糕’,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形’分配格局。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主任郑功成在黑龙江代表团指出,收入分配改革涵盖很多内容,有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厘清改革方向至关关键。

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当前我国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努力的方向。

一:

城乡收入分配与贫富差距

世界奢侈品协会2012年1月公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奢侈品市场年消费总额已达126亿美元(不包括私人飞机、游艇与豪华车),占据全球份额的28%,中国已成为全球占有率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家。

预计自圣诞开始至2012年春节期间,中国人在海外的奢侈品消费总额将达到57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诸多奢侈品厂商推出龙年特别款产品,表明中国已成为其第一目标市场。

与此相对的是,农民工为了千元的工资,赴城镇打工,住的是板房,出的是全部劳力,换来的是微博的工资……

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城镇人均收入为17175元,农村地区为5153元。

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一直在扩大,从1978年前的1:

2.36扩大到了2009年的1:

3.33,较2007年的3.32比1和2008年的3.31比1要大。

如果算上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这个比例将进一步扩大到1:

4以上。

1978年农民年人均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相差209元,到1985年差距突破300元,随后几年每年再扩大100多元,到1992年差距突破1000元,1994年突破2000元,2000年就突破了4000元复旦大学教授陆铭认为,这是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

为了改善农村收入水平,他们选择了进城打工……

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2009年全国农民工2.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六分之一。

月均收入1417元,这工资性收入已占到他们全部收入的40%,50%是家庭经营收入,10%是转移性收入。

他们的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大部分是以体力劳动换取的,与此相对的,是大部分城镇居民脑力劳动工作的收入……2009年城镇人均收入为17175元,农村地区为5153元,为什么还不及1/3呢……

改革进入了深水区,难度越来越大,每走一步都很难,民众对改革的期望值和改革本身的进展有较大的落差。

总之一句话,每年都听到要改革,要改革,然而,每年都停留在“深化”,“加快”,“研究”,“促进”,“完善”,“强化”,“抓紧”等没有任何硬约束的字眼上,这几年的改革,总体给我的感觉是:

一直在做前戏,而且前戏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正式进入下一步,特别是近几年,连做前戏都开始敷衍塞责,开始不敬业了,这是极为可怕的。

改革的民意基础越来越薄弱,改革的共识已经在逐渐的破裂。

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真的改不下去了?

未必。

关键看政府是否有决心。

如果真的要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政府方面就必须在完善税制、垄断行业、实现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和分享上取得一些突破。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要有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即经济增长更加重视消费、自主创新和就业。

我们从不少政府高层官员的讲话中看出,他们是都有其政治抱负,就是对国民收入差距悬殊不能容忍,希望改变这样的格局。

他们知道,这种差距已经带来了现实和潜在的隐患,以往做大蛋糕试图实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之路已经越走越窄;在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各方利益主体有效诉求途径远未建立、良性博弈结果不能形成的条件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只能由政府来主导,并时不我待,且越早越好。

二:

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与贫富差距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已扩大至15倍。

中国行业收入差距已跃居世界之首。

近20年来,我国企业普通职工的实际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幅度下降。

根据省际收入法GDP构成数据,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1990年为53.4%,1995年为52.8%,2000年为51.4%,2006年为40.61%,2007年为39.74%。

2000年到2007年,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11.66个百分点,其中,2004年,国家统计局把个体经营业主的收入从劳动报酬转为营业利润,然而,这并未改变2004年之前劳动报酬比重不断下降,2004年之后劳动报酬比重仍下降的总体趋势。

2007年,我国包括农业主收入在内的劳动报酬占比39.74%,同期美国劳动报酬占比为55.81%,英国为54.5%,瑞士为62.4%,德国为48.8%,南非为68.25%。

2006年,韩国劳动报酬占比为45.4%,俄罗斯为44.55%,巴西为40.91%,印度为28.07%。

数据显示,在初次分配中,农民工工资长期被过分压低。

从事同样的工作,城市职工比农民工工资高一倍甚至两倍。

2008年,广州、深圳、杭州、南京、东莞、上海、无锡、苏州、宁波等长三角、珠三角九个城市,出口加工企业中农民工平均工资与当地城市职工平均工资相比,很少超过40%。

差别最大的东莞,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每月3293元,农民工是971元,不到城镇职工的30%。

而2006-2007年最高和最低行业工资差距,日本、英国、法国约为1.6-2倍左右,德国、加拿大、美国、韩国在2.3-3倍之间。

  在这些正常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过程中,混杂着相当成分的收入分配不公现象,主要表现在,一是垄断部门获取不正常的高收入,二是在目前收入分配秩序比较混乱的背景下,权力常常会在分配过程中转化成个人利益,为一些人带来大量不正常收入。

一段时期以来,社会各界都把眼球盯在劳动与要素间收入差距拉大,比如劳动、资本、管理要素上,劳动收入过低、资本获利过高、管理薪酬过高等。

因此,都把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调整视作核心问题。

其实,中国收入分配恶化已经呈现全方位之势,不仅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经济历史发展的任何阶段,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也属罕见。

发达国家在发展历史上,行业差距也没有中国现在如此之高。

日本在经济起飞后期的1980年代,金融行业平均工资水平只是制造业的1.38倍。

中国金融业工资水平比职工平均工资高6倍左右。

中国行业收入差距已跃居世界之首,已经超过巴西。

不仅行业收入差距居世界之首,且形成原因是畸形的。

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是根据受教育程度、付出高低、工作能力强弱等个人竞争力决定回报高低,且差距最高的也在3倍以下。

而中国15倍的收入差距却根本不是市场竞争形成的,而是由行政垄断、特许经营、资源能源金融垄断等因素造成的,甚至是由于各种腐败形成的。

基本上与市场竞争,劳动者能力、教育程度和付出成本不沾边。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已呈现全方位恶化之势,除行业收入差距恶化到世界第一,行业内部差距也非常惊人。

拿金融行业来说,在金融行业里,银行、证券、期货、保险等各自业务同质化很强,但收入差距却极大。

虽然没有具体数据,但相信最少在4倍以上。

在银行业中,工农中建四家大型银行业务类型同质化最强,收入差距也相当大。

中国行业收入差距居世界之首,正在影响到经济的健康发展。

金融、垄断国企等少数行业收入过高,而大部分行业收入过低,对实体产业是一个致命打击,对劳动力自由、高效流动是一个制约,将会影响到行业均衡发展,将会严重打击劳动者的积极性,最终对中国经济发展不利。

三:

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和收入差距扩大,既有合理的因素,包括资源禀赋特征、经济体制转轨、发展的阶段性等原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包括对资源享有的初始不平等、行业或部门垄断、体制机制不健全、政策措施不完善等原因。

  1.资源禀赋的制约和要素市场化的要求。

资源禀赋对经济发展模式和收入分配格局有着深刻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供给始终处于过剩状态,城镇就业形势严峻,农村隐性失业问题没有根本缓解,而资本、资源、技术和管理的供给则处于偏紧状态。

这些矛盾在计划经济时期没有充分暴露,转入市场经济之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直接导致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向有管理能力的经营者倾斜。

  2.市场竞争机制和效率优先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分配制度进行适应性的调整,是为了适应要素市场化的要求,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需要。

计划经济时期,国有和集体经济为经营主体,分配方式基本上是平均主义的。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收入分配制度由“单一的按劳分配”调整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三资、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参与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各类企业的经营状况出现明显分化,个人收入与企业盈利能力的关系更加紧密。

二是劳动力市场得以发展,劳动力价值经历了一个再发现的过程,不同教育水平、不同能力劳动力的价格出现明显差异,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价格差异扩大;三是管理的价值得以体现,经营者对企业决策过程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扩大,知识产权逐步得到认可;四是资本市场取得长足发展,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通过期权、股权等方式得以实现,居民也可以通过投资和财产经营获得收入。

可以说,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收入分配转向按要素的贡献和劳动力的质量进行分配,使得收入差距相应扩大,这是转轨阶段的伴随现象,也是为提高经济效率付出的必要成本。

  3.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加快发展的阶段,依托自然资源和资本优势的重工业发展明显快于轻工业,更快于第三产业,而政府和企业在重工业的收入分配中占有天然优势。

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之间会呈现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即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差距会伴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扩大,到达一个高点后,才会出现下降趋势。

大国尤其是发展起点低、内部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大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近几年,我国经济保持年均两位数的增长,国家经济实力和可支配总收入大幅度增加。

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块的分配关系中,政府收入主要是体现在税收上,由于税率相对固定,政府收入增长可以保持与国内生产(增加值)的增长基本同步,并可通过企业所得税、个人累进所得税的征收,取得分配格局中的优势地位。

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企业的盈利状况相应有很大改善。

通过对利润的支配权,企业在收入分配中也占据了相对有利的位置。

居民收入则主要受工资收入刚性的影响,增速低于国家、企业的收入增速,占比相应下降。

可以说,国民收入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是经济高增长时期的必然结果。

  4.城乡、区域、群体的发展不平衡,固化甚至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

当前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国家发改委社会所一项研究表明,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总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达64.5%。

同时,地区发展不平衡也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东部沿海地区拥有区位优势和资源、人才、产业集聚效应,经济发展快,收入水平提高得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收入增长相对较慢。

从群体来看,低收入群体尤其是贫困人口的脱贫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提高这部分人群的收入水平难度很大;高收入群体则可以依靠财富的累积效应,使收入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速。

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54,农村居民为0.51,这个系数远远超过城乡居民总收入的基尼系数,并呈逐年扩大的态势。

财富聚集具有的“马太效应”推动财产性收入向收入水平较高的少数人集中,进一步加大了居民收入差距。

  5.体制机制不合理,不利于收入分配合理化,甚至起着“逆向调节作用”。

一是财税体制不完善。

税收收入以间接税为主,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较弱。

财政支出中公共服务项目的支出比重偏低,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

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全面建立,保障水平比较低,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发展缓慢。

由于配套制度不健全和执行上的偏差,财政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手段产生逆向调节效应。

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中,转移性收入3928.2元,占2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转移性收入323.2元,占6.8%。

农村居民获得的转移性收入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的8.2%。

三是公共服务不均等。

在城乡之间、国有单位与非国有单位之间,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们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就业等方面执行不同的政策,享受不均等的公共服务,不仅拉大了当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还造成了起点不公平、机会不公平的问题,成为今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起因。

四是行业垄断问题和企业分配机制缺陷依然存在。

垄断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利润,并转化为经营者和职工的高收入,同质劳动获得的劳动报酬明显偏高,导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在企业内部,一方面,处理劳资双方关系的机制不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不到位;另一方面,经营者约束机制不健全,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管理者收入偏高。

  另外,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工作中存在重速度、轻就业,重效率、轻公平,重经济、轻社会的倾向,对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往往缺乏总体考虑和政策、资金支持。

由于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需要多方面配合,需要综合性政策和长期的努力,短期内很难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收入分配问题重视不够,缺乏政策协调和改革的动力,也是造成收入分配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的原因之一。

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虽然有了共识,但由于部门之间缺乏配合,甚至有畏难情绪,很难有效推进。

四、解决收入分配领域问题的紧迫性

  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引发社会矛盾的重点问题。

无论是从提高经济效率、增强发展后劲着眼,还是从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和谐发展的角度考虑,都需要把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作为重要抓手。

  1.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接近悬殊的程度,正在集聚社会矛盾。

从国际经验看,基尼系数的警戒线为0.4,超过0.5,收入分配差距就比较悬殊。

李实等认为,根据我国国情,我们承受水平可能要高一些,但收入差距的程度很有可能被低估了,真实的基尼系数可能已经触及影响社会稳定的警戒线。

有两个问题令人担忧:

一是等到收入分配问题影响社会稳定时再采取措施,恐怕就来不及了;二是如果现在不改变收入分配格局,一旦强势利益集团形成,到时再想改变都很困难。

国家发改委社会所去年底的问卷调查显示,被调查人员中对收入分配状况不满意的已经超过70%。

  2.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增进公平有利于增强发展的动力与活力。

计划体制下的所谓“公平”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是一种没有效率的公平。

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推进市场化改革是必然选择,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也是一种进步。

但是,目前由于垄断和不公平竞争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不仅不是市场化的结果,而且违反市场经济准则,影响人们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消除这些因素的影响,不仅有利于增进社会公平,也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

  3.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

我国内需不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根本原因是居民消费率偏低、储蓄率偏高。

特别是农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制约城乡市场的开拓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影响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4.推动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必须提高劳动力素质,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的起点公平问题。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企业积极性的发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前两者是认识问题,是市场因素推动的结果;后者则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需要长期的努力。

在今年的高考,全国有84万高中毕业生放弃了考试的机会。

这种现象前所未有,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减弱,正在失去改变个人境遇的功能。

由于接受教育的成本提高,客观上造成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潜在劳动者起点不均,加上今后的就业机会不明,预期收入不高,直接影响参与学习型竞争的积极性。

其后果是劳动者整体素质提高缓慢,高素质人才受供求影响价格更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方向受到制约,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五: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政策建议

  总体上看,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既是一项紧迫的、现实的任务,又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我们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把这项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提到经济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从推动多方面改革入手,从促进起点公平、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多个环节入手,进行系统的部署和安排,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进入互相促进、良性互动的轨道。

  1.从促进形成合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要求出发,对财税体制进行全面评估,确定新一轮改革重点。

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是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取得了显著成效。

目前对这一比重及其变化趋势是否合理,我们也应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做出明确判断,用以指导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当前初次分配有向政府倾斜的趋势,生产税净额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在再分配中,政府从经常转移中获得的收入税和社会保险缴款等增长快于社会补助支出;在政府的支出结构中,也存在偏重生产性投资的问题,对收入的调节作用相对弱化。

从收入分配格局的角度看,下一步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要通过完善体制机制,避免财政收入增长挤压居民收入增长空间,解决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不足影响居民消费倾向的问题。

  2.以缩小城乡差距为重点,发挥城镇化在缩小收入差距和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支撑作用。

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进程。

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消除人为设置的制度障碍已经刻不容缓。

否则,城镇化就会异化为简单的城镇扩大,以及对农村资源的进一步挤占,强化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妨碍拓展经济发展空间。

我们要在推动城镇化方面制定系统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和政策措施,不仅要做到公共投入和公共服务真正向“三农”倾斜,加快农村各项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而且要加快探索完善农村宅基地置换、土地自愿有偿合理流转的办法,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进城务工人员的平等就业制度,包括就业机会平等、获得劳动报酬权利平等、享受社区公共资源权利平等,让农民工逐步成为稳定的城镇居民。

  3.在初次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让各种要素遵循市场原则取得收益,并加强对不合理因素的调节。

(1)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制度。

完善工资宏观调控指导体系,充分发挥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行业人工成本信息的调节作用。

逐步在各类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健全并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完善劳动定额管理体制。

(2)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调控。

通过市场准入引入新的竞争因素,不断弱化垄断性经营力量,创造平等竞争环境。

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和垄断行业特别收益金制度。

加强对垄断行业单位内部收入分配的制度约束,严格实行工资总额控制制度,确定经营者与职工收入的合理比例,实施职工收入水平调控办法。

加强对垄断行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管理;(3)完善资源产品定价机制。

加快建立健全土地、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进一步推进市场化,规范交易行为,保障所有者权益,限制各种不合理的高收入。

  4.按照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则,加快完善再分配调节的税收机制。

(1)积极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尽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合理调整税率级距和水平,加大对高收入调节力度。

(2)适时开征统一的物业税,加强对财产性收入的调节。

(3)对捐资建立公益性或慈善性基金,按国际通行做法给予税收优惠,推进发展慈善事业,发挥“第三次分配”对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

  5.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公共服务领域的机会公平问题。

主要包括:

(1)受教育机会的公平。

这是最大的、起点性的公平。

提高全民族受教育水平,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

政府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保障不同家庭的孩子有公平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要向困难群体倾斜。

(2)就业机会的公平。

让人口自由流动,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打破城乡、地区以及所有制等方面的市场分割,让劳动者在平等竞争中得到合理的报酬,并以过程公平促进劳动者发展机会的公平。

(3)享受基本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机会的公平。

这是人人都应该享有的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是结果公平的重要体现。

要重点加强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建设。

进一步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着力解决社会保障待遇差别过大的问题,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尽早实现贫困标准的国际接轨。

  6.加强收入分配监测体系建设,建立健全收入分配调节工作机制。

完善职工工资统计制度,建立全国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

建立和完善高收入人群的收入申报制度,提高个人乃至家庭收入和财产的透明度。

加强大额资金流动的金融监控,规范各种报酬的支付方式,逐步减少市场交易过程中现金支付的比例。

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企业行为和行政权力,打击偷税逃税行为,坚决取缔各种非法收入。

还应研究提出收入分配调节的阶段性工作目标,明确各级政府责任,建立收入分配调节的工作协调机制,统筹中长期规划安排,综合制定政策,加强检查落实。

【参考资料】:

《收入分配问题现状、原因及对策探讨》阮加阮敬科

《改革不能老是做“前戏》马光远2012年

《政协委员:

收入分配改革迫在眉睫》,北京周报

《网民关注收入分配“缩小差距”成共识》,法制网

《外媒看两会:

中国将强力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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