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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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
简介
法兰克福学派是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中心”为中心的一群社会科学学者、哲学家、文化批评家所组成的学术社群。
被认为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支。
其主要的人物包括第一代的阿多诺、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弗洛姆以及第二代的柏格（PeterBurger）、哈贝马斯等人。
社会研究中心成立于1924年，但要到1930年由霍克海默成为机构主任之后，才转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考方式，包括以马克思及黑格尔、卢卡奇、葛兰西等人的理论为基础，对于20世纪的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及文化等等作进一步的探讨，并借助马克斯·韦伯的现代化理论和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他们最大的特色，在于建立所谓的批判理论（Criticaltheory），相较于传统社会科学要以科学的、量化的方式建立社会经济等等的法则规律，他们则更进一步要探讨历史的发展以及人的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阿多诺提出的文化工业、哈贝马斯提出的沟通理性等，都是批判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
尤尔根*哈贝马斯赫伯特*马尔库赛阿多诺马克斯*霍克海默沃特*本杰明
第一章法兰克福学派视阈中的电视文化
——Frankfurtschool
著名的文化批判学派
一、法兰克福学派概说
法兰克福学派是由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构成的学术团体，以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与批判为主要任务的哲学-社会学学派
1930年至1949年间，创立时期和早期
1931年1月24日，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就任所长演说《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法兰克福学派真正诞生
1933年希特勒上台，研究所迁往日内瓦，后移到巴黎，1934年又迁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此期间学派成员逐步发展和建立起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批判
1949年至60年代末，黄金时代
1949年开始回归德国，新老成员共同发展社会批判理论，对发达工业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异化和现代社会的物化结构，特别是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异化的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
在左派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从70年代起，学派开始走向解体
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相继谢世；施密特被视作法兰克福学派的正统继承人，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70年代的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依旧有效，而哈贝马斯则强调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批判理论同现代社会条件的不适应性，他开始致力于探讨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理论上的分歧使组织逐渐走向解体
其媒介批判传统
老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十分关注电影这一在当时欧洲十分流行的大众媒介，本雅明便是其中之一。
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早期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报刊、广播的研究和批判上。
20世纪60年代以来，研究的对象发生了转移，在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的研究著作中，电视已经成为讨论的主要大众媒介。
以马尔库塞、哈贝马思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更注重对以电视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做形而上学的外部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
WalterBenjamin（沃特•本杰明）
（1892-1940）
1936年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由于对艺术品进行复制方法的多样，便如此大规模地增加了艺术品的可展示性，以致在艺术品两极之内的量变像在原始时代一样会突变其本性的质，
复制技术使文化获得革命和解放，给无产阶级文化带来广阔天地
Max Horkheimer（马克斯•霍克海默）（1895-1973）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所长，德国第一位社会哲学教授，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1944年《文化工业：
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
1947年《启蒙的辩证法》
1968年《批判理论》
大众文化的“大众性”从来不被大众直接所决定，相反它把人们调节成娱乐工业所期望成为的那种人。
工人阶级总是被新的大众文化方式所左右。
TheodorAdorno（阿多诺）
（1903-1969）
1944年《文化工业：
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
1954年《电视与大众文化模式》
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商品化、伪民主化
电视以“伪现实主义”的手段，通过无意识的方式实现其心理控制工具的功能。
最早提出文化工业的思想家
历史背景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法西斯主义肆虐全球,改变了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在新的社会结构之下,个人失去了其在政治,经济上的自主的声音,个人的主体性终结了.文化工业启蒙的失败。
在此种情况下,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也以其独特的方式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以商品拜物教作为其意识形态,穿着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假外衣,以一种温情脉脉的形式对大众的思想进行管制，只不过这种管制用娱乐和享受性取代了以前的强制性。
比起以往的强制管制，文化工业的控制更能取消大众思考的独立性，抹平大众思想的差异性，使所有的一切都服从于资本主义的绝对权利。
最重要的是，文化工业取消了大众反思否定的能力，使他们认同并依存现有的意识形态。
文化工业利用细节变化、风格变化的欺骗手段，并于权利阶层意识形态勾结，一步步的取消了人们对任何改变现状的可能性的思考，从而达到其整合一切、以普遍代替特殊的目的。
在文化工业产生以前，人们能对事物进行独立自主的感知和思考，消费者能自主选择需要的消费品，其消费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生产方式和内容。
在那时，高雅艺术能保持其自律性，并与通俗文化自觉区分开来。
文化工业预先决定了消费者需要感知的内容，生产出符合权力阶层经济效益的商品，消费者不再是主体，而成了实在的客体。
消费什么，怎样消费均已被预先设计好了。
消费者所要做的仅仅只是按照文化工业设计好的程式进行消费。
这一现象集中体现在电影、电视以及以广播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上。
以好莱坞为例，制片商、投资方、监制、导演构成了一组强大的权力机制，他们直接决定着受众能看到何种题材，何种风格，何种内容的影片。
而层层审查制度早已保证了最终供应影片的“合法性”。
当然，表面上看来，公众有选择观看何种影片的权利，但这不过是一种假象，是为了使公众顺顺当当地接受业已规定好的标准而做出的掩护。
文化工业要想真正取得牢固支配地位，就必须设法使大众自愿随其步伐行进。
在这一点上，文化工业在大众身上找到了对其有利的突破口。
那就是利用商品拜物教这一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来满足大众追求享乐与快感的心理。
为此，“文化工业保留了娱乐的成分”通过娱乐建立它对消费者的影响。
文化工业竭力承诺它能带给大众快乐，使其身心愉悦。
做出这种承诺的方式则是物化一切，整个社会成了一台生产物质的巨大机器。
如音乐会，影视作品的情节编排等。
文化工业对大众的整合、欺骗作用，常常与国家意识形态勾结在一起，形成更强大的力量。
实际上文化工业取消大众的主题性，消除其反抗意识正是垄断时期国家意识形态想要达到的目的。
我们可将文化工业看作国家意识形态的风向标。
文化领域每一次变动其背后均有国家意识形态的操控。
这一点突出表现在电影业上。
尽管电影可用不同方式表现不同的主题，但具体什么内容能呈现给受众却必须经过严密的审查制度的检验。
审查制度的存在保证了电影宣扬的至少不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冲突。
更多时候，权利阶层会利用电影来保证其意识形态的实施，各式各样的主旋律电影即为典型代表。
通过灌输意识形态，权利阶层将控制人民的缰绳牢牢控制在手中。
文化工业小结
晚期资本主义巨大的物质财富造成大众享乐的心理，追求易消化，不用费神思考的事物。
文化工业便大行其道，批量生产出大量模式化的物资，并与权利阶层的意识形态狼狈为奸，向人们承诺以快感，取消人们思考的独立性，压制人们的反思精神，防止其构想出另一种幸福生活。
大众因此丧失了个性，抛弃了批判精神。
HerbertMarcuse（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
1937年《文化的肯定性》
Affirmative culture:
即资产阶级时代的文化，其根本特征是维护一个普遍强制的、永远更为美好和有价值的、必须无条件肯定的世界。
1964年《OneDimensionalMen》
真正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
单向度的人:
丧失批判意识的人（作者通过对政治、生活、思想、文化、语言等领域的分析、批判，指出发达工业社会是如何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像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
）
JuergenHabermas（尤尔根•哈贝马斯）（1929-）
1981年《交往行为的理论》
大众文化表明了资本主义的统一力量。
1990年再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现代传媒本身即意味着言论自由，一方面诱惑和鼓动大众参与民主政治生活，另一方面实行对国家机器的批判和监督。
二、从“大众文化”到“文化工业”
法兰克福学派眼中的大众文化
所谓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是指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而流行于大众中的通俗文化，如通俗小说、流行音乐、艺术广告等。
它溶合了艺术、商业、政治、宗教和哲学，在闲暇时间内操纵广大群众的思想和心理，培植支持统治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故喻之为巩固现行秩序的“社会水泥”。
1944年提出“文化工业”（cultureindustry）的概念
“文化工业”，用以指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
认为它产生于一些较发达的工业国家，是制作和传播大众文化的手段和载体，它以独特的大众宣传媒介，如电影、电视、收音机和报刊、杂志等，操纵了非自发性的、物化的、虚假的文化，成为束缚意识的工具、独裁主义的帮凶，并以较前更为巧妙有效的方法即通过娱乐来欺骗大众、奴役人，进入了大众欺骗的阶段。
文化工业在当代西方社会所呈现的特性和消极后果
第一，文化工业呈现商品化趋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特性
第二，文化工业生产的标准化、齐一化，导致扼杀个性
第三，文化工业是一种支配力量，具有强制性
原因
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认为，艺术这种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物，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却由于工业化、市场化经济力量的扩张和技术理性的不断浸淫，已经沦落为一种商品、消费品，成为供人们闲暇时间娱乐和消遣的东西；艺术作为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文化现象，已经不再是一种自主性、自律性的东西，其自由超越的品格已经失去了，艺术可悲地走向了异化。
资本主义对文化艺术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的需要，也由于受到了现代生产技术特别是大众传媒技术的支持，艺术品和文化用品的批量生产和大规模复制不仅具有了必要性，而且具有了可能性。
所以，艺术品也就具有了标准化、批量化、同质性和齐一性的非个性的存在形式。
文化工业的标准化和齐一性的直接后果就是真正的艺术品所应蕴含的自由创造本质消失了，艺术品成为无个性的模仿和标准化的批量复制。
文化的创造变成了文化的生产。
三、意识形态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眼中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不仅包括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而且还包括科学与技术。
因而，它的意识形态批判遍及哲学、政治、道德、文化艺术以及科学技术的批判
意识形态就是不真实——虚假意识、谎言
意识形态具有三种消极的社会功能
操纵的功能
欺骗的功能
辩护的功能
文化工业的商品化和齐一性不仅消解了艺术的自由创造本质和个性化特征，而且通过迎合市场消费的需要、迎合在机械劳动中疲惫的人们的需求，通过提供越来越多的承诺和越来越好的无限的娱乐消遣，消解了人们内在的超越维度和反抗维度，使人们失去思想和深度，在平面化的文化模式中逃避现实，沉溺于无思想的享乐，与平庸的、痛苦的现实相认同，从而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
这便是文化工业所具有的内在欺骗性。
文化工业通过这种欺骗性，实现着对大众、对被统治阶级的操纵与控制，发挥着意识形态的政治统治功能。
具体表现
1）从文化工业的娱乐消遣功能来看，文化工业促成了人们的逃避主义、遁世主义倾向。
文化工业为消费者提供越来越多的文娱消费作品，从而给人们带来享乐和满足。
实际上，享乐是一种逃避，即逃避对现实的恶劣思想进行反抗。
就电影的欺骗功能而言，在现代社会中，整个世界经过了文化工业这个过滤器的过滤，结果是人们通常在对电影的欣赏中失去了独立的判断，往往认为电影就是外面大街上发生的情况的继续，或者外面的世界是人们在电影中所看到的事情的延续。
这样就造成了人们的错觉，模糊了生活和电影之间的区别，极大地抑制了观众的判断能力，消解了人们对现实的不满。
（美国的好莱坞在这个意义上是真正梦工厂）
2）从广告艺术的现实功能来看，广告支撑着文化用品的不断生产，维护着文化资本的利益和垄断的权力。
文化资本借助于广播、电视等现代媒体进行广告宣传，使文化工业产品不断地保持着它的市场。
广告和文化工业无论在技术上还是经济上都融为一体了。
法国哲学家列菲伏尔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称之为“控制消费的官僚社会”。
这个社会不断地生产和创造新的商品，并通过新奇的广告宣传不断地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
“宣传不仅仅提供了一种消费的意识形态，而且更主要地是创造着‘我’这样才是自我实现的消费者形象，在这样的行为中消费者认识到自己并与他自己的理想相一致。
”（Lefebvre）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控制和文化工业导致了日常生活的支离破碎，也形成了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异化：
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舒服、自在，但同时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糟糕、更令人苦恼。
日常生活的异化产生了一种历史性的后果，这就是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削弱了人们的主体性和革命性，因而维护了资本主义的现状。
（3）文化工业操控的意识形态本质。
文化工业通过娱乐消费品的源源不断的生产以及广告的不断许诺，操控、支配和欺骗着作为消费者的大众。
统治体系通过文化工业产品为自己建造了坚固的防护工事，借此巩固消费者与经济垄断集团之间的联系。
文化工业使消费者相信它的欺骗就是对消费者需求的满足，并且使消费者无论如何都安于这种满足。
对文化娱乐产品的享受促进了看破红尘和听天由命的思想。
文化工业，只是让人们忍受残酷生活煎熬的条件。
由此，文化工业充当了一种含糊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被有计划地复制了现存的社会秩序。
当然文化工业偶尔也会对现存制度发泄一下愤怒和不满，但这种愤怒的发泄被严格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所以文化工业中所谓的反抗意识不但不能从根本上构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威胁，反而通过这种排气阀的作用，延续了统治秩序。
这就是工业化文化的全部实质。
文化工业的欺骗性、操控性、意识形态性对于维护现存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造成了一个人们面对不合理的极权社会却无力反抗的历史局面。
文化工业的兴盛，意味着文化艺术的自由创造本质的丧失，标志着人的主体性、反抗性的丧失，也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性的反抗力量的羸弱，致使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一种不合理的、单向度的极权状态，人处于一种不自由的客体性的异化状态，也就是马尔库赛所说的“单向度的人”。
小结
对大众文化以及文化工业的批判和排斥使其理论充满了贵族式的颐指气使的气息，并使其丧失了客观的立场，未能认识到电视这一媒介及其文化的积极功能。
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宏观的研究媒介的视角
法兰克福学派观点
法兰克福学派当代“新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
因其活动中心在德国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
市而得名。
这个流派发端于本世纪20年代初期。
当时，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欧洲工人运动影响下，为了研究迫切的社会问题，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由具有进步倾向的费列克斯·威尔发起并出资，在法兰克福成立了一个社会研究所。
刚开始，研究所由于缺乏明确的研究方向，对各种不同观点兼容并蓄，理论脱离实际，学院气太重，在理论上并没有多大作为和影响。
法兰克福学派的真正形成和发展，则是在1930年霍克海默尔就任研究所所长之后。
霍克海默尔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抬头，
决定把哲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以研究“社会哲学”作为研究所的中心任务，克服过去单纯研究哲学、忽视社会现状的偏向。
他主持创办了《社会研究杂志》，从不同学科领域招揽了一批年轻有为的研究人员，如卜洛克、格罗斯曼、阿道尔诺、马尔库塞、弗罗姆、洛文塔尔等，先后被吸收参加了该研究所工作。
在希特勒上台前夕，研究所及其主要成员几经周折，迁居美国，坚持对法西斯主义批判。
战后应西德政府之邀，霍克海默尔和阿道尔诺等人于1949—1950年返回德国，研究所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同实
证主义社会学展开论战，在国内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和论争中，法兰克福学派围绕社会哲学著书立说，吸收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现象学、人格主义等资产阶级哲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
该学派从哲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和考察。
其主要理论论题，大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从理性主义出发，从道义上对法西斯“独裁国家”进行了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多数成员，是犹太人，亲身经受过希特勒反动政权的迫害，对法西斯主义极端憎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侨居美国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多方面的揭露和批判。
但除个别人之外，其主要代表人物都是以理性主义为理论出发点，不是把法西斯主义归因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是把它看作“理性衰退”的产物和“专横个性”的表现。
霍克海默尔和阿道尔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阐述了启蒙精神怎样“由于自身的内在逻辑而转到了它的反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利用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的操纵控制，主张通过对“工具理性批判”来消除各种形式的异化。
马尔库塞在《理性和革命》一书中，把理性作为裁判一切的尺度，强调理性对现实的
否定作用，批判了实证主义哲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
但这种批判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不仅显得软弱无力，甚至抹杀法西斯主义同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的区别，把当时反对法西斯的苏联、美国同希特勒德国相提并论，一律当作“独裁国家”加以抨击。
从此该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开始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离异倾向，并对人类前景存在着浓厚的悲观主义情绪。
（二）搞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病态。
法兰克福学派一些成员认为，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并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作了深刻分析，但对存在如何决定意识，以及意识形态如何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却没有说明，因而具有“经济主义”和“机械决定论”缺陷。
为了“弥补”马克思主义这个“不足”，他们吸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某些观点，力图把社会学与心理学、理性与非理性、历史唯物主义与心理结构理论、社会因素与心理因素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作更全面的批判。
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一书，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把“爱欲”本能看作人的本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弊害正是对于人的“爱欲压抑”。
所以，人的解放最根本的就是人的本质的解放，也即“爱欲的解放”。
“爱欲解放”归根到底还是劳动解放，也就是消灭“异化劳动”，废除资本主义制度。
此外，弗罗姆在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更是著称于世。
他通过对人性和性格结构的分析，认为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作为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中间环节”，乃是联结二者的纽带，从而可“填补”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空白”。
该学派这些重要人物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一些独到之见，是值得重视的。
但是，他们企图以此来搞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通过“本能革命”、“心理改革”来消灭资本主义异化，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三）考察了科学技术进步的社会后果，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对人民统治的特征。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自动化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和劳动条件得到了改善，但人们并没有摆脱异化之苦，相反，“现实构成了一种更高的异化阶段”，使“异化了的主体被其异化的存在所吞没”。
物质生活的改善是以人的革命精神丧失、牺牲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为代价的。
资本主义对人的统治不仅采取政治恐怖手段，而且还利用科学技术进步形成的“合理化”原则来阻止人民参与政治，使工业社会成了“技术统治的极权社会”。
在文化方面，统治阶级竭力使精神产品“商品化”和“标准化”，通过现代化的传播媒介，无孔不入地控制人们“内心自由”这块唯一的“私人天地”。
当代一切标志文明的东西，既是人们控制自然界而使自己获得解放的工具，同时又是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的手段。
压抑性的社会管理技术性越强、越合理化，受管理的个人摆脱奴役状态就越加困难。
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全面统治下，无产阶级已失去革命批判精神，同资本主义“一体化”了，解放人类的任务只能由具有批判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来完成。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剩余价值的“独立来源”，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也就失去了意义。
总之，按照他们的观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都因科学技术发展所引起的资本主义新变化而“过时”了。
这种观点普遍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反驳。
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多方面的考察和分析，表现了一种积极的批判精神，在理论方面也有一些值得研究的合理见解。
但它坚持抽象的人本主义立场，用弗洛伊德主义去“改造”马克思主义，否定科学技术的革命意义，反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却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观点，反映了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对当代资本主义统治的不满情绪，在60年代后半期曾一度成为“新左派”运动的思想武器，使该学派一时名声大振。
然而，它的理论观点并不能给人们摆脱资本主义统治指出任何行之有效的途径，而且它的许多主要代表人物都对青年学生和工人的造反行动持反对态度。
所以，随着“新左派”运动的退潮，法兰克福学派也就开始出现了分化和瓦解。
目前，它的后继者寥若晨星，整个学派很不景气，可以说已是日渐走下坡路了。
新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实用主义
*批判与实践——新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实用主义的兴趣
当代最重要的美国哲学家之一赫拉里·普特南（HilaryPutnam）在一次访谈中说：
“事实上，将我所谓的新法兰克福学派同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和查理·皮尔斯（CharlesPeirce）的美国实用主义进行比较，是很有意思的。
”
普特南这里所说的“新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是指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传统的第二代人物哈贝马斯（JuergenHabermas），以及比哈贝马斯年长七岁、虽然在政治上不那么激进、但哲学倾向与之相当接近、而且也在法兰克福任教的阿佩尔（Karl-OttoApel）。
宽泛地说，“新法兰克福学派”也包括被列为该学派第二代的施密特（AlredSchmidt）、韦尔默尔（AlbrechtWellmer）和被列为“第三代批判理论”的德国的昂内斯（AxelHonneth）、美国的麦卡瑟（ThomasMcCarthy）、杰伊（MartinJay）和本哈比柏（SeylaBenhabib）等人。
新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实用主义的接近这个现象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
这种现象不仅包括新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实用主义传统的兴趣，而且包括美国实用主义传统的当代继承者们对新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趣。
如果我们把法兰克福学派和美国实用主义当作两个活生生的传统，因而不仅有所谓“新法兰克福学派”，而且有所谓“新美国实用主义”，那么这两个传统之间的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
而且，对这种现象也可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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