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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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
在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长长的栈道将大大小小的石窟曲折相连，洞窟的四壁尽是与佛教有关的壁画和彩塑，肃穆端庄的佛影，飘舞灵动的飞天……庄严神秘，令人屏声敛息。
这里，便是世界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莫高窟。
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通向中亚、西亚的陆上交通“丝绸之路”。
千百年来，碧天黄沙的丝路贯通着中西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
而敦煌，地处丝路南北三路的分合点，当年曾是一座繁华的都会，贸易兴盛，寺院遍布。
以艺术形象宣传思想的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沿路留下了大量的石窟文化遗产，其中以莫高窟为主体的敦煌石窟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好。
1987年12月，甘肃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甘肃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和榆林窟。
其中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是敦煌石窟的代表。
莫高窟位于甘肃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崖壁上,上下五层,南北长约1600米。
始凿于366年,后经十六国至元十几个朝代的开凿,形成一座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石窟群。
现存洞窟492个,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400余身,飞天4000余身,唐宋木结构建筑5座,莲花柱石和铺地花砖数千块,是一处由建筑、绘画、雕塑组成的博大精深的综合艺术殿堂,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被誉为“东方艺术明珠”。
二十世纪初又发现了藏经洞（莫高窟第17洞）,洞内藏有从4—10世纪的写经、文书和文物五、六万件。
引起国内外学者极大的注意,形成了著名的敦煌学。
敦煌石窟艺术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部分是壁画，最广泛的题材是尊像画，即人们供奉的各种佛、菩萨、天王及其说法相等；佛经故事画，是以佛经中各种故事完成的连环画；经变画，是隋唐时期兴起的大型经变，综合表现一部经的整体内容，宣扬想象中的极乐世界；佛教史迹画，表现佛教在印度、中亚、中国的传说故事和历史人物相结合的题材；供养人画像，即开窟造像功德主的肖像，这是一部肖像史。
在莫高窟各个时代的壁画中，有反映当时的一些生产劳动场面、社会生活场景、衣冠服饰制度、古代建筑造型以及音乐、舞蹈、杂技的画面，也记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为研究4世纪到14世纪的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莫高窟的壁画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盛唐时期的壁画水平最高。
供参观的洞窟较有影响的是96窟、17窟、130窟、158窟、259窟、285窟、200窟、428窟等。
西文学者将敦煌壁画称作是“墙壁上的图书馆”。
莫高窟的开凿始于公元366年。
据记载，一位德行高超的和尚乐囫柱杖西游至此，见千佛闪耀，心有所悟，于是，凿下第一个石窟。
从十六国到元朝，石窟的开凿一直沿续了十个朝代，1500年，至今，乐樽的那个石窟早已无法分辨得出，而莫高窟经过风沙侵蚀仍保存着十个朝代的750多个洞窟，窟内壁画四万五千平方米，彩塑三千余身和唐宋窟檐木构建筑五座。
此外，还有藏经洞发现的四、五万件手写本文献及各种文物，其中有上千件绢画、版画、刺绣和大量书法作品。
如果把所有艺术作品一件件阵列起来，便是一座超过二十五公里长的世界大画廊。
莫高窟的彩塑多属佛教人物及其修行涅盘事迹的造像。
因为莫高窟的岩质疏松，无法进行雕刻，工匠们用的是泥塑。
唐朝以前的泥塑在其它地方很少保存下来，因此莫高窟的大量彩塑更为珍贵难得。
另外还有民族传统神话题材及各种各样的装饰图案。
从壁画中，可以看到各民族各阶层的各种社会活动，如帝王出行、农耕渔猎、冶铁酿酒、婚丧嫁娶、商旅往来、使者交会、弹琴奏乐、歌舞百戏……世间万象，林林总总。
莫高窟作为艺术的宝库，不同时代的艺术风尚在这里汇集成斑斓景观。
敦煌唐代艺术代表了中国佛教艺术最璨烂的时代，外来的艺术与中国的民族艺术水乳交融，敦煌唐代艺术空前丰富多彩。
那雄伟浑厚高达十几米的巨大佛像；灵巧精致仅有十余厘米的小菩萨；场面宏大、人物繁密的巨幅经变；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的单幅人物画无都使人印象深刻。
飞天，是佛教中称为香音之神的能奏乐、善飞舞，满身异香而美丽的菩萨。
唐代飞天更为丰富多彩，气韵生动，她既不像希腊插翅的天使，也不象古代印度腾云驾雾的天女，中国艺术家用绵长的飘带使她们优美轻捷的女性身躯漫天飞舞。
飞天是民族艺术的一个绚丽形象。
提起敦煌，人们就会想到神奇的飞天。
在敦煌壁画中所描绘的当时的一些社会生活场景，反映了我国古代狩猎、耕作、纺织、交通、作战以及音乐舞蹈等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各个方面的内容。
壁画中各类人物形象，保留了大量的历代各族人民的衣冠服饰资料。
壁画中所绘的大量的亭台、楼阁、寺塔、宫殿、城池、桥梁和现存的五座唐宋木结构檐，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的形象图样和宝贵资料。
我国的雕塑和绘画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美术史上记载许多著名画家的作品多已失传，敦煌艺术的大量壁画和彩塑为研究我国美术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莫高窟在明代一度荒废，至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以后，又受到人们的注意。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四万多件。
此后莫高窟更为引人注目。
1907、1914年英国的斯坦因两次掠走遗书、文物一万多件。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
1910年藏经洞中的劫余写经，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
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弄走约600件经卷。
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
这些盗窃和破坏，使敦煌文物受到很大损失。
中国从四十年代起成立了莫高窟的学术研究和保护机构；六十年代对石窟进行了全面的加固；八十年代开始，莫高窟进入了现代科学保护时期。
敦煌文物的散失：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曾经十分繁华的地方，他是古代中国、印度及中东国家物质文化交流的要冲，为古代文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毋庸质疑，在一千多年前的这个地方，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
敦煌莫高窟的佛经和字画以及一些记录，有着很高的文化艺术成就，更是研究古代文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资料。
发现敦煌莫高窟的是一个叫王道人的道士，作为一个没有多少文化，更没有多少道教修养的普通道人，历史的机遇让他发现了凝聚了古代文化精华的莫高窟，可以说是莫高窟的一种浩劫。
王道人并没有把保护莫高窟的文物作为自己的使命，经过他的手散失了成千上万的文物，这样的散失的性质甚至超过了八国联军洗劫文物的程度。
王道人的墓塔如今孤零零地矗立在莫高窟前门，历史选择的这个小人物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都是在他的云游中度过，也许他在躲避着什么，当他用文物换来的外国的“功德钱”把他的道观修葺一新的时候，他是否已经知道，因为他的缘故，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遗产已经被他摧残得破败不堪。
我们没有理由去谴责英国人、法国人、俄罗斯人和日本人。
虽然这四个所谓的考察团洗劫了敦煌最为精美的遗产。
我们只能谴责我们自己的国人，实在清醒得晚了些，实在落后得久了些。
还应该受到谴责的是一位国画大师--张大千。
这个沉迷于敦煌绘画艺术的画家，在临摹敦煌壁画的时候，为了看清壁画上的图画，使用了吐口水等方式让自己看清绘画的情况，甚至为了看到先期的壁画，更是野蛮地剥离了敦煌壁画的外层，使敦煌壁画受到无法逆转的损失。
还应该受到谴责的人还很多很多，那些眼睁睁看着英国人斯坦因拉着几十个骆驼的文物离开，还为他送行的地方官员，那些帮助掠夺者的蒋师爷们，那个腐败的满清政府和那些野蛮的所谓道士、学究、官兵、画家和文物贩子----------
部分敦煌文物
1、唐代敦煌壁画
2、黑水城西夏双头佛，现藏俄罗斯冬宫。
（转）海外国宝
1、大英博物馆
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青铜器包括商双羊尊、西周康侯簋、邢侯簋等。
2、卢浮宫博物馆
中国文物达3万件以上，其中原始社会的彩陶器、商周青铜器、瓷器的收藏量达6000多件。
3、法国国立图书馆
收藏敦煌文物达1万多件，其中敦煌书画的三种唐拓本是稀世珍宝。
4、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共有10个中国文物陈列室，分为雕刻、绘画、铜器、陶瓷等。
有唐代画家阎立本的代表作《历代帝王图》等。
5、东京国立博物馆
有中国艺术品和考古资料1万余件，所藏书画包括马远的《寒江独钓图》等。
1900年6月22日，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
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并挖出了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五万余件……
价值
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
后经英、
莫高窟第17窟窟门晚唐
法、日、美、俄等国探险家的盗窃掠夺，藏经洞绝大部分文物不幸流散到世界各地，仅剩下少部分留存于国内，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编辑本段来历
自从西汉丝绸之路开通以来，敦煌就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之一，往来客商和政府驻军使敦煌辉煌了一千余年之久。
到赵匡胤建立宋朝的时候，由于宋朝软弱无能，没有能够收复河西走廊。
此时敦煌由唐末以来的地方割据政权归义军所控制，面临着回鹘和西域的伊斯兰
近侍女、比丘尼供养人莫高窟第17窟北壁
教势力的威胁。
此时敦煌称沙州。
宋咸平五年（1002年）归义军内部发生兵变，归义军领袖曹延禄与其弟曹延瑞被迫自杀。
延禄的族子曹宗寿在众人推举下掌握了归义军政权，宋朝政府遂任命曹宗寿为归义军节度使。
战争和内乱使曹氏归义军政权迅速衰落，而沙州地区的回鹘势力在这一时期却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与归义军政权抗衡的重要力量。
此时，归义军政权已不堪一击，任何外来的攻击和内部的骚乱都足以使其倾覆。
这使得在归义军政权庇护下的沙州佛教势力感到极度恐慌。
景德三年（1006年），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灭掉于阗佛教王国，这个消息很可能被从沙州寺院东逃的于阗人得知，在佛教像法灭尽思想的影响和穆斯林东进的威胁下，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将一些重要的经卷和佛像、幡画等集中起来，收藏在原来存放各寺剔除的经卷、外典、过时文书、旧幡画、佛像的洞窟中（今编号为第17窟），并将该窟洞口封闭起来，做了必要的掩饰。
以后，由于当事人和知情者逐渐离开人世，藏经洞的情况也就不再为世人所知。
藏经洞是莫高窟17窟的俗称。
此窟原为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时
洪辩像莫高窟第17窟北壁
开造，为当时河西都僧统洪辩的影窟。
约在11世纪，西夏统治敦煌时期，元代统治者占领敦煌以前，莫高窟的僧徒们，考虑到战争的灾难，于是就把寺院历代保存下来的经卷、文书、档案以及佛像画等全部封存在此洞里，然后外筑补壁，并绘壁画掩人耳目。
后因僧徒也逃战争之难未归，洞窟颓废，年久日深，洞窟甬道被风沙淤塞，竟因此幽闭近800年。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道士王圆，率人“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秘室始现于世，并谓之“藏经洞”。
藏经洞出土了敦煌遗书中最大宗文献，尤为历史文化名城锦上添花。
它又成为分别研究起自东汉、中经两晋、北魏、西魏、梁朝、北周、隋、唐、五代、北宋、西夏、下至元朝、涵盖各朝代文明的重要资料。
敦煌学家姜亮夫教授认为“整个中国文化都在敦煌卷子中表现出来”。
首先发现敦煌遗书的重要价值者，是我国的金石学家叶昌炽，他在《语石》中，不仅录述莫高窟碑石，且对敦煌遗书作了颇为独到的阐述。
该窟发现数以万计的古代佛经、道经及世俗文书等，是研究我国近两千年学术文化发展的宝贵文献，历史之积文终成后世之瑰宝，实为我国学术及世界学术之大幸。
敦煌石窟密洞中，所藏遗书以佛教典籍最多，还有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方志、图经、医书、民俗、名籍、帐册、诗文、辞曲、方言、游记、杂写、习书，成为多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依据和补充参证，其主要部分又是传统文献中不可得见的资料，价值尤为珍贵。
所以被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次大发现之一。
敦煌遗书
菩萨像莫高窟第17窟窟外门西
以汉文最多，又有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
蒙古文、粟特文、突厥文、于阗文、梵文、吐火罗文、希伯来文等多种古代民族文字，成为研究这些古代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历史、宗教、文化的珍贵资料。
它又具有民族学价值和国际意义。
敦煌遗书以卷轴装为主，又有梵箧装、经折装、蝴蝶装、册子装和单页等多种形式，还有一些拓本、印刷本和刺绣本，在书籍发展史及书籍装帧史、印刷史上都是难得的实物资料。
尚有更多材料，犹如明珠还埋于砂砾之中，有待识者发现和考证。
编辑本段重现于世
十九世纪末，道士王圆到莫高窟。
此时莫高窟十分荒凉，崖间上的通道多数已经毁于战火，一些洞口已经崩塌，底层的洞窟已为黄沙掩盖，这里只有一些粗通汉语的藏传佛教宁玛派喇嘛居住。
王道士在莫高窟定居后，香火渐盛，
敦煌藏经出土绢画，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藏
他把信徒们施舍的钱财节省下来，开始按照自己对道教的理解来重修和改造莫高窟。
他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清除底层洞窟中的积沙。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26日，王道士所雇的人在清除第16窟甬道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
但敦煌当地的富绅无人认识洞内这批古物的价值，腐败的清政府也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致使藏经洞中的大批敦煌遗书和文物先后被外国“探险队”捆载而去，分散于世界各地，劫余部分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
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也遭到劫夺与破坏。
1914年至1915年，俄国奥登堡率考察队到敦煌和莫高窟，不仅收集到大批敦煌写本，还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块壁画。
1921年，在苏俄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数百名白匪军逃窜到莫高窟，他们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并在洞窟内烧炕做饭，致使大批壁画被火燎烟熏。
1924年，美国华尔纳曾到莫高窟盗剥了大面积的壁画，并掠走彩塑。
敦煌遗书和文物的散失对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客观上却推动了东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它们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敦煌学的兴起引起了学术界对敦煌莫高窟的重视。
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和美术工作者到敦煌进行考察的人逐渐增多。
经过他们的研究和宣传，敦煌莫高窟在文化界的知名度逐渐提高。
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担负起了保护洞窟临摹、研究敦
藏经洞唐代写经《妙法莲花经·卷六》局部
煌壁画的职责；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8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规模建立了敦煌研究院；1986年12月，敦煌被国家列为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8月，敦煌县改为县级市，1988年2月，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文物被盗
第一个来敦煌窃取藏经洞文物的是英国人斯坦因。
斯坦因原为匈牙利人，1862年生于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里，后加入英国籍。
作为一名考古学家，斯坦因曾先后四次来我国西北考察。
第二次中亚考察时，斯坦因来到甘肃河西，以不正当手段非法从王道士手中骗取大量敦煌藏经洞文物，成为劫掠敦煌文物的始作俑者。
早在1879年，匈牙利地质学家拉乔斯·洛克齐（LajosLoczy）参加塞琴尼伯爵探险队到过敦煌。
1902年，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东方学会议上，洛克齐报告了敦煌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伏羲女娲绢画
莫高窟保存的精美壁画和雕塑。
斯坦因也正是从他的朋友洛克齐那里听到了莫高窟的情况，这就更进一步刺激了斯坦因到敦煌考察的欲望，所以，在1904年，他在向英国政府提交的第二次中亚探险计划书中，就将考察的地区扩大到甘肃敦煌。
1906年4月，斯坦因踏上征途，开始第二次中亚探险。
1907年2月，斯坦因从楼兰遗址出发，沿罗布泊南的丝路古道，经过阳关，3月12日早晨，斯坦因一行到达敦煌。
此前，斯坦因在喀什聘请了一个中国师爷—蒋孝琬，作为他的翻译和助手。
斯坦因初到敦煌时，并不知道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事，原准备在敦煌稍事停留，考察莫高窟，补充一些粮食和饮水后，前往罗布泊进行考古发掘。
但不几天就从一位定居敦煌的乌鲁木齐商人那里听到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情况，斯坦因当即改变注意，动身前往莫高窟。
3月16日，斯坦因来到莫高窟，这时候，王道士已在藏经洞门上装上门锁，并亲自掌管着门锁的钥匙。
斯坦因到来时，碰巧王道士外出化缘未归，但他仍从一个小和尚手里看到一卷精美的写本，这使斯坦因欣喜若狂。
他决心留在敦煌，等待王道士的归来。
这期间，斯坦因返回敦煌县城，雇了一批工人，考察并发掘了敦煌西北的长城烽燧遗址，获得大量汉代简牍。
5月21日，斯坦因返回莫高窟，此时，王道士也已化缘归来。
由于前几天莫高窟正在举行庙会，往来香客很多，为防止好奇的善男信女可能进入藏经洞，王道士用砖块代替木门，堵住了藏经洞的入口，这使斯坦因非常失望。
于是，斯坦因说他是来莫高窟拍摄壁画照片的，只字不提藏经洞之事，而是通过蒋师爷和
斯坦因拍摄的莫高窟16窟
王道士进行了初次接触。
蒋师爷向王道士表示斯坦因愿意提供一笔捐款帮助他修理洞窟，希望能看到一些写卷，王表示同意，但当蒋师爷表示斯坦因实际上想购买一些写卷时，王道士立刻警惕起来。
一方面藩台衙门有封存藏经洞的禁令，另一方面王道士也怕这样做会被别人发现，对他本人和他所做的“功德”不利，因此，王道士拒绝了斯坦因的要求。
接着，他提出请王道士领他参观洞窟内正在进行的修建工程，王欣然同意。
在参观过程中，斯坦因虽然对王道士的新塑像极为鄙夷，但他却从中发现了王道士对宗教的虔诚，因而借机表示对王道士的敬佩，王道士对斯坦因渐渐有了好感。
接着，斯坦因又向王道士吹嘘说，他是玄奘的忠实信徒，又娓娓动听地向王道士述说自己是如何追寻着玄奘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历经千难万险而来到敦煌的。
这番话果然打动了王道士的心。
当夜，王道士悄悄地将一捆经卷交给蒋师爷拿给斯坦因进行研究。
说来也巧，这些经卷的题记表明，佛经是玄奘从印度带回并从梵文译为汉文的。
这个偶然的巧合，给斯坦因带来新的希望。
第二天，斯坦因对王道士说他之所以能在这一天看到由玄奘带回并翻译的佛经，完全是圣人玄奘在冥冥间作的安排，目的是让他把这些来自遥远的印度的佛经送回原来的地方。
王道士是一个十分迷
刚刚移出藏经洞的汉文写卷
信的人，斯坦因这番话使他感到这一巧合的确是神的召示。
入夜，王道士拆除了封堵藏经洞的砖墙，向斯坦因打开了藏经洞之门。
进洞之后，在昏暗的油灯下，斯坦因看到“经卷一层一层地堆在那里，密密麻麻，散乱无章。
经卷堆积的高度约有10英尺，后来测算的结果，总计约近500立方英尺。
藏经洞的面积大约有9平方英尺，剩下的空间仅能勉强容得下两个人。
”由于洞窟太小，光线又暗，不便阅读，王道士就允许斯坦因把几捆卷子移到洞窟前室的一间小屋。
为了防止被别人发现，又将窗户用纸糊上。
之后，每天夜里，由王道士入洞，取出一捆捆写本，拿到小屋里让斯坦因研究。
由于写卷越来越多，斯坦因放弃了原来准备叫蒋孝琬给每个写本都编出目录的打算，只是从他的考古学标准出发，尽可能多、尽可能好地选择写本和绢、纸绘画。
最后斯坦因捐出一笔钱作为酬劳，送给王道士，并约定在离开中国之前，除他们三人外，不向任何人透露这些写本、绘画的来源。
对这笔交易，1921年，斯坦因在其出版的考古报告里写道：
“当我今天回过头来检视我用4锭马蹄银换来的无价之宝时，这笔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
当年藏经洞内的掠夺者与经书
议。
”6月中旬，斯坦因带着从王道士手中获得的藏经洞文物，前往安西“探险”。
四个月后，斯坦因在返回敦煌附近时，给王道士写了一张字条，蒋孝琬拿着字条又秘密去了一次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得到了230捆文书。
16个月后，装满24箱经卷和5箱经过仔细包扎好的绢画、刺绣等艺术品，便平安地存在伦敦的英国博物馆里了。
第二次中亚探险结束后，斯坦因于1911年写出了此次考察的个人笔记—《沙埋契丹废墟记》（两卷本），1912年在伦敦出版。
1921年，斯坦因的正式考古报告《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又译塞林提亚）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译本《西域考古图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发行。
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来中国进行考古“探险”时，再次来到敦煌，又通过王道士等获得了5大箱写本文书。
虽然，大部分文献已被伯希和探险队、大谷探险队及北京政府运走，但斯坦因此次所得，大部分是王道士早已取出并转移到安全地点秘藏起来的，少部分则是当地官僚所有和散佚在民间的。
由此，斯坦因成为获得藏经洞文献最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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