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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阅读88之四总1146一做什么都不要让自己的心空了档讲解
诗人眼中“肖邦的心”
2016年07月22日12：
解放周末;悦赏·广告稿件来源：
解放日报
在东方艺术中心即将举行的肖邦作品音乐会上，配音演员曹雷将朗诵作家赵丽宏为肖邦所作的诗《肖邦的心》。
赵丽宏曾说，音乐与书本是一个人无法被剥夺的财富。
作为一名作家、诗人，同时也是爱乐者，他是如何与肖邦的音乐结缘的，肖邦这位“音乐诗人”又是如何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
■本报记者 陈俊珺
那一晚，半导体里残缺的肖邦
赵丽宏童年的梦想是当音乐家，他至今珍藏着一把小提琴，一把没有牌子的旧琴。
那是他的哥哥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从南京路上的旧货寄售商店买回来的。
当时正在上初中的赵丽宏接过小提琴，欣喜万分。
那是一把进口的小提琴，虽然有裂缝，但声音洪亮。
中学毕业后，赵丽宏去崇明岛插队落户。
爱音乐的他，生活中突然没有了音乐。
独自一人的时候，他只能悄悄地吹口哨，而那些旋律，都是他自己随性而作。
许多个夜里，风吹打着屋外的竹林，窸窸窣窣的声音犹如陌生人神秘的低语，想家的赵丽宏感到分外的孤独。
一天深夜，他无意间打开半导体收音机，飘忽的电波中，断断续续传来雄浑的管弦乐旋律。
赵丽宏很意外，他想，也许是海风把这电波吹到了这里。
他不敢将音量开大，因为那是一个外国电台——那时，收听“敌台”可是一个不小的罪名，但如此难得的音乐他实在不舍得放弃。
电台的信号游移不定，必须不断调整频率才能听清，赵丽宏紧紧握着收音机的旋钮，屏息凝神，唯恐遗漏了其中的旋律。
恍惚间，他只觉得音乐像大海的波涛，在星月暗淡的夜空下汹涌起伏，时隐时现。
这是他从没听过的音乐，然而却似曾相识，好像有点耳熟。
突然，他仿佛看到一艘小船出现在浪峰上，小船光芒四射，把夜空和波涛映照得一片通亮。
这小船，就是钢琴。
琴声被管弦乐烘托着，又引领着乐队走向远方。
音乐结束，播音员的声音传来，原来那是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第二天晚上，赵丽宏又急切地打开半导体，可是无论如何搜索，这家电台再也听不到了。
如今，赵丽宏收集了肖邦的全套钢琴奏鸣曲，可以随心所欲地聆听他的任意作品，但他最喜爱的，还是那首 《第一钢琴协奏曲》。
“同一段音乐，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用不同的心情去听，体会真的完全不一样。
但每一次听肖邦的 《第一钢琴协奏曲》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三十年前的那个夜晚，想起那种沉醉和焦灼交织在一起的神秘气息。
”赵丽宏说。
诗人的心拒绝喧嚣
在赵丽宏看来，肖邦有一颗诗人的心。
他的琴声如诗，能超越时空，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人们心中回荡。
这些音乐的诗歌，有时候比文字的诗歌更传神。
“就拿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来说，第一乐章气势恢宏博大，仿佛有人在用庄严悲凉的声音倾吐心中的激情，那种悲凉，使我联想起陈子昂的诗：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赵丽宏说。
诗人的心拒绝喧嚣。
身为著名钢琴家，肖邦完全不像其他炫技大师，不仅在成名之后拒绝旅行演出，甚至很少举行公开音乐会。
另一方面，他又突破常规，他的作品从体裁上看，像是炫技大师为自己的演出而写的一些应景小品。
据说，肖邦年轻时在华沙音乐学院的作曲教授曾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后生寄予厚望，希望他日后能在波兰民族歌剧的创建上一展宏图，但肖邦似乎很早就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天赋，他注定属于一个孤寂的抒情世界，排斥人声鼎沸的喧哗与凯旋。
交响曲、歌剧这类“宏大叙事”的代表性体裁也不在肖邦的创作视野中，就连奏鸣曲、协奏曲、变奏曲这些在传统中占据钢琴作品中心地位的大型曲体，在肖邦的创作生涯中也属于边缘，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具有暗示性标题和绝没有具体景物描绘意图的“小型”作品。
这样做不仅需要艺术上的眼力，而且需要道德上的勇气。
因为在肖邦的时代，除他以外，没有任何一个重要音乐家终其一生固守这种“私人叙述”的写作思路。
在赵丽宏看来，“钢琴诗人”肖邦创造的那些小型作品，比世界上大多数诗人的作品更深入人心。
在肖邦的钢琴曲中，有些旋律也许是古典音乐中最能拨动听者心弦的。
他的优美中蕴涵着忧伤，他的文雅中涌动着激情，他的欢快中潜藏着愁绪，他的宁静中埋伏着不安。
肖邦的大多数作品只要一架钢琴，便能上天入地，让曲折的诗情翱翔远飞。
而钢琴就好比一艘奇异的小船，被诗人驾驶着，无所不能，无处不达，所有的梦想和憧憬都能在琴声中实现。
伟大的艺术家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他们能通过自己的艺术构造出一个独特的想象世界，它与现实世界相平行，但与现实世界又绝不相同。
肖邦在音乐的丛林中，选择了一条幽僻的小径并最终到达了“罗马”。
诗与音乐心灵相通
当年被“钢琴诗人”深深吸引的赵丽宏，后来成为了诗人。
有人说，他的文字里有音乐的旋律。
音乐确实给了赵丽宏许多创作的灵感。
在他看来，音乐与诗歌有不少相通之处。
“我相信喜欢听音乐的人，在文字上也是讲究的。
”
多年前，赵丽宏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
“把语言变成音乐，用你独特的旋律和感受，真诚地倾吐一颗敏感的心对大自然和生命的爱——这便是诗。
诗歌是从人心里面流出来的声音，是人类的理想、梦幻和对美、幸福的追求。
”音乐也是如此，它能给人灵感，更能传递人生的态度，让人胸怀宽广、心生慈悲。
在赵丽宏的书房“四步斋”里，珍藏着两千多张唱片。
除了肖邦，他还喜欢莫扎特和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和拉赫马尼诺夫，德沃夏克和斯美塔那。
“我喜欢一切能让自己感动、使自己安静下来的音乐。
”赵丽宏说，“我是不太挑剔版本的，一切从自己内心的感受出发。
”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赵丽宏就开始买唱片。
九十年代，他就买了不少两百多元一张的进口原版唱片。
“谁叫自己喜欢呢？
即使贵，咬咬牙也得买。
”
遇到忧愁苦恼的时候，赵丽宏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遍又一遍听音乐，有时候是肖邦，有时候是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
“听这些优美的钢琴曲，如同沿着一条迂回在幽谷中的溪涧散步，清凉晶莹的流水洗濯着我的疲惫的双脚，驱散了我心头的烦恼。
”有时候，他会边听音乐边散步，一边放松心情一边寻找写作的灵感。
赵丽宏小时候，听音乐会是件奢侈的事，为了听一听“现场演奏”，他经常会去逛乐器店。
儿子年幼时，音乐会渐渐多了起来，他便经常带着儿子去音乐厅，很多人都很惊讶，这么小的孩子也来听音乐会？
但儿子每次听音乐会的时候都很安静。
“当他听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在他耳边轻轻讲故事，告诉他音乐背后的故事。
”赵丽宏对儿子说，所有的朋友都有可能离你而去，只有音乐不会离开你。
《肖邦的心》（节选）
赵丽宏
一颗沉静忧伤的心
跳动在黑白琴键上
我看见它们化成晶莹的花瓣
从手指和琴弦中
绽放，飘舞，飞扬
飞向亲爱的故乡
飞向辽阔的世界
飞向那些向着他开放的心灵
……
他的心化成了深挚的琴声
每一个音符都是灵魂的化身
他的爱，他的恨
他的欢乐，他的忧伤，
他的甜蜜，他的苦痛
他的至死不绝的思念
他的永不停止的追寻
所有的感情，所有的期盼
都隐藏在他优美深沉的心跳里
即便是绝望
也会化成
在黑暗中歌唱的夜莺
他的心声唤醒了沉睡者
也沉醉了无数倾听者的心灵
茫茫人海中
那些渴望自由，渴望爱的灵魂
追随着他高贵优雅的心跳
在寒夜里遇到篝火
在黑暗中看见光明
在漫长孤独的旅途中
听见亲爱的人在深情呼唤
故乡的炊烟正在远方袅袅飞升
……
“侠”的精神是无法翻越的山丘
2016年07月22日10：
解放周末;言讲稿件来源：
解放日报
■汪涌豪
游侠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是从战国时的士阶层分化而来的。
先秦两汉和晚清，侠的精神表现得最充分、最完整。
先秦到两汉时间的侠，著名者如程婴、公孙杵臼救赵氏孤儿，荆轲刺秦王，唐雎出使秦国不辱使命，不仅对当时社会、政治都有影响，还奠定了以后中国人所认可的侠的模型：
爱名誉、重知己、急公义、赴国难。
唐宋以后，中国进入近世社会。
商品经济的发展令侠的队伍组成变得复杂，社会评价不一，角色也有所改变，但依然保留了先秦两汉时期“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气质。
随着明朝灭亡后中国被异族统治，有些士大夫试图用侠的精神挽回民族的气脉，侠又开始活跃起来。
电影《刺客聂隐娘》中，舒淇扮演的聂隐娘打动人心。
不过，这位传奇女侠毕竟是从唐传奇小说中虚构而来。
晚明时，中国才出现真正的女侠。
一些有胆识的青楼女子也加入其中，明末四大名妓中的柳如是、顾眉，就是脂粉英雄，与有气节的士大夫结成文社，吟诗作对时都壮怀激烈。
这些女子一直影响到晚清、近代。
比如保护蔡锷将军的小凤仙，其作为当时就被称为“侠妓”。
晚清，随着变法维新的改良运动失败，各种政治势力再次关注起“侠”。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公开鼓吹侠的精神。
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这段时间爆发出来的侠的精神的延传，是意料之外的。
虽然侠从来就是游走在中国历史边缘，本身也有很多问题，但是，这种精神整体上影响了中国国民。
谭嗣同是我最喜欢的一位侠。
我留意谭嗣同的形貌，反复研读谭嗣同的著作、同时代人与他的交往文字。
翁同龢赞其为“世家弟子中桀骜者”。
那首著名的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其中一位“昆仑”指的就是他的绿林好友“大刀王五”。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离北京，梁启超躲至日本使馆，谭嗣同却坚决留下，与王五谋划营救光绪帝。
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侠，一个壮怀激烈的人，一个有情义敢担当的人。
他不相信通过任何的道德言语可以唤醒那些沉睡的中国人，所以就拿命来示范，这是何等了不起的精神。
不过正因为司马迁那段关于侠的观点对后世影响深远，让后世也“选择性记忆”了侠可敬可爱的一面，却也有意无意忽视了他们可畏可怖的另一面。
比如有学者就指出，尽管历史上，袁绍、曹操、刘邦、王阳明等人都有“侠气”，但总体而言，游侠是古代社会大变局中形成的游民阶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古代社会的流氓无产阶级。
明代时期的游侠就和隋唐五代时期不同，少有追随君主、凭一刀一枪封妻荫子的，而是沦为绿林劫掠者，这也标志着这一阶层日益远离政治乃至社会中心。
正因如此，出于维护社会统治的需要，历代统治者对这一群体是采取打击态度的，如强行迁徙、迫其从军、武力镇压等。
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步完备，侠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少，直至这一阶层消失。
但是，千百年来，来自不同阶层、各操生业的热血人士黏合在一起，进而产生的侠义精神、侠的人格不应该随之隐匿和萎缩。
这就涉及屡屡触及中国人神经的国民性话题。
梁漱溟的 《中国文化要义》 总结了中国人的十大缺点。
1922年，来中国访问的罗素谈及中国人性格时说“贪心、懦弱、缺乏同情心”，林语堂，还有一些日本学者也对中国人有所批评。
这些批评都切中了中国人性格中很薄弱的一面，而这些方面侠的表现却非常好。
例如，侠爱人是不讲等第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侠追求公平也是没有原则的，是一切意义上的公平。
而以往中国社会，公平的解释权是掌握在有权力者这边，而侠天然就站在弱势者一边。
虽然侠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过去了，但侠的精神是中国人永远也无法越过的山丘。
侠至今仍是世界其他异文化了解中国的切入口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侠也是中国人缅怀远去古老帝国的集体乡愁。
就像电影《笑傲江湖》中，“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的歌词，可以让无数人听得热泪盈眶，想和令狐冲一起去浪迹天涯。
（演讲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文由东方讲坛供稿）
做什么都不要让自己的心空了
做什么都不要让自己的心空了
麦家
快儿子与慢“儿子”
首先说个我儿子的故事。
我儿子今年18岁，在他8岁那年，有一天他跟我说：
“爸爸我想学骑自行车。
”我说你才8岁太早了，我没同意。
但是他妈妈悄悄地违背了我的意愿，等我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学会了。
第一次看到儿子在操场上骑车很激动，但转眼之间这种激动变成了紧张。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我儿子骑车骑得飞快，可能有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
这个速度对自行车来讲其实不快，但在我心里觉得这个速度已经超过了每小时100公里。
我非常着急，我怕他摔倒。
所以我一边追一边喊：
“儿子骑慢一点，骑慢一点。
”但他还是骑得飞快，自行车飞快地从我面前穿过来穿过去，当它慢下来的时候就摔倒了。
每次都这样。
这个好像是很难理解，但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很多事情慢比快更需要技术，更需要花功夫，更考验一个人整体的能力。
接着，我要抛出的还是我的“儿子”，但这个儿子是加了引号的，它是我的一部作品叫《解密》。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初写《解密》的情景。
那是1991年7月，当时我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
即将毕业的一天晚上，我的同学们都已经开始准备离开学校，可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神经一样地坐下来，决定要写一个大东西。
这种不合时宜的鲁莽举动，是否暗示了我将为《解密》付出成倍的时间和心力？
但是我怎么也想不到，最后居然要用十余年来计算，准确地说11年，也就是我花了11年才写完这本书，真是受尽了折磨。
我经常开玩笑——《解密》是一个“作女”，我跟“作女”谈了一场恋爱，让我尝到了痛不欲生的感觉。
这部作品其实发表的时候总共也就是20万字，但我删掉的字数至少有4个20万，我在不停地修改、推倒重来。
因为受尽折磨，我真是多次决定要跟它“分手”，但是每一次“分手”最后都是以更加紧密地“牵手”而告终。
在这十多年时间里，我不停地在心里臭骂自己，我说你怎么会那么愚蠢、那么没用、那么可怜，以至于你自己全部的青春都可能要为它报废。
但是当有一天，我终于把这个作品写完的时候，说实在的，我深深地拥抱了我自己，我流泪了。
它是我的全部青春，半部人生。
当这个作品写完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经历了无数次逆袭、无数次的攀登、无数次的照亮。
因为写作《解密》，我觉得我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我已经非常充分地认识了自己，认识了自己的优点、缺点。
由此我也就发现了自己，我认定了自己在这个社会当中应该完成的一个角色，就是写作。
欲望是人最大的自重
那时候我常常告诫自己，当世界天天新、日日变的时候，我要继续做一个不变的人，慢的人，旧的人；当时代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候，我要敢于做一个气定神闲的人；当大家都在一路狂奔，往前追逐名利的时候，我要敢于独自后退，安于一个孤独的角落寂寞地写作。
这个时代崇尚速度和更快的速度。
每个人的愿望就像春天的花朵一样，争分夺秒、争先恐后地绽放。
我用11年时间来写一部作品，就像坐船去伦敦一样，让人觉得有点傻。
这就是一个追求速度和欲望的时代魅力。
但这是个问题。
我们迷恋速度、放纵欲望，却放弃了、丢失了我们人生当中非常多的可贵的品质。
比如说真善美，比如说安心、安静、耐心、坚守，就这些非常好的品质，就在这种快速的速度、巨大的欲望面前丢失了。
它们不是随风而去，而是随着速度、欲望而去。
当我有了名，有人抱着钱找上门天天催着我的稿子时，我就迷失了。
我就忘掉了曾经对自己的告诫，失去了坐船去伦敦的那种耐心。
你们可能无法想象，我曾经用3个月时间，写完了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
这个和我写《解密》完全不是一种感觉，那个20万字写了11年。
当我被很多人追捧的时候，我放弃了自己的一种要求，我丢失了本来应该有的一种耐心。
去年我用大半年的时间，对这部作品进行修订。
通过修订，我确实感到非常羞愧。
这本书是《刀尖》上下册，在这里我真的要向你们道歉。
那是我的一个伤疤，那里面真是破绽百出。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奇怪，我怎么会如此的不爱惜自己的羽毛。
现在想当初我怎么会如此轻率，这么愚蠢，简直是个谜，但其实谜底就在我的心里。
在这个时代的巨大的欲望面前，我败下阵来。
其实塑造自己是非常难的，但是毁掉自己是非常容易的。
我非常遗憾，有这么一次让我羞愧的写作，我居然有这样的脚印。
这个脚印让我不敢回首。
真的，我想请你们当我的证人，我认错了，我知错了。
我想回到从前，重新出发。
最美好的东西在人的心里
公开认错的目的是为了更有力地纠错，你们就是证人。
如果有一天，我又用3个月写出了一部作品出来的时候，那时候你们可以指责我，骂我。
也就是说这种仪式本身是有内容的。
它是为了让我这个想回头的、想重新出发的这个主意或者决定变得更加牢固。
我也想通过这种方式，找到和我愿意重新出发的同行者。
有了同行者，我可能会走得更加来劲，也会走得更远。
时代确实非常的喧嚣，这个时代确实是惯性非常巨大地把很多人卷走了。
但没有被卷走的人其实也有。
我特别想告诉你们的是，人生有很多美好的东西，这个时代也有很多伟大的东西，但是最美好和最伟大的东西肯定在你们的眼前，不是用物质打造而是在你们的心里，是用你们的心灵创造的。
所以我也特别想和大家共勉，以一个长者的身份告诉大家，今后你们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去做什么，都不要让自己的心空了。
心空了黄金是填不满的；心空了陷阱无处不在。
如果有一天你不小心掉落到陷阱，那我建议你们不妨向我学习，爬出来，重新出发。
（摘自《新华日报》2016年4月27日）
制度关不掉一盏灯
刘承元
一家公司有一个开放式的大办公室，有200人在一起办公。
由于管理不到位，办公室经常发生灯、空调彻夜未关的现象。
为此，行政部想了许多办法。
他们起初想到贴上一张“人走灯灭”的温馨提示，效果不佳；后来，发出了言辞恳切的通知，要求大家务必注意，效果也不好；再后来，干脆出台相关处罚措施，抓到“犯人”罚款100元……看得出来，因为每每采取措施之后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管理者往往会在制度建设上不断加大力度……结果是，制度加码，管理复杂，效果不好，员工抵触。
类似的问题也发生在酒店。
客人离开客房之后，电视和电灯都开着，酒店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
房间钥匙（IC卡）既可以开门，还可以插卡取电。
客人离开的时候取走钥匙，电源立即被切断。
酒店的这个联动方法，属于机制的范畴，是防呆机制的一种（傻瓜都能做对）。
它源于智慧，优于制度，管理简单，效果良好。
针对同一个问题，有一家公司的员工想出了另一个办法：
他们在办公室大门的门楣上方悬挂了一个卡通画，只要一锁门，卡通画会掉下来，上书“你关灯了吗？
”。
这个联动方法，也属于机制的范畴，是纠错机制的一种。
从故事中，我们懂得一个浅显而伟大的道理，制度固然重要，但机制比制度更重要，更可靠，它会对管理对象产生远大于制度的约束力。
在一家企业，为了防止员工在装配机器过程中漏装螺丝，他们提出了这样几种机制：
第一种，在螺丝盒上安装感应器和蜂鸣器，只要作业者未按规定顺序从螺丝盒中拿取螺丝，蜂鸣器就会报警。
第二种，设计一只机械手，自动吸起规定数目的螺丝，操作者只要把机械手上的螺丝装完就行。
第三种，事先把每台机器所用螺丝分别配送在不同工作岗位上，各个工作岗位作业者只要把配好的螺丝装完即可。
虽然以上三种机制的约束力不同，但是都能不同程度减少员工犯错的机会。
相比之下，如果有人试图以诸如“每漏装一颗螺丝罚款100元”这样的制度来解决问题，就十分可笑了。
借助于制度的管理通常都是事后实现的，这样的管理不仅效果不佳，而且失败成本和管理成本高。
而善用机制的管理通常都是事前实现的，防患于未然，不仅管理效果好，而且管理简单、高效和人性化。
（摘自《发现》2016年第5期）
“武松打虎”的背后
巢棉
“武松打虎”从表面看，是为了突出武松的勇猛和英雄气概，但这个故事背后却隐藏着大多数人没有发现的惊人的官吏腐败问题。
在清河县的景阳冈上出现了一只“大虫”，对当地的居民和来往客商的生命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并且已有多人丧命于虎口。
按说这个时候，维护一方治安、保护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官府理应承担起“剿灭大虫”的责任，然而当地官府却把这一任务推给了景阳冈附近的猎户，就像书中一猎户说的那样：
“本县知县相公着落我们众猎户，限日捕捉……不获时，定限吃拷（即捉不到，会受到拷打）。
”
官府这么做主要是考虑到猎户们的经验丰富，那么在“只我们猎户，已折了七八个”之后，官府还不应该出动官兵吗？
难道朝廷拿钱供养着众多官兵，都是吃白食的？
官府贴出了悬赏告示，承诺“打捕住时，官给赏银三十两”。
待到武松打死大虫，官府也确实准备赏他三十两银子。
然而，这些本该官府出的钱到底是谁出的呢？
《金瓶梅》中说：
“将库中众土户出纳的赏钱三十两，就赐予武松。
”“土户”即当地的居民，然而哪些“土户”愿意出钱来捕捉“大虫”呢？
当然是生活在景阳冈附近的，其中定然也包括众猎户。
然而，官府将“众土户”出的用来捕捉大虫的“赏钱”收上来之后，却反过来勒令已经出过钱的众猎户打捕大虫，而如果打捕到之后给的赏钱将是多少呢？
文中一猎户说：
“得获时，赏银二十两。
”
如此一来，我们不得不“佩服”官府如意算盘：
让众土户出赏钱三十两，然后又让他们捕捉大虫，捕到时，只赏二十两，官府平白净赚十两银子。
而土户们呢？
冒着生命危险捕捉“大虫”，还得倒贴钱。
亏得大虫被武松捕到，官府不仅没能从中得到十两银子的剩余，并且“仁德忠厚”的武松又把三十两银子如数分给了众猎户，也算是物归原主啦！
（摘自《杂文选刊》2016年第4期）
穿越生活的丛林
穿越生活的丛林
流沙
社会越现实，生活便越无诗意。
20多年前，第一次高考落榜，同学赠我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用方格稿纸誊写，我保留至今。
每每整理旧物，读一次，心中便会感慨一次，觉得是此生最为宝贵的礼物，总是感受到它仍然可以从20多年前的时空穿越而来，在城市的高楼和闪烁的霓虹中激荡我的心灵，让我一下子平静下来，去回望具有无限可能同时又一无所有的早已逝去的青春。
赠我诗的同学现在已全部没入了生活的泥淖，我觉得这位同学只留出了两只手用以挣扎，而我只能远远看着，痛心疾首，却没法援救。
因为类似掉入泥淖之中的人太多了，甚至我自己也是，自顾不暇。
或许是婚姻、家庭、子女教育、养老问题以及享受，或许是与人攀比导致心态失衡等，每个人越来越现实，那个读诗也写诗的青春年少，早已化为茫茫人海中的普通一员，也成为微信朋友圈里竭力推销私房蛋糕的“穷凶极恶”的超级推销员，“你还读诗吗”这样的话我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了。
像我这样的年纪，又是这样的当下，说自己喜欢读诗，说自己是一个没有著名作品的作家，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你马上会接收到别人异常的目光和神色，我想这和在大街上看到一只异形宠物犬是一样的，人们的目光猎奇甚至还有些不齿。
有人感慨：
“诗歌与现代人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隔阂。
”的确，置身于越来越现实的社会之中，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价值虽然多元但其实观念已经一元，人们崇拜的不是海子、顾城以及巴金和茅盾，而是马云或是盖茨。
桐乡的乌镇没有因系文学大师茅盾的故乡而名闻天下，却因为一场有马云、马化腾等参加的互联网大会而成为最热的新闻，媒体说乌镇将因互联网而从此中兴。
在这个火热的时代，诗歌或是文学还能做些什么呢？
还有多少人相信“诗和远方”以及梦想和情怀呢？
不仅仅是在中国，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诗歌总体上呈现贫水期，当年那种读诗、写诗、抄诗的氛围已经成为久远的故事了。
虽然诗歌仍在一定的圈子里流行，但越发小众化了。
虽然微信之类的自媒体为诗友提供了一个交流或是发布的平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诗歌会，但这种繁荣仍然是假繁荣。
现在请不要给诗歌假以太多的意义和责任，把它落到个体之上，把诗定位为发现自我，在诗中找到自己，也许更符合诗歌的本意。
就像某一刻，街头飘过的一首歌，一串音符，不期然地打动了你的心灵，让你走了神，脱离了这个尘世几秒，这就是诗的伟力了。
我想在生活的丛林中，即便有满目的风光，树枝上挂满了果实，你拼命地去采摘，但也会有疲倦的一天。
而诗里有参悟生活的禅机，也有联结情感的纽带，因为人不可能永远人生得意，处于一种酣畅淋漓的心态，罪恶、疾病、死亡、痛苦等，与人的一生如影相随，诗歌或许不可能给你提供解决方案，但是却可以让你沉静下来，给予你微醺的麻醉，以及解决问题的智慧和力量。
因为诗歌所描绘的生活，要比生活本身更完美；诗歌所形容的力量，要比所有力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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