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汇总.docx

王守仁《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汇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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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汇总

童年生活

王阳明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九月三十日亥时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其远祖为东晋权臣王导[1][2]。

其父王华，成化十七年（1481年）状元，后官至南京吏部尚书。

据《年谱》记载，他出生前夕祖母梦见有人从云中送子来，梦醒时王阳明刚好出生，祖父王伦便为他起名叫王云，乡中人亦称其降生处为瑞云楼。

然而，他到了五岁还不会说话，一天一位高僧经过，抚摸他的头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意指他的名字“云”道破了他出生的秘密。

其祖父恍然醒悟，遂更其名为守仁，此后他便开口说话了。

他十岁时，父亲高中状元，王阳明随父赴京，路过金山寺时，他父亲与朋友聚会，在酒宴上有人提议做诗咏金山寺，大家还在苦思冥想，王阳明已先一步完成：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倚妙高台上月，玉萧吹彻洞龙眠。

”四座无不惊叹，又让他做一首赋蔽月山房诗，王阳明随口诵出：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

”表现出非凡的想象能力和深厚的文化素养。

十一、二岁在京师念书时，他问塾师“何谓第一等事？

”老师说“只有读书获取科举名第”，他当时说：

“第一等事恐怕不是读书登第，应该是读书学做圣贤”。

尽管如此，他从年少时代起就从不循规蹈矩，所有记载都说他自少“豪迈不羁”。

如13岁丧母后[3]，继母待他不好，他竟买通巫婆捉弄其继母，使得她从此善待他。

他学习并非十分用功，常常率同伴做军事游戏[4]。

年轻时与他父亲出游居庸关外，练习骑马射箭，博览各种兵法秘笈，遇到宾客常用果核摆列阵法作为游戏。

[编辑]思想演变

十七岁时，他到南昌与诸养和之女诸氏成婚，可在结婚的当天，大家都找不到他。

原来这天他闲逛中进了主奉道教许逊真人的铁柱宫，遇见一道士在那里打坐，他就向道士请教，道士给他讲了一通养生术，他便与道士相对静坐忘归，直到第二天岳父才把他找回去。

此后他常常在各地和道士讨论养生的问题。

十八岁时，与夫人诸氏归余姚，船过广信，王阳明拜谒娄谅。

娄谅向他讲授“格物”之学，王阳明甚喜。

之后他遍读朱熹的著作，思考宋儒所谓“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学说。

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之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

从此，王阳明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

二十二岁时考进士不中，当时相当于宰相的内阁首辅李东阳笑着说：

“你这次不中，来科必中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

”王阳明悬笔立就，朝中诸老惊为天才。

嫉妒者议论说，这个年轻人若中了上第，必然目中无人。

二十五岁再考时被忌者所压，又未考中。

同学中有人以不中举为耻者，他笑道：

“汝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

二十七岁，读朱熹的《上光宗疏》。

“疏”中讲到：

“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

”于是王阳明开始懊悔以前读书虽然勤奋却无所得，都是因为自己过于贪图读书的速度。

于是他开始循序以求，但终于认识到“物理吾心，终判为二”，以致旧病又复发，这时见到有道士谈养生之说便因之而喜。

二十八岁礼部会试时，他考试出色，举南宫第二人，赐二甲进士第七人，观政工部。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救戴铣而触怒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当驿丞。

他来到中国西南山区，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唯心主义领悟，王守仁认为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

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史称龙场悟道。

他在这段时期写了“教条示龙场诸生”。

其众多弟子对于他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理论迷惑不解，向他请教说：

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

他回答说：

“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

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

十一、阳明心学

王守仁的学说世称“心学”，并与陆九洲的学说合称为“陆王心学”，这是同程朱理学分营对垒的一种新儒家学说。

程朱理学（又称“道学”）把抽象的“理”（儒家的伦理道德准则）看作宇宙万物的本原，主张“即物穷理”，“存天理，灭人欲”，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范畴；陆王心学则将主观的“心”（人的意志和道德观念）视作宇宙万物的本原，主张“发明本心”、“致良知”，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范畴。

王守仁集来明心学之大成，他在全面继承和批判儒家人性论的基础上，着重对孟子“尽心”说和陆九渊“心即理”说进行了吸收和改造，创建了以注重内心即人的主观能动性为特色的新儒学——阳明心学，从而达到理学发展的高峰。

在阳明心学体系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是三个最为重要的论题，由此也形成了王守仁独到的教育思想，下面予以分述。

心即理“心即理”是王守仁心学的逻辑起点，是其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也可以说是他的宇宙观。

在“心”与“理”的关系问题上，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产生了很大分歧。

程颐认为“须是遍求”事物，方可“达理”（《河南程氏遗书》卷19）；朱熹继承程氏学说，提出了“即物穷理”的主张。

而陆九渊则认为“理”不寓于外物，而存在于人的心里，“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象山全集》卷11《与李宰书》）。

不过，陆九渊的“心”即“理”说在主观唯心主义方面还不够彻底，对“心”与“理”的关系问题还存在并列倾向和把“心”客观化的痕迹。

而王守仁则克服这个缺陷，发展了陆氏“心即理”这一命题，主张“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认为求“理”不在于“格物”，而在于“致知”，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答顾东桥书》）。

王守仁公开宣称：

“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象山文集序》）。

他以“心即理”作为“立言宗旨”，否定了朱熹分裂“心”与“理”为二的理论；以“求理于吾心”作为“致知”途径，否定了朱熹“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的观点；又以“心之本体”说扩充了“心”的内涵，修正了陆九渊的“本心”说。

这样，便形成较为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王守仁认定：

吾心便是天理，便是世界的本体，它既是万物产生的根源，又是事物变化的归宿。

因此，天地间诸事万物，举凡纲常伦理、言行举止，成败荣辱等等，无一不是根于吾心而森然毕具。

所以，他反复强调：

“心外无物，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与王纯甫

（二）》），“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答顾东桥书》），提倡求“理需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传习录上》）。

王守仁“心即理”之说，是其“知行合一”论的基础，它充分肯定了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相信自我的道德力量和自我成圣潜在能力，反对迷信外在权威，否定用现成规范和书本教条来禁锢人的身心，而主张依靠自我的“心之本体”（良知）来主宰和支配一切行为，在道德实践中努力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然而，王守仁的“心即理”之说，把人类的主观意识和客观存在等同起来，断然否定了有离开心而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

王守仁所谓“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从反映论的角度来看，就是把人类认识的能动作用片面夸大和过分神化，以致用吾心之主观精神吞并了客观存在之物理。

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批判的。

知行合一“知行”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范畴，曾为历代哲学家所关注和探讨。

从先秦《左传·昭公十年》的“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道家的“不行而知”，到宋代程、朱的“知先行后”，再到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乃是“知行”范畴发展的重要阶段。

“知行合一”论是阳明学说的核心，是其理论体系的主体结构，所以王守仁自始至终以此作为“立教宗旨”。

这种“知行观”只是把认识问题局限在伦理道德的范畴上，主要是揭橥道德修养层面的认识与实践问题，其价值取向则是道德实践的实际作用。

因此，它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实学精神，具有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倾向和人本主义意义。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是以“心即理”之说作为理论基础的。

他在《答顾东桥书》中说：

“晦庵谓：

‘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

’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

……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王守仁认为，“知行”问题与“心理”关系紧相联结，朱熹学说之失就在于分“心”与“理”为二，因而导致分“知”、“行”为二。

他一反朱熹“外心以求理”之说，主张“求理于吾心”，大力倡导“知行合一”。

王守仁之所以提出“知行合一”论，主要是因时而发。

明代中叶宦官专权，政治腐败，贪官污吏肆意横行，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这严重威胁着封建政权的稳固，有力冲击了封建王朝的伦理纲常，大大加深了明代潜伏已久的社会危机。

由此，王守仁痛感：

“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

然而人是己见，莫肯相下求正。

”（《答储柴墟

（二）》）于是，他以治天下之病的“医国手”自诩，几经冥思苦想，终于找到一个自以为救治此病的“良方”，这就是“知行合一”。

在王守仁看来，人们想的与其做的基本上是相合的，如果彻底去掉人们对于封建伦理经常的违戾意识，就不会发生违反和破坏封建伦理纲常的行为。

如果分“知”、“行”为二，其危害甚大。

所以他曾明确指出：

“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有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

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此是我立言宗旨。

”（《传习录下》）

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着重从“知行”的同一性方面较为深入地进行了探讨，认识到“知行并进”，“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

他自信这种“知行合一”论，既可纠正程、朱“知先行后”之偏，又可补救世人“知而不行”之弊。

平心而论，王守仁关于“知行合一”的主张，确实比前人有所进步。

首先，他将“吾心之良知”作为“知”，将“致吾心良知干事事物物”作为“行”，而以“心即理”为前提，以“知行合一”为指归，从而达到体认良知的目的。

这种认识论，就其解剖自身（吾心固有的“良知”）以推求万事万物之理的认识方法来看，内中蕴含有“一般（事事物物）存在于个别（吾心良知）之中”的辩证因素。

由此，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便以其发展了主观能动的一面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唯心主义认识论高度，为宋明理学增进了一个新的范畴，为认识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而这对于后世唯物论知行观的建立，显然起到了触媒的作用。

其次，王守仁反对朱熹以“知先行后”说割裂了“知”、“行”的辩证统一关系，公开提出了“知行合一”的重要命题，极力强调认识过程中“知”、“行”两个阶段之间的统一与联系，这是王氏高于朱氏之处，是他对于认识论的新贡献。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上的，它片面夸大了“知”和“行”之间的统一性，而抹煞了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并将其歪曲成绝对的同一，从而把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等同于纯粹主观先验的“知”，由此否定了“行”的客观性及其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

致良知“致良知”论，是王守仁关于认识方法的核心思想，是他对于“心即理”、“知行合一”等心学命题的理论概括与升华。

王守仁称此为“孔门正法眼藏”，是“千古圣圣相传的一点真骨血”。

他曾自我标榜说：

“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寄正宪男手墨》）他从37岁龙场“大悟”到50岁始揭“致良知”之教，其间经过了十几年学术研究和事功磨炼的艰难历程。

“致良知”命题的提出，代表了阳明心学的终结，标志着阳明心学的发展达到了它的顶峰。

王守仁的“致良知”学说是将《大学》的“致知”与孟子的“良知”说结合起来加以改造和发明而产生的。

《大学》谓“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圣”，强调“格物”是身心修养的首要环节。

王守仁对此进行了改造，认定“格物”就是“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答罗整庵少宰书》），因而“致知”也就在于“格心”。

《孟子》所谓“良知”，主要是指先天固有而不经后天习得的善性，即天赋的道德意识。

王守仁就此作了很大的发挥，认定“良知”为心之本体，能生天地、万物和人类；它“动静一源”，是封建伦理的升华和至善的道德；它是“辨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这样，被改造过的《大学》“致知”和被发挥了的《孟子》“良知”两个观点便溶合为王守仁的“致良知”说。

在王守仁看来，“良知”也就是“道”、“天理”、“本心”；“致”就是使良知“明觉”和“发用流行”。

“致良知”也就是把“良知”扩充、推及到万事万物之中，予以发扬光大，从而将人的潜在道德意识转化成现实的人生价值。

王守仁之所以要倡导“致良知”，自然是为了达到“为善会恶”、维护封建道德规范这个现实目的。

所以，他后来把自己的心学宗旨归结为“王门四句教”，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这是王守仁的晚年定论，与其“致良知”说相吻合。

由于“致良知”说甚为“明白简易”，“虽至愚下品，一提便省党”（《寄邹谦之（三）》），加之王守仁宣扬人人皆有“良知”，个个做得“圣人”（《传习录下》），使“致良知”得以普及和推广，因而其影响十分深远。

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首创者，明一代中兴之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其心学可称一代大儒，在他的《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中陈述：

“古之教者，教以人伦（人之伦理、德行）。

后世（现今之世，包括我们今天，专以）记诵词章之习起（为考试而记忆，而非昌明古之务行人伦之德而学习，这样不好发风气兴起当代），（因此）而先王之教亡（古人真正之教益亡逸）。

（今天真正的教育、教导方式应该是这样的）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

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亦如今天我们对教育上的分数之认同，而对古人真正的培育、诱导以做人为根本为不切实际），此皆末俗庸鄙之见（这些都是最低俗的庸俗浅陋的看法），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怎么能够知晓古人立下教育只本意呢）！

大抵童子之情（天下儿童内心的性情），乐嬉游而惮拘检（都是喜欢嬉戏游乐，而畏惧拘束、检省），如草木之始萌芽（象春天草木萌发幼叶），舒畅之则利达（枝叶舒张就能枝茂叶盛，孟子讲的四肢舒畅，人就像拥有四肢的枝叶那样拥有天赋的道德萌芽），摧挠之则衰痿（摧残压抑、譬如病梅花那是衰败、枯萎的征兆）。

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所以当今教育孩子，一定要做到使孩子们内心感觉到欢欣鼓舞），中心喜悦（心中舒畅、快慰），则其进自不能已（则就打开了孩子的自觉能动性，他们就会自觉喜欢趋向学习从而进步不至）：

譬之时雨春风（譬如及时的春天和风细雨），沾被卉木（滋润花灌草木），莫不萌动狻赸（没有不发芽、抽枝的），自然日长月化（自我乐于成长自教，听从教导、教诲）：

若冰霜剥落（如若被冰霜削凌、侵袭），则生意萧索（就会失去了生意昂然的生机而凋零没落），日就枯槁矣（日渐枯萎成为了朽木蒿草）。

“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

”这是对儿童如何郎声背诵的原理阐释，通过对歌颂、吟唱，不仅仅是引导仰发其内在对学习的旨趣、意趣，也是通过宣泄儿童喜欢蹦跳、大呼小叫化的特质化为旨在对文章教习与儿童时期身体本能的有机统一，在吟唱中彻底的高兴的不知不觉中宣泄了其喜欢玩乐的天真习性，在玩乐间通过初始的如“音乐”般带有节奏的宣释出其忧闷、抑郁、凝滞的不良状态，通过吟颂字句引发震荡全身气血，调和体内阴阳之气息，使儿童自小培育出清朗安和之心，五脏六腑之气韵宁和，做到神清气爽，在吟颂自然做到了“非礼勿视、听、言、动”正派效果，不使玩忽邪气升于心，淫慢、险躁致其性，充分开发儿童大脑智慧。

如若不知其理，徒效仿狂声慢嚎，必使身心疲惫、心为物转，耳目眩晕，渐使身心懒散，自退与下流，而不知其可……

“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这是首倡体育与教育的原理阐释，通过礼仪修习，不仅能够使自身仪表、风度、仪容得以整治肃穆，自然产生一种自我仪态，也能够在交际礼仪的各项行礼、叩拜之中活动身体气血，象我们当今做广播操类似，通过肢体的各项伸展曲伸得意健体强身，志意坚定，身心互动，互为表里。

象我们毛泽东早年在学校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体育之效：

第强筋骨也，又足以增知识。

近人有言曰：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此言是也。

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

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夫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

于此有须于体者焉。

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

故可谓间接从体育以得知识。

今世百科之学，无论学校独修，总须力能胜任。

力能胜任者，体之强者也。

不能胜任者，其弱者也。

强弱分，而所任之区域以殊矣”此可做为我们的例证。

“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

”这是阐述出读书反复沉习之原理，不但能够开发智慧智力，也可以在不断钻研的过程中颔咏其心志，任心于真理，与读书而入与心，以心而发扬与身体厉行喧度与外在，培养出读书人的坚毅、弘毅之品行、操守。

“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廘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人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

”综合以上，此三者的根本在于顺导儿童的性情与心志，使其不觉间潜移默化、化育了其小气、狭窄、顽劣、愚顽、疏懒、粗疏的性情，逐渐使儿童日常行为合于礼义而不感觉枯涩难以接受，性情疏郎随和而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达到这样的，这就是上古王道之教、育微言大意之所在。

这也就是孟子所讲的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他老人家认为人就像拥有四肢那样拥有天赋的道德萌芽。

人能够做到心情舒畅，心态就会轻松乐观，开心愉悦，杂念排除，痛快酣畅。

对此提出了独特的内向修养理论“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他认为现实的不道德并非原本没有道德，而是人自已丢掉了善良的本心。

因此，他认为学习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找回人们放弃或失掉的“本心”，“从中医理论上讲：

“松静气血通，经通病自除，易所谓“君子黄中通理位居正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反之）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每日只以督查具体作业），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严厉责令其约束儿童的本性为根本，而不知道用礼仪来进行身心引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只知苛求其似乎的小聪小明，却不知道根本的正确的以善为本来培育儿童的天性），鞭挞绳缚（鞭打绳捆），若待拘囚（象囚犯对待）；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这样儿童视学校如监狱而不喜欢进去学习），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看见老师象见了仇人与敌人），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乘机窥视想方设法的变着法儿逃学去游戏玩乐），设诈饰洈以肆其顽鄙（说假话以掩盖其顽皮低劣），偷薄庸劣（庸俗卑劣），日趋下流（甘于居下流）。

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这是驱赶他们向恶而想让儿童向善，南辕北辙），何可得乎（能达到目的吗）！

凡吾所以教（我之的教诲目的正在于此），其意实在于此。

恐时俗不察（担心人们不细心勘察明白），视以为迂（以为迂曲而不遵守），且吾亦将去，故特叮咛以告。

“尔诸教读其务体吾意（你们诸位教师应该深切理会我的教学本意），永以为训（永远做为校训遵守），毋辄因时俗之言，妀废其绳墨（这两句话真讲的漂亮，不要因为世俗的话而废止、改变我们的立下的规矩），庶成“蒙以养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

时候的老师，以人伦道德来教育学生，后世记诵词章的学风兴起，则违背了先王的教育本意。

现在教育儿童，应该专注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有关教育的方法，应当通过咏诗唱歌来激发学生的志趣，引导他们学习礼仪，借以培养高尚端正的仪容；教导他们读书，借以开启他们的智慧和觉悟。

如今，人们常常认为咏诗习礼不合时宜。

这种观点极其庸俗鄙陋，他们又岂能明白古人推行教育的本意？

一般而言，少年儿童的性情是爱嬉戏玩耍而讨厌约束，犹如草木刚萌芽，让它舒畅地生长就能迅速发育，以至枝繁叶茂；若对其摧残压抑，它们只会衰弱枯竭。

今天，对儿童实施教育，必须要使他们欢欣鼓舞，内心愉悦，他们的进步自然不会停止。

有如春天的和风细雨，滋润了花草树木，它们抽枝发芽，自会茁壮生长。

若经过冰霜的侵袭冻结，其生气受到挫伤，只会逐渐枯萎。

所以，通过咏诗唱歌的帮助，不仅是为了激发他们的志趣，也是为了用咏唱让他们发泄

掉蹦跳呼喊的精力，在抑扬顿挫的音节中宣泄走忧郁呆板的感情。

引导他们学习礼仪，不仅是为了端正他们的仪容形象，也是为了使他们在揖让行礼中活动血脉，强筋健骨。

教导他们读书，不仅是为了开发他们的智慧和觉悟，也是为了用潜心反复的学习过程培养儿童的心性，在抑扬的诵读中抒发志向。

这一切都是为了在他们的志向上因势利导，调理儿童的性情，通过潜移默化，消除他们的鄙吝和粗顽。

这样，渐渐使儿童的行为符合礼义却不会让他们觉得枯燥艰难，在不知不觉中性情达到中正平和。

这就是先王推行教育的深刻内涵。

像近代那些教育儿童的人，每天只是督促学生句读和课业练习，要求他们约束自己，而不知道用礼仪来引导他们；只希望他们聪明机智，却不知道培养他们的善心；用规矩教条来责难捆束儿童的心灵，就像对待囚犯那样。

这样，儿童将把学校当成监狱而不肯进，把老师当成仇人而不欲相见。

找借口逃学以满足其嬉戏游玩的欲望，撒谎掩饰以满足其肆

意恶作剧的欲望，儿童的心性则逐渐趋向下流。

如此，就好比心里希望儿童向善，而行动上却驱使他们去作恶，岂能行得通？

我的教学方法，其用意正在此处。

我忧虑世人不理解，把我当成迂腐。

再者，我即将离开此地，所以，我特地再三叮嘱，希望你们这些为人师表者，一定要理解我的用意，并永远遵守，不要因为世俗的言论而更改了我制订的规矩，这一切就能起到“蒙以养正”的功效。

千万谨记在心！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古之教者，教以人伦。

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

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

其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

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

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

譬之时雨春风，�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

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

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以�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

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

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

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

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

　　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持拘囚。

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

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

　　凡吾所以教，其意实在于此。

恐时俗不察，视以为迂，且吾亦将去，故特叮咛以告。

尔诸教读其务体吾意，永以为训，毋辄因时俗之言改废其绳墨，庶成蒙以养正之功矣。

念之念之！

　　教约

　　每日清晨，诸生参揖毕，教读以次遍询诸生：

在家所以爱亲敬长之心得无懈忽，未能真切否？

温�定省之仪得无亏缺，未能实践否？

往来街衢，步趋礼节得无放荡，未能谨饰否？

一应言行心术得无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笃敬否？

诸童子务要各以实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教读复随时就事曲加诲谕开发，然后各退就席肄业。

　　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

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

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

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一班歌诗。

其馀皆就席，敛容肃听。

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

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

　　凡习礼，须要澄心肃虑，审其仪节，度其容止。

毋忽而惰，毋沮而怍，毋径而野。

从容而不失之迂缓，修谨不失之拘局。

久则体貌习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