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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点事件徐玉玉案件

热点事件：

徐玉玉案件

近日，山东临沂准大学生徐玉玉遭受电信诈骗后死亡一事受到广泛关注。

据警方介绍，2016年8月23日徐玉玉报案当天，临沂公安部门已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此案。

8月26日下午，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公开通缉此案3名在逃犯罪嫌疑人。

公安部刑侦局官微显示，8月19日，犯罪嫌疑人陈文辉等人冒充教育局干部，以发放助学金的名义骗取山东省临沂市群众徐玉玉9900元。

现犯罪嫌疑人陈福地、郑金锋、黄进春已被抓获，犯罪嫌疑人陈文辉、熊超、郑贤聪三人在逃。

现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缉拿此三人。

我们现在来回忆一下徐玉玉案件的始末：

徐玉玉，女，山东临沂罗庄区高都街道中坦社区人。

徐玉玉生前身体健康，并无重大疾病，其家庭贫困，全家人只靠父亲在外打工挣钱。

交学费的这9900元，也是一家人省吃俭用大半年才凑出来的。

2016年高考，徐玉玉以568分的成绩被南京邮电大学录取。

19日下午4点30分左右，徐玉玉接到了一通陌生电话，对方声称有一笔2600元助学金要发放给她。

在这通陌生电话之前的前一天，也就是18号，徐玉玉确实接到了教育部门的电话，让她办理助学金的相关手续，说钱过几天就能发下来。

由于前一天接到过的教育部门电话是真的，所以当时他们并没有怀疑这个电话的真伪，就按照对方要求，徐玉玉将准备交学费的9900元打入了骗子提供的账号……发现被骗后，徐玉玉万分难过，当晚就和家人去派出所报了案。

在回家的路上，徐玉玉突然晕厥，不省人事，虽经医院全力抢救，但仍没能挽回她18岁的生命。

2016年8月21日，徐玉玉因被诈骗电话骗走上大学的费用9900元，伤心欲绝，郁结于心，最终导致心脏骤停，虽经医院全力抢救，但仍不幸离世。

截至8月26日晚，主要犯罪嫌疑人熊超（男，19岁，重庆丰都人）、郑金锋（男，29岁，福建永春人）、陈福地（男，29岁，福建安溪人）、黄进春（男，35岁，福建安溪人）4人已被抓获。

人民日报评徐玉玉事件：

相关部门是否已丧失最基本的监管职责与职业道德？

近日，电信诈骗引起了一连串悲剧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微信公号在一篇评论中写道，对于徐玉玉被骗事件，人们不禁要问：

主管部门及基础运营商是否承担起了应有的责任？

如果仅为谋利而对骗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相关部门是否已丧失了最基本的监管职责与职业道德？

评论称，“徐玉玉事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工信部、公安机关、虚拟运营商等多方需要“刮骨疗毒”的决心与力度，大力打击电信诈骗，有效落实电话实名制，对相关虚拟运营商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肃清违规行为，打击泄露和倒卖个人信息的犯罪分子，增强对公民防范电信诈骗的教育和宣传力度。

接连几起悲剧发生！

主人公都是即将开启大学生活的大学新生。

先是被南京邮电大学录取的18岁山东女孩徐玉玉，接到诈骗电话，将9900元学费转入对方账号，得知被骗后昏厥，抢救无效后离世。

紧接着，又一名山东临沂的考生也遇到了类似电信诈骗，就在22日夜间，承受不住压力的他也不幸离开人世。

家境贫寒的大学新生因电信诈骗伤心致死，年轻生命的意外死亡使得电信诈骗这一话题再次拨动社会的敏感神经。

悲剧为何一再发生，电信诈骗的黑手为何屡斩不断？

细细想来，徐玉玉接到的诈骗电话号码开头为“171”，这个号码我们不陌生，在我国多地已发生多起涉及170和171号段的电信诈骗案。

以170/171号段为主要平台的虚拟运营商没有自己的通讯网络，而是从移动、联通和电信三家基础运营商那里承包部分通讯网络的使用权，通过自己设定的计费系统将通信服务卖给消费者。

实名制落实不严、号码实际归属地不明和监管措施不到位使虚拟运营商成为电信诈骗的温床。

今年5月，工信部下发号称“史上最严实名制”的通知，要求各基础电信企业确保在2016年12月31日前本企业全部电话用户实名率达到95%以上，2017年6月30日前全部电话用户实现实名登记。

然而，从2013年就开始推广的电话实名制落地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今年7月，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对虚拟运营商新入网电话用户实名登记工作进行暗访，并对部分虚拟运营商在网用户实名登记信息合规率进行了数据抽测。

结果显示：

受暗访的26家转售企业的109个营销网点中，37个存在违规行为，违规比高达33.9%。

那么，虚拟运营商实名制落实不力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答案不难寻找，在于大量代理商销售，而代理商又会分销给各网点，逐级分散消解了运营商的控制力。

人们不禁要问：

主管部门及基础运营商是否承担起了应有的责任？

如果仅为谋利而对骗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相关部门是否已丧失了最基本的监管职责与职业道德？

除了实名制落实不力，个人信息泄露和倒卖也为诈骗分子提供更多“猎物”。

如今诈骗分子倾向于利用个人信息精准作案，目标呈“低龄化”趋势。

徐玉玉此番放松警惕，很大程度上在于对方了解其申请过助学金。

有媒体报道，有业内人士称“只要是听说过的学校”，他们都有数据。

因此，消灭泄露和倒卖个人信息的“黑色产业链”、高中加强对学生警惕电信诈骗的宣传教育、在政策制定层面对信息安全加以管控，才是应有举措。

个人信息和数据的严重泄露，电话实名制的推广不力，运营商打击电信诈骗的力不从心，个人安全意识的淡漠，这些因素导致电信诈骗的土壤始终肥沃，设想一下，如果不能铲除这片土壤，一定还会有更多的“张玉玉”、“李玉玉”式悲剧发生。

“徐玉玉事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工信部、公安机关、虚拟运营商等多方需要“刮骨疗毒”的决心与力度，大力打击电信诈骗，有效落实电话实名制，对相关虚拟运营商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肃清违规行为，打击泄露和倒卖个人信息的犯罪分子，增强对公民防范电信诈骗的教育和宣传力度。

每每面对一场悲剧时，我们都会反思，该用怎样的心态来面对？

如果必须用死亡才能唤起全社会对某一个问题的重视，那是否是社会管理与进步的悲哀？

期待类似悲剧不再出现，期待社会的进步不再以血与泪作代价。

从徐玉玉事件反思“道德无用论”

　　山东女孩徐玉玉遭遇电信诈骗不幸离世，目前案件已成功告破，4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归案，其他犯罪嫌疑人正在追捕中。

　　一个贫苦家庭的女孩，刚迎来命运转折的希望，生命却戛然而止，将人们对猖獗的电信诈骗的痛恨推到了顶点。

反思诈骗链条的各种漏洞，主张严厉打击诈骗行为，成为很自然的呼声。

　　提高违法成本，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完善技术健全制度，是现在反思各种恶的习惯思路，是一种典型的技术主义思维。

不能说这样的思考没有必要，毕竟从短期来说，这是更容易见到实效的办法。

但从根本上来说，预防类似野草般的小恶，甚至是减少重大违法犯罪，离不开道德和价值观建设，强大的内外道德约束，让人心有所戒，行有所止，不愿或不敢主动作恶，恐怕才是更长远有效的。

　　诈骗和倒卖信息这样的违法行为，再严厉打击，也总是有法律的限度，除非金额特别重大，后果特别严重，法律惩戒不可能严厉到哪里去，否则其他的违法惩罚都必须相应加码，这显然不是法治的方向。

所有的恶都留待法律去打击遏止，任何国家可能都难以承担这样的法律成本。

没有道德防线，只靠法律治理，必然有越来越多的人游走于法律边缘，或者挑战法律，警察法官是忙不过来的，就可能放任小恶，终使其积为社会大害。

　　电信诈骗等类似社会问题，或许正是由此愈演愈烈。

最近，媒体甚至梳理出了一张全国“诈骗地图”，分门别类地列举出诈骗模式的集中案发地，揭露出的所谓“诈骗家族”“诈骗村”现象触目惊心。

以坑蒙拐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财富，是法律问题，也是道德问题。

大多数情况，作为法律问题，它并不严重，作为道德问题，才是严重的。

如果人们普遍地不以背德为耻，背德行为不用付出多少道德代价，实际上也助长了恶行。

　　技术防范同样很难有长久的效果。

社会不可能建立起无漏洞的技术和制度，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只要有人一心向恶，总有漏洞可钻，总会攻破技术封锁。

　　如若道德不彰，打击只会顾此失彼，人间邪路恐怕也有千万条，骗不了人，还大有别的勾当可干；技术和心理防范也只能奏一时之效，防骗术不知公布了多少，新的骗术立即就升级换代。

　　人们总喜欢怀念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过去时代，这肯定不是对过去的法律和技术的呼唤，论法律和技术完善，过去岂能相比现在。

人们呼唤的，显然是社会普遍强烈的道德感。

　　然而，现在有一种流行，不屑于从道德层面思考，或者觉得道德无力，苍白软弱，来得太慢，不足以治急病，甚至鄙弃道德和价值的教化功能，谁谈道德，谁就是迂腐无用的书生之见，只知道挥舞道德大棒的“道德家”。

道德无用论，难道不是助长了风气的败坏和恶小的横行？

道德无用论的产生，部分原因是对历史上道德压抑的反思，对道德过于政治化的警惕。

然而道德也是进化的，道德对于社会治理的作用不能忽视。

遗弃道德功能，人人相防，社会运行成本必然会高到无法想象。

虽然路途漫长，达致共识，坚定决心，我们又何尝不能建立符合时代的道德和价值体系。

原标题：

根治公民信息泄露乱象，需要“徐玉玉条款”

　　山东女孩徐玉玉被网络虚拟号码骗光学费、致使其心脏骤停不幸离世的事情，连日来持续发酵。

南都记者通过暗访线下各种虚拟运营商、号码代理商以及数据贩卖商发现，从上游数据泄露，到下游作案无法溯源的虚假号码，均存在一个完整的地下诈骗产业链。

“只用5元成本，消费者就可能面临一次天衣无缝的诈骗”。

　　电话诈骗，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可以说已成为一种中国式的公民信息生存常态。

接到诈骗电话，不管是“猜猜我是谁”、“明天上班来我办公室一趟”，还是中奖喜讯、航班改签，总有不上当的，也总有不小心中招的，接下来该怎么办？

暗自庆幸，挂掉电话骂几句脏话？

或者是自认倒霉、从此对陌生号码心有余悸？

　　个案的最新消息是，在“山东省公安厅成立专案组进行侦破”不到48小时后，8月26日下午，山东临沂官方发布消息称，准大学生徐玉玉遭电信诈骗案告破，四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落网，其他嫌疑人正在追捕中。

电信诈骗，原来也可以这样破案神速！

对于已经泛滥成灾的电信诈骗犯罪，以及公民信息被频繁泄露的乱象，执法部门在事发前的侦查、打击力度，在日常状态与徐玉玉事件之间，是否隐约存在着某些微妙的差异？

如果徐玉玉没有死，或者说徐玉玉之死并没有引起如此大范围的舆论反弹，再或者任意一起普通的被害人报案，电信诈骗案的侦破节奏会否因此变化？

就算这是深受电信诈骗之苦的普通公众，对有关部门的一次苛求吧。

　　就在徐玉玉被骗的前后，有多起电信诈骗、甚至同样是大学生被骗的案件被爆出。

昨日有报道称，从今年开始，清华大学开始要求新生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就要完成一个多达五六百道题的题库测评，题目涉及电信诈骗、交通、消防安全等常识，有论者也在说，“大学生提高防范意识才是重点”……经过又一轮个案引发的公民信息安全讨论，如果最终落脚点再次回到“大家都小心点”这样的彼此提醒上，公共讨论的成果显然乏善可陈。

　　电信诈骗犯罪，看起来现有执法力度似乎无法强有力遏制，而公民信息泄露，甚至都找不到责任的源头，这就是目前此类社会问题最尴尬的现状。

在媒体调查所梳理的电信诈骗利益链、甚至直接就是案件线索的描述中，对电信诈骗、公民信息泄露的犯案步骤、细节都披露得非常清楚，执法部门是否可以按图索骥、或者说在媒体之前、在徐玉玉们遭遇侵害之前介入调查？

在徐玉玉之后，整个社会的应对希望能够有所改变，而改变的速度能否再快点，就像徐玉玉被骗案的侦破那么快节奏？

　　围绕徐玉玉案的讨论，有法律专家指出，“《侵权责任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仅停留在原则层面，缺乏操作细则”，对侵权责任人则缺乏明确的制裁规定。

2015年11月，《刑法修正案（九）》将泄露公民信息行为入刑。

法律规范的细化永无止尽，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只能被动等待。

立法或许需要继续跟进，但这并不是执法粗疏、有法不依甚至对相关犯罪行为打击不力的抗辩理由。

电信诈骗、公民信息泄露都到了比比皆是的地步，有关部门是否也该真的“高度重视”一次？

　　希望可以通过徐玉玉案催生一个“徐玉玉条款”，并不是说要有多少新的法律得以出台，而是要让散落各处的现有法律和制度规范，可以借此梳理出一套完整、严密、可执行的操作规范。

一旦有新的案件发生，可以有一视同仁的接案、启动侦查程序，不仅能抓获电信诈骗的犯罪嫌疑人，还可以按图索骥找到公民信息泄露的责任人，个案责任人得到法律惩处，制度疏漏得以堵上（哪怕一个案件能堵上一个制度漏洞也好）。

有此制度运转的高效率，公民信息的安全方有保障，每一个普通社会成员的生活，才有可能不至于屡屡被诈骗短信、垃圾广告所侵扰。

一位准大学生因电信诈骗不幸离世，令人唏嘘，引发社会关注。

然而事实上，电信诈骗早已成为社会公害。

徐玉玉尸骨未寒，山东临沂又有另一名大二学生宋振宁遭遇电信诈骗，于8月23日心脏骤停，不幸离世。

逝者已矣，留给这个世界的除了惋惜，还有人们对电信诈骗的再次关注：

徐玉玉之死，能否唤醒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决心？

2016年8月山东一女生被电话诈骗7000元学费骗子称其涉洗钱。

2016年8月上海一大学生订机票后收到诈骗短信，6100元学费被骗。

2016年8月骗子冒充网购平台客服骗走广东清远少年救命钱。

2016年1月河南新乡打工老人熊某遭遇电信诈骗后在银行门口自缢身亡。

……

据统计，2015年全国电信诈骗发案高达59.9万起，造成经济损失222亿元。

而电信诈骗的受害者很多都是信息闭塞、并不富裕的弱势群体。

层出不穷的电信诈骗案件，折射的是个人信息泄露严重、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缺失，徐玉玉的离世，更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提醒人们，惩治电信诈骗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只要这个毒瘤存在并蔓延，悲剧就还有可能发生。

央视评论：

从人生巅峰到生命谷底，有时只是一个诈骗电话的距离。

山东女生徐玉玉经过十多年寒窗苦读，即将迈入心仪大学的校园，人生翻开崭新的一页。

然而，一个诈骗电话让徐玉玉的生命戛然而止。

面对花季少女的悲剧，究竟谁该负责并受到良心的拷问呢？

骗子夺走了9900元学费，也夺走了徐玉玉对生活的憧憬和对未来的渴望。

这样的骗子，让人痛恨不已。

然而不争的事实是，现实生活中骗子的目标常常是信息闭塞、并不富裕的弱势群体：

老年人或学生等。

弱势群体一旦遭遇电信诈骗，不仅失去家庭财产，常常直接危及生命或生存。

目前，山东省公安厅已经成立专案组介入调查，想必骗子逍遥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然而人们想问的是：

然后呢？

就怕没有然后了……

诈骗犯罪分子是从什么渠道准确掌握到徐玉玉家庭的所有信息？

又是从什么渠道得知徐玉玉的助学金信息，从而实施的“精准诈骗”？

这种近乎于天衣无缝的精准，难道只是巧合？

层出不穷的诈骗案是否也折射出电信犯罪成本过低？

现有量刑对诈骗分子是否形成了足够威慑？

用顺藤摸瓜的方式找出泄露学生信息的“内鬼”，或许并非几日之功。

但如果因为无从下手，就鸣金收兵，恐怕还会有下一个徐玉玉出现。

个人信息“裸奔”监管不能“只看不管”

骗子纵然可恶，但抓获一两个电信诈骗分子，无法避免下一个悲剧重演，理应遭受谴责的还包括助学金信息的贩卖者。

这起案例当中，骗子知道徐玉玉正在申请助学金，并获得了她的电话及个人信息。

正因如此，才让徐玉玉戒心全无，也让骗子有机可乘。

贩卖个人信息的黑洞张着血盆大口，吞噬着一个又一个受害者。

到底是谁贩卖学生信息的同时也贩卖了自己的灵魂？

谁该站出来堵住漏洞？

谁该做民众信息的保护神呢？

个人信息的长期“裸奔”早该有个终结。

与此同时，电信诈骗泛滥成灾已成不可回避的现实。

一直以来，电信诈骗花样翻新，在与诈骗分子的斗争中，能力不足水平有限的窠臼暴露无疑。

对于电信服务中所存在的巨大安全漏洞，民众也是多有诟病。

例如，此番犯案的170和171虚拟运营商号段，不需要实名验证就能买到，成为诈骗分子藏污纳垢的“首选地”，这不能不说是电信部门和运营商的责任。

打击电信诈骗应上升到“人命关天”的高度

电信诈骗泛滥成灾的局面下，纵然我们可以呼吁民众加强自我保护意识，通过提升自我防护能力，防止上当受骗。

可以通过宣传和警示让百姓提高警惕。

但不容置疑的是，个人无力改变现状。

仅靠民众与骗子周旋并斗智斗勇，极不正常。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这一次陷入黑暗的是不谙世事的花季少女，下一次可能就是一辈子兢兢业业的邻家大妈。

对于人民群众辛辛苦苦挣来的每一分钱，我们都有义务做好保护。

让老实人不吃亏，让守法者受保护，这是政府部门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

当前，手机实名制箭在弦上，这是打击电信诈骗的重要一步。

百姓配合了实名登记，主管部门也要切实拿出工作成绩，让民众在尽义务时权益也得到保障。

当然，寄希望于手机实名制就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未免太过天真。

唯有牢记肩上的职责使命，切实拿出更高的手段和更好的办法来，才有可能让法律的利剑跟上时代的脚步，保护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唯此，花季少女的生命，才不会白白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