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与更少希腊莎士比亚的古典学识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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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与更少希腊莎士比亚的古典学识问题

拉丁与更少希腊莎士比亚的古典学识问题

　　[摘要]莎士比亚大量使用古典神话，并创作了一系列以古希腊罗马为背景的戏剧作品，但自从琼生“少拉丁与更少希腊”的评价之后，莎翁的古典学识就一直受到质疑，经过近四百年的争论，这一问题至今仍无定论，但这一争论过程本身却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莎士比亚的认识，而且也促进了莎士比亚经典化的进程，有助于他成长为英国的民族诗人和文化符号。

中国论文网/4/view-12884012.htm

　　[关键词]莎士比亚；古典文学；古希腊；古罗马

　　[中图分类号]I10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7）02―0095―07

　　SmallLatinandLessGreek：

Shakespeare’sClassicalKnowledge

　　XINYamin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ZhengzhouUniversity，Zhengzhou450001，China）

　　Abstract：

Shakespearealludestoclassicalmythologymanytimes，andcreatesaseriesofworkssettingancientGreeceandRomeasbackgrounds，butsinceBenJonson’sfamouscomment“smallLatinandlessGreek”，Shakespeare’sclassicalknowledgehasbeenquestioned.Afterthreehundredyearsofdisputation，thecontroversyisstillinconclusive，buttheprocessitselfhasgreatlydeepenedourunderstandingofShakespeareandhaspromotedShakespeare’sreputation.IthashelpedhimtobecomeanationalpoetandaculturalsymbolofGreatBritain.

　　Keywords：

Shakespeare；classics；Greek；Rome

　　西方文学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由希腊和罗马文学所组成的西方古典文学传统不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作家，也深深地融入了西方文化的血脉。

作为西方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正在复兴的古典文化的影响。

　　在莎士比亚的时代，许多古代文学作品（主要是古罗马文学）已经被翻译成英文，而且莎士比亚早年曾在斯特拉福镇的文法学校接受教育，学习过几年的拉丁语，也许还阅读过一些拉丁文作品。

在开始文学创作之后，莎士比亚在作品中大量使用了来自奥维德《变形记》的古代神话故事，他还根据诺斯（ThomasNorth，1535-1604）所翻译的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创作了《裘力斯・凯撒》、《科里奥兰纳斯》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等罗马剧。

此外，古罗马戏剧作品、维吉尔和贺拉斯等古代作家对莎士比亚来说也不陌生。

但是，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本・琼生对他的评价却是“少拉丁、更少希腊”，这是莎学史上的一句名言，它也引起了后世对莎士比亚古典学识问题的不断争论，而此问题后来也成为莎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本・琼生的名言及其含义

　　1623年，莎士比亚去世以后的第七年，莎士比亚当年的两位同事约翰・海明（JohnHeminges，1556-1630）和亨利・康戴尔（HenryCondell，？

-1627）收集了这位剧作家当时所有的36部戏剧作品，出版了第一部《莎士比亚戏剧集》。

此文集采用对开纸印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第一对开本”（FirstFolio）。

对莎士比亚的身后名来说，第一对开本的出现具有开创性意义，此文集中有20部莎剧是第一次以书面形式出现，为莎士比亚日后的声名鹊起奠定了文本基础。

当时的著名剧作家本・琼生为这部文集写作了一首献诗，其中的许多说法后来都成为莎学史上的名言。

　　本・琼生为这部文集写的那首献诗实际上是一首颂词，附在全书的开篇。

作为莎士比亚的友人，琼生在这首诗里对莎士比亚不吝赞誉之词，“时代的灵魂”、“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温柔的莎士比亚”等为后世所乐于称道的对莎士比亚的评价都出自这首颂词。

不过，在这首颂词里也有一句引起后人无数争议的关于莎士比亚古典学识问题的名言，那就是莎士比亚“懂拉丁文不多，希腊文更少”（SmallLatin，LessGreek）。

要评价莎士比亚如何受到古典文学传统的熏陶与影响，琼生的这句评价不仅是一个�@不过去的起点，而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二三百年间人们对莎士比亚古典学识的总体印象。

作为问题的起点，这句话看似简单，但还是值得我们认真考察一番。

要深入理解这句话，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我们要知道说这句话的琼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他是以什么样的标准对莎士比亚做出这样的评价的。

剧作家本・琼生出生在伦敦，是一位牧师的遗腹子，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后带着他改嫁给了一个泥瓦匠。

不过，虽然经历了这些家庭的变故，少年时的琼生还是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不仅得以在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学校（WestminsterSchool）求学，而且师从当时著名的古典学者威廉・卡姆丹（WilliamCamden，1551-1623），并与这位恩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不过琼生在威斯敏斯特学校的学业并没有完成，据说他在继父的要求下曾经辍学并从事过一段时间的泥瓦匠工作。

经历了这段波折之后的琼生主要靠自学成才。

1598年左右，琼生开始从事戏剧创作。

在当时的伦敦剧院，恃才傲物的琼生是莎士比亚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但这两人无疑相互熟识，并且关系还不错，莎士比亚的剧团还曾上演过琼生的作品。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虽然与莎士比亚一样没有上过大学，但琼生的自学能力非常强，因而他的古典学识水平非常高。

所以，以琼生和他的标准来衡量，恐怕当时的绝大部分人应该都属于“少拉丁和更少希腊”的水平。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辛雅敏：

少拉丁与更少希腊莎士比亚的古典学识问题

　　其次，要理解琼生的这句话，就要看一下这句话在这首颂词里的语境和颂词这种诗体。

琼生先是说要赞美莎士比亚，然后以“时代的灵魂”开始，声称莎士比亚比乔叟、斯宾塞、鲍蒙特（Beaumont）更伟大，也超过同时代的剧作家黎里、基德、马洛等人；不仅如此，尽管莎士比亚“懂拉丁文不多，希腊文更少”，但却完全可以比肩古代剧作家。

现在看来，琼生对莎士比亚的这些评价基本上是公正客观的，符合莎翁在欧洲文学史上的地位，其中有些话甚至对莎士比亚还有一些低估。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琼生的评价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颂词”，这种颂词旨在向死者致敬，并给予其比事实更高的评价。

用被歌颂的诗人与古典作家进行对比也是颂词的一种固定套路，比如当时的诗人乔治・�D伯维尔（GeorgeTuberville，约1540-约1610）在剧作家和作曲家理查德・爱德华兹（RichardEdwards，约1525-1566）死后为其写的颂词《爱德华兹先生悼词》（AnEpitaphonMaisterEdwards）中也说此人的诗才不仅超越了所有的英国人，也超越了那些希腊罗马的古代作家，但这个评价显然是严重夸张的。

[1]（P6）从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颂词就是这样一种热情洋溢的文类，它的内容多是套话或老生常谈，将古代作家与颂词赞美的对象作对比也绝不是琼生为莎士比亚所量身定制的评价。

“在一个古典作品被视为完美标准的时代，这种对比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也变成了一个传统而已。

”[1]（P6）因此，在莎士比亚去世后的几百年间，莎翁的名望不断提升，以至于我们今天会认为琼生给了莎士比亚公正的评价，但当时的情况却远非如此。

虽然莎士比亚在世时已经是一位功成名就的剧作家，但琼生显然是出于礼节性的恭维而将溢美之辞赠予这位曾经的好友，但在当时这并不一定是一个由衷的客观评价。

　　那么，琼生为何在这样一首颂词中说莎士比亚“少拉丁，更少希腊”？

原因也许在于，琼生在写这些话时的心理其实是很微妙的。

作为长期存在竞争关系的同行，在私下的谈话和笔记中，琼生对莎士比亚是有些微词的，也绝不会给莎士比亚如此高的评价，但作为一首颂词，平时为人轻狂自负的琼生对莎士比亚的公开评价无疑是非常慷慨的。

不过，即便在如此慷慨的溢美之词中，琼生也绝不会承认莎士比亚的古典学识，因为古典学识渊博是贴在琼生本人身上的一个标签，这也是琼生最引以自豪的地方，绝不会轻易以此称赞另一位同行。

因此，一方面，琼生的这篇颂词看起来热情洋溢，它将莎士比亚抬高为能与古典作家抗衡的英国诗人的代表，而另一方面，当他说到莎士比亚“少拉丁、更少希腊”的时候，仍不能排除有一定的嫉妒心理在作祟，有意无意间道出了莎翁的一个缺点。

最后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我们将这句话视为一种客观的表述，仅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它也并没有否认莎士比亚的拉丁语水平，只是说他懂的拉丁文不多（small）；而且琼生甚至没有完全否认莎士比亚的希腊语水平，因为他没有说“没有希腊”（nogreek），而是用了一个比较级“更少”（less）。

因此，卞之琳先生将其译为“更不通希腊”似有不妥，还是“更少希腊”比较准确。

　　总之，琼生的这首诗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信息，但并不能作为一个关于莎士比亚古典学识问题的定论来看待。

不过作为莎士比亚生前的友人，琼生的“少拉丁”与“更少希腊”这个评价被后世不断地断章取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为莎士比亚的古典学识问题定下了一个基调，并在长时间内成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事实，以至于在此之后的两百余年间，大部分莎学家们都以此作为考察莎士比亚古典学识问题的前提。

　　二为莎翁“不学”辩护――自然与艺术的对立

　　其实在莎士比亚和琼生都还在世的时候，琼生的博学与莎士比亚的“不学”就已经成为明显的对比。

琼生并不是第一个指出莎士比亚“不学”的人。

早在1592年，大学才子派剧作家格林（RobertGreene，1558-1592）就曾指出莎士比亚是暴发的乌鸦，专门喜欢用别人的羽毛来装点自己。

莎士比亚在此之后也不断自认不学，多次称自己所依赖的是自然，而非技艺。

这种思想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第78、82、85以及第125首中都有所表现，在《维纳斯与阿多尼斯》的献词中，莎士比亚也将这首诗自称为“未经雕琢的诗句（unpolishedlines）”。

在这种情况下，在莎士比亚去世之后，他的不学很快便被后人也贴上了“自然”（nature）这个标签。

早在1640年，就有人用“自然”来标榜莎士比亚。

当时的诗人和翻译家伦纳德・迪格斯（LeonardDigges，1588-1635）在为《莎士比亚诗集》写的一首序诗中说道：

　　只有自然对他有所助益，因为翻遍此书

　　你会发现他没有引用

　　任何一句希腊文，也没模仿任何拉丁文

　　甚至没有借用任何其他语言。

[2]（P27）

　　托马斯・福勒（ThomasFuller，1608-1661）在1662年出版的《英国名人传》（ThehistoryoftheworthiesofEngland）中也认为莎士比亚是“Poetanonfitsednascitur（天生的诗人）”，[3]（P284）并说莎士比亚像钻石一样生来就不需雕琢，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他的艺术”[3]（P284）。

福勒紧接着还非常生动地形容了莎士比亚与琼生两人之间的竞争关系：

“他与琼生之间有许多斗智（witcombat），我觉得就像是西班牙的巨型盖伦战舰（greatGalleon）和英国战艇（manofwar）间的对决：

琼生就像前者，学识超群，表现得坚实却缓慢；莎士比亚则像后者，体量虽小却轻盈迅捷，用他的智慧和对各种风向的创造性利用应付各种浪潮。

”[3]（P284-285）福勒这个也许是无意间想到的比喻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它已经暗示出两层含义：

第一，莎士比亚能够代表英国，而本・琼生则不能；第二，英国在1588年的海战中成功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从此逐渐确立了海洋霸权，走上了称霸世界的道路，这也预示着莎士比亚终将在这场智力的角逐中胜出，走出英国并走向世界。

因此，莎士比亚的不学一开始并没有被视为他的优点，但当“自然”成为他的一个重要标签并与琼生的博学和技艺（art）相对立之后，人们逐渐开始将其视为他的优点和特质。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理论继承了古代的摹仿说，认为艺术是对自然或人性的摹仿，但当时的艺术家同时又以古代艺术为摹仿的典范，因此注重追求的是一种技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两者不可偏废。

但是到了17世纪后期，随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和民族国家的诞生，逐渐开始有人将莎士比亚视为英国的民族诗人，并以莎士比亚的“自然”为工具对抗法国古典主义的文化入侵。

伊顿的黑尔（HalesofEton）是较早从这个角度解读莎士比亚的人，并以此为莎士比亚的不学进行辩护。

他对莎士比亚的辩护非常有名，在17、18世纪广为流传。

莎士比亚的第一位传记作者尼古拉斯・罗（NicholasRowe，1674-1718）在他的莎士比亚传记里记载了这件事：

　　在约翰・萨克林（JohnSuckling，1609-1641）、威廉・德�S南特（SirWilliamD’Avenant，1606-1668）、恩底弥翁・波特（EndymionPorter，1587-1649）、伊顿的黑尔先生以及本・琼生之间有一个对话；约翰・萨克林是莎士比亚的崇拜者，热情地反驳了本・琼生对莎士比亚的指责；黑尔先生则一直坐着没有说话，听着本一再指责莎士比亚不学、不了解古代先贤，最后他告诉本，如果说莎士比亚没有阅读古人的话，他恰恰也没有从古人那里偷窃任何东西；而且如果说他也写出了古人所擅长写作的内容的话，那说明同样的内容是莎士比亚自己所创作。

[4]（P211）

　　这是一段在当时广为流传的对话，著名戏剧家约翰・德莱顿在17世纪时就曾提到过此事。

德莱顿自己在替莎翁的不学辩护方面也是一位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在1668年出版的著名的《论戏剧诗》（AnEssayofDramaticPoesy）中，他为莎士比亚辩解说：

“那些指责他不学的人们反而会给了他更高的褒奖。

他的学识浑然天成；他无需带着书本这双眼睛来阅读自然，他能直视自己的内心，并在那里找寻到她。

”[5]（P40）另外，德莱顿还有一段不太被人注意却更有代表性的话：

“在我们民族的所有作家中，莎士比亚像是一只孑然独立的不死鸟；他在充盈的自然（bounteousNature）中获得了一个伟大诗人和优异雄辩者的所有补给；只有对他这样的人我们才敢说，如果他有更多的学识的话，也许就不会成为这么伟大的诗人。

”[6]（P38）

　　于是，一个重要的传统观点在17、18世纪开始形成，那就是将莎士比亚的“不学”视为天才与自然的结合，甚至等同于英国戏剧的特质与荣耀。

因此，当一位评论家查尔斯・吉尔登（CharlesGildon，1665～1724）试图反驳琼生的说法，认为莎士比亚有学识的时候，当时的另一位评论家约翰・丹尼斯（JohnDennis，1658～1734）就回应道：

“所有让莎士比亚有学识的人，尤其是认为他有古典学识的，都应被视为贬低伟大的英国荣耀的人。

”[7]（P6-7）

　　这里涉及到18世纪莎士比亚评论的一个重要语境，那就是评论家们逐渐把莎士比亚视为代表英国诗歌的民族诗人，并用他来对抗法国通过古典主义所建立起来的文化优势。

在这个过程中，莎士比亚被视为天赋异禀的“自然之子”，与法国从古代作家那里继承而来的“新古典主义”所讲究的“艺术”（art）相对立。

因此，莎士比亚的“不学”与其说是缺点，不如说是优点，被伴随着资产阶级共和国所出现的英国民族主义情绪所宣扬和赞美。

在这种大环境下，莎士比亚的“不学”被进一步强化，他的古典学识问题也成为其经典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推手，自此，莎士比亚逐渐成为英国“民族诗人”的代表。

　　三18、19世纪的相关研究

　　不过，随着莎学研究的深入，莎学家们对莎士比亚古典学识较为客观的考察也在18世纪后期开始出现。

1746年，英国学者约翰・厄普顿（JohnUpton，1707-1760）在一本叫做《莎士比亚评论》（CriticalObservationsonShakespeare）的著作中试图通过一些模糊的、并不准确的平行对应来证明，莎士比亚其实很熟悉希腊和拉丁文学。

这个并不严谨的著作在1748年出版了第二版，与第一版相比有所扩展。

同年，另一位叫做彼得・威利（PeterWhalley，1722-1791）的学者也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莎士比亚学识研究》（InquiryintotheLearningofShakespeare），此书与厄普顿使用的方法一样，但比前者更不严谨，因此学术价值并不高。

　　到了1767年，终于出现了理查德・法玛尔（RichardFarmer，1735-1797）著名的小册子《论莎士比亚的学识》（EssayontheLearningofShakespeare）。

法玛尔所用的方法比较严谨，但其结论却非常保守，他试图用一种经得起推敲的学术方法证明琼生的那句名言，即莎士比亚的古典语言能力非常有限，他几乎没有使用任何来自一手资料的古典知识。

这本小册子初版时只有50页，但当年就出了第二版，增加为95页。

在第二版中法玛尔增加了一些新的证据，但结论保持不变，即莎士比亚作品中所有的古典指涉几乎都来自英文翻译和二手资料。

法玛尔的结论可以用他在此书中的两句话来概括：

　　莎士比亚也许记得儿时所学的highaghog，并将其放在了休师傅的口中；他也许从当时的一些作家和他自己与别人的闲谈中学习了一两句法语和意大利语；但是他的学习对象主要还是被限制在自然以及他自己的母语。

[8]（P104-105）

　　相对于前人对此问题的讨论，法玛尔的方法比较科学，但他的结论却把这一问题拉回了琼生那个有失偏颇的论断。

法玛尔的这本小书影响非常大，当时的大部分评论家都承认他的研究非常有价值，比如重要的莎学家艾德蒙・马隆（EdmondMalone，1741-1812）就认为此书的结论非常令人信服；而18世纪的文坛领袖人物约翰逊博士甚至认为法玛尔一劳永逸地为后人解决了莎士比亚的古典学识问题。

[9]（P62）　　因此，在法玛尔之后，莎士比亚的古典学识问题在18世纪后期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学术传统，即倾向于拒绝莎士比亚的古典语言能力和古典学知识。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18世纪的大部分莎士比亚批评家们在承认莎士比亚“不学”的同时也继承了之前提到的自然与艺术对立的观点，他们不断宣称莎翁不摹仿古人是无罪的，这无疑更加强化了莎士比亚与“自然”乃至与后来浪漫主义所强调的“天才”之间的联系，无形中将他抬高到了与古典作家比肩的地步，为他后来成为全欧洲对抗古典主义的浪漫主义英雄奠定了学理上的基础。

　　法玛尔的影响本身也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方面他引用了大量无可争议的文本证据，一时间很难反驳，短期内将莎士比亚的“不学”之说变为定论；而另一方面，从更长远的方向来看，法玛尔也开启了对于此问题的学术研究，使莎士比亚的古典学识问题由各种各样的传说进入真正的莎学研究。

自从此问题变成莎学研究的一部分，“莎翁不学”这一定论便被一代代的莎学家不断拷问，并被逐渐修正。

到了19世纪，莎士比亚已经完成了在英国的经典化过程，成为英国的民族诗人，并且借着浪漫主义运动的春风成为整个欧洲的文化偶像，莎翁崇拜成为一种大范围的文化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法玛尔的影响还在继续，但也开始有学者试图从专业的角度开始反驳法玛尔。

　　一位叫做威廉・麦吉恩（WilliamMaginn，1794-1842）的英国批评家在1839年发表了长篇论文《论莎士比亚的学识》（OntheLearningofShakespeare），系统地考察了莎士比亚掌握拉丁语、希腊语和其他现代欧洲语言的可能性。

在另一篇名为《莎士比亚在学校学了什么》（WhatShakespeareLearntatSchool，1879）的长篇论文中，英国学者托马斯・巴恩斯（ThomasSpencerBaynes，1823-1887）详细考察了莎士比亚的教育和求学情况，并从中推测出莎士比亚的学识和能力。

到了1880年，法国批评家保罗・施塔普费尔（PaulStapfer，1840-1917）的著作《莎士比亚与古典遗产》（Shakespeareetl’antiquité）被翻译成英文，在英美学术界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这些著作都在某种程度上反驳了法玛尔的观点，证明了莎士比亚具有一定的古典学识。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莎士比亚的学识问题上与法玛尔观点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开始出现，英国批评家约翰・柯林斯（JohnChurtonCollins，1848-1908）在一篇名为《作为古典学者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asaClassicalScholar）的论文中列举了许多文本证据，试图证明莎士比亚不仅非常熟悉拉丁文，而且能够通过拉丁文接触到许多希腊文学，因为他熟读过当时许多希腊文学的拉丁译本。

此文被收录在柯林斯的《莎士比亚研究》（StudiesinShakespeare）一书中。

　　四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20世纪上半叶，英美学术界对莎士比亚古典学识问题的讨论非常多，但不管是莎学家还是古典学家，大家都更专注于一个问题，即莎士比亚究竟有没有能力通过拉丁文（乃至希腊文）原文阅读古典文学作品，而这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琼生那句名言的回应。

20世纪的相关研究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莎学家们一般比较倾向于赋予莎士比亚更好的拉丁语水平，而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古典学家们则倾向于将莎士比亚的拉丁语水平最小化。

由此可见，莎学家们的“莎翁崇拜”心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成果的客观性，总体上看古典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更客观一些。

　　纵观20世纪相关研究，最值得一提的是伊利诺伊大学教授托马斯・鲍德温（ThomasW.Baldwin，1890-1984）的研究。

鲍德温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学者，他于1944年出版了两卷本1500余页的巨著《莎士比亚的少拉丁与更少希腊》（WilliamShakespere’sSmallLatineandLessGreeke）。

此书百科全书式地再现了莎士比亚时代文法学校的古典教育情况，并根据这些事实考证的结果对莎士比亚的古典学识进行了推理和论证，成功地证明莎士比亚具有相当程度的拉丁语水平。

由于资料的详实可信，鲍德温的结论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因此，他这一研究成果迄今为止仍然是有志于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的首要参考书。

除了《莎士比亚的少拉丁与更少希腊》，鲍德温还著有《莎士比亚的五幕剧结构》（WilliamShakspere’sFiveActStructure，1947），《莎士比亚的学前班》（WilliamShakspere’sPettySchool）、《论莎士比亚诗歌的文学遗传》（OntheLiteraryGeneticsofShakspere’sPoems&Sonnets）和《论莎士比亚戏剧的文学遗传》（OntheLiteraryGeneticsofShakspere’sPlays）等专著，系统地讨论了莎士比亚对古典知识的了解和应用等问题。

鲍德温的专著均以严谨和不厌其烦的考据著称，对考察莎士比亚的学识问题有很大贡献。

　　1952年，古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