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二轮复习第4讲明清时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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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二轮复习第4讲明清时期
第4讲明清时期
一、全国卷考情分析
考试
大纲
2011年
（新课标卷）
2012年
（新课标卷）
2013年
（新课标Ⅰ、Ⅱ）
2014年
（新课标Ⅰ、Ⅱ）
2015年
（新课标Ⅰ、Ⅱ）
明清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
28.清代内阁
（卷Ⅱ）41.清朝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
（卷Ⅱ）27.明代内阁制
（卷Ⅱ）40.清朝东北地区移民政策
（1）农业耕作和土地制度
（卷Ⅰ）27.明清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影响（促进文化兴盛）
（2）手工业
（3）商业
26.明代工商业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动）
（卷Ⅱ）26.明代商业的发展
（卷Ⅰ）27.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
（卷Ⅱ）27.明代商品经济发展（跨区域贸易）
（4）资本主义萌芽与“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
（卷Ⅰ）41.“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海洋利用）
明朝理学
27.王阳明的心学
明清之际的儒学思想
26.黄宗羲的思想
（1）科技成就
（2）汉字书画
（3）文学成就
（卷Ⅱ）27明清小说
（卷Ⅱ）28京剧艺术
1、就考查频度来说，近五年全国卷年年都有考题涉及。
2、就考查内容来说，重点考查比较典型反映明清时期历史发展阶段特征的两大表现：
君主专制空前强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3、就考查形式来说，既有选择题，也有非选择题呈现。
选择题以表述性材料为主，比较直白，基本没有阅读障碍；非选择题以原始性材料为主，阅读量适中。
4、就考查角度来说，往往选取历史现象中一个点，切口比较小，考查学生历史思维能力；设问形式来说，主要考查背景类、原因类、说明类、概括类、比较类、影响类。
5、值得关注：
明清时期的科技。
二、历史发展阶段特征
明清时期（从1368---1840年（清前期））是中华文明的繁盛与危机并存时期。
政治上：
封建专制制度空前强化和日趋腐朽衰落，封建社会正在走向衰落。
经济上：
农耕经济高度发展，自然经济占主导、重农抑商的政策，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并缓慢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发展缓慢，已经开始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潮流。
赋税制度进一步改革。
民族关系上：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中国版图在清朝前期最终奠定。
外交上：
海禁、闭关锁国使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中国与外来侵略势力矛盾尖锐，发展为侵略与反侵略斗争。
文化上：
传统科技步入总结，仍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没产生近代科技；西学东渐开始；传统文化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市民文学发展，文学、绘画、戏剧等领域出项了新的成就，出现鞭挞封建礼教，反映封建制度没落的小说和戏剧作品；文艺大众化、世俗化。
思想上：
理学的僵化、传统文化禁锢思想，产生批判君主专制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
三、主干知识深度理解
1.明朝专制皇权的强化
朱元璋在位时期，罢中书省，废丞相制，由六部长官直接对皇帝负责。
为了控制军权，朱元璋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分领在京和在外的都司、卫所。
五军都督府与兵部互相牵制，掌军旅之事，但无选任升迁军官和调动军队之权，兵部有人事、调遣和发布命令之权，但不得过问全国军马之数。
遇有征战，由皇帝命帅出征。
全国的军、政大权遂归于皇帝。
明太祖官制改革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扩充监察机构并充分发挥其作用。
朱元璋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充实了机构，加强其职权，长官为左右都御史，与六部权力并重，负责纠察百司。
其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在京城内有监视文、武、钱、谷之权，在外称巡按，代表皇帝巡行各地，“大事奏裁，小事立断”。
都察院与刑部、大理寺并称“三法司”，使司法部门也互相牵制，避免某一个部门独断专行。
朱元璋又于六部之外设六科给事中，直接对皇帝负责，一方面协助皇帝监督六部，另一方面抑制御史权力过大。
为了确保臣下的绝对忠心，朱元璋经常派人采用特务手段侦察臣僚的私下言行。
1382年，朱元璋设锦衣卫，下设镇抚司，有监狱和法庭，从事侦察、逮捕、审问、判刑等活动，称为“诏狱”。
经过明太祖的全面改革，明代的官制和前代有了很大的不同，突出的特点是一切权力集中于皇帝。
丞相、三省制为府、部、院、寺所替代，从地方到中央都是军、政、司法三权分离，由一卿独尊变为六部、通政司、都察院、大理寺九卿并列。
专制主义集权统治的确立，在明初特定的环境下，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对于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社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从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加以考察，这种高度的君主极权政治及与之相应的各种极端残酷而落后的高压手段窒息了社会发展的活力，必须予以否定。
2.内阁体制的变迁
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后，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在皇权空前加强的同时，也带来许多不便。
全国政务最后都集中到皇帝身上，使朱元璋深感分身乏术。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置春夏秋冬四辅官，负责“协赞政事”，但不久就废罢不设。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但不参与机密决策，这是后来内阁制的雏形。
内阁制度的初步形成，是在明成祖朱棣时期。
朱棣命翰林院官员进入文渊阁，参预机务，谓之“内阁”。
从此以后，阁臣的设置成为常制，内阁成为一个稳定的官僚机构。
然而，此时阁臣只是中级官员，权位远远不及六部尚书，在很多情况下，内阁不过是一个“备顾问”的办事机构，没有多大实权。
其后，内阁制度进一步发展，权力超过六部。
明成祖以后，不断提升阁臣官阶，其地位与权力也相应改变，阁职渐崇。
同时出现了内阁的“票拟”，即阁臣有权草拟对臣僚各种章奏的处理意见，这是内阁的最大权力所在。
阁臣获得票拟权，也就是直接掌握了处理国家政事的大权，因此，人们把明代内阁之职比作古之丞相。
明代内阁的作用，关键在于阁臣能否得到皇帝重用及其办事效能的高低。
自正统以后近百年间，内阁并无多少实权，权力操于宦官之手。
自嘉靖中叶迄万历初年的五十余年间，大学士夏言、严嵩、张居正相继入阁为首辅，总揽政务，其他官员不过奉行而已，内阁真正成为国家中枢机构，达到鼎盛时期。
张居正死后，阁材乏人，宦官逐渐窃持权柄，魏忠贤擅权乱政，组成阉党内阁。
到崇祯一朝，内阁已徒具形式，有名无实。
作为一项新出现的政治措施，明代内阁虽然在一定时间内发挥过一定作用，但更多情况下却助长了皇帝的惰性，对社会进步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清代承袭了内阁之制，直到雍正七年（1729）创设军机处时废止。
3.赋役制度的改革
（1）明代初期的两税制
明代的赋税制度基本沿袭了唐宋以来的两税制，田赋分“夏税”、“秋粮”两次缴纳，前者最迟不得超过八月，后者最迟不超过次年二月。
所纳之物以米麦为主，次以丝绢和钱钞。
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到明朝中叶，赋役制度遭到严重破坏。
赋税征收出现严重的混乱和不均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赋役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2）明朝后期的一条鞭法
明朝后期赋役制度的变革有两种显著的趋势，一是将赋和役合并起来征收，二是用货币税代替实物税，其中贯穿了均平赋役、简化征收手续的意图。
万历年间，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了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
一条鞭法上承唐宋两税法，下启清代“摊丁入亩”，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重大变革。
它将赋、役合而为一，简化了征收项目和手续，抑制了豪强漏税和官吏贪污。
役银从以户、丁为征收对象变为以丁、田分担，有利于赋役的均平，也使商人减轻了负担。
赋役征银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相对减轻了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
因此，一条鞭法的推行既是统治阶级解决财政危机、稳定社会经济的需要，也适应了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客观要求。
4、资本主义萌芽
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到明代中后期，若干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从地域上看，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要素主要出现在江南及东南沿海地区。
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出现但尚未在全部生产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阶段。
资本主义萌芽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它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
明清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主要是量的积累，而不是质的提高，不能估计过高，这也是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虽然产生，但却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明清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中国古代传统的生产关系进入了一个松弛化时期。
在农业领域表现为土地所有权与耕作权分离的扩大和地租形态的变化，如永佃制和押租制的发展，分成租向定额租进而货币租的过渡，等等。
这加强了佃农的经济独立性，扩大了他们从事生产的自由。
上层建筑方面则表现为国家对人民的控制削弱，劳动者社会地位提高，如户籍制的松弛和匠籍制的废除，佃农、雇工法律地位提升，等等。
因此，明清时期已经存在不同程度的自由雇工劳动，出现了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劳动力市场。
这些变化同西欧农奴制的废除一样，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就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市场的情况来看，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然相当薄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依旧占据主导地位。
此时中国内部存在着四种市场模式，即地方市场、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和全国性市场。
只有全国性市场的流通，包括海外贸易才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重要前提。
5、“海禁”政策
自元代开始，中国就不断遭受来自海上的倭寇之患。
明初，方国珍、张士诚余党亡命海外，勾结倭寇侵扰大陆沿海。
洪武七年（1374），朱元璋下令废撤市舶司，禁止商船出海贸易，开始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
明成祖时恢复市舶司，从事官办贸易，并派郑和率庞大船队出海贸易。
郑和船队规模虽然浩大，但对当时中国与沿途国家的商贸往来并无多大裨益，终因徒耗钱粮，于国无益而成绝响。
此后，海禁政策再度盛行，仁宗即位之日就下诏禁止下西洋诸蕃国宝船，宣德年间，不仅不再建造远洋巨舶，下西洋的档案也被销毁。
直到嘉靖中后期戚继光平息倭患后，海禁政策才又有所松弛，私人出海贸易得到默许，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使民间海上活动成为明代海洋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清朝初年，为了对付郑成功，清政府颁布“迁海令”，将沿海居民内迁，“寸板不许下海”。
台湾统一后，清政府部分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处为外国商人来华通商口岸。
但从康熙五十六年（1717）开始，再度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除保留东洋贸易外，对南洋各国，只允许外国人来华，不许中国人前往贸易。
从此，清朝闭关自守的政策正式开始。
乾隆年间，规定只保留广州通商，从此，对外贸易的门户越来越小，限制越来越严。
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虽然在短期内保障了沿海社会的安定，但从长期来看，这一政策使中国与世界更加疏远，逐步陷入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境地，远远落后于西方诸国。
它限制了海外市场的开拓，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延缓了封建社会的解体过程，造成了明清几百年的落后状态。
它阻隔了中外文化交流，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使中国传统科技停滞不前，外国科技成就无法引进，中国此后由先进转为落后。
海禁政策并不能真正起到防御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目的，这种消极、落后的政策不能改变侵略者的本性，也不能防止侵略力量的增长，只能作茧自缚，束缚中国人民，阻碍中国的发展，扼杀中国的生机和进取精神，使中国和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
6.早期殖民主义的东来及其影响
西方势力入侵中国最早是在16世纪，这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上升密切相关。
1514年，第一个踏上中国国土的西方国家是葡萄牙。
此后，西班牙紧随而至，荷兰、英国联袂东来。
遥远的东方成为他们寻找市场和海外殖民地的重要目的地。
他们制造各种借口进行挑衅，形迹有如“海盗”。
澳门、澎湖岛、台湾等地都在这一时期遭到殖民国家一定程度上的蹂躏，但慑于中国当时的强大，西方国家的殖民意图未能得逞。
1793年，英国马噶尔尼使团来华，提出开放通商口岸、建立商馆、提供舟山群岛以“晾晒货物”等一系列无理要求，遭到清政府的严词拒绝。
其间，发生了著名的中英“礼仪之争”，即因马噶尔尼坚决不遵守“朝贡体制”下中国藩属向皇帝朝贡时的礼仪而引起的外交交涉事件。
1816年，英国又派出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重提当年诸要求，再次因为双方觐见礼仪而发生僵持，嘉庆皇帝干脆未予接见。
然而，外交挫败没有打消英国扩大对华贸易的意图，他们开始了新的图谋。
（1）天朝朝贡体系的变化
马噶尔尼和阿美士德的“傲慢”行为，“触犯”的不仅是皇帝的面子和个人尊严，而且是中国数千年以来一贯的文化传统。
清政府的“固执”也不仅是傲慢与自大的体现，它们与根深蒂固的“朝贡体系”密切关联。
中国近代外交的诸多现象多可以从这一体系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朝贡体系是从公元前3世纪一直到19世纪末存在于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等级政治秩序体系。
它与条约体系、殖民体系并称，是世界上的主要国际关系模式之一。
它既是一种国际关系，又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政治秩序。
朝贡体系的雏形来源于中国古代的畿服制度，在唐代走向发展和成熟，到明代完全成熟。
明时，朝贡制度以“朝贡贸易”的形式出现，即政府遣使至海外诸国（主要是东南亚国家），颁赐明朝正朔，邀其入明朝贡，明政府对朝贡国以正贡回赐。
“朝贡”的目的往往是强势的中央政权向周边民族和国家宣示自己的国力，带有赏赐和炫耀的意味，经济上受益与否则无关紧要。
在朝贡体系的长期影响之下，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书写汉字、尊奉儒家、信仰佛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
以经济实力为支撑的朝贡制度明显会随着国力的衰落而衰落。
顺治、康熙、乾隆朝的“恩威并施”、“怀德为上”的方针到嘉道时期演变为“羁縻防范”、“不开边衅”和“不失国体”，经济上的炫耀所剩无几。
此时，朝贡关系已经不再是经济关系，而转化为政治举措，是一种强调“华夷之辨”的中外关系。
这其间的变化，一方面与中国国力趋于衰落相关，一方面也与西方国家早期殖民活动密切相连。
清廷将西洋国家从朝贡范围内逐渐剔除，转而对这些国家采取严加防范的政策，如禁止其在中国传播天主教、限制其在中国的贸易活动等。
至于中国境内的周边民族，则以内附的形式退出了朝贡行列。
“西洋国家的退出”大致说明：
一方面，根据传统的观念，清朝统治者摆脱不了“天朝上国”、皇帝是“天下共主”的观念，尽管“远洋小国”不服朝贡体系的管理，但清王朝决不能放下这个架子，“剔除”较为清静。
另一方面，根据外商来华的表现，清朝统治者感到，西方人来华似乎只是为了“通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朝贡。
而“通商”这一层次是不需要用“天朝”的官员直接管理的，因此改由广州十三行商代为管理，在等级上就降了一格。
对清王朝来说，国家之间的条约制度是不可接受的，其思想还沉浸在“朝贡体系”的自我满足中。
1793年马噶尔尼来华的态度与所提出的要求无疑会被看做是不可理喻的。
这种外交体制在造成盲目塞听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西洋国家用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大门提供了借口。
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签署了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此后，经历资本主义国家一系列的条约冲击，朝贡体系逐渐瓦解，至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宣布放弃对朝鲜的保护，这一体系最终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2）闭关政策
早期殖民主义的东来，一方面造成了清朝朝贡体系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迫使清政府开始“闭关锁国”，既限制中国人出洋，也限制来华外国人的活动，仅允许外国商人在广州一处进行商业活动。
清政府意图通过这样的方式使中国免遭外国势力的入侵。
闭关政策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具有自卫性质，但更重要的是隔绝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渠道，阻碍了外国的先进工业文明及时传入中国，失去了学习与进步的良好时机。
总之，闭关政策是一种消极防御的政策，违背了历史发展潮流，是造成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诸国的一个直接原因。
。
这种“一口通商”的对外贸易，加上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和中国特产在外国市场上的畅销，使中国始终处于出超的地位，引起了一心打开中国广阔市场的英国的恐慌，于是它开始向中国进行罪恶的鸦片输入。
7.文字狱与文化专制政策
文化专制是专制制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延伸和表现，它服从和服务于当时的政治，目的无非是为了彻底清除文人的不满情绪，维护统治者的威严，加强新建王朝的统治地位。
综观中国古代文化史，文化专制制度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到明清时代达到顶峰。
第一，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恐怖政策。
明朝初年，朱元璋首开因文字治罪于人的先例，往往由于文人不慎使用犯忌文字而大开杀戒。
清代文字狱较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满清政权对汉族士大夫的防范心理及凭借暴力诛杀以稳定政权的一贯立场外，还带有严重的民族歧视等政治文化因素，明显具有针对南方汉族士大夫的倾向。
清代文字狱网罗之密、株连之广及杀戮之酷，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第二，加强思想控制。
明朝科举试卷仅从儒家的四书五经中命题，不许士人发挥个人见解，严重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
清朝建立后，沿袭明朝的这种传统，向全国学校颁发卧碑，要求学生成为顺民，并在中央国子监设置绳愆厅，强化对学生的思想控制。
同时，严厉禁止士大夫谈论政治，甚至不能在学习过程中主动思考辩难。
读书人没有言论、结社的自由，也不能就国家利病上书言事，否则就会受到严惩。
第三，强化理学主导地位。
理学作为官方的正统思想，明清时期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高度重视，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科举取士的准则。
清代科举考试中，士子的文字稍有不合程朱之说者，即被视为离经叛道，甚至招来杀身之祸。
此外，明清统治者还采取其他一些措施加强学术专制，明初朱元璋亲自删定《孟子》，清代修纂《四库全书》时“寓禁于修”，被禁毁的书籍达到数千种。
明清时期，统治阶级对文化和文化交流的态度的主线是走向专制和封闭，即内部对文化发展的专制逐渐强化，对外则封闭和隔绝外来文化。
这种政策对当时乃至后世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
首先，它严重抑制了中国社会的自由思想，窒息了近代的学术空气，扼杀了适应时代的民主、自由、科学精神，进而也阻碍了中国经济和科学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客观上延缓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其次，它极大地扭曲、摧残了文化。
在高度的文化专制之下，大批书籍被禁毁，大量学人遭到戕害，思想文化严重扭曲。
学者不敢再涉及时政，治学目的由“经世”转向“避世”，促成了乾嘉学派的出现。
这一学派只重训诂之学，不顾社会现实，虽然对古文化的整理作出了贡献，但就中国文化发展进程而言，毕竟是一种畸形状态。
中国文明自古以来就有深厚的基础，可是近代却与西方差距越拉越大，虽说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与中国社会长期的专制主义统治，尤其是明清期间文字狱盛行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
反思这一段历史可知，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是发展经济和科学文化的首要前提。
8.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
明王朝覆亡的现实，促使许多进步的思想家和广大的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晚明理学的空疏实质，是导致明王朝覆亡的重要根源之一。
他们在痛苦的反思过程中提出，必须以有用之“实学”取代“明心见性”之空谈，这就将实学思潮推向了高峰。
因此，地主阶级革新派和新兴市民阶层两股势力的汇合，构成了实学思潮高涨的主要社会基础。
除此之外，“西学东渐”，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客观上也对实学思潮的高涨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这一思潮遍及政治、经济、学术、科学和文学艺术等领域，其基本特点是力倡务实之风，主张改革，重实证、实测，讲求“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
明清之际至清康熙中期是实学思潮的高涨时期，其代表人物是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王夫之和颜元等思想家。
他们关心国是，抨击时弊，主张革新朝政以救世济民，甚至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专制君主。
他们揭露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弊政，设计各种改革方案，提倡“工商皆本”，反对抑商以利于发展资本主义，这些都是进步的主张。
在学术上，他们从“务为有用”出发，提倡通经治世之学。
黄宗羲潜心于各种实际学问的研究，倡导注重研究史料和通经致用的风尚，所著《明儒学案》等，是我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开山巨著。
方以智在自然科学的研究、实践中，会通古今中西，融汇自然科学和哲学，创“质测即藏通几”的科学哲学观，其中蕴涵着早期启蒙思想的睿智。
顾炎武“以复古作维新”，在批评宋明理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思想。
他一生以崇实致用的学风和孜孜不倦的学术实践，为清代汉学开创了多种治学门径。
王夫之在对经学、史学、天文历算等实际学问的刻苦钻研中，总结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建立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为实学思潮的高涨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和学者们，尽管在学术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使用不同的表述方式，但有两点是共同的：
第一，他们深感宋明理学空疏误国，空谈心性，力倡务实之风；第二，面对心学的禅宗化以至整个理学的衰败，多数学者在自我反思和抨击理学的过程中，自觉地探索和开辟治学新路以求济世。
继晚明早期启蒙思想的萌发，这一时期不少思想家的理论中也闪现着启蒙的光芒。
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初步要求“人”的权利和男女平等，提出“工商皆本”理念，揭露揭发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病，宣传学校议政的主张，等等，这些都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的政治和经济要求。
虽然还缺乏广泛传播和更多的实践机会，且在各个领域仍存在着旧传统的束缚，但毕竟萌发了早期启蒙思想的新芽，对我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9、乾嘉学派
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发展到康熙中期之后，逐渐失去了批判的锋芒和启蒙精神的色彩，由“说经皆主实证”的乾嘉汉学占据了学术界的主导地位。
乾嘉汉学亦称“专门汉学”，“取汉代经师治经重家法而贵专门之义”。
其治经“主实证”，专事文字训诂、名物考证，与注重义理的宋学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也称考据学或朴学。
由于它在乾隆、嘉庆时期达到鼎盛，又被人称为乾嘉汉学或乾嘉学派。
乾嘉汉学是继清初的批判、总结理学思潮之后兴盛起来的，旨在恢复汉代古文经学家的治经传统，其实是一场经学复兴运动。
乾嘉汉学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有着密切联系。
首先，随着全国的统一和政局的稳定，清王朝的统治进一步稳固和加强。
在这种情况下，旨在匡世的经世致用之学不再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重“经世”的探求转向了贵“专门”的研究。
其次，清政府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屡兴文字狱残害士人，窒息了整个学术界。
学者们为了避祸，不得不摒弃经世之学而务专门之学，躲进脱离现实生活的故纸堆中。
第三，就思想渊源来看，乾嘉汉学与实学思想有着直接关系，主要表现在继承和发扬了清初学者的尊经复古思想及主实证、重考据的治经传统。
正因为乾嘉学术这种轻经世、贵专门的特点，有利于清廷在知识界推行思想文化专制政策，因而为其所利用和提倡。
乾嘉学派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但也应该看到，该学派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和局限性。
在研究方法上，乾嘉学派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而论证的过程和方法也过于机械和烦琐。
此外，乾嘉学派内部存在着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这是它的另一个弊端。
四、主题知识综合探究
探究一：
17、18世纪中国和欧洲历史的不同发展趋势及认识
（1）趋势：
①17、18世纪的中国在政治上空前强化君主专制；在经济上重农抑商；在外交上闭关锁国，影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正常发展；文化上实行文字狱，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②17、18世纪的欧洲在政治上通过加强君主专制来反对罗马教廷的控制，实行君主开明专制；在经济上实行重商主义；在外交上鼓励对外扩张，促进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文化上，启蒙思想蓬勃发展。
（2）认识：
加强君主专制和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的初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明清时期消极作用日益显现，成为历史发展的阻碍，中国已落后于世界潮流。
探究二：
明清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加强
（1）明朝废丞相，设内阁
①废丞相
原因：
直接原因：
丞相胡惟庸骄恣擅权；历史原因：
元朝丞相权势过重，以致皇权不稳；具体原因：
废行省设三司使统领中央各部的宰相，职权扩大；根本原因：
相权过大，威胁皇权。
影响：
利——皇帝集皇权和相权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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