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性到第三条道路现代性札记之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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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性到第三条道路现代性札记之一
从现代性到“第三条道路”：
现代性札记之一*
黄平
吉登斯对现代性和第三条道路的论述，是建立在他对于自启蒙以来学术主流话
语中“主体与客体”、“个体与整体”、“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等二元
叙事的批评基础之上的；也是基于他对启蒙话语中关于社会的进化（或“进步”，
即社会内部所发生的分阶段的自然演化和递进）理论的批评性论述之上的。
和当代
许多社会理论家的努力一样，吉登斯看到了二元论的困境，揭示了进化论造成的遮
蔽，他力图要超越这种在二元间的简单对立，也试图要展现被二元论、进化论所忽
略的“巨变”（greattransformation）的重要作用。
但是，吉登斯对现代性的理解，仍然是一元的，欧洲中心论的。
在他的叙述中，
只有一个“现代性”（theModernity，而不是modernities），其“大约在十七世
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
”（
《现代性的后果》，以下简称《后果》。
）他对现代性的这种一元论、欧洲中心论
的理解，使他很难看到欧洲以外的发展和变迁，甚至包括欧洲以外如何受到欧洲的
现代性影响、并如何对欧洲的现代性进行富有意义的反应（接受，融合，怀疑，反
抗，等等）。
所以尽管近三十年来，吉登斯一直致力于摆脱自启蒙以来的二元主义、
进化主义、科学主义的阴影，却又不断地在他的理论中看到它们的影子。
现代性的反思性
与如今某些人热衷于用令人目眩的概念的多样性（如“信息社会”，“消费社
会”，“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等）明显不同，吉登斯主张，与其宽泛地
谈论和使用这种种新概念，还不如努力去说明：
我们为什么会对对自身如此迷惘，
从而怀疑关于社会组织的系统性知识的可能性？
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被我们还无法完
全理解、甚至基本上都还在我们的控制之外的无数事件和因素所纠缠？
“为了分析
这种状况是怎样形成的，仅仅发明一些诸如后现代性和其他新概念是不够的；相反，
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的特性。
”（《后果》）
这里，吉登斯的路径，还是某种变了形的“现代化”思路：
一方面，他极力反
对阶段论、进化论，认为现代性是对于原有秩序的“断裂”（Discontinuity），即
现代的社会制度在一些基本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迥异于所有类型的传
统秩序，其所产生的生活形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的社会秩序的
原来的轨道；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把现代性看作是唯一的、由低向高演变着的对各
种传统秩序的“超越”。
另一个问题是所谓“阶段论”。
吉登斯特别强调现代性与过去所有形式的社会
生活类型之间的“断裂”（或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他也明确地将自己对
现代性的理解区别于那种认为社会的变迁在于其内部所发生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
自然演化。
因此，问题就不在于现代性是不是有低级与高级之分，而在于评价它们
的标准是什么：
经济的还是也可能还有别的？
欧洲的还是也可以是非欧洲的？
历史
变革，如果不是按部就班地分阶段走，也是可以区分出类型的（例如吉登斯就区分
过农业帝国与民族-国家），问题是现代性是不是也可以（或可能）有类型？
如果
可能，它们只是欧洲现代性的变形，还是有源自非欧洲的变迁因子？
十七世纪到今天的三-四百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虽然在传统和现代
之间还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延续，“但是，这几百年来出现的巨大转变如此具有戏剧
性,其影响又是如此广泛而深远，以至于当我们试图从这些转变以前的知识中获
取理解它们的钥匙时,我们只能得到十分有限的帮助。
”（《后果》）
吉登斯的这个论断，和我们传统的知识论明显地有所不同：
今天的知识难道不
是在过去几千年基础上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吗？
人类社会的变迁（如果我们不再使
用“进步”这个概念的话）不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吗？
是什么东西把我们推到了这
样一个境地，在这里过去的知识对于我们理解今天充其量只能给我们十分有限的帮
助？
吉登斯的问题正好相反：
为什么现代性的断裂特性这么长时间以来居然并未受
到社会科学应有的重视？
或者说，为什么我们一直还以为过去的知识仍然十分有助
于我们理解今天？
这里，究竟是吉登斯太看轻了人类几千年（如果不是几万年，几百万年）的知
识积累，还是我们太看重了传统的魔力？
连极力主张与传统观念实现彻底决裂的马
克思，不是也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恶梦一样纠缠着活人们的头脑”
吗？
如果过往的知识只能给我们十分有限的帮助，那么历史学（甚至，按照马克思
的说法，“只有一门学科，那就是历史学”），对于我们理解今天和今后，究竟还
有多大意义呢？
马克思的理论本身也强调断裂或变革之重要性。
但是长久以来，整个社会理论
就一直存在着的进化论的影响，包括马克思，也把人类历史看作是有一个总的发展
方向、并受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动力原则所支配的过程。
社会科学中的进化论的确
表述了这种“宏大叙事”。
根据这种进化论的观点，历史的演变背后有一条“故事
主线”，其把人类活动的变迁框定在一幅井然有序、前后相连的不间断的画面之中:
历史的“开端”是弱小而孤立的狩猎和采集文化，然后进入种植与畜牧社区的
发展（从这里产生出了农业国家，包括强大的农业帝国），最后以现代社会在西方
的出现为其“顶点”，剩下来的问题无非是“最高形态”的社会向世界其他地区的
伸延，无论是以殖民-战争的形式扩张，还是以其他更“温和-文明”的形式扩展。
解构社会进化论，意味着不能把历史看成是一个统一体，或者，不能认为它体
现了某种组织与变革的统一性或普遍性原则。
但是，这是不是说，世界万事万物都
处于混乱或混沌之中，我们不但根本就无法认识它们，甚至产生认识它们的企图也
是不切实际的“理性的狂妄”？
或者，人们是否能够任意书写、建构完全特异的所
谓“历史”？
现在，我们对标识为“后现代”的理论的种种质疑，大都要么是坚持进化论的
基本立场，坚信人类确有“某种组织与变革的统一性原则”（只不过不再是马克思
所说的共产主义原则罢了，而是诸如理性原则，市场原则，法制原则，等等），并
且，这种原则的确是按照进化的程序，一步一步演变而来，既不可能在朝夕之间便
得以实现，又最终不可抗拒；或者，同时也固守连续性的立场，认为对过去的认识
一定能够使我们弄清今天并使我们通向确定性的未来。
后现代理论的种种说辞，不
过是在玩弄时髦辞藻的背后掩盖自己的虚无或空虚而已！
吉登斯当然比这两者都“狡猾”：
他认为确实存在着历史变革的一些确定性事
件和制度，人们能够辨认其特性并对其加以概括。
一本小书《现代性的后果》，就
是他试图对现代性进行制度分析的体现。
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人都能看见，现代性是实际上一只双刃剑。
“同前现代的
任何一种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为人们创
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和生活的机会。
”（《后果》）吉登斯在他几乎所有的著
作和演讲、谈话中，虽然都明确承认但却很少具体展示，能够享受这数不胜数的享
受安全和生活的机会的人，在经济-政治乃至地缘-种族的意义上，是极不均衡的。
换句话说，他虽然承认，却比较不那么看重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
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而更倾向与乐观地假定，随着现代性的扩张，全球化的到来，
初级现代性所包含的不平等会在高度现代性过程中得到解决。
为吉登斯所重视的现代性的阴暗面是另一种意义上的：
不论你生活在哪里，都
不能逃避现代性所带来的风险，其中特别是战争，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显。
下面这三个段落几乎完全援引自《现代性的后果》，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
吉登斯对现代性的“阴暗面”的论述仍然是十分醒目的：
从总体上说，古典社会学的缔造者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都极为重视现代性所
提供的“机会”，都相信由现代所开辟的、使人获益的可能性，超过了它的负面效
应。
举例来说，他们三位都看到了现代工业的工作对人的不良后果，它迫使许多人
服从那索然无味的纪律和重复性的甚至是愚蠢的劳动。
但是他们都没有预见到，“
生产力”的拓展所具有的毁灭物质环境的潜力究竟有多大。
在社会学的理论传统中，
环境-生态问题完全就没有被融入自己的视野之中。
另一个例子是强力行使政治权
力。
对社会学的创始人来说，权力的专断似乎只是过去的岁月里才有的事情，“专
制主义”似乎只是前现代国家才有的特征。
但透过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对犹太人的
大屠杀，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二十世纪的其他事件,人们才恍然大悟，极权
专断的可能性就包含在现代性的制度之中。
极权统治以更为集中的形式把政治、军
事和意识形态权力连为一体，权力如此紧密和高度的结合形式在民族-国家产生之
前几乎简直就是无法想象的。
另一个更清楚的例子是暴力的扩张。
非常遗憾，没有任何社会学的创始人对“
战争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ofWar）现象给予过系统性的关注。
当然，
生活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社会思想家，不可能预见到原子弹的发明，而工
业创新与工业组织和军事力量的结合也有一个过程。
社会学基本上没有对这一过程
加以分析,而是强烈地表明了这样的观点：
同以前的时代相比，新的现代性秩序
将主要是和平！
但是，实际情况却是，人们所面临的不仅是原子弹威胁，而且还有实际的军事
冲突,这两者构成了现代性在本世纪的主要的“阴暗面”。
实际上可以说，二十世
纪是战争的世纪。
本世纪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一亿以上的人在战争中遭到了屠杀，
世界上被战争残害人口的比例比十九世纪要高得多，即使我们把人口增长的总数都
算进去,也是如此。
假设发生一场有限的核战争的话，生命的丧失将会更令人惊恐，
一次超级大国的全面核冲突完全可能毁灭掉整个人类。
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
这足以使我们去作更多的事情，而不是麻木不仁,更
不是一定要去证明这样一种假设：
现代性将会导向一种更幸福更安全的社会秩序。
关于战争，过去的社会学家谈得太少，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在旧的学术分科的
体系内，战争似乎应该是历史学、军事学以及政治学研究的领域。
在战后成长起来
的社会学家中间，吉登斯是首批将战争（与暴力）纳入社会学的基本分析框架的人
之一。
他不仅提出了战争与工业化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密切关联，而且把战争看作
是现代性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主要根源和基本形式。
指出战争与现代性的这种关联，
恰好意味着现代性绝不只是理性化的过程，或者说，在理性化的名义下也充满了流
血的战争史，只不过有了理性化（或文明、进步）的旗帜，战争就可以（被进步论
者）正当化和合法化。
不过，吉登斯所谈论的战争仍然太抽象：
我们是不是还应该区分现代性过程中
的对外殖民的战争与民族解放运动？
区分帝国主义的战争和反帝运动？
正如我们谈
到民族主义的时候，是否还要区分宗主国的民族主义和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国家的
民族主义和民众的民族主义一样？
现在，冷战已经结束了。
吉登斯自己也开始变得乐观起来，他甚至提出假设：
人类第一次有可能进入了“没有敌人”的时代！
（《第三条道路》，以下简称《道
路》）然而，就在《第三条道路》出版不到一年时间内，北约对南斯拉夫实施了轰
炸“手术”，在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电台电视上，不论其立场是什么，“战争”（
WAR）都是一个经常用来描述北约轰炸的词。
吉登斯可以说是社会学理论工作者中，
最注重战争与现代性的关系的人之一，他的《民族-国家与暴力》，是当代社会学
研究者的必读书，然而即使是他，竟也对冷战后的世界格局有过如此乐观的估计！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现代的民族-国家？
吉登斯对社会学理论中通常使用的“社
会”概念有很大保留。
他认为那些把社会学当成“研究社会”的学者试图把各个社
会都与现代性联系起来，尽管他们不一定在每时每地都明白无误地如是说。
在概念
化这些“社会”的过程中，他们头脑中想到的是被相当清晰地界定了的体系，而且，
这些体系具有自身内部的统一性。
现在，当我们作了如此理解之后，我们可以说,
他们所说的各个“社会”其实就是民族-国家。
然而,民族-国家的特性却很少
被理论化。
为了解释现代社会的性质，我们必须抓住民族-国家的具体特性,这
是一种以特别突出的方式与前现代性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社会类型。
说到认识，不仅又使我们回到了前面关于对过去的知识在多大意义上是有所帮
助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如何认识的问题。
社会学一直被看作是关于现代社会生活
的普遍性知识，但是这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点认为社会学所提供的关于社会
生活的信息，使我们能够对社会制度具有某种控制能力，就像物理科学在自然领域
所作的那样。
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其他学者则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怎样“用历史来创
造历史”？
吉登斯认为，后一问题比前一观点更为深刻，但是它仍然是不充分的。
“用历
史来创造历史”，实质上只是一种现代性现象，而不是一个可以适用于一切时代的
普遍原则，它体现的，是现代性的反思特性（Reflexivity）。
社会学与其所对应
的主题（现代性条件下的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必须用“双重诠释”（double
hermeneutics）才能加以理解：
一方面,社会学知识的发展有赖于作为所谓“外行
人”（Laymen）的主体行动者们（Agents）自己的概念;另一方面，那些在社会科
学的抽象化语言中被创造出来的概念，又不断地重新返回到、嵌入到它们最初由之
提取出来、并对其进行描述和解释的活动范围中去。
社会学的知识或明或暗地、或
强或弱地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范围,在这个“反馈”过程中，它既重构着社会
学知识自身，也重构着作为该过程整体的一个部分的社会生活领域本身。
（《后果》
）1
这是一种反思性的模式，而绝不是像传统的社会学认识论所主张的那样，一方
面是我们关于“社会”的知识的日积月累，另一方面，与此平行的，是铁一般坚硬
并普世化地控制着社会发展的规律。
社会学（以及其它同现存人类打交道的社会科
学）并没有按照人们所说的自然科学那种方式来积累知识。
从根本上说，所有人类
活动都包含着反思性。
不论具体做的是什么，人们总是与他们所作事情彼此“纠缠
不清”，这样，人作为主体行动者本身就构成了他们所作事情的内在因素。
在其他
地方吉登斯把这称之为“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测”。
（参见图一）
图一：
行动，后果，条件
未被意识到┈┈┈┈┈┈→行动┈┈┈┈┈→未预期的
的┊↑┊行动
行动条件↑┊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测┊后果
┊┊行动的合理化过程┊
┊└行动的动因┊
┈┈┈┈┈┈┈┈┈┈┈┈┈┈┈←
在《社会的构成》中，吉登斯有一段著名的话：
主体与结构的建构并不是一种二元论的关于两种全然独立的既定现象的组合，
而是一种二重化的过程。
根据结构二重性的原理，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
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
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个人的，......
它不应被简单等同于对主体的外在制约，恰恰相反，它既有制约性又同时赋予行
动者以主动性。
2
人作为行动主体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
社会实践
在检验和改造各种关于它们的认识的同时，也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
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又不断改变着自己。
所有的社会生活形式，至少部分地
正是由它的主体行动者们对社会生活的知识构成的。
在维特根斯坦所阐明的意义上，
人们总是知道自己是该“如何继续行动”的（虽然作为当事人或“外行”，他们并
不一定能够清晰地表述出来）。
这一点，对人类行动所赖以确立并再造的习俗来说，
具有根本的意义。
在所有的文化中，由于不断展现的认识上的新发现，社会实践日
复一日地变化着，并且这些认识上的新发现，又总是不断地反馈到（或者，“嵌入
到”）社会实践中去。
但是，只是在现代性的时代，习俗才能被如此严重地受到改变和再造，由此才
能被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从技术上对物理世界的粗暴干预。
人们常常
说现代性以对新事物的欲求为标志，但现代性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
对整个反思的设定，它甚至也包括对反思性本身的反思。
也许只是到了二十世纪的末期，我们才刚刚开始意识到这种反思性的前景其实
是多么地不确定。
当理性替代了传统，它们似乎提供了某种比先前的教条更具有确
定性的知识。
但是，只有我们无视现代性的反思实际上破坏着获取某种确定性知识
的理性，上述这种观点才显得具有说服力。
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
程中（并通过这一过程）被建构起来的，而所谓必然性知识实际上不过只是一种误
解罢了。
在这个完全通过反思性地运用知识而建构起来的现代性世界中，我们似乎
是无处不在。
但是同时，我们却永远也不敢肯定，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这些知识的
任何一种特定要素不会被修正。
卡尔·波普说过：
“所有的科学都建立在漂移不定
的沙滩之上。
”3用吉登斯的话说，在似乎是绝对不容怀疑的科学的心脏，现代
性实际上是漂移不定的。
另外，特别重要的是，在社会科学中，所有建立在经验之上的知识的不确定性
还必须加上“破坏性”这一条，其根源在于：
社会科学的话语都要重新再嵌入（re
-embedding）到它所分析的情境中去。
由于启蒙运动和推崇理性之间的密切关联，
人们通常认为，自然科学在把现代观念与过去的精神状态区别开来方面做出了令人
瞩目的伟大成就。
即使那些偏爱诠释型社会学而非科学型社会学的人，也常常把社
会科学看成是自然科学的可怜巴巴的附产品。
但是，社会科学实际上比自然科学更
深地蕴含在现代性之中，因为对社会实践的不断修正的依据,恰恰是关于这些实践
的知识，而这正是现代性制度的关键之所在。
4
进一步说，所有其他的社会科学学科也都参与了现代性的反思过程。
以经济学
为例，诸如“资本”、“市场”、“价格”、“投资”等许多概念现在所具有的意
义，构筑了“现代经济生活”的内在不可分割的部分。
如果不是所谓的“外行”人
事实上也按他们自己的理解掌握了上述这些（以及无限多的其他）概念，现代经济
生活就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
如今我们许多人都在批评（甚至抱怨）“不规范的
市场”，“黑市”，“假货”，却比较少意识到，“完全的市场”只存在于某些经
济学学派的理想的模型之中。
这个问题，倒是主张规治市场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有
许多精彩论述。
5
这里所涉及的，还有话语实践和意识形态的问题。
没有这些雷蒙·威廉斯所说
的“关键词”（KeyWords），没有千千万万作为外行的行动主体的人对诸如“资
本”、“市场”、“劳动”等这些关键词的理解（不管这些理解是否“准确”），
就不会有今天的市场；而今天的市场是什么样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作为外行的
行动主体的人们对它的接受、理解一致的，既与他们是否接受、理解“市场”一致，
也与他们怎样接受、理解“市场”一致。
在各门社会科学学科中，社会学也许在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处于关键的地位，
这源于它用最大众化的方式去反思现代的社会生活。
例如，由政府公布的关于人口、
婚姻、犯罪等官方统计数据，似乎提供了某种精确研究社会生活的路径。
对科学型
社会学的先驱们来说，这些统计数据代表着硬性资料，凭借它们，现代社会的相关
方面就能得到比缺乏这类数据的方面更为准确的分析。
然而，官方统计数据并不只
有测定社会生活的意义，而且它们也会制度性地反馈到原来收集它们并由它们所测
量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去。
自有统计之日起，核对官方数据本身就成了国家权力和许
多其它社会组织模式的建构因素。
现代政府的行政管理，与对这些“官方数据”的
每日每月的统计，是密不可分的，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成天忙于这种统计数字的收集
和核对。
我们比较熟悉今天各级都往统计数字里“掺水”，却没有怎么意识到这里其实
不仅是所谓“弄虚作假”的问题。
再认真的统计员，也有他们自己对于统计指标的
理解，再严肃的被统计者（“外行”），都有自己的千差万别的对于被问概念的“
诠释”，而作为这个过程的结果的统计数字，每被使用一次，就会被其使用者再“
创造性地转换”一次。
现代社会（民族-国家）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被
统计数字体现出来的，而且也是由于统计数字的嵌入而被建构起来的，在这个建构
的过程中，“双重诠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占支配地位的统计数据，背后
也隐藏着占压倒优势的诠释理论，而当人们用占压倒优胜的诠释理论再去“说明”
统计数据时，这些数据本身也就又一次被“反思性地”再编织起来了。
因此，我们不能按照启蒙理性所确立的原则去简单地坚信，人们对社会生活的
知识（其实往往仅仅是得到了部分经验支持的知识）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更好地控
制自己的命运。
这里，除了权力、价值的作用外，未预期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是一个关键。
6人们所积累的关于社会的知识再多,也不能完全
涵盖它的对象的各种情况和可能。
假如，我们关于社会领域的知识确实只会越来越
完善，未预期后果的范围也许就会越来越小，不期望发生的后果也就会越来越少。
可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性阻断了这种可能性。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着
稳定的社会世界可否让我们去认识，而在于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本身，就会使得这个
世界不断发生变化。
但是，我们又不应该因此就认为：
既然关于人类行动和社会运动趋势的系统性
知识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可能性也就不值得认真地思考。
如果持这种观点，那么
人们唯一可能做的就是完全拒绝任何智力活动，包括拒绝“游戏式的解构”，以便
从事健身、养身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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