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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影视文化
渊源篇：
从西汉皮影到当代陕西影视
一、历史久远厚重深沉—陕西独特的影视文化
2013年下半年，网民们和各大网站不断的在发起投票总结各个省份的很多“最”，最初总会不乏有美食、美女之类的投票，后来有个很有意思的投票题目叫“请用一个词来总结你们省份人的性格”。
网民们都竭尽所能的想出最好的词语来形容自己的家乡人，对于陕西人来说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楞娃”，出人意料的是票选最高的词语是“大气”！
这的确是一个听起来会长鼓舞人心的词语，与他相比其他一切美好的形容词都看起来有些“小气”了，呵呵！
不过细细想来，在这个由厚重久远历史文化所造就的地方生长起来的人们不需要矫揉造作、拿腔作势，骨子里天生就带着大气的范儿。
这不仅是陕西人的气质，也是这些人谱写的文化气质，这种气质对于任何一部影视作品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之一，他是根基与核心，也是剧中人物赖以生存的地理空间和物质世界。
陕西影视生成的文化根基无疑是陕西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
1、陕西文化对影视文化的影响
陕西省位于北纬31°43’，东经105°29’—111°14’之间，处在我国西北地区东部，与内蒙古、宁夏、山西、河南等省市接壤，总面积达198570平方公里。
陕西省处于我国从东南湿润地区向西北干旱地区的过渡地带，自然景观带有明显的过渡色彩。
地势总特点是南北两边高，中间相对地。
自南向北可划分为山南山地、关中平原、陕北高原三个部分。
在其中，黄土层覆盖的陕北高原和黄土沉淀为主的关中平原，均以地表黄土地为主要特征，两项合计要占到陕西陆地总面积的64%，接近三分之二。
因此，无论是在陕西本省还是在外省市人看来，将陕西的主流地域文化命名为“黄土地文化”已经具有了充分的自然地理的科学依据。
除了这样鲜明的地理特征外，还有一项地域文化也颇为人乐道，那就是“陕西十大怪”：
第一怪：
面条像裤带。
陕西人偏爱面食人尽皆知，但将这面食发挥至极的非裤带面莫属。
而且它还有个俗称，叫biangbiang（音）面。
第二怪：
锅盔赛锅盖。
据说锅盔这一美食起源于唐朝，可谓历史悠久。
同时，赛锅盖一般的大锅盔也体现了关中人粗扩豪放的性格。
第三怪：
羊肉泡馍大碗卖。
牛羊肉浓汤泡烙饼，人人拿一个带彩大碗，不仅是陕西人钟爱的美食，也是汉族与草原民族饮食文化交融的印证。
第四怪：
碗盆难分开。
“老碗”这一名词是陕西人对大碗的亲切称呼，塔体响了陕西人简朴而又古拙的饮食习惯。
第五怪：
板凳不做蹲起来。
陕西人蹲功奇佳，蹲着不仅舒服，吃饭也带劲，聊起天来更是无所不包。
第六怪：
帕帕头上戴。
手绢在陕西被称为帕帕，可以防风、防沙、防尘、防晒、保暖，在黄土大地上可谓是居家旅行必备之物。
第七怪：
姑娘不对外。
这种择婚原则一方面体现了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封闭性，另一方面也出于陕西人心目中的优越感和富庶感。
第八怪：
房子半边盖。
在林木资源较为缺乏和黄土风沙大的陕西，这种房屋建筑，冬档寒风夏遮阳，还节省木料。
第九怪：
皇上两行埋。
沿关中川道南北两线共有72座皇帝坟茔，官家富商更不计其数，甚至还有很多的“外国人”。
这一点在全国来说也是独居第一的。
第十怪：
唱戏大声吼起来。
以黑头戏为代表的砌墙，唱声如吼，发自肺腑，如黄河奔腾，如华山波涛。
这十大怪的特点是高度的概括和过滤出的总结，不能代表全貌，但是却独具陕西特色。
不难看出无论哪一怪都离不开陕西特殊的风土地貌——黄土地。
源于这样的地缘特征，陕西的文学艺术之所以会带有浓郁的“黄土地文化”气息，陕西的文学艺术家们之所以会具有强烈的“黄土地文化”情结，对于这些现象和本质我们从根本上就会有所理解了。
在众多的影视作品当中，我们时常看到的是：
“一场雨冲走一犁土”的自然条件恶劣的陕北黄土高原，在沟沟坎坎的环境里，生生不息、顽强生存的陕北人，比如《人生》中的高加林和刘巧珍；拥有八百里秦川得福饶之地关中平原，建立在黄土地文化于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生产生活方式、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受到诸多封建正统思想影响和禁锢，重农抑商，崇尚礼制。
优势文化和劣势文化同时并存的矛盾心理塑造了关中人的性格品质和文化精神，比如《白鹿原》里的白嘉轩；秉承着从观众黄土地文化向巴蜀文化和渝湘文化过度的陕南地区，具有极为复杂的民情和民风。
同时拥有者造就汉文化的汉江汉水，使得陕南地区也拥有及其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比如《野山》中的禾禾。
陕西影视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深受陕西地域文化的影响，尤其受自然资源、客观条件、人文历史、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征和取向。
二、影视文化的特征
“所谓文化精神就是作为本之要素和内在命脉的文化传统，它是文化的中枢神经和合理内核，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发荣滋长而结出的理论硕果，是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
作为民族文化的灵魂，它历久弥新，笃实光辉。
文化精神有其共同本质，也会因时代与地域的差别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从地域差别与独特来审视文化精神，可以促使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华夏文化的丰富性。
”陕西的地域文化是陕西的艺术赖以生成和发展的母体，数千年来，无论是世俗民间的艺术还是文人雅士、官方机构所创造的艺术，其实都与这块土地上的文化密切相关。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于气候、地貌、环境、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形成了各个地区不同的地域文化，一个地区的地域文化又或多或少影响着这个地区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一个地区人们生活的方面来窥得这个地区地域文化的一些特征。
百年的陕西电影和三十余年的陕西电视剧在绵延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地域文化的追求和坚守之中，以其较为坚定的步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尤其是以西安电影制片厂为带动效应的西部电影，从而成为中国影视文化中一朵不可少的艺术之花。
陕西影视文化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大致形成了一下的主要文化特征：
第一，陕西电影电视受其特定的地域文化影响，尤其受其文学艺术的地缘影响，大多具有朴素的乡土气息与真实性风格。
受陕派小说等现实主义基本美学风格的影响，不论是西部电影还是陕派电视剧都追求一种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真实、朴素的叙事风格，这一特征表现在农村题材较多的出现在影视剧中；真实既是一种创作风格，同时又是一种巨大的艺术感染力量。
曾有人笑谈，西部电影的主要特点就是表现那些从黄土里钻出来、土的掉渣的“兵马俑”。
但是也正是这种乡土气息、真实、朴素的特点，具体形象的坦露了陕西地区人们的生活面貌和生存状态，真切的呈现了陕西人那种至真至纯的人情与人性。
（电影《黄土地》剧照）
第二，陕西影视剧在众多的艺术作品中体现出了强烈的平民化视点与人文关怀意识。
陕西影视剧西欧那个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贴近民生，既展示了历史上某个特定的年代普通百姓生活中的种种生存境遇，也较为深入地呈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以及当下社会转型期中人性、人情的变异，以及人生的曲折和命运的多舛，故此，这类影视剧中总有着一种温和的平民化视点，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意识。
第三，陕西电影电视剧立足于本土化的厚重历史，倾力书写周秦汉唐的历史辉煌。
众所周知，陕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拥有周秦汉唐等十三朝古都历史的一片热土，因此，对于这片土地人文历史的表现也称为多年来中国影视剧关注视角之一，也是陕西电影电视剧投资与生产、创作与努力的重要方向之一。
（电视剧《大秦帝国》剧照）
第四，陕西电影电视剧在文化内涵上着力展现三秦人的精神气韵。
不论在荧屏上反映历史伟人、城市知识分子还是表现农村平民和城市平民，不论是反映男人还是反映女人，不论是反映“侠”还是反映“匪”，这一类的影视剧通过刻画和塑造的男性系列人物形象和女性系列人物形象，充分展露了陕西人身上的阳刚、骨气、诚信、豪壮等精神气韵。
第五，陕西影视剧在人物性格塑造方面着重于对其两重矛盾的刻画。
在受现代文明和思想观念浸染较少的陕西地区，人们具有极强的传统特性，一方面拥有者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另一方面他们有因循守旧，固步自封。
因此在对陕西地区人物形象塑造时，往往是从这两重性入手，既细腻、真实地展现人物性格特征中美丽、勤劳、温情的一面，同时也展现他们思想和性格中落后、僵化与守旧的一面，进行一定程度的文化反省和文化批判。
第六，陕西电影电视剧的一个最最特色的方面就是影像叙事方面倾力打造独特、浓郁的民俗与民风景观的展现。
任何文艺样式和文艺作品的创作，都受到一定地域环境、民俗文化的制约和滋养。
陕西有着诸多的独特性民俗与民风，如秦腔、陕北民歌、剪纸、腰鼓、关中皮影等，导演们在创作中对这些民俗文化的造型设置和语境运用大大强化了文化感、历史感与厚重感，提升了它的美学品格。
（电影《黄土地》剧照）
三、影视文化的类型
面对陕西长期以来形成的地域文化形态和本质，陕西影视的艺术工作者们，包括并不属于陕西创作群体的外省市艺术家们，他们在书写陕西历史文化与现实文化时，由于地域文化本身的“文化内驱力”以及“融贯统一的形态”作用，必然会在其作品中，带有许多共同性特征的文化判断与选择，带有强烈的地域文化价值取向。
陕西电影电视剧的生成和发展深受陕西地域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征和取向。
如果从文化形态、文化价值取向等角度来加以分析和归纳的话，可以看到，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文化类型：
第一，历史演义文化取向和类型。
这一类型的影视剧创作多以国家力量为主，规模之盛，影响之巨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尤其是近两年来电视荧屏除清宫戏外主要占领市场的陕西历史剧，如《唐明皇》《武则天》《汉武大帝》《大秦帝国》《贞观长歌》等，构成了多年来蔚为壮观的艺术景象。
这些作品在表现陕西地域文化时立足于全国视角，都是对于陕西特有的历史文化的艺术演义，同时又融入了当代艺术家的现代性思考和审视。
另外陕西影视制作机构投资创作的作品，由于主创人员对于陕西地域文化颇为熟悉，因此在作品中表现的地域文化特征更容易融入进本质的精神之中。
（电视剧《武则天》剧照）
第二，红色革命文化取向和类型。
主流文化在陕西影视剧中的反应，自然就是以反应好人好事和时代精神风貌为主旨的主旋律影片。
由于中国影视传媒的首要功能和基本价值取向是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宣传与传播，因而主流文化无可置疑的成为了中国影视文化格局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文化构成。
在陕西，可谓是红色革命文化的发源地，对红色革命文化的开掘，既可以让观众领略老一辈革命者开创共和国时期的那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和伟大壮举，同时也更可以加强民众对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自信心，自强意识，以及对党和国家的凝聚力向心力。
第三，世俗平民文化取向和类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无论是国家意识形态文化或是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而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却日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信息接收与传播的主要选择。
这种大众、通俗文化在陕西影视剧中又可分为农村平民文化，如电影《野山》。
以及城市平民文化，如电视剧《半边楼》。
第四，民间传奇文化取向和类型。
民间传奇文化不仅是中国影视剧所独有的类型，在拥有中国传说和故事的陕西，也成为突出表现的题材和类型，近年来尤其以侠匪内容为重点表现和开掘的对象。
在陕西民间文化中隐含着侠文化和侠精神，以及在这种文化影响之下对人性的张扬和对侠文化理想的向往，却是陕西人骨子里的精神气质。
不然也不会出现一样的故事内容却呈现出不一样表现样式的电影《双旗镇刀客》和电视剧《关西无极刀》了。
（电影《双旗镇刀客》及电视剧《关西无极刀》海报）
四、影视文化的影响
艺术作为文化精神的一种形象体现，其产生、流变无不与地域文化的诸多客观因素相关联。
这也应了“越是地域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那句话。
陕西独特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与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密不可分，陕西艺术关于人生、关于人的命运、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于人与历史的关系等等主题的开掘是与陕西地域文化一脉相承的。
可以说陕西地域文化孕育了陕西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陕西地域文化又成为陕西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源泉。
无论是从内在精神气度方面，还是从外在形态方面，无论是从民间形成方面，还是从官方或文人雅士创作方面，陕西的地域文化都对于陕西的艺术起着历史的、现实的、本质的、决定性的作用，致使陕西的影视文化艺术在整个中国范围内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甚至是代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电影《白鹿原》剧照）
一是影视剧中的厚土意识和观念。
一些具有浓烈的乡土气息、具有艺术家强烈的后土观念和意识的代表作品，不仅在国内轰动一时，甚至也代表了中国的最高荣誉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西部电影在此的殊荣不需过多赘述，那些响当当的名字放在这就代表了它无法撼动的地位：
《人生》《黄土地》《红高粱》。
二是以地域文化为主打的、自觉的艺术流派和风格追求。
以反映西部的（以陕西为主）地域风情、人文风情为主。
再现了陕北和关中人民豪放粗犷的性格和富有传奇色彩的生活，同时也对陕南人民的生存状态给予高度关注和表现。
影视剧中不断散发出浓郁的原始野性，充满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了其他地域影视剧中所不具备的阳刚粗犷、雄伟辽阔、凝重和苍劲的风格美。
纵观陕西影视文化的内容和艺术的表现，我们依然可以用开始提到的陕西文化特质来总结陕西影视文化的独特魅力，那就是“黄土文化情结”，它是陕西影视文化的精神胎记，是无法摆脱的灵魂宿命。
其实“陕西木有啥”，就是有黄土孕育出令你震撼的一个个文化！
二、西部影像独具魅力——陕西影视的独特地位
1、陕西电影在中国
三、光影流变影史钩沉——从皮影到西部电影
1、皮影戏的影响
三、光影流变影史钩沉——从皮影到西部电影
1、皮影戏的影响
中国皮影戏历史悠久，早在宋朝的时候就趋于成熟。
之后的元明清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在此期间，皮影戏受不同区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各据特色的皮影文化。
皮影戏就古代戏曲的缩影，代表着民间的传统文化生活和风俗习惯。
应为皮影戏的流动性比较强，再此同时，皮影戏页吸收继承了多元文化，可以说皮影戏是汲取多种地域文化的一种民间文化的代名词。
在明朝时期，滦州地区的皮影比较兴盛，最后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皮影戏，发展到后来就行一种文化认同感，用这一地名来冠名皮影戏称之为“滦州”皮影。
皮影从材质上要求比较严格，一般使用一些动物的皮制成，以驴皮和牛皮为多，以至于皮影能够长期使用。
在皮影的整个形象上来说，皮影有形象生动的人物，和并且有不同的配景，能够充分的体现出人物所处的环境，使整个皮影戏呈现出来的效果绚丽，表现的更加生动。
每个人物形象都是经过工匠的细心斟酌，让皮影整体和局部的美感达到统一，凸显出皮影戏的真实感，又能完美的表现出皮影戏的艺术感，充分体现出中国劳动人民艺术与智慧的完美结合。
形形色色的皮影都能反应出丰富的民间生活，比较著名的一些皮影戏：
“福寿禄”、“五蝠捧寿”、“双喜盈门”等传统的图案，都能在皮影的造型中看到，最终使得皮影艺术主题比较突出。
滦州皮影戏插图
纵观皮影戏的发展，皮影戏不单单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髓，还兼具戏曲艺术的特色，让简简单单的皮影演绎一场别具一格的故事演出。
当我们静下来慢慢想一想的时候，中国电影艺术的和皮影戏又有几分相似，在某种程度上将，皮影戏是古代中国充当是的现代电影的角色，让生动的演绎艺术在民间很好的继承下来。
然而当代中国的西部电影同样也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黄土地》、《红高粱》无一不是体现当时社会真实现状，在这些方面和皮影戏有一脉相承之处。
艺术高于现实同时又来源于现实，皮影和电影作为两种不通形式的艺术，他们的艺术塑造和艺术风格同样也都是来源于现实。
皮影戏艺术能够比较大胆的表现出社会现实，也能戏曲化的演绎百姓生活，这些对当代西部电影都有很多的借鉴意义。
现在皮影戏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备受社会关注，充分展示了皮影戏的独特艺术魅力，更能让传统的民间文化得以传承发扬。
西部电影体现出西部地区的粗犷，和西部文化的独特魅力，这很好的继承了皮影戏中的艺术风格；有些学者认为，皮影戏就是现在电影的鼻祖，站在电影的角度，“电影人”要向“皮影人”致敬。
2、西部电影发展的新时期
从1984年到2004年,中国西部电影整整经历了二十年的风风雨雨。
如果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二十年弹指一挥间,实在是不足为道;但若从百年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尤其是从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发展角度来看,中国西部电影的这二十年却是紧紧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伴随着中国电影的曲折经历而发展的。
只有站在今天的高度才能够真正回溯过去,也许只有以今天的目光才能真正看待过去。
当我们正处于大力推进中国电影产业化发展的宏观语境之下,回顾中国西部电影走过的路程,对于发展当下中国的电影文化产业不无裨益和启迪,尤其对于做强做大新西部电影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回溯近百年历程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其中,有这样三个板块的电影艺术品牌已经或正在得到国际影界的普遍认可:
一是开创了中国现实主义电影辉煌的20世纪的上海30年代至40年代电影,《神女》、《渔光曲》、《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万家灯火》、《小城之春》、《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优秀影片无疑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代表之作;二是让中华武术名扬海内外,使华语商业电影在世界市场上取得骄人业绩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香港功夫片,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等人的名字不仅在华语圈里妇孺皆知,而且在英语世界里也已名声赫赫;三是20世纪80年代中叶和末叶,以西安电影制片厂为主创作生产的最富中华民族本土文化意识和特征,并具有现代影像表述语言的中国西部电影,只要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电影,很难有人能够绕过《人生》、《黄土地》、《野山》、《老井》、《红高粱》、《黄河谣》等影片来谈。
1999年第8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举办之际,正值新中国电影诞生50周年纪念,一个以《新中国电影50年》为题的大型学术研讨会隆重召开。
（电影《黄河谣》剧照）
会议综述指出:
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美各国介绍中国电影的书刊中,出现最多、最引人注意的是西安电影制片厂;在重要国际电影节频频亮相的也是西影人。
正是有了“第五代”导演,正是有了中国“西部片”,中国电影遂成为备受界影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在中国电影历史发展格局中,中国西部电影应当占怎样一种历史地位？
应当如何来客观的、历史的、公正的评价？
对于仅有二十年发展历史的中国西部电影来说,如果能够完全清晰地作出公允的梳理和评价确非易事,但影界和学界在诸多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
对于任何一种电影艺术思潮或现象的考量,总离不开这样几种参考坐标,即是否拥有一种鲜明的、坚定的、系统的理论倡导;是否拥有一批具有集团冲击力和影响力的优秀作品;是否塑造了一批有一定思想价值、认识价值或娱乐价值的人物形象;是否体现出了电影影像语言议及叙事手法等的锐意创新，是否涌现出了一大批展露才华、有强烈创新意识的新锐电影人扩是否创造了优秀的电影市场和票房效应等等。
依据这样一些参考坐标来进行观照,我们会发现,中国西部电影在其短暂的发展历程中,的确创造出了令世人瞩目的业绩。
3、西部电影的辉煌时期——第五代导演的形成
1984年3月,著名电影美学家钟惦先生在西影率先提出“立足大西北,开拓新型的‘西部片’”的理论倡导,在中国电影界和理论界顿时引起强烈反响。
于是,“拍摄中国的西部片”的口号,则将众多西部电影艺术家的一种长期的、潜在的、非自觉的艺术审美追求,变成一种鲜明的、自觉化的、群体性的电影美学追求。
吴天明导演的《人生》与陈凯歌导演、张艺谋摄影的《黄土地》恰逢其时,先后应运而生,成为开创中国西部电影美学思潮的“先锋之作”。
第四代导演与第五代导演的不期而遇,不约而同,将电影摄影机的镜头共同聚焦于历史的西部和现实的西部,聚焦于西部的土地、荒漠、大川、河流、沟壑,聚焦于西部的人,西部人的性格、命运和心灵⋯⋯
“您看见深山峡谷中那潺潺流淌的溪流吗?
它虽向往着辽阔的平原和浩瀚的大海,然而却毫无怨言地沿着大自然开辟的道路蜿蜒盘旋着。
它是那样的清澈、纯净,又是那样深沉、质朴。
即使有时从陡峭的山崖上跌落下来,也只会发出一声惊愕的呼喊,又很快地重归于平静。
”这是《人生》导演吴天明对自己影片的形象阐述,“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推演出一个发人深省的社会变革的主题。
”一个陕北黄土高原上城乡结合部青年人的生活、理想和追求,却拨动了全国亿万电影观众的心弦。
钟惦先生关于西部电影的理论呼唤正是伴随着《人生》的轰动而腾飞的。
“如果把黄河上游的涓涓细流和黄河下游的奔腾咆哮,比作它的幼年和晚年,那么,陕北的流段正是它的壮年。
在那里,它是博大开阔,深沉而又舒展的。
它在亚洲的内陆上平铺而去;它的自由的身姿和安详的底蕴,使我们想到我们民族的形象——充满了力量,却又是那样沉沉地,静静地流去。
可是,在它的身边就是无限苍莽的群山和久旱无雨的土地,黄河空自流去,却不能解救为它的到来而闪开身去的广漠的荒野。
这又使我们想到数千年历史的荒凉。
”这是《黄土地》导演陈凯歌对自己未来影片的形象描述和思考。
西部电影的日渐成熟也是随着第五代导演在《黄土地》中的初露锋芒而得以充分展示的。
（电影《黄土地》剧照）
吴天明和陈凯歌,一个是第四代导演,一个是第五代导演,一个自小便生长于西北的黄土地上,一个原本就生活于京城首都,但对电影艺术的无限热情和执着追求却令二人的关注点都不约而同地投向了西部黄土地,投向了广袤西部中的人、景、物。
同样的感受,同样的渴望,令两位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导演却都在陕北的黄土地上奏出了“同一首歌”,这或许是一种艺术创新倾向的巧合,或许是西部神奇魅力的魔法再现。
这是中国电影创作与生产迸发出勃勃生机和无穷创造力的一段辉煌时期;这是为中国电影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精英人才的一段黄金时期;这也是中国电影有史以来大规模走向国际影坛并获得其认知和认可的关键时期。
电影是影像与声音结合的艺术,中外电影史上任何一种思潮和流派的创新都不能离开影像与声音这两大元素而进行,都不能离开对新型电影叙事手法的创新与探索。
中国西部电影的出现,同样在电影影像语言以及叙事手法等方面锐意创新,成为新时期我国电影艺术发展潮流中最为突出的亮点。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后期,当中国西部电影在国内外影坛声誉鹊起的时候,中国电影创作的新生力量—“第五代”导演创作群体也随之登堂入室、一鸣惊人。
于是,年轻、新锐而又充满叛逆与批判精神的“第五代”电影人,几乎是不约而同、不谋而合地将自己电影艺术的触角首先伸向了对中国西部民族、历史及文化的集体解读。
西部电影由于这样一批新生力量的加人而变得更加富有创新性和开拓性,西部电影也因为有了和“第五代”导演艺术探索的“艺术叠交”而更加富于活力和青春气息。
“第五代”导演是中国影坛空前重视并擅长运用电影影像表述语言的创作群体,他们“在中国银幕上以空前有力的造型语言和视听表现力,向人们证明影像的功能。
在宏观的历史文化意蕴中,那些高度写实又浑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了象征概括的声画构成,色彩、影调、节奏的风格化所创造的意象,以及单镜头特性和蒙太奇特性的双重发挥,都给封闭的情节叙事传统和‘影戏’电影中的观众,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
”“特别是在造型方面,摄影已经不仅仅是描述的工具,而是作为重要的电影语言参与创作。
”“第五代”导演对影像叙事语言的成功运用,集中体现于《黄土地》这部与西部电影创作相叠交的作品之中,堪称淋漓尽致,一新世人耳目,难怪当年第9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场刊如此盛赞“本片是中国大陆电影的大突破！
它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对电影语言有高度的自觉,充分发挥纯影像和音响的力量。
摄影机甚少运动,但差不多每一个画面都含有可堪细嚼的内容和丰富的戏剧张力。
影片没有滔滔不绝的对白和滥情音乐,但对白和音乐都是简洁精炼,它不单为影片建立优美的视觉风格,拍出慑人的画面,更重要的是表现出黄土高原上人与环境的关系。
”正是“第五代”导演的这种艺术追求和探索,也促进了西部电影在影像语言方面的现代性和丰富性,“第四代”导演颜学恕在《野山》中、吴天明在《老井》中、滕文骥在《黄河谣》中等的艺术探索,都不同程度接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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