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天上人间红学相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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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天上人间红学相伴
周汝昌天上人间“红学”相伴
“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日前因病去世。
本报记者于遗憾和惋惜的同时，忆起当年对周汝昌先生进行过的一次独家专访以及与先生的最后一面……
与“红学”大师为邻
和善老人看似“孤傲”
在位于北京城东朝阳区的文化部的高知高干楼，本报记者因父母的关系曾跟“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楼上楼下住着。
虽然跟周汝昌先生在一个单元门里做邻居很多年，但除了上下楼时常能看见他家门口的报箱里插着全国政协寄给这位曾连任四届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料，还常常见到有扛着摄像机、三脚架的各大电视台崇敬地登门采访外；平时也就只是经常在院子里碰到这位终年在“红学”领域中上下求索与笔耕不辍的老人。
在那些天儿还很暖和的日子里，他总是静静地坐在轮椅里晒太阳，似乎是仍然在那里思考着什么；也可能是在整天忙碌的研究与写作之暇享受着那一刻难得的宁静与休憩。
对于这位穿着朴素、相貌平凡的老人，在人们的印象里无论如何也跟名震中外的“红学”大师连不上号；而且，在不熟识、不了解的人眼中，很可能还会认为他就是个“孤傲”的老头。
其实，周汝昌先生多年来眼睛不好，看东西不仅要借助放大镜，而且眼睛甚至都快贴到纸上了；耳朵也不好，你要非常大声地跟他说话他才听得见。
近些年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由他口述，儿女们帮他记录整理，再由他校订成书的。
据作为周汝昌先生的主要助手的他女儿周伦玲介绍，周汝昌先生就连写个提纲都写的是一张纸上占不了百十字的大字；那次独家采访完周汝昌先生时，他在送给本报记者的他的红学专著上签的名就是这么大的大字。
那次独家采访周汝昌先生时，在他的家里，目及之处只有几件旧家具，很多书和手稿就堆在写字台、圆桌、沙发甚至地上。
在交谈的几个小时中，本报记者感觉他思路非常清晰，而且人也很和善。
可是，平时他甚至对认识的人也常常会让人感觉到似乎是“视而不见”、“昕而不闻”；记者跟他住―个楼门是楼上楼下的邻居，而且还去他家独家采访过他，有时碰到他在院子里晒太阳，跟他打招呼时一般也都没什么回应。
有一次他女儿用轮椅推他到院子里晒太阳，回来时刚好我帮他开楼门并对他说：
“您先走”，他会很有礼貌地道一声谢谢，他女儿则再次不厌其烦地替老人解释：
“他看不见也听不见!
”并大声告知他记者就是楼上的邻居，“还到咱家采访过你哪!
”同时也告诉记者：
“趁着现在天儿还暖和，推他出来晒晒太阳；等天冷了他就根本下不了楼了!
”那次对周汝昌先生进行独家采访时他也曾大声亲自向本报记者解释道：
“我眼也看不见，（当时只隔着个小圆桌）就这个距离我看您都看不请。
咫尺不能见，完全没办法，有时候您得多担待!
很怕引起误会；天暖和时我在下边走走，各楼的好多人都跟我打招呼，我都看不清，后来大家都明白了。
”
那次帮他开门时也是本f0记者最后一次见到周汝昌先生。
还鬼使神差地帮他在我们住的那个单元的楼门口照了张相；也许，在冥冥之中早就注定了，这张相片就是一个纪念了吧!
因何走上“红学”之路
在最终献身“红学研究”之前，周汝昌先生原本早已在诗词、书法、戏曲、翻译等领域颇有建树。
他曾以英语免试资格考入著名的燕京大学的“王牌”西语系；毕业时，他的论文英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文赋》令中外教授举座皆惊。
老师破例请学生周汝昌吃饭，告知论文一字未改全票通过。
似《文赋》这等涵盖广博且文字艰深的骈体文，即便翻译成白话文也不易，何况是译成英文。
当时正值燕大开办中文系研究院，周汝昌在教授们的举荐下应考，成为被研究院录取的第一名研究生。
此后，他又把《二十四诗品》译成英文介绍到欧洲，也把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西风颂》以《离骚》的文体翻译成中文。
那他后来又是怎么步入了“研红”道路呢，据记载，原来，他少年时就常听母亲讲《红楼梦》的故事，后来又从母亲手里看到古本《石头记》。
然而促其真正步入“研红”之路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数胡适先生的影响。
对于当年胡适先生的悉心指教，周汝昌先生曾不止一次感叹：
胡先生能平等对他，还对他爱护有加，其人品和学问少有人比。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周汝昌先生虽也曾迫于形势写文表明与胡适“研红”的不同观点，但旋即自己也遭猛烈批判。
身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先生“对这点儿，是明白的，他很理解”，还向人推荐起周汝昌先生的第一部“红学”专著《红楼梦新证》来，称其为一部“很值得看的书”，并称赞说：
“周汝昌是我‘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
而在接受本报独家采访时，周汝昌先生对此问题这样告诉记者：
“我是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的，当时，不叫外文系；我们都不用中国话说话，都快成半个洋鬼子了。
我们那时那个英语训练太高级了，但在业余好像玩票似的我喜欢咱们中国的古典的东西。
我业余有时间看线装书，当时的精气神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莎士比亚非常感兴趣，也下工夫；一方面就是中国的，也不是从《红楼梦》人手，是研究中国古典诗词、文艺理论，比如诗话、词话，古代对文艺的观念，审美的那些原则，我希望把它译成英语，介绍到国外。
但是，60多年前没有人注意这个，弄来弄去就选中了《红楼梦》，因为你和西方的一般文化人，一开始就讲高深的，很困难；倒是《红楼梦》比较通俗，因为它的外表载体是个小说。
”
周汝昌先生还进一步就《红楼梦》是不是“所谓的‘百科全书”’向记者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但它其实不是个小说，内容太丰富了。
可这个丰富不是‘摆摊’，不是所谓的‘百科全书’；百科全书是‘死知识’，这边一条照相机怎么发明的，那边一条哲学，百科全书是把死知识罗列给你。
但找们看《红楼梦》不能误会，说百科全书本来是指它包罗万象，但是有人就认为他是卖弄他的各种知识――摆摊。
错了，我说《红楼梦》它是个大整体，是活的，有生命的，你看它的那些人物，那些事、境界，那哪里有一丝的死气呀?
是个括泼泼的中华文化的大整体、大代表!
它代表我们中华文化的形象，可以给一般的外国人看――中国人的文化，包括言语、行动、礼节、衣食住行，作风，一切道德，您看看，那还不就是文化吗!
你要想向外介绍中国文化的精华，选《红楼梦》和曹雪芹是对的，这是我的本意!
” 怎么来认识《红楼梦》
作为“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是怎么看待名列“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的呢?
本报记者采访时周汝昌说：
“有人问《红楼梦》为什么伟大，我举了很多例子，在87版电视剧的首映式上我还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清代最重要的诗人黄遵宪，向日本人介绍说‘《红楼梦》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部好书’；著《清朝三百年学术史》的大学者、也是晚清的梁启超在他的《论学》里居然也涉及到了《红楼梦》，下了如此评语‘要言不繁，“只”立千古’――清代的文学作品中唯一无二的。
毛泽东则说，咱们中国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只有一个长城和一部《红楼梦》；你说他这种认识是从哪儿来，他读了一辈子书，这个话我想他不是随随便便说的。
很多中华第一流的大人物都是这样看《红楼梦》的，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文化现象――而不仅仅是什么小说的问题。
现在，连以小说闻名的作家王蒙、刘心武，谁也没强迫他们，都自觉自愿地走上了搞‘红学’的路子，而且，刘心武跟我说：
‘我现在搞红学简直是如痴如醉!
’王蒙不仅写了红学论著，还出了评注校勘的本子，而且他说：
‘不是《红楼梦》走向世界，而是世界走向《红楼梦》!
’这话说得真好!
不愧是一个大作家，真有体会。
他是说世界的文化学者都应该理解《红楼梦》来，跟我的观点一样。
所以近些年来，我给‘北大学报’写文章和他们的主编采访我，我都说‘《红楼梦》是文化小说，不是什么爱情小说!
”’
采访周汝昌先生时，听到他对《红楼梦》的分析，令本报记者纳闷的是：
“您是学西洋文学的，怎么会反对用西洋美学指导文化呢?
”周汝昌先生像对学生“答疑解惑”般循循善诱：
“我不是说人家的理论不好、不对；我是说截至今天，西方的，我且不说文化，尤其是文艺界人士，看待中国的文艺作品，他们是用他们的那几点标准来看，来要求、来评论的。
比如说，说《红楼梦》怎么伟大呢?
形象鲜明，性格突出，语言生动，等等等等。
开玩笑说，这不成了‘十六字真言’啦!
《红楼梦》的伟大如果仅仅在此，那么，世界上成千上万的小说，哪一本还让大家看得下去的，它起码得做到这几点儿吧!
那我们的《红楼梦》怎么就伟大起来了呢?
不是说那些东西不需要要求；但是，除了那些，我们中国的那些‘精气神儿’，这个，西方还不懂得!
我们应该向他们介绍这个，让他们多一层理解。
我们中国不仅仅是那些，比如说‘形象’，《红楼梦》里有‘形象’吗?
我就跟他们辩论，我就举史湘云为例。
都到了20回了；前边林黛玉、薛宝钗入府还略微有那么点儿介绍，还没有离开老小说的写法。
一到了20回史湘云出场，‘突然，丫鬟来报，说史大姑娘来啦!
’让作者带读者都觉得这是个‘大熟人’，其实前边对她的描写连一个字都没有!
我就问，你看见过这种写法吗?
史湘云是什么‘形象’，她穿什么衣服，是长脸、圆脸、瓜子儿睑?
哪儿有‘形象’啊，完全是‘精气神儿’!
你看这个人就活了，就来了，言谈笑貌跃然纸上。
我说如果照西方的那些要求，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儿?
你给我定个名目!
中西文化的交流，要先弄清文艺原理、审美的要求，然后才能谈交流。
否则，都是空口号。
谁不愿意交流融会呀!
从戊戌变法开始一直就是‘西学’压倒了‘东学’；近些年季羡林教授让我崇拜得不得了，因为他敢说，不能老是‘西化’，要‘东化’了!
这也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为什么要介绍《红楼梦》，我就是要我们的文化‘东化’!
让他们知道，哎呀，中国还有这样的东西!
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也不懂，看也看不清!
我曾经跟老外用我那老英语讲了三次《红楼梦》，很受欢迎。
”
曹雷芹“就不是凡人”
采访周汝昌先生时，对这位“红学”大师问起他对毕生研究的《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怎么看，周汝昌先生介绍说：
“曹雪芹不是一般的人物，他的生平、身世、遭遇、命运，以及由这引起他创作这部如今大家都认为是伟大的著作，这个意义是中华文化的问题。
不仅是小说、文艺，什么塑造文艺形象等等――西洋的那套文艺理论，不是!
因为中国文艺理论的那个‘精气神儿’，如今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
搬来的都是西方的观念、概念、术语，甚至连审美的标准，也都是西方的那一套。
”
周汝昌先生还进一步介绍说：
“说曹雪芹，更重要的是他一生的创作，尤其是写《红楼梦》，由何而引起――因何而要写、写什么、怎么写。
也就是说，说到曹雪芹，除了要了解他本人的非凡――个没有先例的新型人才，满汉文化结合以后所产生的；从顺治皇帝、纳兰公子一直到曹雪芹，这个与以往江南才子会作诗、作文完全不是一个类型，如果错会了，那就把曹雪芹的精神完全失掉了。
这样一个时代，他不仅是八旗，而且是一个包衣――皇家的奴隶，复杂万分的政治、社会、身份、处境，悲欢离合，有荣华富贵，两次遭到政治大变故的牵连，他们那个思想感情啊复杂万分，研究清史的都是研究另外的事，我为曹雪芹写传写了五次，晟大的困难是找史料凭借，都是空白又空白!
八旗怎么回事不记载，包衣在八旗中又有什么特点也没有记载，他们的处境、思想感情、酸甜苦辣，在《红楼梦》借着赵妈妈训她儿子的话说，你知道这个奴才两个字是怎么写的，你祖辈受的那个苦哇，换出你这么个东西来，意思是银子打也打出你这么个东西来，现在别说你做官了就横行霸道，意思就是你忘了本，你本来是奴才，受苦，现在做了官就要呵斥别人；我都不会说，非常精彩，这就是曹雪芹他们的思想。
你要写这样一个人，与前例完全不同，你要一般化，就失败了!
你要表现其极大的特点，但它仍然是属于中华大文化范围之内的，这就难度很大。
”
周汝昌先生并且深入浅出地对记者分析曹雪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为什么扯这么多呢?
因为我是要在作品里让今天的读者理解曹雪芹――‘他是个八旗公子哥儿，但他不同于膏粱子弟、纨绔子弟；他是天下之奇才，无所不通。
诗文就不要说了，百般技艺都超凡入胜，这个奇才、异才，是前所未有的。
’他不是个光弄笔墨的过去那种文人学者，他的风流文采又和唐伯虎那种江南才子完全不同，能文能武。
他晚年交的朋友、诗人张宜泉给他写的挽诗说“北风图冷魂难返，白雪歌残梦正长，琴裹坏囊声漠漠，剑横破匣影链硭”，仅此四句诗就说到了他的四大方面才华――人虽没了，东西还有生命。
因为谈曹雪芹，话少了说不清，话多了显得烦絮；一提起曹雪芹我就想，这怎么跟人家说呀，这不累死人嘛!
他写小说，里边包含了这么多的才华技能，这是一个“小说家”三个字所能概括得了的吗?
他跟江南才子唐伯虎会写俩字，会画幅画，跟个丫鬟秋香打情骂俏，完全不是一回事!
所以不能够混同，不能够一般化，不能够搞成像老式的佳人才子，太难了!
“再者，他富贵又下贱；说他贵，因为他是皇家的，他的曾祖母可以说是康熙的‘母亲’，康熙的生母生下他就去世了，康熙是由她一手带大，教养起来的，视她为慈母。
所以，曹家的这六十年历史，是有这层极其亲密的关系而升到了荣华富贵的；他的女儿嫁的则是爱新觉罗的大王子
成了皇亲国戚了!
到了搞阴谋政变上台的雍正即位，曹家一下子翻天覆地，雍正最忌讳这些包衣奴才，因为他们是家里人，世代了解皇家的内幕。
他害怕曹家这种人能揭露他的阴私，所以他一上台，就残酷地置曹、李这两家至亲于死地，把他们搞得极其悲惨!
从那么高的荣华富贵一下子变得没有立锥之地，从天堂掉到地狱似的；曹雪芹就从此过了苦不堪言的一生，那也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穷’!
他身上包含着富贵与贫贱，江南和江北；他们三辈子在南京住了六十年才回北京，他受了极深的南方文化的熏染。
贫富之交、荣辱之交、南北之交――交点，这样类型的人，第一没有前例，第二没有记载，第三没有人理解和了解。
我们刚开始研究这么一个人的时候，找不到适当名词来称呼。
我们的困难也无人理解，你是弄什么‘红学’啊，‘曹学’呀，你吃饱了没事干!
我们的心情也难以言表，只能竭尽我们的绵薄之力，要挖掘我们文化中这种特殊的最宝贵的精华。
只能用文化来表达，困难太多。
”
在采访中，周汝昌先生还从历史的高度肯定地表示：
“我为什么要强调文化，因为即使没上过学的文盲，只要他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就会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无形中就在这种文化的陶冶之中。
因为我觉得从西方挪过来的什么电灯、电话等各种现代化的东西，那叫‘文明’――英语是Cebelizition，跟‘文化’――英语是Cuhure完全不是一回事!
而且殖民主义者很明白，都是先用文化侵略；我经历过抗战的沦陷期，我为什么要搞《红楼梦》和书法，就是因为我认为，历史证明，文化不亡，这个民族就不会亡；文化亡了，这个民族就保不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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