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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说
地理学说的出现
地理学说的出现
一、中国地理学说的出现
地理学说早在萌芽时期的远古就已出现，只不过那时的学说大多是人们对地理环境的推测、假想、玄念，既不一定是地理现象的科学归纳，也用不着在地理变化中接受检验。
和近、现代科学的学说比来，浅陋、粗糙，有的甚至荒谬，都很显然，但这些古代地理学思想上的观念，正是今天科学的萌芽。
以今天的科学观点来说，地理学说的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上并不很久，从世界看来，出现的时间迟早不一，比如地貌上的剥蚀沉积学说，沦海桑田的海陆变化说，综合自然地理上的垂直地带和水平地带的学说等，在中国大约11世纪就已出现，而在西方，一般晚五六百年；有关岩溶地貌的研究，中国也要较西方早数百年。
因此，地理学说的出现，在中国是中古时代的事情，而西方一般是近代的事情，其形成的条件和时代背景，也都有差别，不可以一概而论之。
早在1925年竺可桢在《科学》第十一卷6期上，就发表了“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记述”的专论文章，对沈括提出的一系列地理学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高泳源也于1954年7月在《地理知识》上发表了“我国古代对一些自然地理现象的认识”一文，也曾经提及沈括的地理学说；侯仁之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1962年版中，更较为确切地概括了沈括学说的成就与意义；最近，在全国第二次地学史学术讨论会上，陈家麟又专撰了“地理学家沈括及其成就”的文章，又重新提出评价沈括对地理学的贡献与成就。
沈括（1031—1095年）是北宋科学家、政治家。
他在科学上创树很多，《宋史·沈括传》说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
”一生著述很多，《宋史·艺文志》所录就有22种155卷。
现有传刻本为《梦溪笔谈》26卷，《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长兴集》19卷，《苏沈良方》15卷；其它则先后散佚。
他制作的十二气历较格列高利（Gregorius）历先进，800余年后英国气象局使用的肖伯纳历几乎与十二气历完全相同；他比西欧早400年记录磁偏角；至于天文、数学、医学、药学、物理学也都有很高的造诣，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沈括是科学地理学说的最早创立者。
他从政多年，游踪非常广泛，对各地地理风光，不是简单地描述摄取，而是进行规律性的探索，与发生学原理的归纳。
如他在太行山奉使河北的旅途中，发现“边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这是自然界并不少见的地理现象，与他同时的人，或他的前辈，一般来说很难解释，为什么水生的螺蚌壳会镶嵌在高山石壁之上；只有水力长途搬运才能摩圆的卵石，为什么会衔于山崖之中？
沈括却写道：
“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
”古代虽然夏方庆在《谢真人仙驾还旧山》诗里有“沧桑今已变，萝蔓尚堪攀”，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沧海桑田”，虽然意思一样，但沈括却用化石和遗迹的方法科学地揭示了海陆变化的规律。
这在古生物学和地层学上，都是至今还在使用的科学方法。
南宋著名学者朱熹（1130—1200年）继承了沈括的这一理论，并阐述得更为清楚，他在《朱子语录》中写道：
“尝见高山有螺蚌，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变而为高，柔者变而为刚。
”在欧洲，1695年约翰·伍德沃德（JohnWoodward，1665—1728年）认为，上帝在盛怒之下所发送的洪水溶解了地球的岩石，这些溶解的东西沉积下来，形成层理，有些地层含有动植物的残骸，这种残骸就是化石。
可见，沈括的理论较欧洲要早整整600年。
沈括在地理学上的第二大成就是创立地形剥蚀、侵蚀——沉积学说。
他在浙江观察雁荡山附近地形，从外表观察着手，他写道：
“皆峭拔险怪，上耸千尺，穹崖巨谷，不类他山，皆包在诸谷中，自岭外望之，都无所见，至谷中，则森然干霄。
”这种现象怎样产生的呢？
他认为“当是为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惟有巨石岿然挺立耳”，接着他写道：
“如大、小龙湫，水帘，初月谷之类，皆是水凿之穴”。
非常精辟科学地阐明了雁荡山地形的成因——剥蚀。
他并没有到此为止，接着他运用了类比的科学方法，推广开去，解释黄土高原岭壑相间的地形形成，他写道：
“今成皋陕西大涧中，立土动及百尺，迥然耸立，亦雁荡具体而微者，但此土彼石耳。
”沈括认为雁荡山和黄土高原的地形都是流水剥蚀或侵蚀而成，他们的区别是地质基础的不同。
这样科学的理论，数百年以后才在欧洲出现。
大家知道直到18世纪以前，欧洲一种观点以圣经中一切为上帝安排创造立论，即上帝创造说；一种理论认为地表形态的形成都是因为灾变所致，这就是在欧洲流行了数百年之久的灾变学说。
普雷斯顿·詹姆斯在《地理学思想史》中写道：
“当然，不论是阿拉伯学者阿维森纳或者是中国学者沈括，都是欧洲人所不知道的。
”第一个反对灾变学说，主张流水能够夷平高山的是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daVinci，1452—1519年）；这一观点得到法国学者伯纳德·帕利赛（BernardPalissy，1510—1590年）的支持，他使用测土器，来观察土壤，发现土壤如果不为森林固定，极易为流水冲刷掉：
约翰·雷（JohnRay，1627—1705年）在研究植物分类时，也发现山坡上流下的水，能缓慢地冲涮掉山地。
地势高的地方因流水进行剥蚀与侵蚀，水流携带的物质在地势低平或入海口附近沉积下来，形成冲积平原，这一理论也是沈括提出来的。
他写道：
“尧殛鲧于羽山，旧说在东海中，今乃在平陆，凡大河、漳水、滹沱、涿水、桑干之类，悉是浊流，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其理必然。
”因此，他以为冲积平原“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
”这样的学说，在欧洲直到1780年才由苏格兰人郝登（J.Hutton）提出，沈括较他早600多年。
沈括在地理学史上的第三大成就就是最早揭示地域分异规律。
《梦溪笔谈》中的“药议”一节，沈括写道：
“缘土气有早晚，天时有愆伏，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中则四月花，白乐天游大林寺诗云：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盖常理也，此地势高下之不同也，如筀竹笋有二月生者，有三、四月生者，有五月方生者，谓之晚筀。
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谓之晚稻。
一物同一畦之间，自有早晚，此物性之不同也。
岭峤微草，凌冬不调，并汾乔木，望秋先陨；诸越则桃李冬实，朔漠则桃李夏荣，此地气之不同也。
一亩之稼，则粪溉者先牙；一丘之禾，则后种者晚实，此人力之不同也，岂可一切拘于定月哉。
”沈括在这一段，集中地讲差异，徐兆奎在侯仁之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一书中写道：
“在这一段话中，沈括明白表明了四点意见：
第一，他就白乐天的诗句，说明了高度与温度的关系，高度增加，温度降低，植物开花的日期因此延迟；第二，同一种植物有不同的品种，各有不同的发育期，所以在同一种植物之间，物候也参差不一；第三，指出了南北各地物候的先后不一；第四，他以辩证的观点来说明物候并不是不变的，植物的生长和发育，固然受到气候的深刻影响，而有一定的周期，但这种关系，人类可利用栽培技术来加以改变，如引用新品种，提前播种，都可促使作物早熟。
”这样评价自然不错，只是不明白在讲第一点时，为什么不可以归纳为垂直地带性呢？
第二点是指同种生物在生态特性上具有某些形态或生理上差异的类型，这在生物学上称之为生态型，是构成地域差异的重要因素；第三点很明显，是讲的水平地带性，也称纬度地带性；第四点则说明人为活动可以改变自然环境，正确地揭示了人地关系的根本原则。
沈括所表述的颇为完整的地域分异规律，是人类科学史上的创举，如地带性学说，一般都认为是俄国学者道库恰耶夫（V.V.Dokuchaiev，1846—1903年）首先提出的，实际上中国学者提出这一概念比他早了800多年。
沈括还科学地创造了一系列的野外地理考察方法，比如用化石鉴定地层，推测地理变化的趋势，前面曾引了他用螺蚌壳和卵石等化石与遗迹，论证这种陆地，地史上可能曾是海洋；他还用延州永宁关大河岸崩后所得到的化石为依据，推测古气候的变化，他写道：
“旷古以前，地卑气湿而宜竹。
”他还随时将考察路线绘成专门的图幅，如他在使辽的归途中，曾绘有沿路地图；利用出使机会，绘制了自京师（开封）上善门到泗州淮口间的地形图，精度还颇高。
他观察细致，不仅包括大地变迁、霜、露、日蚀、月蚀等各种自然现象、对人文地理范畴的各种现象观察也很深刻，长江下游，特别是长江三角洲一带，河网密布，沼泽面积很大，他在沭阳县主簿任时，采取修堤、开渠、筑堰的办法，在沼泽地带建圩田，使长江三角洲得到改造利用，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农业区。
他对圩田的建设极为重视，对巩固和发展长江下游这一全国经济中心，作出了很大贡献。
将毕生精力献给地理学研究，创立和发展了岩溶地貌学说的徐霞客，与他的前辈学者绝然不同，一是他是专门家，虽然文学家称道他的游记写得生动活泼，栩栩如生，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社会学家能从他的著作中，找到许多反映社会情况的珍贵资料，认为他的著作有社会学价值；地质学、生物学、民族学、……，许多科学都可以在《徐霞客游记》中找到各自需要的知识和学问。
但徐霞客是在从事地理学的考察研究中，作为科学间的必要联系，方才涉及到其他科学的。
二是徐霞客的著作完全是根据实地考察所得，完全没有中国古代囿于文献的摘录、考证、阐释的闭门式的研究方法；就是他水平很高的科学论文《江源考》和《盘江考》，也没有在引经据典上花费精力。
三是徐霞客的著作是采取现象描述和规律归纳相结合的形式，从大量的实地现象归纳成颠扑不破的规律，使规律无懈可击；又用规律指导现象的描述，使描述更加深刻、更加生动、更加引人入胜。
徐霞客，名宏祖（1586—1641年），今江苏省江阴县人。
他的时代正是欧洲处于地理大发现的狂热时代，虽然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年）作为意大利耶稣会教士于1586年（徐霞客出生年）来华，第一次将欧洲人绘制的地图带到中国；庞迪我（Did，dePantoja）1599年来华；艾儒略（JuliusAleni）1613年来华；南怀仁（FerdinandusVerbiest），1623、1659年来华。
这些传教士来到中国，虽然带来了欧洲地理大发现的消息，带来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念，然而这些传入范围十分狭小，影响并不大。
徐霞客仅从他的著作来看，他似乎未曾受到影响。
可以说徐霞客是受着中国古代地理学思想教育与熏陶，按照中国古代科学所倡导的务实精神从事地理学的考察研究事业。
这一个时期，中国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纺织、冶炼、医药等都有迅速的发展。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
“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
”因此，中国在16—17世纪这个时期是科学技术群星灿烂的一代，李时珍（1518—1593年）的《本草纲目》（1552—1578年写作）；徐光启（1562—1633年）的《农政全书》；宋应星（1587—？
年）的《天工开物》；方以智（1611—1671年）的《物理小识》等科学著作，纷纷问世，是当时世界科学技术上成就最大的国家。
《徐霞客游记》是可以和《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和《物理小识》相媲美的科学著作。
这一著作马上成为1643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usMartini，1614—1661年）编制《中国新图志》的一种依据。
徐霞客在地理学研究中的贡献是很大的，丁文江曾经认为徐霞客的最大贡献在于发现江源。
当然江源在徐霞客以前，早已发现，正如谭其骧在“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现”中所论述的那样；但是，江源虽不是徐霞客的发现，而纠正传统的“岷山导江”的错误，确是徐霞客的功劳，其证据就是《江源考》问世后，再也没有人持“岷山导江”的错误观点了。
研究《徐霞客游记》的学者，如竺可桢、黄秉维、侯仁之、任美锷、陈述彭、尹赞勋、王维屏、褚绍唐等，一方面认为徐霞客在其著作中，涉及了地理学的各个领域。
褚绍唐、吴应寿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徐霞客游记》“前言”中写道：
“《游记》的内容是多方面的。
自山川源流、地形地貌的考察，到岩石、洞壑、瀑布、温泉的搜奇剔胜；从动物、植物生态品种的比较，到矿产、手工业、居民点、物价的记录；从民情风俗的观察，到民族关系、边陲防务的关注……范围之广，鲜明地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先进的人们注重实际，迫切需要了解自然、研究社会的强烈愿望。
”任美锷在《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徐霞客游记》选释”中，从五个方面谈了徐霞客对地理学的贡献，即：
第一，应该指出，徐霞客游记包含了很重要的有关地貌学——特别是石灰岩地貌学方面的珍贵资料。
第二，霞客对河流侵蚀作用也有许多科学的观察。
第三，霞客在旅途中对各地岩石特征加以注意。
第四，霞客对自然界的各种事物，都非常留心观察，除山水地质以外，还注意到植物。
游记中有许多有关植物的记述。
最后还应该提到游记中有时也记述到当时各地有关经济地理的情况，给我们研究历史经济地理留下了一些珍贵的资料。
侯仁之在“徐霞客和《徐霞客游记》”一文中，也列举：
徐霞客在考察中十分留心山川形势，特别注意水道源流；其次，他对于流水侵蚀的原理，也有很锐敏的观察和正确的认识；他还随处留意地形和一般岩石性质的变化；此外，他对于一个地区一些特殊的地质地理现象，更不轻意放过。
所有这些论断，都说明徐霞客在地理学领域内涉猎广泛，贡献全面，是16—17世纪之交的这一时代，世界上最杰出的综合地理学家。
另一方面，学者们一致认为徐霞客是世界上最早记述和研究岩溶地貌学的学者。
侯仁之写道：
“但是，最引起现代地理工作者注意的，还是他对西南各省区广大石灰岩岩溶地貌的考察和记述。
”任美锷写道：
“我国西南诸省，石灰岩分布面积很广，是世界最广大的石灰岩地貌区域之一。
霞客在湖南、广西、贵州和云南作了详细的游历，因此，对西南石灰岩地貌的分布、各地区间石灰岩地貌的差异、各种石灰岩地貌的类型和其成因都有详细的科学的记述，这无疑是世界上有关石灰岩地貌的最古的文献。
”杜石然、……曹婉如等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写道：
“《徐霞客游记》在科学上的贡献，首先是对岩溶地貌的考察和研究。
”尹赞勋指出，最引起近代地理学家注意的，是远在300年前徐霞客对于西南各省广大石灰岩溶蚀地貌——即喀斯特的观察和记述，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科学水平，算得是世界上最早的描述石灰岩地貌的巨大文献。
徐霞客对我国南部地区岩溶地貌的形态、类型、特征，作了很精辟的描述，这里最富意义的是他命名了完整的岩溶地貌名称。
大家知道，石灰岩地区到处遍布着石芽、石笋、石钟乳，圆洼地、落水洞、潜流等，霞客不仅详细记载、生动描述，而且还给予科学命名，如圆洼地他按大小类型分别加以命名，他写道：
“（贵州普安附近）从岑头升陟，其上多中洼之岩，大者盘壑为田，小者坠穴为阱。
”“从岑上东向平行，其间多坠壑成穽，小者为眢井，大者为盘洼。
”“岡头多中陷之坎，枯者成眢井，瀦者成天池。
”第二是徐霞客对岩溶地貌观察的科学、精确。
例如桂林七星岩，是他深入细致观察的洞穴之一，现在进行的科学观察证明，340多年前，徐霞客对洞穴结构、方向、形态特征的描述，基本上正确真实，简明生动，具有很高的科学性。
第三，徐霞客对岩溶地貌的成因原理的创见符合现代科学的原理。
任美锷曾对此予以评价写道：
“由于对这么多岩洞的精细的观察，他对岩洞和钟乳石的成因都有独到的见解，曾经指出某些岩洞是由于流水机械侵蚀造成的，钟乳石则由于从石灰岩中滴下来的水蒸发后，碳酸钙凝聚而成；这些见解大部合于现代科学的原理。
”他举出两例，一是广西三里城的“佛子岭南巖，门南向，前有石涧，天成若槽。
……北入洞，仅受一人，中甚黑，而光洁类琢磨者。
入颇深，即北洞洩水道，水盛北洞中满，水从下反溢出，激涌势壮，故洞与涧皆若磨砺以成云。
”二是云南保山水帘洞，“崖间有悬干虬枝为水淋漓者，其外皆结肤为石，盖石膏日久凝胎而成。
”第四，霞客在其著作中已着意探寻地域差异的规律。
黄秉维曾专门研究了徐霞客游记中的植物地理资料，指出游记中已表述了垂直地带性的内容，如浙江天台山，游记写道：
“循路登绝顶，荒草靡靡，山高风烈。
……岭角山花盛开，顶上反不吐色，盖为高寒所勒耳。
”又如云南昆明棋盘山，他写道：
“顶间无高松巨木，即丛草亦不甚深茂，盖高寒之故也。
”再如大理点苍山，写道：
“三里，山树亦尽，渐陟其顶。
……顶皆烧茅流土，无复棘翳，惟顶坳间，时丛木一区，棘翳随之。
”拙作《徐霞客揭示的鄂西北自然与人文景观初探》一文，写道：
“徐霞客最为精彩的是他把鄂西北、豫西和陕东的自然差异，地带性和非地带性之间关系，作了精辟的概括。
他对豫西的地域特征是这样描述的：
‘余出、少，始见麦畦青；至陕州，杏始花，柳色依依向人。
”进入陕西关中，则‘入潼关，则驿路既平，垂杨夹道，梨李参差矣’；上华山‘及转入泓峪，而层冰积雪，犹满涧谷，真春风所不度也’。
而鄂西北，则‘过坞底岔，复见杏花，出龙驹寨，桃雨柳烟，所在都有。
’他把三个地区的地域差异，说得清清楚楚。
”接着拙作写道：
“但徐霞客的贡献在于科学地归纳了地域差异产生的关键因素，‘山谷川原，候同气异’。
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因为各地由于地形部位与海拔高度不同，同一时间里的气候不一样，所以就有物候上的显著差别。
”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写道：
“他的游记读来并不象是17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象是一位20世纪的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
”（见中译本5卷1分册，第62页）确实，他是一位超越时代的科学家，如他对洞穴的研究，直到近20年来才勃兴起一门新的科学——洞穴学；他对岩溶地貌学的研究，比德国地理学家瑙曼（C.Fr.Naumann）对喀斯特（即我国称之的岩溶）地貌的研究要早整整两个世纪；他对地域差异规律的研究，也比俄国地理学家道库恰也夫早200余年。
我国自然地理学说发韧很早，中外学者已注意到了，而且也作了相当研究，取得了一批颇有水平的成果。
但是，我国人文地理学说的出现，也是很久的事情，至今尚属空白。
徐霞客在“游太和山日记”中，就揭示了人为活动是地域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他认为太和山的森林之所以保存，是“盖国禁也”；而嵩山、少室山之所以没有森林，是因“樵伐无遗”。
类似这样的认识，我国古代学者是很多的。
明末清初，与徐霞客同一时代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和刘继庄，可以说是人文地理的专门研究者。
顾炎武（1613—1682年），江苏昆山人，是著名的爱国学者和思想家、地理学家。
他研究的学术领域很广，《辞海》说他“学问很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槽、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
”他的前期地理研究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后期地理研究的目的是反清复明，因此，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国计民生的影响；其中地理环境对边防、战争的影响，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都是他十分注目的课题。
理论上他赞成张载关于“太虚”、“气”、“万物”三者统一的学说，承认“气”是地理实体，“盈天下之间者气也”，也就是说人类生存的地理环境是由地理实体构成的。
“太虚”是指地理环境，既包括有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地理实体；也有客观上存在，但看不见，摸不着的地理虚体，如阳光、气流、冷暖。
“万物”指有生命的物体，包括人类。
这就是所谓的“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的辩证统一的地理观。
顾炎武的地理著作有《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昌平山水记》、《营平二州地名记》。
《肇域志》是纯地理著作，专讲各地的地理情况；《天下郡国利病书》应是“中国人文地理”的专著，专讲自然条件的优劣，自然资源的富歉，有利条件的利用，不利条件的改造，各地经济开发的程度和应采取的措施。
他认为只要充分地、因地制宜地利用各地的条件发展生产，国家就能富强，人民就能安居乐业。
《昌平山水记》是通过对明十三陵所在地区山水的描写，反映他对故国的怀恋之情；《营平二州地名记》着重探讨如何利用地理特点，经营边疆，保卫边疆的专门地理著作。
刘继庄，名刘献廷（1648—1695年），继庄是他的字，又字君贤，别号广阳子，今北京市大兴县人。
和古代许多学者不同，他精通梵文、拉丁文、阿拉伯文、蒙文和女真文等多种文字，他的著作《新韵谱》是音韵学的杰作。
正由于他有多种文字的阅读能力，所以读了一些欧洲人的学说，他在其著作《广阳杂记》中写道：
“地圆说，直到利（玛窦）氏西来而始知之”（第104页），受了西方地理学说的影响。
第二，他入修《明史》并参与编纂《一统志》，涉猎书籍文献广泛。
第三是性喜游历，见闻很多。
正由于他的经历和学识，使他在对地理学的研究中，不满足于传统的地理学，仅仅局限于个别因素的描述，他写道：
“方舆之书所记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迹、城池、形势、风俗、职官、名宦、人物诸条耳。
此皆人事，于天地之故，慨乎未之有闻也。
”侯仁之写道：
“所谓‘天地之故’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一句话那就是自然的规律。
”并且他对这一句还有一注文，写道：
“梁启超在其《近三百年中国之学术史》（中华书局，1936年，第316页）中介绍刘继庄的地理学，把这一段中的‘天地之故’四字误抄为‘人地之故’，并以之比附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地理学家所提倡的‘人地关系论’，可以说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是大错而特错的。
而蒋介石的‘御用地理学者’张其昀在其所著《本国地理》的序文，却又抄袭了梁说，未加核对，以讹传讹，益加附会，造成了更大的笑柄。
而几十年来竟无人予以批驳和纠正。
”笔者却以为梁启超、张其昀虽然字引用错了，但不论是“天地之故”还是“人地之故”，刘献廷确乎是意在谈“人地关系”的规律，因为他虽然把传统地理志书的诸内容，概括为“此皆人事”，并不是说这些内容没有用，而是说仅仅有了这些内容还不够，还要懂得“人事”与“天事（自然）”的关系，因此他接着上面的引文写道：
“余意于疆域之前，别添数条，先以诸方之北极出地为主，定简平仪之度，制为正切线表，而节气之后先，日食之分秒，五星之凌犯占验，皆可推求。
”这一段话，当然都是讲的自然，即确定经纬度并按其计算各地节气先后、日蚀的具体时间和星位的转移等，他对纬度地带性认识已相当深刻，他写道：
“长沙府二月初间，已桃李盛开，绿杨如线，较吴下气候约差三、四十日，较燕都约差五、六十日”；“岭南之梅，十月已开，湖南桃李，十二月已烂漫，无论梅矣。
若吴下梅则开于惊蛰，桃李放于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也。
”而认识自然规律的目的却是为了“经济天下”，这当然是研究“人地关系”，怎能说是大错特错呢？
当然，无论是顾炎武，还是刘献廷，他们的著作中都没有“人文地理”的字样，但他们都以为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有很大影响，有人甚至认为刘继庄过分看重了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如他说：
“水利兴而后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兴矣。
”而节气，实际上是自然与人为统一的客观规律，故一般谓之为农事节气；他们以为充分认识和利用祖国的地理条件就能使国家富强，所有这些，都说明他们的研究是属于人文地理的范畴。
综上所述，我们以为在清初以前，由于中国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在明代还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
正是基于社会发展的这一情况，使科学的发展成为可能，地理学自不例外。
中国地理学的产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一般来说未受外来的影响；但中国的地理学产生之后，对外的影响也不大。
二、欧洲地理学说的出现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开始的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使得一个禁锢了上千年之久的大陆，一下子撞开了樊笼，出现了天空任鸟飞，海阔随鱼跃的局面。
于是他们不论是海洋，还是陆地，向一切未知的世界进军，就是他们的目标。
他们的发现是很多、很快、很广的，真是目不暇及、眼花缭乱，以致只能囫囵吞枣，未能消化，如西班牙耶稣会的阿科斯塔（JoseAcosta），他写了一本完全是美洲的自然和社会内容的书，内容丰富、描述得淋漓尽致，却以《印度的自然情况和道德的历史》（HistorianaturalymoraldelasIndias）为题，实际上与印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严格地说，欧洲人近代地理学发凡，虽然说是在地理大发现的差不多的时间，但却未能将地理大发现纳入其中。
德国有两位学者就是近代地理学的发凡者。
一个叫彼得·阿皮安（PetrusAP-ianus），他生于1495年，正是哥伦布（C.Columbus）和达·加马（V.daGama）发现新大陆与发现新航路的时候，他于1524年初版的《宇宙学》（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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