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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
【写在前面】卢梭的这本《社会契约论》我已经一共读了三遍。
印象最深的是第一遍：
在图书馆查资料时看到这本从中学起课本上就介绍过的著作，顺手拿出来翻看于是，我竟然体会到了久违的对一本书爱不释手的感觉我就那样倚着书架开始阅读这本书，一直到感觉站累了想走动走动，才发现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书也看完了近一半的篇幅。
这便是这本被誉为世界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的并不厚的册子给我的最初的感受严密的逻辑和饱满的激情让我忘了脚疼，如渴地了解着它所阐述的思想理念。
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我沿用了中学以来阅读经典原著时一直使用的方法，即先不参考任何注疏作品或是其他的文献资料，只利用自己已有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来尽可能多地感悟作者的逻辑、理论以及情感。
这是因为，原典不是课本，前者在历史长河中是可以接受得起任何个人对其的不同解读的。
也因此本文只是个人零散的、浅层的理解的一个粗略整理，其中不仅可能会有知识上的漏洞，还存留着不少疑问，希望可以在往后的学习中继续探讨。
一、社会契约的产生及几个重要观点
《社会契约论》是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法国大革命思想先驱者卢梭的著作。
全书共分为四卷，从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到一个政治共同体出现后法律体系的建立，到关于政府形式的讨论，最后是阐述如何巩固国家的统治。
四卷之间有着清晰的时间顺序和因果联系。
自由是全书一以贯之的重要观点。
首卷首章提出，人民是根据别人剥夺他们的自由时所根据的那种同样的权利，来恢复自己的自由的，所以人民就有理由重新获得自由，否则别人当初剥夺他们的自由就是毫无理由的了。
这个论断的思想引领了全书的理念，它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人民）两个角度阐述了人民注定必须是自由的。
如果统治者有权剥夺人民的自由，那么人民也可以根据这种已被认可的剥夺权，来恢复自己的自由;或者，统治者从自己做起，不认可这种剥夺他人自由的权利，尊重人民的自由权以及一切由此产生的合法权利。
要特别提到的是，针对人民恢复自由的权利，书中第二卷第八章有一个看似矛盾的观点，即人们可以争取自由，但却永远不能恢复自由。
对此我认为，作者的意思是，人民本身可以恢复自己的自由，但是一个国家是不能恢复自由的，一个专制国家下的人民要重获自由的唯一方式就是打破现有的体制，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联系，由此原来的国家也就不复存在了，也就无所谓恢复了。
作者还始终强调每个个体独立思考，即理性，对于一个完美的政治共同体的决定性作用。
作者认为，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性表现在既不受他人奴役，也不奴役他人，自由不仅在于实现自己的意志，而尤其在于不屈从与别人的意志。
自由还在于不是别人的意志屈从与我们的意志;如果屈服了，那就是不服从公约的法律了（《山中书简第八书》）。
只有人民的所有个体都依照天性把每个人当成我自己，在投票时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出自每个人对自己的偏爱，才能得出以公共幸福为最终目的的公正的公意。
个体的理性思考不可以被代替，包括父辈也不可以为他们的孩子做主，因为只有每个人充分表达出自己的权利愿望，社会公约才能最大程度保障每个人的权利，正如阿冉松在《法国古代与近代政府论》中的观点：
两种个别利益的一致是与第三种利益相对立而形成的，所以全体的利益一致是由于与每个人的利益相对立而形成的。
作者这就从理论上否认了世袭的专制统治的合理性，也表达了对派系、代表等政治现象的不认可，体现了其直接民主的思想倾向。
在人民拥有自由与理性的前提下，随着社会进步，生存阻碍不断加剧，人们开始联合起来，即从自然状态走向社会状态。
由此作者提出了本书的核心观点，社会契约。
根据之前说到的前提，作者认为社会契约的根本问题是要建立一种以全部共同体的力量保障每个结合者个体的财富和自由的社会联系，每一个与全体相联系的个人都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
这样一种由所有个体的结合而形成的公共人格，被动状态下被称为国家，主动状态下是主权者;每个个体则同时具有这两种状态。
也就是说每个人必然要服从他所加之于别人的条件，《山中书简》中阐述为由于这一公约，每个人就和所有的人定了约，因此也就产生了所有人对每个人的反约。
这样一种共同体与个体之间辩证从属的对立统一关系贯穿了全书各个章节。
例如，第一卷第九章中针对财产权讲到集体在接受个人财富时远不是剥夺个人的财富，而只是保证他们自己对于财富的合法享有，第二卷第五章提到罪犯时认为，罪犯只有被自己曾参与制定的公约排斥为敌人后才可以被处以死刑，第二卷第六章则以全体人民对全体人民的规定和每个人意志的记录共同来定义法律，诸如此类。
社会状态的出现在作者看来是值得鼓励的，理由是它使得个体不仅单纯地在当下享有自由等财富，更获得了由自己是其中一份子的共同体以社会公约的形式来保障的不仅限于当下的所有权，人们得到自己所丧失的一切东西的等价物以及更大的力量以保全自己的所有。
因此我认为，作者是将集体置于个人之上的，虽然公约于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利益调和，而且主权是由社会公约在公意的指导下得来的，甚至人民的公意随时可以推翻一个国家或政府，然而，只要社会公约所约束的共同体合法存在，它就对于其中每个人有着至高的权力，个体服从且服务于集体。
而且由于每个人不可能选择伤害自己，所以全体也只是为着全体，从而公约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符合公约的是正确的、正义的。
对于社会公约的内容，作者自己在第一卷第六章作出了精辟的总结：
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自然科学视角下的一些理解
启蒙思想家们的理性主义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近代科学的飞跃式发展，这当中，物理和数学是最重要的理论基础，而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全球视野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我在理解书中意旨时，也感受到自然科学的思维对于阅读该书的巨大帮助。
第二卷第九章中，作者在论述社会纽带越伸张则共同体对个体的控制就越松弛这个理论时，就多次用到了物理概念。
首先，杠杆原理被作者用来解释行政的困难程度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提高。
根据物理公式不妨设动力臂为行政力量本身高于人民的权威优势，阻力为个体相对于共同体的偏离，那么，随着地理距离增加，即阻力臂增加，使公式取等的动力的数值也随之增大，也就是行政的力量要加强，因此行政难度加大。
此外，作者还以离心力来类比每个民族都倾向于要损害邻人来扩张自己。
但事实情况是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基本都有自己的国界，扩张性战争毕竟是少数，对此可以解释为每个受力物体都有着同样的外扩趋势，因此它们都相对应地都受到了各方面的相等的压力，从而共同体处于了整体受力平衡的状态。
因地制宜的思想在全书中也被多次提到。
第二卷第十一章认为立法体系的最终目的以及全体最大的幸福是自由与平等，但是这样一种普遍目的要根据当地形势和居民性格所产生的的比对关系来加以修改，即产生一种对于推行它的国家来说是最好的特殊的行政体系第三卷第八章更是用一整章的篇幅，以气候导致的地域差异为切入点论述了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用于一切国家。
将数学思维运用得最直接的应属第三卷第一、二章。
作者通过定义最完美政府需满足的公式，不仅说明了政府是区别于主权者和国家并处于二者之间的共同体，还体现了在主权者即整个社会公意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只能有一种最好的政府，然而不同的民族和历史时期可以有不同体制的政府。
作者还指出可以在政府内部按照类似的比率继续分解，直至最后产生一个分数级数和整数技术分界的中项一，即最高行政官。
政府中行政官的人数也可以由数学公式来理解。
我们不妨设行政官人数为x，政府的相对力量，或称活跃程度，为y。
根据作者意思，国家的绝对力量是不变的，行政官人数越多，政府就越弱，即公式14x鈭檡=k（x1，且k为定值）。
接下来进行分类讨论：
1若x趋向于1，则y趋向于+。
即团体意志具有最高强度。
2若x趋向于+，则y趋向于1。
即政府权威14=立法权威，主权者14=君主，全体公民14=行政官，那么团体意志的活跃性和公意的活跃性相同但是个别意志保留了全部力量。
关于公民与行政官的力量对比，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推论来阐述。
由于数量和力量成反比，则结合上文提到的公式，可得通常情况下，即个别意志在政府的行动中要比在主权者的行动中具有更大得多的影响力。
我认为作者潜意识里所希望的应该是一个社会各角度受力均衡、社会各层次比例严谨的具有完美的数理逻辑思想的政体，但这也使得他的理论成为许多革命的理论导向但也仅限于此，难以成为现实中的行动纲领。
三、不可避免的宗教局限性
受一定的时代影响，作者十分看重宗教的作用。
第二卷第一章中即指出一切正义都上帝，唯有上帝才是正义的根源，作者是在这个正义根源为人类所不能达到的认识基础上才推论出理性的普遍的正义是必要的。
在法律方面，作者认为使一个国家的人民遵循法律的最佳方式就是使本来应该是制度的产物的社会精神转而凌驾到制度本身之上。
此外，借助神明还被看作立法者在拥有了伟大灵魂的前提下让人民自由服从的值得被推荐的途径。
对于这样一种上帝高于理性，宗教高于法律的思想，我认为，在一定限度内，它可以通过宗教的自律使人们自由地形成社会公约并对公约自觉地认可服从，宗教因此成为共同体秩序的保证;一旦它超过可被利用的限度，被行政官或宗教官员掌握成为操控思想的工具，人民就失去了对行政的主动权，这对于整个以人民自由平等地签订的社会契约为根基的民主政体将造成极大的破坏。
四、其他特点
除了上面已经讲到的之外，书中对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权力关系的论断，对于平等的提倡，对于战争正义性的坚持，对于古希腊古罗马思想（尤其是斯巴达体系）和同时代思想家如格老修斯、孟德斯鸠的理论的批判继承，还有在各卷各章节中都出现过的作者富有情感的激烈的对于当时政治理论和统治秩序的抨击，诸如此类，都蕴含着深刻的时代现实和个人感情因素，令人深思。
也正是凭借着这种饱含感情而又理性至上的理论精神，本书成为美、法等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宣言和宪法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引领和推动力量，对亚洲各国革命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五、存在的疑惑
最后，将阅读中存在的一些主要疑问在此一并列出，留待今后与老师同学交流探讨。
1、第一卷第三章中关于强力不构成权利的展开观点如果必须要用强力使人服从，人们就无需根据义务而服从了;因而，只要人们不再是被迫服从时，他们也就不再有服从的义务，与同卷第七章的观点人们要迫使他自由，二者之间是否矛盾?
2、第一卷第七章可否理解为由于立法者这一职务缔造了共和国，但又绝不在共和国的组织之内;它是一种独特的、超然的职能，与人间世界毫无共同之处，所有最高的立法者只能是宗教或者外邦人?
3、对于第一卷的总结段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和才智上不平等，但是由于约定而且根据权利，他们却是人人平等的，是否可以理解为第四卷中的投票权、监察权、罢免权等政治权利可以超越家庭出身、财产、教育水平等因素的不平等?
如果是这样，后者对于参政能力和水平的影响应该如何解释?
这是不是现代社会一部分人所提倡的过程平等优于起点平等和结果平等?
4、第二卷第十二章讨论法律各种类别时指出刑法是对其他一切法律的裁定，这与现今我们对于刑法的理解有所出入，原因是什么?
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这种法律的法律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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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令我印象深刻的观点是，作者认为强力并不能带来权利，但强力可以迫使人们服从，但人们对于强力下的服从并不具有义务，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利才有服从的义务。
作者在这里把权力分成了合法的权力和强力权力，人们对于合法的权力具有服从的义务，因而这种权力构成了权利，而强力迫使人们被迫服从，人们对其并不具有义务，因而强力并不构成权利。
在这里，权力与权力在意义上是不一样的，以前我经常把二者混淆，读完这一章后，我大概可以感受到二者的区别了。
合法权力与强力权力的区分又让我联想起了中国古代对于导之以德与导之以刑观点，虽然仔细追究，中西之间还是有不同之处，但我认为可以把西学中更合理的观点赋予到中学的解释之中，让刑法与德礼之辩拥有更理性而明晰的内涵。
第四章
论奴隶制
本章有一些关于战争的重要观点。
战争决不能产生不是为战争目的所必需的任何权利。
如果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解除对方的武装力量来获得某种政治或经济上的利益，那么人们就有权杀死敌方的武装人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杀死敌方武装人员与战争的目的是有关联的，一旦敌方武装人员解除了武装，那么此时，他将不再属于敌方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杀死他与实现战争的目的不再有关联，因此，别人将不再有杀死他的权力。
这恐怕就是中国古代”杀降不祥”的原理。
这个观点也成为了现代国际战争中不杀战俘原则的伦理依据。
但在本文中，作者希望以此来论证奴隶制的理论基础从一开始就是不成立的。
另外，在本书的第二卷第四章论生死权中，有个与之有关联的观点，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处死那些罪犯。
作者指出，由于罪犯的罪行是在破坏国家的法律，攻击社会的公共权利，他是祖国的叛逆，在这种情况下，他已不再是祖国的成员了，甚至可以把他等同于国家的敌人，因此，国家对于罪犯的处决，可以看做是一场国家与反国家者之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国家的目的是杀死那个破坏祖国法律的反国家者，来实现对国法的维护，杀死罪犯是与这场战争的目的是有关联的，因此，国家有杀死罪犯权利。
第六章
论社会公约
这章涉及第一卷的一个重要内容，即公约的基本条件：
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全部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都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七章
论主权者
本章中我关注的观点是：
由于个人利益的存在，每个人无法保证对政治共同体的绝对忠诚，这种不忠诚的积累为共同体的破灭提供了可能，共同体应对此有所限制。
但人们组织政治共同体的最原始动机不正是想要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吗？
这又让我陷入了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问题…
第八章
论社会状态
本章作者将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进行对比，并认为后者是真正的自由。
人们通过社会契约，放弃了自己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的权利，而他所得到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一切东西的所有权。
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而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
作者的这些观点让我联想起了另一位哲学家似乎也所过类似的话，康德就曾提出人的自由与理性有关，当人遵从自己的理性时才是自由的，估计这二位中的某位受到了其中另一位的影响吧？
第二卷
本卷主要谈主权和立法方面的问题。
第二章
论主权是不可分割的
本章谈到政治家缺乏对主权的正确认识，把不可分割的主权分割，把主权的派生物当作主权本身进行分割。
在这里，之所以会把主权进行分割，很可能是因为混淆了主权与行政权力，主权由人民共同体的意志构成，任何与之相关的个别或局部的行为，都只是其派生物，而不是主权本身，比如，像司法权，外交权，这些权力，它们实际上是由主权产生的法律运作而派生的，但我在一些书籍中，却有见过像外交主权，司法主权这样的词，我认为这有可能就是一种本体与派生物的混淆。
第三章
公意是否可能错误
当人民能够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时，公民彼此间又没有任何勾结，那么从大量的小分歧中总可以产生公意。
但是当形成了派别的时候，形成了以牺牲大集体为代价的小集团的时候，每一个这种集团的意志对它的成员来说就是公意，而对国家来说则成为个别意志。
如果当一个集团足够的大，以至于超过了其他一切集团的时候，那么结果你就不再有许多小分歧的总和，而只有一个唯一的分歧，这时，就不再有公意，而占优势的意见不过是一种个别意见。
以上这个观点，即是公意发生错误的原因，此时的”公意”,只不过是一种以公意形式表现出来的个别意志罢了。
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古代的党争之弊，那些结党之徒，往往是为了营一己之私，通过党派的势力来为自己的仕途寻找一个稳定的立足点，一旦进入了某个党派，这个党派就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发生了关联，许多人为了这个小集体，不惜以牺牲整个国家的利益为代价，许多迫切的国家问题，往往因为党争而丧失了解决的机会。
现在西方的某些国家也会存在类似的情况，反对党对于执政党的反对动机，往往是从本党的利益出发的，而非根据整个国家的利益来考虑，其反对不是建设性的反对，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只要是执政党的观点，都反对，以此来证明现任的执政党是多么的不如本党，当这些反对党上台后，也常常为了扩大本党的影响力，把上届执政党的政策进行不加取舍的否决，只要是上届的，就是错的，就都要否决。
这就是在为了小集团的利益来牺牲整个大集体。
那些看似多么民主而符合公意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党派势力下的个别利益。
第四章
论主权权力的界限
本章很长。
与我有共鸣的一个观点是：
人们通过社会契约，使一种更美好的、更稳定的生活方式代替了不可靠的、不安定的生活方式，以自由代替了天然的独立，以自身的安全代替了侵害别人的权力。
他们所献给国家的个人生命也不断地在受着国家的保护；并且当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捍卫国家的时候，这时他们所做的事不也就是把自己得之于国家的东西重新给予国家吗？
对此，我的看法是：
当我们为国家而战斗时，我们所想要捍卫的，是国家所赋予我们的安全，当国家灭亡，这种所来自国家赋予的安全也不复存在之时，我们将更加的不安全，这时，我们将以冒更大的危险为代价来维护这种安全。
在契约订立之前，处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们，需要通过频繁的搏斗来维护自身安全，当契约订立之后，人们将侵害别人的权利放弃，换来的是国家赋予自身的安全。
国家通过集体合力所产生的机制形成了震慑作用，维护了我们每个人的安全。
当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来捍卫国家时，我们所做的事也就是在捍卫自己的安全。
第五章
论生死权
第六章
论法律
本章主要谈政治体产生以后，需要由立法来赋予其行动和意志，我用正常的人和植物人来类比有法律的政治体和没有法律的政治体。
法律是政治共同体的产物，因而结合了意志与对象的普遍性，在执政机关中某个个别对象所发出的命令属于行政命令，而不是主权行为，因而是可以不具有普遍性的。
所以，政府在履行职能时，如果平时决策都是部门中某位一把手说了算，这就属于个别对象的行政命令，若长此以往地依赖于这种行政手段，会导致决策缺乏公意，这种个人专断，也是腐败滋生的根源。
而依据法律来进行决策，则可以使决策更多体现公意，有效防止腐败发生。
第八章至第九章
论人民
这三章基本上在讨论人民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大概想说制定法律要遵循人民特性，国家的领土，资源，人口等条件对于法律与制度设计的影响。
我在想，以前五四时期部分激进者，曾经认为国民是多么愚昧，把一些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土壤环境下产生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中国人民，我倒是觉得，由于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需要，强大的皇权力量，与之相适配的儒家思想，使中国传统土壤环境下培育出了懂得顺应国家意志，服从集体，富于献身精神的忠良臣民，纵使这些国民有时候自私自利，有时候胆怯懦弱，但是，利己之心，爱心生命这本身就是人的天性，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顺应并引导这种天然的国民特性，用他们的利己心来引导他们为国效力，保护好国民的生命安全，使国民在安逸的环境下从事劳动与生产，为国家积累物质实力，根据这种现实的条件来创制与西人不同的法律制度体系，从而发挥这种国民特性的优势，当现实与理论发生矛盾了，需要改变的是理论，而不是现实，当医生无法医治好病人时，只能说明医生的医术有问题，而不能说病人的病生错了，当国民特性与西方的法制制度体系无法兼容时，应根据中国自身的土壤环境来修正这种法制制度与本土特性相适应，而不是过于理想化地谈如何”改造国民”,把一套不合国情的价值体系强加于中国人民。
西方人的法律制度，也是同样根据他们自己的国民特性与社会土壤而设立的。
第十二章
法律的分类
此章有一个观点：
”国家的强力才能使得它的成员自由”.国家的力量来源于人民，唯有人民懂得如何服从集体意志，为国尽忠，国家才能获得力量，国家又运用这种来自于人民的力量来捍卫人民的自由与全社会的共同福祉。
清末，民智未开的中国人民，受到数千年的皇权统治和儒家思想的影响，懂得了服从与效忠，但对于个人的自由与主权体产生的条件之一就是要能够保护成员的人身自由与财产等观念并不明晰。
但这二者并不是相互冲突的，而是可以在充分发挥了服从与尽忠的国民天性基础上，使像追求自由平等这样的观念对其进行补充。
传统的价值观念下的中国人民在获得了新的价值观念补充后将会用自己的服从，效忠，献身精神来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主权体，同时，这个主权体将坚定不移地捍卫这些忠良国民的人身自由。
当我们顺应自己的理性，来服从集体命令，效忠国家时，我们所服从和效忠的，也同时是我们自己。
当一个人为自己的情绪所左右，意气用事之时，他往往会用自由或个性的名义来掩饰这种非理性所带来的实际不自由。
第三卷
本卷主要谈政府与政府的形式。
第一章
政府总论
谈主权体，政府，人民三者之间的关系，人民公意产生主权体，主权体立法产生政府，政府维护法律。
第二章
论各种不同政府形式的建制原则
本章有这样一个原则：
政府中，行政人数越少，意志越集中，政府越活跃，反之，行政人数越多，意志越分散，政府越弱。
政府人数，少可以只有一人，多可以达到全体人民，需要根据国家的大小来决定政府的人数，找到最合适的政府人数与全体人民数量的比例。
我在想，平时开会的时候，也经常会有类似的现象，人数多了，反而难以活跃，这应该涉及到某些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知识才能解释了吧？
第八章
论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宜于一切国家
这章的标题本身就是一句名言。
另外，里面说劳动少而出产多的地方，则需要国君制来统治，以便君主的奢侈能消耗掉臣民过多的剩余；因为这种过剩被政府吸收要比个人浪费掉要好得多。
但这种情况下，它们迟早会产生革命，使得事物又回到自然的秩序。
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历代的王朝更替，和作者说的情况有类似之处。
但我尚不了解发生这种现象的原理是什么。
第九章
论一个好政府的标志
作者有一个令我感到有点怀疑的观点，就是：
政治结合的目的是为了它的成员的生存与繁荣。
而他们生存与繁荣的最确切可靠的标志是他们的数目和他们的人口。
因此，在排除了其它特殊的条件后，一个在它的治下公民人数繁殖和增长最多的，就确实无疑是最好的政府。
那个在它的治下人民减少而凋零的政府，就是最坏的政府。
根据这个观点，当今世界最好的政府应该是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而最坏的政府则是欧洲一些国家以及日本政府。
中国政府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那些列举的西方国家政府是不是世界上最坏的政府，我无法下结论，但印度政府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
总觉得用人口来衡量政府好坏不大靠谱。
第十一章
论政治体的死亡
政治体犹如人的生命，必然会死亡，但人可以设计好的制度，尽可能延长其生命。
再强大的国家终会有灭亡的一天，再好的政府，也终究会倒台，再精巧的制度，终究会崩溃。
万事万物，终究是不能够永恒的吧？
一代又一代的生物学家和医学家的努力，可以使人的寿命不断提高，却永远无法使人永生，一代又一代的社会科学家，可以延长政治体或社会共同体的存在时间，却也不能保证它们可以永远存在。
第四卷
本卷主要在讨论一些政治制度设计的问题，大多和作者的那个时代背景和一些相关的历史环境有关，如果不了解这些相关信息的话，在读其中部分内容时会感到吃力。
本卷有共鸣的地方不多，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第八章论公民宗教那一章说道宗教在西方政治中起到的作用，但作者坚持宗教活动不能够直接干涉现实中的政治生活。
这让我想起了在中国，儒家伦理几乎就是宗教的替代物，在古代，儒家伦理对于政治的影响十分之大，大到官员们几乎都在把国家中各种技术问题转化成了道德问题，国家大大小小的事务中都统一采用这种伦理准则作为评定标准，这种儒家伦理高度影响政治的状况，所带来的影响往往利大于弊，可惜的是，中国没能像西方那样，基于自身的社会土壤，通过内部力量的变革，完成政与教之间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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