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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德的谱系
论道德的谱系
尼采
周红译 三联书店 1992年5月第1版
前言
一
我们这些认知者却不曾认知我们自己。
原因很清楚：
我们从来就没有试图寻找过我们自己，怎么可能有一天突然找到我们自己呢？
常言道：
“哪里有你们的珍宝，哪里也便有你们的心。
”此言有理，而我们的珍宝却是在知识的蜂巢里，我们总是在途中奔忙，像天生就有翅膀的生灵，像精神蜂蜜的采集者，我们的心所关切的事只有一桩，那就是把某种东西“搬回家”。
至于生活本身，即所谓的“经历”，我们之中有谁足够认真地对待过它？
或者说有谁有足够的时间去认真地对待它？
恐怕我们的心根本就不在关心这桩事情，我们的心根本不在那里，甚至连耳朵也不在那里！
一个入静的教徒或一个陷入沉思的人在刚刚听到午时十二响的钟声后会突然惊醒自问：
“刚才钟响是几点”，我们也会在事情发生后揪揪耳朵，非常惊诧而又尴尬地问道：
“我们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甚至“我们究竟是谁？
”然后就像我们刚才讲过的那样，在事情发生过后历数我们的经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存在那惊心的十二声钟响——啊！
还数错了……我们对自己必定仍然是陌生的，我们不理解自己，我们想必是混淆了自己，我们的永恒定理是“每个人都最不了解自己”，——对于我们自身来说我们不是认知者。
二
我写这篇辩论文章来探讨我们道德偏见的起源。
我关于这个问题的思想曾经在我的一本格言集中初次简略地表述过，那本书的书名是《人性的、太人性的。
写给自由神》。
我在索伦托开始写那本书。
那是一个冬天，冬天使我像漫游者中断旅行一样停下来回顾我的精神走过的那段遥远而危险的里程。
我说的是一八七六年至一八七七年那个冬天。
我的那些思想产生的时间比这还早。
我在这篇文章中将要阐述的基本上还是那些思想。
但愿这段漫长的间隔会使那些思想变得更成熟、更鲜明、更强烈、更完美！
我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仍然坚持这些思想，而这些思想又彼此更严密地补充、交织、渗透，这就使我更为乐观地相信，我的那些思想恐怕从一开始产生时就不是孤立的，不是随意的，不是偶发的，而是产生于一个共同的根源，产生于一种深沉的、渴望知识的基本意志，这种意志表述得越来越准确，而且它还要求更加准确的东西。
唯如此才适合于一个哲学家。
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权利孤立地看问题，我们既不能孤立地犯错误，也不能孤立地接触真理。
就像果子必然生长在果树上一样，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是与非、假如与抑或都是从我们身上派生出来的，都是同源的，都是彼此互相关联的，同时都是一个意志、一种健康、一片土地、一个太阳的见证——我们的这些果实合你们的口胃吗？
——但是这与那些果树有何相于！
与我们有何相干！
与我们哲学家有何相干！
三
我有一个连我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的奇特的顾虑，这个顾虑是和道德有关的，是和迄今为止地球上所有被誉为道德的东西有关的。
这个顾虑从我的孩提时代起就自发地、连续不断地和我的环境、年龄、教养、出身发生着矛盾，所以我几乎可以称这顾虑为我的“先天”了。
由此，我的好奇心和我的疑问就总是停留在一个问题上，即究竟什么是我们关于善和恶的观念的起源？
事实上，我十三岁那年善与恶的观念的问题就开始追踪我；当我还在人称“一半儿戏，一半敬神”的年纪时，我已经就这个问题写了我的第一篇文字儿戏：
我的第一篇哲学习作。
我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公平合理地把上帝尊为恶之父。
这是不是我那“先天”要求我做的？
啊！
那新颖的、不道德的，至少是与道德无关的“先天”，还有那从这先天中喊出来的如此反康德的、如此神秘的“绝对命令”，我越来越乐于倾听，而且不仅限于倾听这“绝对命令”，是它们要求我这样做的吗？
值得庆幸的是我逐渐学会了区别神学偏见和道德偏见，而且我不再在世界的背后寻找恶的根源，少许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训练，加上一种在一般心理问题上的天生的挑剔意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我的问题变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形成了善与恶的价值判断，这些价值判断本身的价值又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它们对于人类繁荣是起阻碍作用还是起推动作用？
它们是不是生活的困苦、褫夺、退化的标志？
抑或是相反，它们显示了生活的充实、力量和意志，显示了生活的勇气、信心和未来？
对于这个问题我找到并且尝试了各种答案，我区别时代、民族、个人的等级；我把我的问题专门化，从答案中引出新的问题、新的研究、新的推测和新的概率，直至我最终到达了一个奇特的境地，一个奇特的领域，一个完整的、沉默的、发展的和繁荣的世界，这是些鲜为人知的秘密的园地——噢！
我们这些认知者有多幸福，假如我们懂得保持足够时间的沉默的话！
……
四
五
说到底，我那时候关心的问题远比我自己的或别人的关于道德起源的假设更为重要，或者更确切些说，道德的起源只不过是通向一个目标的许多手段之一，对于我来说，问题在于道德的价值——为此我必须几乎是单独地和我的伟大的老师叔本华论战，我那本书的全部热情和挖苦都是为他而发的，就像他是那本书的读者一样。
因此那本书也是一篇论战文字，它专门探讨“无私”的价值，同情的本能的价值，自我否定和自我牺牲的本能的价值，而叔本华恰恰是把这些东西加以粉饰、神化，使之超验，以致于叔本华最后把它们当成了“价值自身”。
由此出发他开始否定生活，也否定他自己，可是从我的心中产生出的一种更触及本质的猜疑，一种不断深化的疑虑，恰恰是反对这些本能的！
恰恰是在这些本能中，我看到了人类的巨大危险，人类的最高超的欺骗和诱惑——人类将被引向何方？
将被引向虚无？
——恰恰是在这里我看到了终结的开端，看到了停滞，看到了疲于怀旧的倾向，看到了意志反抗生活，看到了最后一场瘟疫的温柔的、忧伤的预兆：
我理解了风靡一时的同情的道德，甚至连哲学家们都被这种道德传染了，弄病了，这不正是我们那变得可怕的欧洲文化的最可怕的病兆吗？
这不是迂回地走向新佛教，走向一种欧洲人的佛教，走向虚无主义吗？
这种现代哲学家们对于同情的偏爱和过奖却是件新生事物：
现代以前的哲学家们恰恰是一致否定了同情的价值。
我只需列举柏拉图、斯宾诺莎、拉·罗彻福考和康德，这四个人的思想相差很远，但他们在一个问题上是一致的：
他们都给同情以很低的评价。
乍看起来，这个关于同情的价值和同情的道德的问题（我反对可卑的现代伤感情调）不过是一个很孤立的问题，是一个自在的问号；但是如果有谁坚持研究这一问题，并且学会怎样提问，那么他就会得到和我相同的经验：
一个巨大的、崭新的境界就会展现在他面前，一种可能性，像一场骗局一样，就会旋即抓住他，各种各样的猜疑、顾虑、恐惧就会袭来，对于道德、对于所有的道德的信念就会开始动摇——最后，一个新的挑战就会被提出。
让我们来宣布这一新的挑战：
我们要批判道德的价值，首先必须对道德价值本身的价值提出疑问——为此还需要认识这些道德价值产生、发展和推延的条件和环境，认识作为结果、作为症候、作为面具、作为伪善、作为疾病、作为误解而存在的道德，同认识作为原因、作为医药、作为兴奋剂、作为抑制物、作为毒药而存在的道德。
到目前为止，这一认识既不存在也没有被看作是迫切需要的东西，人们把这些道德价值的价值看作是现成的、事实存在的和不容置疑的，人们也从未对“善人”比“恶人”价值高这一命题产生过丝毫怀疑和动摇。
价值高的意义在于对整个人类，包括人类的未来有所促进、有所裨益、使之繁荣。
倘若真理与此相反，那么，怎样呢？
倘若在“善”中有退化的征兆，孕含着危险、诱惑、毒药、麻醉物，由此，现实的存在以牺牲未来为代价，或许现实会变得更舒适，危险性会更小，但同时也是更卑微、更低级；——倘若道德使人类永远无法到达本来是可能达到的强盛和壮丽的顶点，那正是道德的罪过？
道德恰好是危险的危险，那又怎样呢？
……
七
只需说明一点，自从这副图景展现在我的面前以后，我就有了理由去寻找博学的、勇敢的和勤奋的同志（我仍然在寻找），目的是要带着新出现的问题和新的眼光去漫游那巨大的、遥远的、隐蔽的道德王国，这道德是真实存在的，是真实地被人们经历过的：
这难道不是几乎意味着要发掘那个王国吗？
……如果我在这里除了别人之外还想起那位李博士来，这似乎是因为我丝毫也没有怀疑，为了取得答案，他的提问方式本身就会迫使他运用一种更正确的方法。
我是否在欺骗自己？
无论如何，我的愿望是给这样一位敏锐而公正的观察家指出一个更好的方向，引导他去研究真实可信的道德史，并且及时地警告他戒备英国式的蓝色的假设，因为很明显，对于一个道德起源学家来说百倍重要于蓝色的是灰色。
具有说服力的是有证据的、可以确定的、真实存在的东西，简言之，是人类道德史的全部冗长的、难以辨认的象形文字。
这些都不为李博士所知，但是他读过达尔文，因而他在他的假设中毫不相干地使达尔文式的猛兽和最时髦、最有节制的道德懦弱者规矩地握手言欢，而后者面带着一种善良和真诚的宽容，在这宽容中掺着一丝悲观和疲惫，好像本来就根本不值得如此认真地对待所有这些道德问题。
相反，我认为，这些问题比其它任何问题都更值得人们去认真地探讨，说它们值得认真地去探讨，这是因为人们或许有朝一日能够更轻松愉快地对待这些问题。
轻松愉快，或者用我的话来说，快乐的科学，本身就是一种报偿，是对于一种长期的、勇敢的、勤奋的、隐秘的严肃工作的报偿。
当然并非每个人都能胜任这项工作。
可是如果我们有一天能郑重宣布“往下看吧！
我们的旧道德也是这喜剧中的一部！
”那么我们就是为这部关于“灵魂的命运”的酒神戏剧发现了新的转折点和可能性，描写人们的存在的那些伟大、古老、永恒的喜剧作家将从中得益，而人们就可以把酒庆贺了。
八
假如这篇论文对于某位读者来说是不可理解或是耸人听闻的话，我想这并不一定要归咎于我。
其实这篇文章写得很清楚，读者只需遵照我的提议仔细地阅读我的前几篇作品，因为我的那些作品的确不容易读懂，譬如我的《札拉图士特拉》，我想没有人可以声称他读懂了，除非书中的每一句话都曾深深地刺伤过他，同时又深深地激动过他。
只有这样的读者才有权分享这本书中产生的宁静气氛，才能无愧地分享它的光明、久远、博大和准确。
除此，格言的形式可能造成困难，因为现今人们不够重视这种形式。
一段深刻隽永的格言不可能单凭阅读来解释，阅读仅仅是解释的开端，还需要有解释的艺术。
在本书的第三章中我举例说明了我认为什么可以被称为“解释”：
那一章以一段格言开头，整章的内容就是对那段格言的解释。
当然，如果能把阅读当成艺术，有一种技巧是必备的，而这一技巧如今又不幸失传了，因此我的文章在很长时间内还很难被消化。
若要消化它们，人们必须像奶牛一样，而不是像现代人那样，学会反复地咀嚼。
第一章“善与恶”、“好与坏”
一
我们应当归功于这些英国心理学家的还有初探道德发生史的尝试，可惜他们并没有就此提出任何疑点。
我承认，他们本身就是个疑点，他们甚至在写书之前就把一些基本观点提出来了——他们本身就很有意思！
这些英国心理学家们到底想要做什么？
人们发现他们总是在有意或无意地做着同一件事：
就是把我们内心世界中的龌龊部分暴露出来，从中寻找积极的、先进的、于人类发展有决定作用的因素，而这是些人类智慧的尊严最不愿意看到的部位，他们就是在这些习惯势力中，在健忘中，在盲目和偶然的思想网络和思想机制中，在任何一种纯粹被动的、机械的、反射性的、微不足道的和本质上是愚蠢的部位找寻积极的因素。
到底是什么东西使得这些心理学家总是朝着这一个方向努力？
是否是一种隐秘的、恶毒的、低级的、连他们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贬低人类的本能？
是否是一种悲观主义的猜忌，一种对失意的、干瘪的、逐渐变得刻毒而幼稚的理想主义的怀疑？
是否是对于基督教（和柏拉图）的一种渺小的、隐秘的、从未跨过意识门槛的愤忿和积怨？
抑或是对于稀奇的事物、对于令人头疼的反论、对于存在本身的可疑点和荒唐处的一种贪婪的嗜好？
当然，也可能是一种混合，其中含有少许卑劣、少许忧郁、少许反基督教、少许快感、少许对调味品的需求？
……可是有人告诉我说，这不过是些冷血的、乏味的老青蛙，它们在人的周围爬行跳跃，好像是在它们自己的天地中：
在一个泥塘中一样。
我很不愿意听到这些，而且我不相信这些。
假如允许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表达一个愿望的话，那么我真心地希望这些人能够是另外一副样子，希望这些灵魂的研究者们和显微观察者们能够是基本上勇敢的、高尚的、自豪的动物，能够知道如何控制他们的情感，并且训练他们自己为真理牺牲所有的欲望——为任何一种真理，哪怕是朴素的、辛辣的、丑陋的、令人不快的、非基督教的、非道德的真理，因为这种真理确实存在着。
二
三
可是第二：
那种关于“好”的价值判断的起源的假说除了在历史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以外，在心理分析方面也是荒诞不经的。
不自私的行为的功利被说成是该行为受到称赞的根源，而这个根源却被遗忘了——怎么可能遗忘呢？
也许这种行为的功利曾在某时失效？
情况恰恰相反，事实上这种功利在所有的时代都司空见惯，而且不断地得到重新强调；因此，功利不是从意识中消失了，不是被遗忘了，而是必然地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在意识中。
这样一来那种反对派理论倒是更为清晰合理了（那理论并不因此而更正确——）。
例如赫伯特·斯宾塞就表述了这派理论：
他认为“好”的概念就其本质来说与“有益”、“实用”相通，因此在“好”和“坏”的判断中人类总结并确认的正是他们关于有益-实用和有害-不实用的那些未被遗忘和遗忘不掉的经验。
根据这种理论，“好”即是那种迄今一直被证明是有益的：
因此，好被看成“最高等级的有价值的”效用，被看成“自身有价值的”效用。
正像我所说的，这种解释方法也是错误的，但是它本身至少是清晰合理的，而且从心理的角度上看也是站得住脚的。
四
有个问题为我指出了通向正确道路的方向，这个问题的提出本来是因为在词源学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表述“好”的词言文字：
在这里我发现所有这些名称都把我们引回到同一个概念转化——基本概念的等级含义往往是“高尚”、“高贵”，由此又必然转化出含有“精神高尚”，“高贵”意思的“好”，含有“精神崇高”，“精神特权”意思的“好”；这一转化又总是伴随以另外那种转化，“普通的”、“粗俗的”、“低贱的”终于被转化成“坏”的概念，这后一种转化的最有力的例证就是德文字“坏”本身；“坏”字（“Schlecht”）和“简朴”（“Schlicht”）通用——请比较“直截了当”（“Schlechtweg”，直译：
“坏的方式”），“简直不堪”（“Schlechterdings”，直译：
“坏的事物”）——因此“坏”这个字起初就是这样不屑一顾地径直把简朴的，普通的人置于高尚的对立面。
大约到了三十年战争时期，也就是说到了很晚的时候，上述内容才转变为现在通用的意思。
——这就为我的道德谱系的研究展示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它之所以这么晚才被找到是因为在现代世界上，民主的偏见对所有追根溯源的工作施加了障碍性的影响，甚至连那个看来是最客观的自然科学和生理学领域也不例外，当然我在此只能是点出问题而已。
那么这种偏见，一旦它燃起仇恨的烈焰，能给道德和历史造成什么样的特殊危害？
这已由臭名昭著的布克尔事件表明了。
起源于英国的现代精神的平民主义在它的故乡的土地上再次爆发，激烈得有如一座喷发的火山，伴随着迄今为止所有的火山都发出的那种令人扫兴的、噪音过大的、粗野的、不容争辩的声音。
——
五
六
政治优越观念总是引起一种精神优越观念，这一规则暂时尚未有例外（虽然有产生例外的机会），当最高等级是教士等级的时候，这一规则表现为教士们喜欢采用一种向人们提醒教士职能的称呼来作为他们的共同标志。
譬如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碰上了像“纯洁”和“不纯洁”这样的对立的等级观念，同样也是在这里后来产生了不再具有等级意义的“好”和“坏”的观念。
但是人们应该当心，不要立刻把“纯洁”与“不纯洁”这种观念看得过重、太广，甚至看成象征性的：
古人类的所有观念都应当从一开始就被理解为一堆我们几乎不能想像地粗糙的、笨拙的、浅薄的、狭窄的、直截了当的，特别是不具有代表性的东西，“纯洁的人”的最初的意思不过是洗澡的人，拒绝吃某种感染腹疾的食品的人，不和肮脏的下层妇女睡觉的人，厌恶流血的人——只此而已，岂有它哉！
此外，当然，从以教士为主的贵族的全部行为可以看清楚，为什么恰恰是在这种早期阶段，价值的对立能够以一种危险的方式内向化、尖锐化。
事实上，由于这种价值的对立在人与人之间最终扯开了一道鸿沟，就连精神自由的阿基利斯也难于毫不畏惧地逾越这道鸿沟。
早在一开始就有某种有害的因素孕含在这种贵族气派中，孕含在这统治者的、疏远商贸的、部分是深思熟虑、部分是感情爆发的习惯中，其结果是各个时期的教士们都很快地、不可避免地感染上那种肠道疾病和神经衰弱，可是他们为自己找到了什么方法来医治他们这些疾病？
——难道人们不能说这种医疗方法的最终结果已经显示比它要治愈的疾病本身还要危险百倍吗？
人类自身仍然在受着那些教士们的医疗方式的后果的煎熬！
让我们试想某种饮食方式（禁忌肉类），试想斋戒、节制性欲、“向沙漠”逃循（维尔·米切尔式的孤立，当然不包括由此产生的强饲法和营养过度，那里包含了医治禁欲主义理想的所有歇斯底里发作的最有效的方法）；再试想，教士们的全部敌视感官的和懒惰而诡诈的形而上学，他们依据苦行僧的和使用玻璃扣而且观念固执的婆罗门的方式实行的自我催眠术，以及对其根治术——虚无的、最后的、非常可以理解的普遍厌倦（或者对上帝的厌倦——渴望和上帝结成一种神秘联盟是佛教徒所渴望的虚无，涅槃——仅此而已！
）在教士们那儿一切都变得格外危险，不仅仅是医疗方式和治疗技术，而且还包括傲慢、报复、敏锐、放荡、爱情、权力追求、贞操、疾病——凭心而论，无论如何还应当加上一句：
只有在这块土地上，在这块对人类和教士的生存来说基本上是危险的土地上，人才能够发展成为一种有趣的动物，只有在这里，人的精神才更高深，同时也变得凶恶了——正是这两个原因使得人迄今为止优越于其它的动物。
七
读者已经可以猜测出，教士的价值方式可以多么轻易地脱离骑士——贵族的价值方式而向其反面发展了。
在每一次这种脱离发生时都有一个契机，都是发生在教士阶层和斗士阶层相互嫉妒、无法和解的时候。
骑士——贵族的价值判断的前提是一个强有力的体魄，是一种焕发的、丰富的、奔放的健康，以及维持这种体魄和健康的条件：
战斗、冒险、狩猎、跳舞、比赛等等所有强壮的、自由的、愉快的行动。
贵族化教士的价值方式，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具有其它的前提：
战斗对他们来说是糟糕透了！
正如我们所知，教士是最凶恶的敌人——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们最无能。
从无能中生长出来的仇恨既暴烈又可怕，既最富才智又最为阴毒。
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仇恨者总是教士，最富有才智的仇恨者也总是教士——在教士的报复智慧面前，其它所有的智慧都黯然失色。
没有这种无能者提供的才智，人类历史将会过于乏味——让我们举个最重大的事例。
在地球上，所有反对“高贵者”、“有力者”、“主人”、“权力拥有者”的行动都不能和犹太人在这方面的所为同日而语：
犹太人，那个教士化的人民，深知只需彻底地重新评定他们的敌人和压迫者的价值，也就是说，以一种最富有才智的行动而使自己得到补偿。
这正适合于教士化的人民，这个有着最深沉的教士化报复心理的人民。
正是犹太人敢于坚持不懈地扭转贵族的价值观念（好＝高贵＝有力＝美丽＝幸福＝上帝宠儿），而且咬紧了充满深不可测的仇恨（无能的仇恨）的牙关声称“只有苦难者才是好人，只有贫穷者、无能者、卑贱者才是好人，只有忍受折磨者、遭受贫困者、病患者、丑陋者才是唯一善良的、唯一虔诚的，只有他们才能享受天国的幸福，——相反，你们这些永久凶恶的人、残酷的人、贪婪的人、不知足的人、不信神的人，你们也将遭受永久的不幸、诅咒，并且被判入地狱！
”……我们知道，是谁继承了这种犹太人对价值的重新评价。
一想起这可怕的、祸及全体大众的首创，这一由犹太人提出的所有战争挑战中最根本的挑战，我就记起我在另一场合（《善恶的彼岸》第一一八页）说过的话——即犹太人开始了道德上的奴隶起义：
那起义已经有了两干年的历史，我们今天对此模糊不清只是因为那起义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八
——可是你们没有听懂？
你们没有看到某种东西需要两千年的时间才能取得成功？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
所有长期性的发展都很难观察、很难判断。
可这是个大事：
从那报复的树干中，从那犹太的仇恨中，从那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最深刻、最极端的、能创造理想、转变价值的仇恨中生长出某种同样无与伦比的东西，一种新的爱，各种爱中最深刻最极端的一种：
——从其它哪根树干中能够长出这种爱？
……但是也不要误以为这种爱是对那种报复渴望的否定，是作为犹太仇恨的对立面而萌发的！
不是的！
事实恰好相反！
这种爱正是从那树干中长出来的，是它的树冠，是凯旋的、在最纯洁的亮度和阳光下逐渐逐渐地伸展开来的树冠。
既使在光线和高度的王国里，这树冠也似乎以同样的渴求寻求着那仇恨的目的、胜利、战利品、诱惑，这种渴求使那种仇恨的根在所有的深渊中越扎越深，在所有的罪恶中越变越贪。
拿撒勒斯的这位耶稣，爱的人格化福音，这位把祝福和胜利带给贫苦人、病患者、罪人的“救世主”，——他难道不正是最阴险可怕、最难以抗拒的诱惑吗？
这诱惑和迂回不正是导向那些犹太的价值和理想的再造吗？
难道以色列不正是通过这位“救世主”的迂回，这位以色列表面上的仇敌和解救者来达到其精心策划的报复行动的最后目标的吗？
这难道不算是报复的一种真正重大的策略所使用的秘密非法的艺术吗？
这不是一种有远见的、隐蔽的、缓慢的和严密策划的报复吗？
以色列本身不正是这样被迫当着整个世界像唾弃死敌一样唾弃其报复的真正工具、并且让它钉在十字架上，从而使“整个世界”，即所有以色列的敌人，都不假思索地吞下这诱饵吗？
难道还有人能从精神的所有诡计中再想出一种更加危险的诱饵吗？
什么东西的诱惑人、陶醉人、麻痹人、使人堕落的力量能和“神圣的十字架”这个象征、“钉在十字架上的上帝”那恐怖的自相矛盾、上帝为了人类幸福而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这种无法想像的最后的残酷行动的神秘色彩相提并论？
至少可以肯定，以色列以这种情景，用其对迄今为止所有价值的报复和重新评定，不断地战胜了一切其它的理想，战胜一切更高贵的理想。
——
九
——“可是您还谈论什么更高贵的理想！
让我们顺应现实吧！
人民获得了胜利——或者说是‘奴隶’获得了胜利，或者说是‘暴民’，或者说是‘百姓’，随便您怎么去称呼它，反正这胜利是由于犹太人而获得的，而发起的！
任何其他的人民都未曾有过这样一种世界历史使命。
‘主人’被打败了，平民的道德取得了胜利。
这种胜利同时又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败血症（它已经在各个种族中融通蔓延），我不否认，无疑地，人类中毒了。
‘拯救’人类于‘主人’的统治的事业正获全胜。
一切都明显地犹太化了，或者基督化了，或者暴民化了。
（不管用什么词吧！
）这种毒症在人类全身的蔓延看来是不可阻止的了，其蔓延的速度从现在起倒是可能不断地放慢，变得更细致、更微弱、更审慎——人们还有时间……如今教会还能有什么了不起的任务，甚至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
也许人们可以不需要教会？
请回答吧。
看上去教会是在阻止和控制而不是促进毒症的蔓延？
这正可能是它的有用之处。
可以肯定地说，教会简直就是粗鲁村野的东西，是和细腻的智慧，和一种本来很时髦的趣味相对立的，它难道不应当至少自我完善一点儿吗？
……它如今得罪的人要比它诱惑的人多了……假如没有教会，我们之中有谁会成为自由思想家？
是教会而不是它的毒素在和我们作对……撇开教会，我们还是热爱毒素的……”——这是一位“自由思想家”对我的讲话的反应——他是一个诚实的家伙，反正他明显地表现出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一直在倾听我讲话，而且不容我沉默，可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却有充分的理由沉默。
十
奴隶在道德上进行反抗伊始，怨恨本身变得富有创造性并且娩出价值：
这种怨恨发自一些人，他们不能通过采取行动做出直接的反应，而只能以一种想像中的报复得到补偿。
所有高贵的道德都产生于一种凯旋式的自我肯定，而奴隶道德则起始于对“外界”，对“他人”，对“非我”的否定：
这种否定就是奴隶道德的创造性行动。
这种从反方向寻求确定价值的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向外界而不是向自身方向寻求价值——这就是一种怨恨：
奴隶道德的形成总是先需要一个对立的外部环境，从物理学的角度讲，它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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