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考改革还欠哪些火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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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高考改革还欠哪些火候
中国的高考改革还欠哪些火候？
许锡良
一、 中国的高考为什么要改革？
1、 基础教育要面临怎样的社会发展的需要？
中国目前的高考制度是应试教育的总根源。
只要你那样考，就必然是那样学，也那样办教育。
高考就是整个中国基础教育的指挥棒。
那么，这个指挥棒出了什么问题？
说起来复杂，其实概括起来也很简单，那就是用现在高考方式选拔出来的人才，远远不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甚而至于把中国的基础教育引向一个死胡同，也严重影响了整个基础教育的培养方式。
这种不适应主要表现为严重违背了人的生命原理，人的生命原理主要表现在人的生命的丰富性、完整性与独特性，表现在人具有的身心健康和独特的创造性。
教育首先是帮助人发现自己的天赋，挖掘自己的潜能，实现自己的梦想的，但是，在应试教育之下，人性被扭曲了，教育被高度同质化，人的发现能力与求知欲望被繁重的反复单调的背诵记忆及训练严重地损坏子。
以至于走出校门，不仅不能够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情，而且连自我也迷失了。
教育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你不能够用好的教育去培育身心健全的孩子，那么，就可能用坏的教育把孩子教坏，教傻。
受过错误的教育的孩子，反而不如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来得聪明，正是这样一个道理。
中国的基础教育是好的教育吗？
这一点我们不难分辨。
都说中国的基础教育是孩子聪明伶俐进去，呆若木鸡出来。
为什么会这样？
对照一下中美教育就清楚了。
美国式的基础教育是在综合实践活动中学，这样的学习方式主要体现了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研究性的学习，二是体验性的学习，三是合作性学习。
研究性学习主要体现在研究能力上，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是主要线索，体现的主要是逻辑理性的探究能力。
这样的能力与学生毕业之后走向社会的生活能力与工作能力是高度一致的。
通过这样的教育，学生遇到事情能够自己分析解决，自己能够为自己的发展提出问题。
体验性学习，主要是体现在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教育不能够只是知识、智能教育，还必须培养出健康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这些靠空洞说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在社会实践中去体验。
这些学习常常表现在社会公益性活动中。
而合作性学习，更是体现了人的合作探究能力，体现了人作为社会群居动物的这一特点。
教育有考试，这就必然有竞争，但是，教育如果只有竞争，必然导致学生阴暗的心理，主要表现为冷漠极端自私，不顾他人死活，甚至表现为幸灾乐祸。
只有通过合作互助，人才能够懂得与他人合作的重要性。
一个人从学校走出来，如果不懂得与他人合作，不懂得帮助他人，不懂人己之间互惠互利的重要性，那作为个人是不可能会成功，获得业绩，并且获得幸福的。
没有人愿意与极自私的人共事合作。
基础教育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其实是由人的社会性决定的。
可惜的是，中国目前的基础教育根本无法满足这样的社会发展需要。
而中国目前的教育状况，又来自于目前的一卷定终身的现状。
每年高考，一分之差，天上地下。
人的教育机会上的微小差异，也许就导致人一生命运的巨大差距。
没有哪个家长不面对高考感觉高度紧张，其原因就在这里。
2、中国的高考与美国的高考有什么不同？
这是一个老话题。
美国的高考是与其社会制度相适应的一种选拔制度。
美国的教育制度在培养人，选拔人的时候，不仅是多元的，注重个性差异的，而且也是能够比较全面测量与选拔出人的综合素质的。
美国也有类似中国高考的SAT考试，但是，这个考试不仅一年有七次之多，而且在录取大学的时候，也仅供参考。
有的学校可能重视一些，有一些学校就不那么重视，而且，这个考试也不是国家主持的考试，只是民间的教育测量公司主持的，只是因为测量比较全面，信誉比较好，获得了众多的大学的认同而已。
在美国，一个学生要进某大学，不仅要对这间大学的办学风格与学科专业特点有比较深的了解，而且还要做几样事情，这些事情都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完成的。
比如，要亲自写一封自我介绍的信，在学校的学习成绩与特长，还要有权威人士、知名教授、学者或者社会名流写的推荐信。
自己所读学校写的推荐信。
要有社会志愿者做义工的经历，而且不能够少于多少小时。
要有表现自己某方面杰出才能与独特之处的业绩，然后还要通过大学教授的面试，才能够决定是否录取一个学生。
学生与学校双方双向选择，互相融合，学校录取到满意的学生，学生找到满意的学校。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录取制度，肯定是比较能够把一个学生的综合素质测量出来的，特别是做社会公益性活动，既能够体现一个人的社会服务志向，又能够测量出他融入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
但是，其前提条件就是这必须是一个诚信社会，法治秩序有保障，社会信用是每个人的生存立足之本，对于违规造假者，零容忍度，才有这样的选拔保障。
可是，如果中国的高考也照这样做的话，那么，除了封闭环境下的统一考试SAT考试，会比较接近中国的高考之外，其他根本没有保障，造假是必然的，由造假引起的社会矛盾与社会不公将是非常危险的。
二、中国为什么会有近1400年的科举考试制度？
谈中国的高考制度改革，为什么还要扯到中国有近1400年的科举考试这个问题？
因为，分析这个问题，才能够解释得了中国的高考制度目前为什么只能够是这个样子的。
中国之所以在隋唐时期创造了科举考试制度，实在是因为当时的条件逼迫的结果。
中国西汉之后曾经有过“举孝廉”的方式来解决社会晋升与国家用人的问题。
孝廉，即孝子廉吏。
举孝察廉原为察举二科，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即举孝举廉各一人。
在两汉通常的情况下，孝廉则往往连称而混同为一科。
孝廉一科，在汉代属于清流之目，为官吏进身的正途，汉武帝以后，迄于东汉，不少名公巨卿都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
被举人的资历，大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经书的儒生。
被举孝廉后的任用升迁情况，在中央以郎署为主，再迁为尚书、侍御史、侍中、中郎将等官；在地方的则为令、长、丞，再迁为太守、刺史。
大家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这样的推举制度，肯定是腐败横生。
乃至没有几年，民间一个用人腐败的童谣就出现了：
“举秀才，不知书。
举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浊如泥，
高第良将怯如鸡。
”
腐败是必然的。
有权力的再去推荐一个人，只能是任人唯亲，任人唯贵，任人唯利，而不可能是任人唯贤。
这样的结果，对于皇帝家天下来说，在和平时期还勉强可以接受，勉强可以维持。
但一旦国家有难，那些被选拔出来的人，文不能够出治国安邦之策，武不能够征战沙场保家卫国。
这样皇家的江山社稷就危在旦夕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选拔出来的人大多是烂泥一堆，那么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有思想、有主见的人就埋没在民间了。
一旦国有危难，这样的人很可能就是皇家利益的死敌。
这样一来，抵御外敌，软弱无人，产生内乱，雄才辈出，这是皇家贵族们极不愿意看到的。
而且社会的不公平，是最容易产生内乱的。
中国二千多年的一治一乱，不就是这样形成的吗？
在吸收了前朝数百年的暴乱的教训之后，到隋唐时期终于想出了一个安抚人心的好办法。
这就是中国人贡献给世界的一个制度创新＿＿科举选拔制度。
唐太宗在录取了第一批科举士子之后，唐太宗（李世民，唐高祖李渊的次子）私自去视察御史府（考试进士的地方），看到许多新智取的进士鱼贯而出，便得意得很的说道：
“天下英雄，人吾彀中矣。
”这句话就是说：
“天下的有为青年，都已进入了我的圈套了。
”通过科举考试，至少保证了几个好处，将天下英雄的聪明才智消磨掉，让他们皓首穷经，心无他骛，这样江山社稷就安全了。
同时，因为形式上的公平，社会矛盾也会相对减少。
在考试内容方面，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考试的内容与科目，多少还是能够考出一个人的心智特点与灵气的。
比如隋唐的时候科举考试就有诗辞赋方面的考试。
这也是唐代诗词特别发达的原因。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即使是考诗词赋，那些通过科举胜出来的诗人，也不是一流诗人。
其代表性的诗人李白杜甫都不是科举制度的优胜者。
同时还因为诗词赋虽然能够测试出人的灵气与心智，需要人的创造性，但是，标准却极不好把握。
因此，宋元明清之后的科举考试都没取消了诗辞赋方面的考试。
而改为测试儒家经书。
特别是发展到明清之后，干脆改成“科举八股取士制度”。
为什么要改成“八股取士”？
因为八股取士简单易行，容易判别试卷。
在形式上保证相对公平。
实在没有别的意思。
“科举八股取士制度”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对外不能够保江山，对内不能够抚良民。
创造发明少，文明受阻滞，内忧外患，缺将少才。
这样的科举制度于传统农业时代尚且不能够适应，更不要说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了。
三、中国的高考究竟要改到哪里去？
我之所以把千年前的科举取士制度的老帐重新翻出来，是因为要找到这种制度的文化之根才能够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一个东西的产生与存在，总是有历史传统与现实根源的。
科举考试制度，不仅在形式上组织上保障从小读经书的儒生有机会走上仕途，而且在考试内容上对圣人经书也不可有丝毫的偏差，更不容许有批判的思维与自己独到的见解。
科举制度可以说是儒家教育思想与治国思想的最完美的结合，可以说是用教育制度、组织制度与意识形态多重方式保证了“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儒家思想。
不幸的是，这种科举考试制度的幽灵，并没有随着科举的地废除而退出中国社会。
相反，他很快就衔接在中国的高考制度上了。
以致于现在中国的高考制度越来越像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
不同的只是高考制度与仕途之间的关系，没有科举考试结合的那样密切。
但是，也并不是没有。
像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天然地比他大学要容易走上仕途。
虽然有多样复杂的原因，但是，有一个原因是很明显的，那就是组织上在考核人才的时候，有意识地偏向了这两间名校。
有时甚至规定北大清华毕业生到基层去立即就可以委任副处级干部，甚至弄个市长干干。
这也是许多地方政府对本地教育必须要求出北大清华生，其他一律不问的原因。
美国世界名校出正要虽然也不少，但是，基本上是与其他学校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奥巴马也要从义工服务做起，首先证明自己的实干才能与服务志向，才会有下一步的机会。
从校门到校门，自私证明他就有这个从政的才能？
中国的教育与儒家的“学而优则仕”关系密切，读书的目的，不是培养服务社会的志向，提高服务社会的本领，而是提高掠夺社会的机会与能力。
这种机会与能力，用北大老校长钱理群先生的话说就是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因此，中国的高考不能够将人的品德测试出来，甚至不能够将人对社会的理解测试出来。
一切为了分数，分数为了上名牌大学，特别是北大清华，上北大清华的目的，是为了做大官，发大财。
然后成为人上人。
这与世界上的名校培养方式是完全相反的。
一个人如果缺乏社会责任感与服务社会的意识，即使你的能耐再大，也与这些名校无缘。
中国的高考选拔制度，必须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
现代社会理念要求人有自主创新能力，有合作意识，有社会服务意识，有良好的人己关系。
这是中国高考改革的一个社会性方向。
第二个方向是中国高考制度要能够选拔出综合素质与能力比较强的人，这就必须增加综合实践活动的考核内容，多考学生能够在现实生活中灵活应用知识的能力。
这样作为高考指挥棒，也就能够有利于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
平时靠死记硬背、题海战术的学习的方法不灵的时候，自然这样的教育方式就不会有市场。
现在靠题海战术与死记硬背就可以上你的北大清华，为什么要改变教育教学与学习的方式呢？
第三个方向就是必须把学生的终身发展与感受与创造幸福的能力当成评价的终极标准。
前几年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要求学生背诵三百多年前的乡村落弟秀才编辑的蒙童教材《弟子规》，还规定不孝者不得入学。
北大校长当众向自己母亲下跪，表演孝子秀。
我就感觉好笑。
说明中国的教育还没有走出蒙昧状态，还需要重新启蒙。
教育之目的，是让人发展自己，成就自我，服务社会，达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良性循环。
教育在培育学生的时候，帮助学生提高自己的服务社会的能力，从而改造社会向良性方向发展，舍此并没有其他目的。
四、 中国的高考制度应该怎样改革？
1、中国的高考改革一定要与社会改革结合起来，中国的高考改革不是单独可以完成的。
中国要摆脱科举考试制度的幽灵，必须与社会改革结合起来。
要把高考制度改革、教育改革与整个社会制度的改革密切结合起来。
高考制度改革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其实就是社会人才选拔标准与选拔方式的问题。
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这个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精英人才？
怎样才能够甄别、选拔出这样的人才？
台湾对社会的精英，常常是用“菁英”这个词。
中国传统社会里的精英，是做人上人的意思，一切的努力就是超越他人。
而台湾的“菁英”则有来自草根，服务草根的意思。
真正的精英人才是为社会造福的人才，而不是掠夺型与享受型人才。
如果一个社会缺乏现代社会治理能力与相应制度，比如，人才的甄别与选拔，基本上还是西汉时的伯乐相马的“举孝廉“模式，那么，为了公平起见，只有通过考试来体现起点的公平。
这样一来，中国传统意义的科举制度，在目前的中国被分解成为两部分：
高考制度与公务员考试制度。
而且这两者关系又是非常密切的。
假如中国社会人才选拔制度改成民主选举方式则教育考试的负担就不会如此重负不堪。
其实，真正的社会精英，真正的人才，一定是在岗位上锻炼出来的，是在公平的、开放的社会环境中万马奔腾赛出来的。
所谓教育培养出世界一流人才的说法不是准确的。
假如用哈佛的模式培育中国人才，再用中国的“举孝廉”模式去选拔人才，哈佛模式也是不没有用的。
中国的高考制度改革如果不提升到人才甄别与选择的高度来看待，不提到文化遗传基因的高度来看待，是不会有出路的。
中国人有强烈的读书做官的欲望。
一切的学习，都是为了出人头地，即所谓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切教育的目的，只是为了把别人比下去，就个人来说如此，就一个地方来说也是如此。
这个地方政府与哪个地方政府相比，也是如此。
我这里考的北大清华多，这里不仅有教育政绩，而且将来还可能会有政界商界的人脉资源，真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了。
2、高考改革首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公平问题
如果公平问题不能够解决，必然滋生腐败，而滋生腐败必然会导致改革失败。
我们既不能够因为害怕不公平而产生腐败而不敢进行高考改革，也不能够因为要高考改革而无视或者漠视社会公平与教育公平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的一点点的招生自主权改革，就产生了5亿元的贪污犯，创了中国大学腐败之最。
一个小小的招生办主任，竟然能够利用手中这点自主招生权产生如此大的腐败。
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好在民国时期的高考给了我们一个好的样本。
为什么民国时期能够解决高考公平问题？
为什么那时候的大学自主招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腐败问题？
即使数学接近零分的钱钟书先生、数理化生四科只考25分的钱伟长先生都能够有机会进入清华大学，而没有人怀疑这里存在腐败？
原因很简单，民国时期就没有什么全国统一的招生考试制度。
各个大学根据自己的办学特色去制定录取标准。
大多数的时候还要教授面试。
大学独立面对社会负责。
大学基本上是教授治校，大学精神与普遍存在的严谨治学风气是抵制教育腐败与学术腐败的最好利器。
教授对自己负责。
如果你是一个学术造诣很高，视教育与学术研究为自己生命的教授，你愿意把一个完全没有学术研究兴趣的人招进来读你的硕士、博士吗？
这是民国大学敢自主招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纵观眼下中国的大学，行政化严重，不学无术之徒充斥了大学不少重要的岗位。
他们占据大学的重要位置，本来就不是为了什么教育与学术的，而是混个一官半职，发点横财，如果一放开招生方式，而其他方面没有改进，那简直如鱼得水，正是制造腐败的好土壤。
民国时期，那时的社会舆论监督也是比较到位的。
尽管有时也不那么公开透明，也存在着严重的腐败，但是，当时的媒体报道大学招生腐败的似乎并不多见。
因为，那时民间还允许办报，社会公器尚有公平公开生存的空间。
第三，高考改革一定要与开放制度结合起来
民国时期的大学之所以能够独立自主招生，就是因为，那时引进了欧美的大学制度与大学精神。
当时的办学形式多样，除了国立大学、私立大学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教会大学，比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就是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一所大学,曾经寄托着万千学子的憧憬和梦想,享有“东方的哈佛”之美誉。
广州则有岭南大学，山东有青岛大学。
竺可桢创办的公立大学，浙江大学则有“东方剑桥”之称。
只有办学形式多样，才能够构成一个健康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
行政垄断之下的一统江山式的办学模式，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模式，行政化是必然的，腐败也是必然的。
因此，中国的高考制度改革，一定要引进多种办学模式。
可以让中国更多的二三流，甚至三四流的大学与国外名校合作办学，提高办学层次，让学生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
打破目前只有北大清华，两家独的垄断局面。
中国高考制度的结症，说到底无非就是教育行政垄断的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能够由政府行政垄断办学权，改为社会自主办学，则中国的高考改革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这是谈真问题，回避这些问题而去讨论中国高考制度改革与教育改革，只能够是自欺欺人的伪问题。
若要讨论，只是为了赚些稿费，评个职称之类，或者只是为了赚个教育改革家的噱头，出点风头尚可，而于实际的问题解决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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