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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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最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就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了专题的讲话。
今天主要是围绕这个讲话的精神，谈一点自己的学习体会，就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说，从理论层面上看，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实践上呢？
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比较早，但在实践过程当中，应该说进展也不是太顺利。
正式的提出，是中央“九五”计划建议就提出了，当时就提出了转变增长方式。
那么从转变的实施的进程来看，应该说不是太理想。
现在又到了一个关键阶段了。
我今天结合这个问题呢，谈一点自己的体会。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中央文件，党的文件，领导讲话，多次提到过。
十七大报告说实现未来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去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领域一场变革，这个高度提得很高，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
比如说这是最近的党的一些文件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关键性的提法。
那么为什么要重新提出这么一个话题？
我们已经再早的话，最近我听吴金年老师讲，再早，就是80年代后期，实际上就是提出这个问题。
如果追溯到更早一点，当然正式的文件是在“九五”计划建议里。
那么现在为什么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
中国经济实际上发展已经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口。
我们在经历了30年的持续、较快增长以后，正在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总书记讲话说，呈现很多新阶段的新的特征。
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也加快了我们这种阶段性转变的进程，也预示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正在出现重要的转折。
为什么这么提？
因为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而且过去30年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在因素也在发生新的变化。
所以，我们不转变，没有出路。
我是这么开个头。
我想就四个方面谈一下我的认识。
第一个，金融危机的冲击，本质上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
这个也不是我说的话，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的话，我谈一下体会。
第二，转变发展方式，是应对国内外挑战的必然选择。
第三，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特征和面临的矛盾。
第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任务和路径选择。
我主要谈这四个方面的体会。
因为时间很有限，我可能说的快一点。
一、金融危机的冲击的，从本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不妨做点延伸。
首先，我们看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个基本的轨迹。
很简要的，因为我们要谈经济发展嘛，我们要了解一下一个基本的背景。
那么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高速的增长期，年均的增长率是9.8%。
在过去30年。
这个明显的高于全球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
过去30年全球经济增长大概在3%左右。
那么下面这个图就显示的我们增长率的曲线和全球经济增长曲线的一个比较，一个对比，那么可以看得出我们这个增速一直是在全球平均增速之上，中国也是世界上高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体之一。
那么，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博士（Dr.MichaelSpence），他曾经做过个研究。
他把二战以后高增长的国家，做了一个归类。
他的高增长的概念是什么呢？
年均增长率7.5%以上，持续25年。
全球一共有多少个经济体呢？
有11个经济体。
中国是这11个经济体当中唯一的一个大规模的经济体！
那么这11个经济体里面的绝大部分都已经结束了这个高增长这么一种阶段，中国依然还在延续。
所以他就对中国的这种经济的模式非常感兴趣，做了很多相关的研究。
我是介绍一个背景。
如果是要看本世纪以来，我们再把它拉近一点。
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呢，应该是说经历了一个繁荣期。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繁荣期，为什么呢？
因为2001年到2007年，这次金融危机是2008年第四季度冲击我们国家。
2001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7年的上升过程，年均增长率逐年提升，从8.3%一直提升到13%，上升的这个持续时间之长、运行之平稳，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
我们看这个曲线就可以看出，我们从2001年开始经济增长是一个缓慢的持续的上升过程，一直到2008年，从13%的增长率回落到9%，就不像以前这个波动这么大。
最近的一次波动，就是1992年突然的大幅的上升，然后缓慢的回落。
我们这一轮上升过程是一个缓慢的爬升过程，所以这个时期，应该说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去30年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快速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
当然，对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它主要因素是什么？
现在很多学者在讨论中国模式，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些因素是什么？
各人角度不一样，有的从政治的层面，有的从经济的层面，有的从微观的层面，有的从宏观的层面。
如果从哲学层面上去看，我们不去做实证分析，那么做一些归类，我觉得大概几个方面因素是可以，可以去考虑的。
第一个，是中国的改革是特有的。
中国的改革模式，是渐进改革和增量改革。
我们通常就是，存量先不动它，去培育一块新的增量，用这一块新的增量，高效率的新的增量，来倒逼这个存量的改革。
这种模式相对于东欧的休克疗法，是有它的中国特色的。
第二，我们又很容易忽略的，就是中国过去几年这个人力资本、人力资源的大规模开发，是人力资本的这种外溢的效益，这个比较容易忽略。
这个也是个重要的因素。
你要看一下，中国过去几年高等教育的这种增长规模，也是世界上少有的。
我记得我们那一年考大学，才招收20多万。
我们77年考大学。
现在一年630万。
630万是什么概念呢？
你不好说，就是芬兰的人口，560万。
我们一年毕业一个芬兰。
挪威的人口，大概也就不到600万。
我们一年毕业一个挪威，毕业一个芬兰，这个大学生的规模。
这种人力资本的外溢效益，可能是我们以前不太注意，这个很大。
第三个，就是消费升级和消费革命。
为什么叫消费革命？
中国的这种大规模的人口，它的消费结构的任何变化，我觉得都有革命性意义。
我们经历了几次消费的升级，而这种升级，对于我们经济的拉动作用实在是太大了。
你比如像现在我们住、行的消费。
中国汽车销售，去年是1360万辆，全球第一，这个对于中国制造业的这种拉动作用，可能是其他国家很难比拟的，这种消费的带动作用。
第四，就是中国特有的工业化模式，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国际资本嫁接和它特有的规模经济优势。
由于中国的市场很大，任何一种生产商很难完全垄断这个市场，所以他就使得在这种内部的市场上有相当的竞争性。
你很难完全垄断。
一个汽车公司很难完全垄断中国汽车市场。
所以只要开放中国汽车市场，各种国外的汽车公司，他要在这个市场上去进行竞争，就会提升这个市场的效率。
另外，我们由于这个市场很大，在企业的成长初期，它可以通过国内市场来逐步的成长，然后形成一定的规模以后，再去参加国际竞争。
再因为，我们这个市场是渐进开放的，它可以在国内市场逐步的培育，做大以后，才逐步的进入国际市场，不会在幼年时期就夭折，过早的夭折。
第三，它可以分摊成本。
由于大规模的优势，规模经济的优势，他可以相对来说，去分摊研发成本和相关的公共性成本。
第五就是，中国这种城市化的模式和相应的这种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我们这种城市化的规模，可以说世界经济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1.6亿的流动人口，如果再有流动农民，进城的务工的农民，再加上他的家属的话，那么这个规模就是实在是太大了，那比历史上所谓的圈地运动规模不知道要大多少。
它带来的相应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也是非常大。
而由于中国这种进程远远没有完成，所以，在今后几十年，它也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城市化，今后几年依然是，我们这个进程远远没有完成。
特别是农民工，还没有市民化，完全市民化，所以这个进程还会起作用。
再一个就是积极主动的参与经济的全球化进程。
我们是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打开国门，我们是一种主动的参与，去分享全球化的红利。
这个对中国的意义也是非常大。
最后一个就是政府的积极有效的参与。
这个是最具中国特色。
当然以前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很多的是一种比较负面的认识，认为政府干预市场，扭曲市场。
这个问题存在。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地方政府间的这种相互间竞争机制，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内生动力。
没有地方政府的这种比赛，相互间的这种比赛，可能中国经济这种高速发展也没有这么强大的动力。
就是现在，你换一个视角去看，它里面可能也有积极的因素，参与程度非常高。
你要到地方去调研的话，你会发现，地方这种发展经济的热情，实在是太大，这个“5+2”、“白加黑”，真像拼命一样的，就像比赛，谁都不愿落后。
这个也是中国非常特有的一种东西，很有意思。
那么再说得近一点，就是金融危机的冲击，就是2008年第四季度以后对于中国经济形成巨大的影响。
但是呢，我们说，它虽然是对我们发展速度的冲击，但是本质上可能更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这一类调整要早于金融危机的冲击。
你如果要看季度增长率，2001年以来的季度增长率，我们2007年的第三季度，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就开始下降了，而且是逐季下降。
我们这一轮经济，季度增长率最高点是在2007年的第二季度；2007年三季度，经济增长就逐季下降。
那么到去年,2009年的一季度，降到最低点，6.2%的增长率。
这个下降的过程持续了7个季度。
那么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经济这一轮调整，早于金融危机。
它表明中国经济的调整一定有它内生性的原因。
金融危机，是一个外生性的因素。
金融危机只是加快了中国经济的下滑的速度，加大了它下滑的幅度，但不完全是这一类调整的全部的因素。
现在一说，我们这一类经济调整，就是金融危机冲击。
我们说有这种因素，但是更内生性的因素是我们经济自身内部的周期性的调整和结构性一些因素带来的一些变化。
所以我们说怎么去认识这个问题，这一类调整一定有它内生的因素。
实际上国际金融危机前，我们就面临这个结构性的失衡。
我们的经济发展，由于这种发展方式带来的这个结构性的矛盾，已经非常突出的表现出来。
在危机前主要是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剩。
当时我们是这么来概括的。
投资增长过快，就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外贸顺差过大，就反映了这个外需和内需的失衡，这就是经济发展方式本身的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呢，实际在危机前就已经很充分的表现出来。
我们这个调整为什么出现在金融危机之前？
也是由于这些结构性因素带来的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股市。
股市的调整，也是在2007年的第四季度。
如果不是那轮的调整的话，一直累集到金融危机后再来调整的话，股市的这一类调整的幅度就会更大。
所以我们说，这个都是在危机前都已经暴露出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转变发展方式是什么意义呢？
我们说，它必然会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冲击如此之大，从表层上说，是由于外部需求的急剧收缩造成的出口大幅下降，然后再造成国内工业生产的快速回落和就业的下降，但深层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构性矛盾不断加剧的结果。
从表现上说，最早沿海地区外需收缩了，然后，带来了工业生产的收缩，然后再带来就业的收缩，这个传递过程是这么样的，然后再影响到上游的能源、原材料部门。
但是深层原因就是由于我们这种结构性矛盾，本质上也是既有的发展经济方式带来的这种矛盾和问题，在金融危机条件下更加充分的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说，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说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
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我们看，它有两个基本性的约束条件。
我们可以后面去总结它的这种特征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有两个基本性的约束条件，这个是可以进行总结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程度很大。
如果我们看这一轮增长，就是2001年到2007年，我们从8.3%增长速度提升到13%，提升了多少个点呢？
4.7个百分点。
那么提升这4.7个百分点，它相当于需求的贡献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们也做了个计算，是根据我们投资所一个计算。
顺差，就是进出口，它的贡献是多少呢？
占了55.3%；资本形成的贡献是19.2%。
这两项贡献加起来，就是70%多了。
那么这一轮加速呢，更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外部需求的拉动，就是我们从8.3%的速度提升到10%以上的速度主要的贡献是什么？
这个是外部需求的贡献。
大家回顾一下，2003年我们的顺差是逐年扩大，好象是2005年是1000亿，2006年1775亿，2007年2622亿，2008年接近3000亿，2009年即去年也是接近2000亿，1900多亿，大概是这么个变化。
我们这一轮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外需贡献是主要的因素，说明了什么？
我们对出口的依赖程度相对来说是很高的。
第二个基本的特征，就是经济的增长对生产要素高强度投入的这种过渡依赖。
如果我们做个模型、做个计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轮的增长，就是2001年到2007年我们资本的贡献，是比90年代有所上升，是66%，而90年代是54.5%。
但是资本的贡献，包括资源的投入、土地的投入，它都可以价值量化为资本的贡献，就是我可以把它价值量，价值化，然后作为资本的贡献。
劳动投入相对比重是下降了，全要素的贡献率也是下降的。
全要素的贡献率包括科技进步，包括体制创新。
这个全要素贡献率也是下降的，从30.8%下降到23.5%，说明我们这一轮经济的变化，就是本世纪以来，这个经济的变化，外需的拉动，要素投入的拉动，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一次金融危机使得我们这种传统发展方式这种问题更加充分的表现出来，也使得中国经济在走向未来、在新的发展阶段要走什么样的路子这个问题也更加突出的凸显出来。
所以我们说，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性转换的一个关键时期，到了一个战略性转型的关键时期，就是我们必须去转换我们的发展方式，我们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在新阶段，我们面临一些什么重大课题呢？
我归纳了5个方面，不知道准不准确。
第一，在全球经济进入深入调整，外部需求扩展在较长时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扩大国内需求？
危机前我们外需扩展是很快的，年均增长率是4.6%。
如何有效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改变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或者说较多依赖。
第二，在产能过剩压力加大、资源环境矛盾加剧的条件下，如何提升制造业的技术支持和人力资本含量，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工业规模扩张的过度依赖。
第三，在资源、土地和劳动力等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生产要素成本趋于上升的条件下，如何加快培育以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的竞争优势，改变经济增长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的过渡依赖。
第四，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这种要求日益迫切，经济发展对科技、教育要求越来越高的条件下，如何加快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增强科技、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改变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
我们说第四个课题就是新的阶段我们必然要面临的。
第五，在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结构调整难度不断加大的条件下，如何突破深层次的体制改变，对已经形成的经济关系和利益格局进行新的调整，加快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转型的体制环境。
这个是我们面临的第五课题。
我做个简要的归纳，就是走向这个新的阶段，我们面临一系列新的重大的课题，必须去解决；不解决的话，我们进一步的这种持续稳定的发展，就会遇到新的障碍。
今后一个时期，是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
我们既要通过这种转变化解过去高增长时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也要为经济复苏后我国经济迈上新台阶，实现更长期、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
所以我们说，这次转变所要完成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艰巨。
它不仅有结构调整的，也有体制变革的；不仅有经济领域，也有社会领域的。
相对于以前来说，我们说，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加复杂了，更加艰巨了。
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关口，面临着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新的重大选择，就是向处去，不进则退，不进则亡。
所以我们必须变革我们的发展方式，为我们的现代化拓展新的空间。
如果说，改革开放是着手从体制层面的一次战略性调整来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话，今后30年可能是从发展模式层面上一次战略性调整，来推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所以我们说，如果把改革开放30年作为中国的第一次转型的话，我们可以把今后迈向中等发达国家这个目标，视为第二次转型的变革。
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叫第二次转型。
那么有的人把它叫为“三次”：
就是建国以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次转型；改革开放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是一次；现在我们走向新的发展方式，又是一次。
我们说，可能要从这个层面上去认识这个问题。
第一次转型就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财富积累，促进了劳动力转移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使中国成为一个经济的大国。
我们基本实现了这个目标。
今年全球都这么认为我们可以成为全球的第二大经济大国，超过日本。
所以我们成为从一个人口大国转向一个经济大国，这个目标，我们通过过去30年可以说基本实现。
通过我们的体制转型和对外开放，我们的核心是改革开放。
那么第二次转型呢？
我们必须要通过新的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结构转型，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提高社会共享水平、共享发展成果的水平，来为中国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使中国成为经济强国。
我们第二次转型的目标，是要使中国成为经济强国，全球的经济强国。
所以，这个过程，可能比第一次转型更加艰巨，而且更加复杂。
所以我们说，这就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重要的出发点。
二、转变发展方式，是应对国内外挑战的必然选择
首先，我们看国际挑战，看国际环境。
以这次金融危机为标志性事件，世界经济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我们总结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较快增长的态势，开始了全球范围的新一轮深度调整。
这种调整可能表现在诸多方面。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从几个主要方面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经济全球化。
如果说金融危机前是一轮全球化的高潮的话，那么我们说，危机之后可能是一个相对低潮阶段。
金融危机前，全球经济为什么会经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
主要就是全球市场的整合，创造了巨大的全球化的红利。
这种整合，尤其表现为新兴市场的加入。
你比如，中国低成本的制造业劳动力，印度低成本的服务业劳动力，俄罗斯低成本的油气资源，巴西低成本的农矿产品，它都整合到这个全球生产体系当中去，降低了全球的生产成本，提高了它的规模经济效益，所以我们说创造了巨大的全球化的红利。
那么这次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多哈回合进程在短期内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减小，金融全球化的这种发展步伐可能也会相应的放慢。
所以说，全球化是种趋势，他是不可阻挡，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但是我们说在未来一个时期，它会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经过一个相对低潮的阶段。
这是面临的外部环境。
这就比原来要困难。
我们说你进一步依靠外需去拉动，相对来说是困难的。
第二，新科技革命短期内能不能取得重大突破？
我们说也比较难。
上世纪的上半叶是一个科技革命的相对的高潮期。
到了下半叶，主要是IT革命。
IT革命在上世纪90年代，对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特别是美国经济这个高速增长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当时美国人把IT革命带来这种经济现象叫新经济。
当时很多学者去总结这种新经济的现象，里面有一条，叫“新经济的特征就是没有经济周期了”。
这个话，话音未落，2001年美国这个网络股泡沫破灭，美国经济迅速下滑。
网络股泡沫破灭就标志着，IT革命的技术创新阶段的高峰，它的技术创新的垄断利润，可能开始减弱，它的高峰可能开始过去。
所以美国的很多创业投资就从IT领域撤出来，转向了房地产投资领域，所以造成了美国房地产这一轮就是说繁荣，然后就引发了后来的以房地产为背景的这种次贷危机。
这个可能有一定的关联效应。
那么金融危机后，全球范围内兴起了所谓的绿色能源和低炭经济的发展的这一轮高潮。
但是绿色能源能不能引领，绿色能源科技能不能引领未来的经济发展？
当然我们说它可能是一个发展方向，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环境的变化这个方向；它在科技的层面上能不能引领未来发展方向这个问题呢？
我们到美国，我也提这个问题，给美国的这个学者；也不完全认同这个概念，就是因为我们看IT革命它有很多特征，就是说IT他有很强的渗透性，就是信息技术有很强的广泛渗透性。
这种渗透性，这种技术的这种带动效应非常强，很强的渗透性。
IT还有很多特征，你比如，复制成本为零，就是它的这个复制成本很低。
你一个软件，你要复制一下；一个程序你要复制一下，这个复制成本为零。
当时也是一个，IT所谓的摩尔定理：
18个月这个性能提高一倍，成本降一半。
那么你在绿色科技领域，都很难看到这种特征；而且绿色能源现在所谓的风能、太阳能，还有所谓的补贴机制和分摊机制。
所以我始终在提这个问题：
一个要其他行业来补贴和分摊成本的行业，他怎么能够引领其他行业的发展？
怎么能够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
所以这一问题我没有完全解决，我思想里还没有完全解决。
但是我去美国，我们也去考察一些美国新科技，绿色科技能源的企业，比如，最典型的一个叫叫“运用材料公司”，它是做什么呢？
做太阳能涂膜的。
这个涂膜技术基本上都是，我们国内，包括无锡的尚德，都是从他们引进；也去看了美国的风能的这些企业。
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美国人，他把这个把绿色科技吹的很响，那么你要去看“运用材料公司”的话，他这个研发，我们不断的去买他的技术，然后他就不断的增加它的研发投入。
这个就等于是什么呢？
我们在为这个产业的技术的发展在支付成本。
这个产业的成长曲线，如果是一个逐步向上的话，这个成长过程，我们支付了大量的成本。
我们在为这个产业成长在支付大量成本。
这个涂膜技术，它最核心的技术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配方，就是这个膜的配方，就像可口可乐一样，这个配方它是永远不会告诉你的。
你可以买它这个设备，他这个生产线都可以给，他这个配方是永远都不会告诉你的。
所以你在不断引进他设备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在支付这个研发成本，就不断在支付这个研发成本。
所以我们现在搞太阳能。
当然现在太阳能是两条路线，一个是多晶硅，一个是涂模。
涂模的呢，现在发电效率比多晶硅要低一点；但是一旦它突破，上升到一个新的平台的话，技术实现突破了，那我看这个多晶硅就完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技术路线非常重要，就像这个数字技术和这个模拟技术一样。
日本人搞模拟技术，美国人搞数字技术；一旦数字技术确立了优势之后，模拟技术就等于是垃圾，就是一堆垃圾。
所以太阳能技术路线，同样是这个问题。
我们多晶硅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
现在，太阳能领域我们发展是非常快，我们大量的在引入设备，实际上是这个行业的发展我们在支付成本。
所以对这些，就是我们需要冷静的思考。
我们正在加快战略信息新产业的培育，在这个领域我们不要完全就是走一套路线，我们要多种领域选择。
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新科技革命。
第三，全球失衡，面临着这种再平衡的调整。
这次金融危机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次强制性的调整。
你失衡、失衡，就是从某角度来看，也是一次强制性的调整，他势必会推动全球经济的再平衡。
在这种调整当中，美国的这种负债消费模式和东亚国家的这种过剩生产模式他是对应的。
东亚国家的生产模式，都会进行相应调整。
美国原来是大量进口，透支消费；现在奥巴马政府提出，最近一次国情咨文提出，5年使美国的出口翻一番。
翻一番是什么速度啊？
5年，它的出口增长率，年均增长率要多大啊？
所以美国是在提高它的储蓄率，提高它的进出口率，降低它的消费，降低它的消费率！
我们原来是出口；现在这种强制调整，你出不去；那么，它会倒逼你提高这个国内消费率。
美国是降低消费率提高储蓄率；我们必然是要降低储蓄率，来提高消费率，它是个逆向的调整。
这种调整，对我们发展方式也会带来巨大的影响。
第四，世界经济在短期内也难以增长。
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在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从最近的复苏态势来看，全球经济复苏非常缓慢，非常疲软。
美国去年4季度、2季度、3季度：
2.6；4季度：
5.7；5.7里面有3.5个点是库存的增长，在调整库存，因为它原来调整库存，现在增长库存。
一旦这个库存的调整完成以后，它的增长速率可能又会下调；那么全球的金融体系尚未稳定，欧元区又不断暴露出新的主权债务风险，然后退出政策面临两难决策：
你退不退？
你不退，通胀压力也在加大；你要退，经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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